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就像一张航海图，方便中国统治者驾驶中国这艘庞大的航船，这是人类设计的最完美的蓝图。或者，正如已故的威廉姆斯博士、莱格博士及其他一些学者所说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儒家经典是神赐的智慧，并不过分。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人利用这份航海图创造了多少业绩，航行过哪些海域，目前正朝哪个方向前进。因为随着中国与西方许多国家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将来，它对西方世界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人们已经认识到，社会道德生活可以通过六项指标来评价，这六项指标共同构成检验社会性格的可靠证据，每一项都十分重要。这六项指标分别为：工业水平；社会风俗习惯；妇女的地位和家庭的特征；政府的组织形式和统治者的品质；公共教育状况；宗教信仰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我们在讨论中国人的各种性格特征时，都附带着对上述各项指标作了阐述。尽管论述得并不充分，也没有对各自所占比重作必要的安排。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所涉及的领域是如此广阔，以致在考察中许多性格特点只好忽略不提。如果真要完全展现，还有许多其他特征应考虑在内。而我们通过选择，希望能勾勒出中国人性格的大致框架。
我们在阐明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时，引用了大量的事例，之所以引用这些事例，是因为经过权衡，觉得它们更为典型，更具有说服力。它们就如同组成一副骨架的一根根骨头，只有当它们各就各位，都放好在事先确定的位置时，才能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框架。它们是不能被忽视的，除非你能证明它们是冒牌货。
的确，也许有些人会反对我们这样的方法，他们会认为每根骨头都放错了位置，或者，其他一些可以改变整体结构形态的骨头也没放在恰当的位置。对此，我们不仅要承认这种批评极为公正，而且还要特别说明，就像描绘某人的眼睛、耳朵和下巴，并不能让人对他形成一个准确的印象一样，这些选择的“性格”不可能使人全面认识中国人。
但同时，我们必须提醒读者，那些结论并非仓促之间形成的，它所依据的事实，远远超过了本书中我们所提到的事例，是我们实际观察的结果。尽管许多时候，我们的判断并不明确，但还是有很多事实可以充分证实它。这些事实就像北方起大风时的尘沙，比比皆是。它们灌满了人的眼、耳、鼻、头发、衣服，遮天蔽日，让人有时中午也不得不开灯。人们也许会搞错现象的起因，但对它的描述是完全正确的。当然，物理现象与道德现象的观察是有很大区别的：前者每一个人都可以观察到，而后者只有善于观察的幸运者才能看到。
在中国，人们的生活充满了互相矛盾的状况。只看一面，而忽视另一面，肯定难以做出正确判断，而且，也永远无法认识到自己是错误的。将两个明显不和谐的观点融合起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然而，这往往是必须完成的任务，尤其是中国，它比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更需要这样做。在中国，别说要了解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就是单要了解事物的一个方面就已经相当困难了。
中国人缺乏的不是智慧，也不是耐心、现实性或者乐观精神，事实上，他们在这些方面的能力都是突出的。中国人缺乏的是人格和良心。许多中国官员抵制不了贿赂的诱惑，不能拒绝办理一些明显是错误的事情，他们认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没有人能够发现这件事。
想了解有关中国人道德状况真实情况的人，都能够得到中国人的帮助。因为中国人虽然竭力掩盖自己和朋友身上的缺点，但对自己民族性格中的弱点却一直直言不讳。一些中国人对另一些中国人的描述，常常让我想起卡莱尔在《弗雷德里克大帝的一生》一书中，以快乐的笔调描写的一段对话。
弗雷德里克大帝相当喜欢一位学校监督员——苏泽先生，喜欢和他谈话。一天，弗雷德里克问道：“苏泽先生，你的那些学校近来怎样？我们的教育事业发展得如何？”“当然啦，不错，陛下，最近几年好多了。”苏泽答道。
“最近几年？为什么？”“啊，陛下，从前，人们相信人天生邪恶，学校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可现在，我们认识到人天生向善，校长采用了更为宽容的管理方法。”
“天生向善！”弗雷德里克摇着他那苍老的头，悲哀地笑了笑：“哎，亲爱的苏泽，我看你一点儿也不了解这该死的人类。”
中国社会就像中国的许多风景胜地——远看，很美丽、很迷人，但近一点看，就会发现很多破破烂烂、令人讨厌的地方，空气中也弥漫着难闻的气味。虽然照相机被认为具有“无情的公正”，但没有一个中国的风景胜地，可以通过照片客观地反映。因为它们把肮脏和难闻的东西都遗漏了。
