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ul d'Albert de Luynes,1703—1788）：
抢先于伏尔泰的不朽者
“法兰西学院、国王和公众都指出我有幸继任弗勒里红衣主教，进入四十人的行列；但是米尔普瓦先生不愿意，他最后过了两个半月找到一位主教来占有本该归我的那个位子，我相信像我这么一个教外人士最好永远放弃法兰西学院，享受民间给我的荣誉……”
伏尔泰是在1743年4月4日给朋友写了这封信，后来显然没有“永远放弃”。他在三年后又出面竞选，得到一致通过。他的一时挫折令人想起一百年前高乃依的遭遇；在《熙德》作者这件事上，可以解释为黎塞留恨他，大家不愿意他尸骨未寒便对他表示大不敬。《查第格》的作者伏尔泰是他那个世纪的文学界之光，原因有点类似，但是不那么明显。
于是他亲自出马控诉米尔普瓦主教。这位院士以敌视启蒙时期哲学家而闻名，在这件事上据说甚至违背了路易十五的意愿；但是孔多塞可以说是伏尔泰的精神弟子，反对这个看法。他在老师去世后做了一次小小的调查，获知“这实在是国王本人不愿意伏尔泰继任弗勒里红衣主教在学院的位子。陛下认为这两人之间差异实在太明显，要让一个人亲口颂扬另一个人，这样的对照会贻笑大方”。
这个解释听了令人信服，伏尔泰本人应该也猜到这种可能。但是他不能公开承认；若有朝一日获得入选的机会，说是国王看中他，对他还是有利的。
为了“填补”哲学家看中的“那个位子”，他们“找来了”巴约的主教保尔·达尔贝·德·吕内。是一位神职人员接替另一位神职人员吗？还可以加上一句，第二十九把椅子的新主人按照前任的先例，不久也穿上了红衣主教的红袍子，也同样在国王家里行使指导神父的职责。但是这些仅是表面的相似之处，其实这两人在大事上并不一致。弗勒里的雄心是保持王国的权威，吕内则是王国衰落的见证人，差不多相伴到最后阶段，因为他活到了1788年，正是王朝崩溃的前夕。
圣西蒙公爵不是说到弗勒里在晚年还保持了青春时期的“余韵”？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他当年掌权的时期。只要弗勒里尚在位子上，旧制度还有一些回光返照。在他之后，已可以说是“洪水时代”[8]，或者至少已回天乏术，直坠地狱了。
路易十五的导师知道保护他避过世道的无情，还有他周围的恶魔。那位老臣去世时，国王声称要像他声名显赫的曾祖父那样单独执政。但是他自己被接二连三的情妇掌握于股掌之中。他的威信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宫内都日益衰微。
在这方面有一件逸事非常说明问题，值得一提。1744年8月，国王驾幸梅斯，病倒在床上，以为自己大限已至。他把指导神父召到床头，要求给他做临终傅油。指导神父要求国王立刻把那时的宠妃遣送回去，对自己的罪恶进行公开的忏悔。这份忏悔书立即传达和分发到王国的许多教区，这使国王的形象大大受损。若在弗勒里生前，国王不可能受到这样的污辱。
国王恢复健康后，把指导神父逐出宫门，又贪婪地染上曾经被迫忏悔过的旧恶。但是这件不愉快的事老是缠绕心头，使他对信教的人怀有深刻的怨恨。这显然不是偶然的，他那时钟情的情妇是蓬巴杜夫人，她日后还几乎成了法国王后；她是哲学家们的热烈崇拜者。蓬巴杜夫人的父亲是富有的巴黎商人，祖父是农民。在梅斯事件六个月后，1745年2月的一次假面舞会上她遇见了国王。他封她为侯爵夫人，安顿在凡尔赛宫。他被她的聪明与美貌迷上了，王国的一切大事都向她咨询已成了习惯，这使教士和贵族很反感；在教士眼里她只是个女罪人，在贵族眼里她只是个平民和发迹者。这是“那个蓬巴杜女人”，她说服国王不再反对伏尔泰选入法兰西学院。
