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罗斯
在我们出生的十个小孩中，一般有三个难以长大成人，而在中国， 或许会有五个乃至更多难以成活。其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人难以成活是因为其在婴幼儿时期艰苦的生活环境。假如出生时白种婴儿与黄种婴儿体力相当，那么活下来的中国人就必须有比白种人更强大的生命力，否则他一定会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夭折。
活下来的中国人会将他们异常旺盛的生命力中的某些因素遗传给他们的后代，这样其后代的后代也会这样遗传，因此，活下来的中国人会传给他们的孩子更强大的生命力。
正是东西方婴儿的这种死亡率使我们得以探讨两个种族间体格的差异。现在，如果我们白人因为有宽敞的住房、丰足的物品、先进的医疗卫生条件使得一些体质弱的孩子存活下来，而在中国，那些孩子则会被淘汰，而存活下来的中国人将显示出比白种人更强大的生命力。
为了弄清在刚过去的一两个世纪我们与生活抗争的能力显著降低以及我们维持生存更为强大的技能是否对我们的体格产生明显影响，我详细询问了在中国不同地区教会医院工作的三十三位白人医生。
在这些医生中，只有一位在青岛工作的技术高超的德国医生说中国病人没有任何超乎寻常之处。他认为，比起以前他曾治疗过的朴实又能吃苦的德国农民，中国人抵抗伤病的能力很差，也不配合治疗，也不能忍受疼痛。
另三个曾在中国工作过二十五年或更长时间的医生观察的结果是， 两个种族在体质上没有任何不同。我认为他们短暂的工作体验已随时间而忘却，并且那时他们也没有有意识地将中国人和西方人加以比较。而且，他们中有两个承认中国人确实有极好的耐高烧能力，并且能很快从血毒症中恢复，而西方人一遇到血毒症则必死无疑。
剩下的二十九位医生则一致认为，比起他们的家乡人，中国人的体格显示出明显的优越性，至于外科手术情况，大家一致赞同一个英国外科医生的说法：“他们恢复得轻松极了！”
据他们观察，在外科手术中中国人很少有休克现象，在这些狭小简陋、只是部分灭菌的中国教会医院，中国病人从严重的手术中恢复的情况与他们家乡设备优良、灭菌条件好的医院一样好。
福州的肯耐尔医生刚从法国家中休假归来，他发现，用简单的设备和中国本地的助手，他治疗炎症的结果不亚于著名的冯·鲍曼在柏林良好的条件下为柏林的市民治疗的结果。
许多人为中国人从可怕的伤痛中恢复过来的情形惊叹不已，有人告诉我，有一个苦力在一次事故中胸部被撕裂开来，他用手托着肠子，由两个人搀扶着送往医院，他的胸部可能已被感染，医生将肠子连同细菌一起缝合起来，他竟很快就恢复了！
病人对于治疗的反应也同样令人吃惊：一个男孩的手指不小心被切伤，只是匆忙地用脏布裹了起来，当他来到医院已是一个星期以后，那时他的手肿得很可怕，并明显显示出破伤风的症状，医生们将他的手洗净，把他送回家让他的家人为他准备后事，让医生想不到的是，三天后，他居然没有破伤风的迹象了！
不久前，一个手指被二轮运货马车压碎的人来到医院，他的整只手臂和腋下都染上血毒，经过简单的治疗后，危险消除。一个在受伤几天后发着高烧、伤口流脓的病人被送进医院，将他的伤口彻底清洗后，高烧很快就减退了。一个刚做过严重的乳腺癌手术的女人受了感染，发着高烧，她的丈夫喂她吃坚硬的栗子，她竟然活了过来。
几乎所有的人都震惊于中国人对血毒的抵抗力，我的笔记本上记录的是这样一些看法，如“血毒极少见，中国人对败血病的抵抗能力比我们强”；“对于产脓病菌有较强的免疫力”；“对于坏疽的抵御能力比我们强，在我们国家会造成严重坏疽的情况，在这里不会”；“特别能抗感染”；“坏疽特别严重时也极少发烧且很快痊愈”；“经过一周高烧后恢复，而这样的败血症可使白人死亡。”
因此，许多外国医生中间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并不以为奇，即： “除非中国人已死去，否则就不能放弃救治。”
南方不盛行裹脚，所以女人很容易生孩子，她们几乎都不喊叫，一两天就能恢复体力。在广州工作的斯文博士说，他曾不止一次到舢板上请女船主渡他过河，回答是让他等一刻钟或半小时，一刻钟或半小时后，船上的女主人就生了一个孩子，她把婴儿放在一个角落的破布上就准备渡他过河！