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像中国这样，有如此之多的象征幸福的东西了。可是，不需要多久，我们就发现，中国人的幸福只是表面现象，如果说亚洲没有幸福的家庭，我们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评价。
每当对中国的现状进行理论分析，或者讨论使理论与现实相适应的方法时，我们都会想起那些竖立在大路与河流交叉处的石碑。竖立石碑是为了“永久地纪念”修桥的人。有时候，不远的距离就会有六块石碑，同样的缺头少角，残破不堪。我们一直对过去的岁月和历代的纪念很感兴趣，于是向人询问立这些碑是为了纪念哪些桥的建成。得到的回答是：“啊，那个啊，好几代以前就不存在了——谁知道什么时候。”
几年前，当我们在大运河上游玩时，遇到了逆风，船被迫停下。到岸上闲逛的我们，发现农民们正在忙于耕作。当时是五月，田野里一片翠绿清明的景象。看到此情此景，任何游客都会赞美那些不知疲倦、辛勤劳作的农民，正是他们把广阔的田野变得像花园一样美丽。
但是，和这些农民们交谈没多久，我们得知，他们刚刚渡过了一个艰苦的冬天。上一年，洪水和干旱使他们颗粒未收，附近村庄的人都快饿死了——也就是说，现在他们正在忍饥挨饿。政府发的一点点救济，本来只是零星的一点点，对农民们的救济只是杯水车薪，却还会受到官员们无耻的侵吞。对此，这些可怜的农民毫无办法，没有任何能力保护自己。这一切从表面上是完全看不出来的，而其他的地方正是丰收在望，人们安居乐业。
这一事实，无论是北京的《邸报》，还是在中国的西方杂志都没有报道过。忽视现实，并不能改变现实。无论是否有人知道这件事，当地人都无法避免忍受饥饿。即使对这些事实断然否认，也不能证明采取了有效的救济措施。靠经验推断出的中国人应是什么样子，是一回事；而仔细观察后的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都知道，在西方“有名无实的基督教国家”中，也存在中国社会的这些弊端。或许读者会对我们未能对这一事实做出更明确的结论，也没有进行系统的比较而感到失望。我们的确也想这样做，但是最后因为我熟悉的西方国家十分有限，无法完成，不得不放弃这一设想。还是请读者自己进行比较吧，不过要尽量摆脱自己的“爱国主义偏见”。在没有得到证实的情况下，不如暂时假定中国人是无辜的。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比较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面对的是充满黎明曙光的未来，中国面对的却是充满黑暗的漫漫过去。读者不妨好好思考一下这个事实，思考这种差别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
再重复一次我们的观点：中国当时缺少的东西很少，只缺人格和良心。或者说，只缺少一个东西，因为二者本来就是一样的，良心本来就是人格。曾经有人称赞一位著名的钢琴制造家，说他“像他的钢琴一样——宽厚、正直、高贵”。在中国，很难遇到过这样的人。
在一本关于一位英国作家的传记的结尾，他的妻子这样描写他的刚刚去世几年的丈夫：
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位作家、一个传教士、一名社会成员，但是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只有每天和他亲密生活在一个家庭的人才知道。他那浪漫的一生，温柔细腻、缠绵悱恻的私人信件，在他人眼里，必定笼罩着一层面纱。但把这层面纱揭开后，我可以说，如果在人世间的感情中，有一份最高尚、最甜蜜、永不褪色的爱情——纯洁、热烈，六十三年依旧——无论生病的时候，还是健康的时候，无论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还是在凄风苦雨的日子，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从未出现过一个仓促草率的字眼，一个不耐烦的手势，或一个自私的举止，如果这样可以证明骑士时代永不会过去，那么，有幸永远享受这份高尚的爱情的女人可以证明，查尔斯·金斯利是一位真正完美的骑士。
基督教文明最美好的产物，就是它创造的完美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并不少见，当代就有数百个这样的记录，还有千千万万这样的人生是大众还不知道的。每位读者至少知道一个把全部生命献给他人的例子，也许有些读者还有幸在自己的经历中遇到更多这样的例子。那怎样来解释这些人生呢？他们是从哪里获得的动力？经过反复考虑之后，我们确信，使中国变成现有这个样子的那种力量，是无法塑造一个像金斯利一样的人的，否则，那将是道德方面的一个伟大的奇迹，甚至比道家典籍中所有寓言里的奇迹都要大。
任何人类制度都无法逃脱社会规律。《圣经》上说：“看他们的果子，便知道他们。”儒教有足够的时间获得其最终结果。我们相信，能做的，它已全做了，以后再也不会有更大的成就了。它已经使中国人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而且超过了其他地方、其他条件下人类所能做的一切。耐心地考察过中国的这些现象之后，即使是最友善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悲哀地承认：“儒教造就了中国。”
关于中国改革的问题，有三种不同的态度存在。
第一种认为，没有必要进行改革。毫无疑问，有不少中国人抱着这一态度，即使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这样想。此外，某些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也这样认为。