我们听说选举是一致通过的，既然如此可见吕内也作出了这样的选择。毫不热心，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他跟哲学家一伙实在毫无意气相投之处；勉强也算是表示个好意吧。因为他这个人信念坚定单纯，绝不是阴险的小人。要不是他同时代各个派别的人证实这件事，倒真不好说他是这样的人；同时代人中主要是孔多塞本人，他一边有点嘲笑这位教会中的王爷，一边对他作过一番热情的描写：“吕内红衣主教热烈宣传宗教，努力通过讲道传教阻止在他管辖下的教民四周弥漫不信神的氛围；他任劳任怨，热心工作。他的信仰是真诚的，同时想到其他人有相反的信仰也可以是真诚的，因而为了他的事业的利益，他应该给宽大与正义作出榜样。”孔多塞对我们说，出于这样的想法，红衣主教有时在法兰西学院把票子投给他认为“不信神的人”，只要他们在知识与人品上配得上入选。除此以外，哲学家孔多塞觉得红衣主教“说话啰唆”，但是这一点不影响他承认此人道德高尚。
这么说来，吕内红衣主教在学院内的影响从来都不是太大。他与前任相反，对权力毫不留恋；他不是个政客，也不善用心计，更不研究权术。他勤奋读书，善于思索，热爱天文学和气象学，他会伙同他的科学家朋友，余暇时几个小时观察天象，还制造测量仪器——在他那个世纪，这是大户人家文人爱好的业余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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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于1703年，是谢弗勒斯公爵的幼子、吕内公爵的孙子，出自曾经显赫几世纪的军人门庭。他本人也立志从戎，十六岁时已经是上校。但是一件意外事发生，使他离开行伍。有人对他进行严重的侮辱，当时的荣誉准则要求他必须用血为自己的姓氏雪耻。青年军官可是下不了这样的决心，他认为这样的行为跟他的宗教信仰背道而驰。他犹豫、拖延，最后是他母亲强迫他作出选择：要么去决斗，要么进入教门。他宁可进修道院。“他离开一个危险的职业，按照他温和虔诚的天性去履行好像早已为他准备的天职”，这是下一世纪出版的《古今传记大全》中说的话，那部书卷帙浩繁，弥足珍贵。
当然，这位未来院士在这件事上是根据自己的信念与脾性行事，但是在他的个人选择中不难看出在他的族群中蔓延的心理状态，这很说明问题，就是贵族已经日暮途穷，他们还享有权力和特权，但是再也没有战斗的欲望。
他依靠他的出身，更多依靠他的志向，平步青云进入高级神职阶层，二十六岁当上巴约主教；后又变成桑城大主教，“高卢和日耳曼宗主教”；然后又是红衣主教。路易—斐迪南王储，也称法兰西的路易，其妻子是玛丽—约瑟夫；吕内当了她的首席布道师，也就跟王储建立了友谊。
许多人都把希望寄托在王太子身上，因为他是路易十五唯一的合法儿子。他好像比父亲更善于思索，也不像他那么追求声色，不打猎也没有奸情。当国王和玛丽·莱兹辛斯基的婚姻只停留在纸面上时，他们两人之间不再交谈，甚至还每日不声不响钩心斗角；王太子与他的妻子则相互保持忠诚，把时间花费在孩子身上，显得恩恩爱爱，这一切使关心王国时局的人对他们非常尊敬。
法兰西的路易信任吕内红衣主教，要是他登上王位，可能会邀请他扮演相当于弗勒里那时的角色。这是没法知道的了，因为王太子得了严重的肺痨病，1765年12月极端痛苦地死去。他那时三十六岁。他的妻子因为侍候在他身边，也染上同样的病，十五个月后弃世而去。红衣主教在两人的最后时刻都侍奉在侧，凄惨地把他们一前一后送走。
某些历史学家认为，那时旧制度的凶兆已经显露，这位亲王一死，使王朝失去力挽狂澜的最后机会。路易十五突然死于1774年，假若他的继承者就是他的儿子，一个四十四岁的壮年汉子，做事深思熟虑，富有经验，王国传到他的手中，比传给他的孙子、十九岁登基的路易十六要好得多。但是这仅仅是猜测。王国能够得到拯救吗？或者只是一次缓刑？还是它无论如何都会给历史之风吹走？这是谁都不能肯定的事了。
对于吕内红衣主教来说，太子之死——不用怀疑——是一件伤心事，也深感失望。此外还有不少其他事。在大革命前的几十年间，这把椅子的第七位座上客，眼看着他在其中长大的社会秩序分崩离析，心头沉重，束手无策，完全无能为力。