妇女生小孩时在一个脏兮兮的茅屋里，由一个又脏又老的接生婆接生，但在白种人看来，这样的环境能使白人妇女出现使她们致死的分娩热。除非出现难产，才会请来医生，从产妇体内取出死婴，产妇发一阵烧但很快就会痊愈。
生活在这样一块人口稠密、令人窒息的土地上，卫生条件极差，使得老百姓对有毒细菌有极强的免疫力，而这样的免疫力令外国人感到吃惊和羡慕。
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国人被蚊子咬了一口会肿起一个大包，但他们却不受任何影响；他们饮用被污染的河水不会引发痢疾；很少有伤寒，过去，病人身上出现类似伤寒的症状时，医生往往误诊为伤寒病，因此，判断一个病人是否得了伤寒，得通过一系列的检验后，才能得出结论。所有医生都一致认为，在中国人中，天花是小病，有人把它比作腮腺炎，由风湿热产生的器质性心脏病在中国也很少见到。
大家普遍认为，中国人使用起麻醉作用的氯仿时很少像白种人一样会经历一段激动迷狂的阶段，而是很安静地睡去。开始感到恶心后，他们几乎都很放松自然。事情的本质在于他们能忍受手术的剧痛，而我们则一定要用麻醉剂。
他们不用麻醉剂就切除肿瘤，而且拔牙也从不用药，有时一些大面积的切割手术，如切除已深入肋骨末端的瘤，他们也默默忍受而不退缩。只有三个被采访的医生没有提到其病人对疼痛的忍耐能力，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没有任何民族能够像中国人这样忍受拷打折磨的原因。
然而，这种神经迟钝现象似乎并不普遍：那些常忽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平衡的学者并不坚强；那些吃肉喝酒的贵族阶层比吃素食的劳动阶层要缺乏坚忍的意志力；那些避开一切物质或精神活动，沉溺于声色享受的绅士对疼痛十分敏感而且很惧怕。
因此，有人指出，人们经常说的神经迟钝不是一个民族的特征，而是普通中国人不自觉的纯朴与节俭的生活使然。
一个医生说到，在他的家乡，一个紧张沮丧的人听到给篮球之类的东西充气时所发出的刺耳声音感到不舒服是很常见的，而在他的中国病人中这种情况却很少出现。另一个医生说到神经衰弱和由紧张导致的消化不良在中国也极为少见。
一名负责军队医务工作的首长说，在秋季军事行动中，士兵们睡在潮湿的地上，下面只有一点稻草却没有生病。我曾看到过苦力背负着重担小跑前行两小时后狼吞虎咽地吞下热饭，然后又继续工作两小时，要是一个白人这样一定会消化不良而在地上打滚。
中国人似乎在任何地方都能入睡，我曾看见他们睡在一堆砖、一堆石头或一堆木柱上，用一块砖块作枕头，而且任由炎热的太阳照射着脸部。他们能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长时间从事单调的劳作，从不休息也从未有任何动作上的改变。
但是，中国人抵抗肺炎的能力没有我们强。有些医生说，他们抵抗肺炎的能力没有白人好，他们会因疟疾发烧，而且情况很糟糕。在中国香港，他们比外国人似乎更易因瘟疫致死，孩子们常患麻疹和猩红热大量死去，在抵御肺结核方面他们没有我们有优势。
他们虽然很容易从高烧中恢复，但他们不能忍受长时间发烧。有些医生认为这是由于他们不卫生的生活环境而导致生命力降低。他们对新鲜空气心存恐惧，即使是在炎热的夜晚，也要把卧室紧紧关上。
在学校，如果教师坚持宿舍开窗，学生们也会用被子捂住自己，以免鬼魂在夜间飞进来靠近他们。中国人承认对这些柔弱的外国人来说卫生固然很好，但对他们自己却无此必要，因此，中国学校的女生赶不上美国女生的学习进度，她们常觉得体力和精力不足，或是要休息很长时间，在英国教会学校，由于课程较慢，女生学得也比较好。
只有个别的医生都将其病人特别的抵抗能力和复原能力完全归结为他们的饮食和生活方式，而否认其种族在生命力上的优越性。另外一些为中国城市市民看病的医生则认为，中国人的精力为其糟糕的生活条件所破坏，但如果在同样的环境下，黄种人比白种人有更坚定的生命意志，有更强的生命力。
通过以上陈述我们可以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那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人的坚韧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其特殊的种族生命力，这是他们为消除比我们北欧祖先更少的生活必需品而在长期的艰苦的文明进程中获得的。