第二种态度是，中国的改革不可能成功。巨大的障碍必定会出现在真正的、长期的改革前，许多了解到这一点的人，都持有这种悲观的论调。他们认为，就像给木乃伊注入活力使其复活一样，对庞大的中国进行彻底的改革，是毫无希望的。但是，如果我们前面的论述没能阐明这一点，那么在这里做任何进一步的阐述都不足以说明这一点。
还有人认为，中国不仅需要改革，而且也可能成功。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何种方式进行改革。这方面，也有几种观点。
首先，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中国能否自我革新？中国当然应该自我革新！这是认为“中国进行改革是必要的”的中国政治家的观点。最近，在北京《邸报》的一份奏折中，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写奏折的官员抱怨内地某省的百姓骚乱不安，并说他已经派出一批得力人员奔赴各地，向百姓宣讲康熙皇帝的《神训广谕》，希望借这种强有力的方式教化百姓，移风易俗。
这种宣讲道德箴言（对基督教传道的原始模仿）在改良人的道德品行方面，虽然毫无结果，但是仍不失为一种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方法。当这次教化失败后，人们只能像过去那样，再次进行同样的努力，而没有别的办法。
长期的实践经验表明，这种做法只修改了具体的细节，并没有改善结果，因此，它必定失败，其收效肯定为零。
格言不起作用，于是，人们便寄希望于楷模。但事实证明，即使是最好的榜样，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能力将这种动力普及到更多的人那里。例如，山西省前任巡抚张之洞，据说，他曾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制止官吏吸食鸦片，并禁止百姓种植罂粟。但是他的下属中有几个能真正配合支持他的决定呢？没有这种配合，结果又会是什么样呢？
任何一个外国人，如果他所依赖的中国人不支持他的改革，那他就不得不承认，他没有能力在中国问题上做任何事。同样，无论职位多高的中国人，遇到同样的问题也只能束手无策。最多也就是在确定目标后，着手处理面前的问题（只是表面的）。这种情形就像一只待在阁楼上的猫，要清除阁楼上的老鼠，但这位官员一旦调走，几乎还没等他完全走开，老鼠就又各就各位，一切恢复原样了。
中国的政治家应该抱有亲自改革自己祖国的理想，这不仅是可信的，也是极自然的，因为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办法。一位精明的不列颠官员，如果了解“东方人特有的冷漠和宿命观”，并且知道长期“改革”可能要涉及的方方面面，他可能早应该准确地预测到结果了。
巴伯先生在谈及中国西南开采铜矿暴露出来的弊病时说：“在铜矿还没有完全开采之前，云南必须补充人口，必须平等对待劳力，必须修公路，必须改善扬子江上游的航运设施——一句话，中国的开化，必须有外来动力的支援，否则，就是用一千年的时间也无法完成这一工程。”
想要改革中国，但不想“借助外力”，就像在大海上造船，难以驾驭的海水和海风会使这一切无法实现。机械学中有一条原理：来源于并且终止于机器内部的力，是不能使机器前进的。
在北京和天津之间的北运河上，有一个拐弯的河道。游客可以在那儿看到岸边半个破败的庙宇，它的另一半已经被大水冲走了。剩下的半边庙宇靠水的一边是一道精心修筑的栅栏，由一捆捆拴在桩上的芦苇组成。神像暴露在外面，任凭风吹日晒，河床中积满了淤泥，周围的田野上没有任何阻拦洪水的设施，一幅荒凉破败的景象。中国有句古语，说：“朽木不可雕。”因此，老树要想发新芽，就必须把腐朽的枝节全部砍掉。中国的改革也是一样的道理，是不可能从内部改革成功的。
前不久，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可以让中国通过加入“联盟”而获得新生。事实上，没有确实的证据能证明这种希望有机会成功。到现在为止，世界上主要国家在北京派驻代表已有三十多年历史了，他们的存在到底给苦难的中国带来多少有益的影响呢？更令人悲哀的是，大国间的关系，严格说来对中国并不是很有利。
中国人的观察力是很敏锐的，西方人又如何才能使中国人相信，他们帮助中国发展的动机，比中国人自己改革的动机更高尚呢？现在，中国本身正在成为一股“力量”，它正忙于挑拨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好从中牟利，而并没有想到，其他国家不是在进行道德教化，而是在谋划如何“掠夺”它。因此，通过外交途径是无法使中国改革成功的。
也有人认为，中国不仅需要加入国际大家庭，还需要自由交流、自由贸易，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念，需要人们彼此关爱，情同手足。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就是提倡商业主义。更多的进出口，更低的关税，取消通行税等商业措施的实施，可以满足中国改革的需要。这些呼声也许没有我们二三十年前听到的高，那时，中国人虽然还没有学会“自由交流”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念，但他们的商业贸易已经渗透到了澳大利亚和美国。中国商品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如从西方进口的货物，不是早就听说中国的茶和草缏质量不合格吗？
