第三十一章3金钱至上，个人第一
在香港，只要付钱，即有人代为料理一切家务；只要付钱，即有人代为照顾教育子女；只要付钱，即有人代为按摩及放水洗澡；甚至只要付钱，即有人代为生育子女。在这个金钱万能的社会，金钱大有取代母亲、取代太太之势！于是在香港这样的金钱社会，有了钱，你就拥有了一切。
香港商人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在商界，香港商人也以效率和速度著称。由于其地域特殊性而受“西化”影响严重，香港商人奉行“金钱至上，个人第一”。
在港商的生活词典里，挣钱是人生的第一要义，因为不挣钱，经商者的一切理想都只能是空想。因此，香港“电影皇帝”邵逸夫从不掩饰自己的商业目的——赚钱。与时常出现在娱乐版头条的明星身份相比，六叔或许更中意被视为是一名成功的商人——挨得苦、做事勤勉、精通业务、市场敏锐度极强、对成本锱铢必较，老一辈港商的致富之道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至20世纪60年代，邵逸夫的影视王国颇具规模，他的勤勉却不减年少。
据说邵逸夫至古稀之年仍坚持每天工作16个小时。著名导演张彻在邵的手下工作过，他写的书中回忆说：“邵逸夫当年治事之勤，是我生平罕见，他坐的劳斯莱斯是名贵豪华的车，车里有酒吧，他改装成小型办公桌，连途中的时间都不浪费。”
拍电影、卖电影的人大多喜欢以“文化人”自居，六叔倒愿意诚实地承认自己是一个生意人。影评家们常常指责邵氏出产的影视作品“媚俗”，缺少艺术价值，产量大、传世少。但仅以商业价值而言，专走小市民路线的“邵氏出品”称霸香港电影市场近二十年；常被斥为盛产肥皂剧的TVB，也能常年坐拥本港收视率和广告收入之首在营商方面，六叔则与所有对成本锱铢必较的香港老板并无差别，他甚至为此闹出了笑话。
例如，当年尚未成名的李小龙曾找他毛遂自荐，欲以每部一万美元片酬拍电影。但邵逸夫认为此人太狂妄而把价码压至每部2500美元。结果李小龙掉头投奔了六叔的竞争对手嘉禾，致使邵氏错失了香港电影史上最具票房号召力的“金鸡”。另一次是他拒绝了一名剧务要20元买100个生煎馒头给片场工作人员的申请，理由是公司内部食堂所卖的馒头一个一毛钱。结果，出外景的工作人员因没有早餐吃而闹罢工，邵氏为此损失了近万元。事后，六叔的太太方逸华只好戏谑地告诉公司同仁“他可省了十元。”
香港是一个由富有者支配的社会，其他团体都屈服于货币的诱惑。可以说，香港的一切事物——包括音乐、艺术、文学和体育运动都商业化了：香港的聚财者，包括那些大商人、金融家、实业家的社会声望和地位，都是由他们所占有的财富营造出来的。社会上最流行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聚财文化。聚财者成为人们心目中赞许的偶像、崇拜的楷模。对于港商来说所有的行业都有商机，可以大胆去发掘。
“金钱至上，个人第一”被认为是香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便不再奇怪了。这种意识形态也实实在在的影响到香港的家庭。从家庭与社会关系：户看，香港人“利”字当头，以家庭经济利益为本位，并把家庭利益放在社会利益之上：而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对功利亦诸多计较，一个人在家中的地位往往要看他在家中经济奉献的大小。在香港，人们对亲戚朋友甚至“自家人”的帮助和如何帮助，往往是以能否换得自身更多利益为出发点的：
在香港新一代身上，功利主义表现得尤其直露和强烈。香港的孩子，已经很久不爱读书了，每个孩子站出来都会“醒目”得令你眼前一亮，但就是少了一股“书香”。一些年轻的父母常把这样—句话挂在嘴上：“生仔至紧要个醒目，赚到钱。”
在商言商，言商即是挣钱，这个道理在港商看来，再自然不过，也再简单不过了。他们对财富的欲望很大，并且丝毫不隐藏自己对金钱的渴望。这种赤裸裸的财富欲望让香港人活得很率真，也刺激了当地商业的繁荣。在这样的商业社会，小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完全颠倒过来了，拜金主义盛行，钱财往往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中国传统的温情脉脉也发生了质的变化，金钱关系更胜于至亲挚友关系。于是对于港商可以与他们大胆讲价谈钱，也不要谦让，能赚则赚，把利己放在首位。
“报业女王”胡仙小姐坦言：少谈政治，赚钱为上。
胡仙博士是著名的爱国侨领、“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女儿，1931年生于仰光，早年就读于香港和新加坡，1951年、1967年分别在美国西北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修习新闻专业。
1954年9月，胡文虎去世后，胡仙继承父业，成了香港星系报业的领军人物。当时，胡仙只有23岁，而《星岛晚报》处于负债状态。许多人为胡文虎创办的星系报纸的前途担忧。但是，胡仙是个性格倔强的女孩，是个不服输的女强者。她立志把父亲的事业发扬光大，下定决心把报纸办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她从熟悉业务开始，虚心地向老员工们学习，掌握了各种办报知识和办报策略。继而改变她父亲“报纸不涉及政治”的做法，使报纸销路大开。另外，她从“处处为读者和社会着想”，坚持“只要是个好记者就可以录用”的原则，招录了一批本领过硬的记者、编辑，搜罗了不少能干的不同类型人才。胡仙还明确告诉记者、编辑，写文章并不是给老板看的，因此不必看老板的脸色行事。对于港商来说少来情感色彩，他们不会吃你这一套。在胡仙的领导下，不到５年时间，成功地扭转了日渐下滑的营业状况，使《星岛晚报》扭亏为盈，并使《星岛日报》、《星岛晚报》成为香港销量最大的报纸。
1963年起，她的星岛报业在世界上20多个地方设立了办事处，通过卫星将新闻从香港传送到美国纽约、旧金山，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法国巴黎，英国伦敦，澳大利亚悉尼等地，使《星岛日报》成为世界上第一份国际性的华人报纸。有人赞誉道：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星岛日报》。
胡仙成了举世公认的报界“女王”，但她没有止步于办报的路，她在经营报业的同时，还开办了现代化的印刷企业，买下了一家商店，盘下了一家出版公司，并兼营药品、音像、医院等。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她又把视线投向了营利最大的房地产界。1970年代以后，她先后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等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房地产投资，并专门成立了星岛地产有限公司。1990年代以来，她也涉足内地的投资房地产、印刷业等，到1993年投资总额已达2.5亿港元。
在香港，不仅像邵逸夫、胡仙这样的富豪重视取利赚钱，就是一般的港商，都同样把赚钱作为人生的第—要义。他们生活目标的功利主义色彩十分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