造成创伤最大的一件事发生在1763年，那时，耶稣会会士被逐出法国。耶稣会那时正经历着它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不久前被葡萄牙从本土和殖民地驱逐，后来又被从西班牙、那不勒斯、西西里和帕尔玛公国赶走，最终在1773年遭到教皇的正式取缔。
耶稣会失势，其中的理由众说纷纭。在美洲，被责怪鼓励土著组织起来，进行自治，甚至唆使他们独立；在中国，责怪他们为了便于在当地定居，在基督教教义与当地祖先的祭礼之间采取折中调和的做法；在欧洲，说这些人傲慢无礼，影响太大，因为精英们的教育完全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的敌人为数众多：有冉森派，也有共济会，以前与他们都有过激烈的斗争；还有专制政体的信徒，把他们看成是国中之国；启蒙派的门生，则把他们看成是搞迷信的僧侣兵。在我写这些话的时候，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宗座上坐着的教皇方济各，正是一位属于耶稣会一脉的神职人员；这样的事还是第一次出现。过去，若有一个宗派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做法，有自己的等级制度，在这个制度的顶层居统治地位的是一位外号叫“黑教皇”的领袖，教皇们对此总是心存芥蒂。
吕内红衣主教反对把耶稣会驱逐出境；他为此还给路易十五写了几份上疏，给教皇也写过，却没有效果。那时候全世界太多力量都结盟在一起；尽管“高卢和日耳曼宗主教”头衔显赫，但也不能影响时代潮流。他只得在科学探索中寻求安慰。在那些年代，世人知道他的也只有一篇论文，那就是论水银在气压计中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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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耶稣会会士逐出法兰西王国所采取的措施中，包括查封他们的机构和没收他们的财产。他们在巴黎的初修院是一幢巍峨的建筑，坐落在圣叙尔皮斯教堂附近，经过几年时间变成大东方的总部。以这个名义，在里面举行了法国共济会历史上最具象征性的仪式之一，那就是接纳伏尔泰进入“九姐妹”（des Neuf-Soeurs）支部。
爱尔维修夫人是理性主义哲学家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的未亡人，根据她的倡议，在1776年建立了“九姐妹”支部来纪念她的丈夫，目的是让学者、艺术家、哲学家、诗人聚集在同一个共济会支部内。所谓“姐妹”，是希腊神话中的九位缪斯。支部全盛时代有一百六十个“兄弟”，其中有许多当时的名流，如美国独立之父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雕塑家乌东、发明家雅克—埃蒂安·蒙戈尔菲耶、天文学家拉朗德、动物学家拉塞佩德和医生吉约坦，还有几位院士。可是，如果它不曾有机会接待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伏尔泰，就永远不能走出阴影。
这是在1778年。这位费尔内长者[9]已经二十八年没有进入巴黎，当局好几次让他明白他的到来是不受欢迎的。但是这一次他坚持要回来。他不顾一切代价要重睹首都。他的敌人会怎么样呢，把他关进巴士底监狱？他已八十三岁啦？好吧，让他们把他关进去吧！他在2月10日到巴黎，住在门生之一的维莱特侯爵家，他的府邸坐落在“泰坦河滨道”上，后来改名为“伏尔泰河滨道”；他住在那里，这是一场真正的朝圣节，一百一十天后他也长逝于此。