作为文明的辅助手段，商业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但是商业本身不能作为改革的手段。现代经济学的伟大倡导者亚当·斯密将人定义为“商业动物”。他说，随便两条狗都不知道交换骨头。但是，假设它们懂得交换，并且狗群在一个大城市里建立了一个骨头交易市场，这又会对狗的特性产生什么样的不可避免的影响呢？古代那些伟大的商业国家，并不是最好的国家，相反，往往是最差的。它们的现代继承者的情形，与当初完全不同。当然，这有可能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贸易。有句话说得很贴切：商业如同基督教，目标广大无边，但商业又像雨后彩虹，总弯向金色的一边。
看看非洲大陆，你就会明白这一点。当地猖獗的酒类走私和奴隶贸易，哪一种不是由基督教国家带去的？这些无法形容的灾难，难道不能说明，商业并不能给一个国家带来革新吗？
许多了解中国现状的朋友，为中国发展开出的“药方”要比上面的内容丰富得多。在他们看来，中国需要西方的文化，需要西方的科学，需要梅杜斯先生所说的“物质文明”。中国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当它进入文明社会数百年之后，我们的祖先还在丛林中寻找食物，这样的文明又怎样进行改革呢？文化总是有意无意地强调“我，而不是你”，它是自私的。就像在中国，我们引以自豪的文化，就经常遭到嘲弄和非理性的讥笑。如果中国文化对这一现象不加以控制的话，谁能保证外国引入中国的事物不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呢？
毫无疑问，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科学。中国人已经清楚地看到，中国需要各种科学来开发它潜在的资源。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点认识会更加清楚。但是中国的道德状况，通过掌握科学就一定能够得到改善吗？怎么才能实现这一过程呢？与现代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的学科是化学，但是，在中国广泛传播化学知识就能使中国人获得新生吗？难道就不会有新的、意想不到的欺诈与暴力行为出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吗？按照中国人的现有性格，如果他们掌握了制造现代炸药的配方，而且化学药品也没能加以控制，人们能指望过上安全的日子吗？
由蒸汽机和电力创造的各种奇迹，是西方“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有人认为，这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也是它的全部需要。他们觉得，美好的新中国的明显标志，就是连接各个城市的铁路、内陆河上的汽船航运、完备的邮电系统、国家银行、银币、作为通讯中枢的电话与电报。
或许这就是张之洞在呈递修铁路的奏折时，脑子里还未成型的想法。在奏折里，他断言铁路将会消除河运中很多可能的危险，“比如水手的偷盗行为”等等。那么，物质文明的发展到底能否消除道德上的邪恶呢？雇员、老板的诚实可以通过铁路来得到保证吗？难道我们没有读过《伊利城之章》吗？书中整段的国际铁路被盗走，股东们束手无策，找不到“该负责的人”。
物质文明究竟是自己发展起来的，还是由一系列复杂的条件，经过长期协调，缓慢地发展起来的呢？将投票箱引入中国，就能使中国建立共和制度，成为民主国家吗？如果中国没有创造出西方那样的条件，它就不能获得同样的结果，即不可能发展更多的物质文明。这些条件是关于道德的，而不是物质的。
就像裘力斯·凯撒在不列颠登陆或威廉大帝入侵的历史一样，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培养人格和良心的动力诞生于基督教，这一事实确凿无疑。并且，它们随着基督教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基督教在人们心中扎下根，它们也会变得日益枝叶繁茂。
让我们听一下伟大的文化倡导者马歇尔·阿诺德的话吧：
每一个有教养的人都热爱希腊，感激希腊。如同以色列是正义的旗手一样，希腊是艺术与科学的旗手。现在，世界上不能没有艺术与科学。伟大的希腊人是那样热衷于艺术与科学，致使品行反倒成了普通的家常事。因不注重品行，辉煌的希腊在地球上消失了，毕竟人类还需要品行、沉静、人格……同时，它也成功地向世人启示，即使在知识受到高度尊重，世界需要越来越多的美和知识的今天，支配世界的不是希腊，而是犹太，不是希腊人卓越的艺术和科学，而是犹太人非凡的正义。
想要使中国革新，就必须从根源上寻找中国人性格形成的原因。要使其人格净化，就必须在实践中推崇做人的良心，而不能像日本天皇家族那样，整日被囚禁在宫里。正如现代哲学领域中的一位领导者所说的：“铅的本能炼不出金的品行。”公正是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东西，中国人现在需要一个全新的灵魂、全新的家庭、全新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