这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与其说增强了中国人的体力和精力，不如说培养了他们恢复健康、抗感染和忍受恶劣生活环境的能力。几千年以来，中国南方和中部地区的人们挤在他们的村庄或城市里，用的是被污染的河道或灌溉稻田用的肮脏水，吃的是变质了的猪肉以及由污秽物刺激生长的蔬菜，住的是低矮的房屋、肮脏的地面、杂乱的小道，睡的是小得令人窒息的小屋和脏得发臭的小窝。
无数的人因过度拥挤产生的毒素致死，而且只有几乎不到四分之一的人能够把对有毒物质的免疫力传给他们的子孙，那些幸存的最健康的人必须有能力抵抗肮脏的空气、恶臭的气味、令人疲倦的毒素和潮湿、腐食与毒菌。
我敢肯定，要是同样多的美国人像中国人一样生活在厦门或苏州， 不到半年就有四分之一的人会死去。但中国人在坚忍的同时也对身体的发育造成了伤害，中国的儿童普遍比其实际年龄应发育的体格瘦小，在出生时婴儿也比我们的强壮的婴儿更易死去，即使是那些幸存者也会因生活条件的艰难困苦而变得虚弱。
我不会把中国人强大的生命力与你们在非洲贝督因人或东南亚达雅克人或美洲印第安人身上发现的原始生命力一视同仁，这些早期原始人所具有的资质由发达的肌肉、非同寻常的力量和承受力、超常的体能以及承受困苦的能力构成，他们没有对疾病的免疫力。
野蛮人若是生活在文明人生活的条件下，会像苍蝇一样地死去。爱斯基摩人能在格陵兰的冰屋里生存，却不能在纽约的楼房中存活；欧洲殖民者传染给当地居民的疾病比他们的枪炮更快地将土著人清除出去； 进入文明状态必须增加对病菌传染的免疫力。
现在，中国人所具有的奇特的免疫力有效地抵抗了其近邻互相传染的有毒病菌，他们是独一无二的，这种能力似乎不是继自五六千年前的游牧生活，而是从后期文明社会痛苦地获得的，它本来只会在拥挤的城市或是所有农作物都受污染、所有的溪流都变成开放的下水道、所有土地都是滋养蚊子的稻田的农村滋长。
这种对病菌的忍受力或许此前从未如此发达，此后也一定不会有所进展。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知道如何扫清其前进道路上这些看不见的敌人，并将不再以旧有的方式培养这种免疫力。
对西方来说，中国人坚强的生命力或许有其对于西方人不利的好战特性，西方人担心，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中国军队能战胜人数同样多的条件较好的白人军队。
但现在有少数战争是在帐篷和伙食团内展开肉搏战，若是战役拉长，同时还伴有不规则的饮食、不卫生的饮水、早起、不能睡觉、疲惫行军、风餐露宿、激动和焦虑，白人士兵就会比黄人士兵损耗得厉害， 在这种情况下，更坚强而较少战争精神的人在最紧张的格斗中会比那些缺乏韧劲的士兵打得好。
基于此，我认为，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的竞争不像一些人想象的简单，但在恶劣条件下黄种人会比白人做得好，因为他们更能忍受粗糙的食物、破旧的衣服、肮脏的空气、吵闹、炎热、脏乱、不舒服与细菌。以白人瑞利和华人张三为例，瑞利“优于”张三，但张三能“战胜”瑞利，张三不能抢瑞利的饭碗成为一个更好的工人，但由于他能以瑞利根本不可能适应的工资生活并做一些他不能做的事情，所以三或四个张三能抢走瑞利的饭碗。
他们确实也会这么做，除非瑞利工作的地方将他们挡在门外，瑞利努力把张三排除在他所在的劳动力市场外，这并非一个人害怕在同等条件下与另一个优于自己的人相斗，实际上，事件并不那么简单、自私与狭隘。
真实的情形乃是，能够胜任好的工作环境的人是生活中的强者，他拒绝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一个能忍受较差环境的弱者。
当然，随着西方卫生设备的引进，中国人依靠坚韧顽强的毅力而生存的过程将会结束，这种坚韧的特性也将会从他们种族的体格中一点点消失。但在现在它的存在仍是一个重要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