关于这次最后的旅行，有一部珍贵的资料集《文学、哲学与评论通讯》，由格里姆男爵在那几年记述，在狄德罗和其他几位合作者协助下完成。资料集对1746至1793年间的文化生活有详尽的记录，定期发送给少数几位订阅者；订阅者的姓名是保密的，但是大家知道俄罗斯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也在其中。
3月30日星期一，伏尔泰到卢浮宫，那里一直是法兰西学院的本部。沿着伏尔泰经过的河滨道和马路上挤满了人。群众只是在他一路走来时才慢慢分开，跟着他的步子立即拥上去，掌声与欢呼声持续不断，这是据《通讯》的记载。然后又说：“法兰西学院全体人员到第一大厅迎接他，这是它对任何一位院士从未给予过的荣耀，即使对于愿意出席大会的外国亲王也不曾有过。有人请他坐上主席位子，大家一致要求他接受将在季末空缺的席次……虽然没有主教大人的参加，会场还是挤得满坑满谷。至于主教们不出席，有的是事出偶然，有的是憋着股神圣的劲儿，认为这样做是保全了教廷的荣誉或主教的傲气——其实这一点人人知道是一回事而已。”在伏尔泰的一位崇拜者笔下透露出一点反教权的语调，这是不足为奇的，但事实确是这样，吕内红衣主教和学院内其余神职人员，阻止不了他们的同仁向德高望重的稀客致敬，自己除避而不见以外也无其他选择了。
当天下午，伏尔泰到法兰西喜剧院，剧团和观众在那里给他献上一个不可忘怀的欢迎礼。他待了好几个小时才出来，天已大黑，一群人似痴如醉等待着他。“老百姓大喊：‘拿火炬来，拿火炬来，让大家都能看到他！’当他登上马车，群众冲过去围成一圈；有人登上踏脚板，有人扒着车门要吻他的手……有人要求驾车人慢慢走，才可以跟着他，有一部分人这样一路高呼：‘伏尔泰万岁！’一直送至皇家桥前。”
《通讯》的编辑在脚注里还详细说：“这一天的大小细节都有人会感兴趣，我们在此也不想忽略伏尔泰先生出场时所穿的衣服。他戴了他那有灰色发簪的头饰，天天由他亲自梳理，因而跟他四十年来所见相差无几；花边长袖，华丽的黑貂裘皮大衣，这是几年前俄罗斯女皇差人送给他的，上面衬一块美丽的紫红天鹅绒，但是没有装饰任何金箔……”
还有一件事不妨说一说，那就是把一位名人当作活着的“偶像”那么对待，在这以前还从来没有过。自此以后，对演员、歌星、体育明星或者政治人物的偶像崇拜成了风俗。几乎可以这么说，伏尔泰最后在巴黎得到的接待，促生了一种社会行为，至今还生生不息。
八天以后，4月7日星期二，在耶稣会从前的初修院举行一场共济会庆典。时间是在上午。大厅里“铺上蓝白相间的地毯，黄金白银镶边，还有各支会的旗帜高高飘扬”，共济会这样报道。
那里还有许多人聚集一起，只为了看上老人一眼。当他出现时，挽着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手臂，仿佛启蒙的欧洲得到革命的美洲的支持，在这个那么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观众感觉自己是这个世界风云变幻的目击者。
是的，这是一场乾坤颠倒的大事，但是大家谨慎小心，甚至在共识上也是如此。在举行仪式的大厅里，放着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胸像，因为他是伏尔泰的朋友，还是个杰出的共济会成员；还放了路易十六的胸像，因为支部要对王国的权力机关表示尊重。仪式简短，考虑到了新“兄弟”的高龄。伏尔泰显得虚弱，笑容可掬也难以掩饰他的病痛。亲近的人知道他不服大量鸦片就不能止痛，这使他愈来愈频繁陷入昏昏欲睡的状态。疾病与荣誉都使他筋疲力尽，几星期后，5月30日他离开人世。
吕内红衣主教还活了十来年，把时间花费在科学研究和救济教区穷人。他殁于1788年1月21日，离攻陷巴士底狱那天还有一年半，在路易十六被砍头前整整五年，一天不少。
不知是出于命运的嘲弄，还是同仁们的恶作剧，法兰西学院指定一位青年诗人作为他的继承人，伏尔泰还喜欢把他看成是自己的侄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