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人口众多的一个大家庭挤在一起居住，难免会发生口角。如果你问你的邻居：“你家里有多少人？”他回答：“一二十口吧。”假如你接着问：“所有的东西都是公用的吗？”最常见的回答是：“是的。”
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一般有三四代人，有十五或二十口人，全靠一个商号或是一块土地的收入过日子，所有的收入归家庭公有，所有家庭成员的消费也由公共财产来满足。兄弟们贡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齐心为大家庭奋力劳作，而家庭里的另一主要成员妯娌们却勾心斗角，很难团结地生活在一起。她们当中最常见的是，年长的欺负年幼的，年幼的嫉恨年长的。每个女人都在竭力说服自己的丈夫，自己是在这个大家庭中最吃亏的。
就像人们做事总会有不同的动机和兴趣一样，人与人之间难免存在很多分歧。钱财、粮食、衣物、孩子，甚至往日的口角、鸡零狗碎的小事，都可能导致纠缠不清的争吵。
汉语中有个很难理解的词，一般表示的是发脾气的意思，英语中委婉地译为“愤怒的物质”，这个词就是“气”。对于中国的哲学和现实生活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一个人愤怒了，气就产生了。中国人认为，这种“愤怒的物质”和人体系统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强烈的愤怒可以导致各种不适，如失明、心脏功能衰退等等疾病。
中国大夫问病人的第一个问题通常是：“什么事又惹你生气了？”而在中国的那些富有经验的西方医生也相信，气的确会导致中国人所说的那些疾病。下面的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一个生活在山东中部山区的人，有一个老婆和几个孩子，其中两个孩子还很幼小。1889年10月，他的老婆死了，这使他感到非常生气，据他解释，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照管几个孩子，并不是因为他特别依赖老婆。一气之下，他抓起一把剃头刀，在自己的肚子上狠戳了三个大口子。朋友赶来用棉线把伤口缝了起来。
六天以后，这个人又生气了，于是撕开了伤口。然而这可怕的伤口最后还是愈合了。六个月以后，他已经能够步行几百里到一家外国医院去接受治疗。伤口大部分已经长好，只剩下一个小瘘管，但是肠子的功能已经紊乱。这也是我们前面说的中国人富有生命力的一个典型的例证。
大声喊叫地命令或者批评别人，是中国人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看起来很难彻底改变。对中国人来说，几乎不能接受用正常的语调规劝别人，或者不时停下来，听一听对方的回答。他没有办法让自己不喊叫，非插嘴不可。毫不客气地说，就像一条兴奋的狗，非得叫几声才行。
中国人的骂人技巧在东方人中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争吵一开始，骂人的话就像污水一样喷涌而出，其刻毒与持久，会让人不由地想起伦敦毕令奇街的卖鱼妇。
在这方面，英语望尘莫及。就像两根电线一接触就会产生电火花一样，任何细微的摩擦都能引来滔滔不绝的辱骂。而且不分何时何地，不分男人女人，不分哪一社会阶层，情况都是一样。
人们普遍抱怨女人骂人比男人更恶毒，持续时间更长久。有道是：女人不裹脚，舌头利如刀。孩子咿呀学语时，父母就会教他们用土话骂人，自己被孩子骂甚至还是他们最大的乐趣。骂人广泛地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中，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第二天性。文人及各级政府官员，甚至最高层官员被激怒时，也会像他们自己手下的苦力一样随意骂人。普通百姓在街上相遇，表明他们之间关系的亲密的方法竟然是以骂人的话来打招呼。
西方人骂人，重点不在声音的高低上，他们的声音往往不高，但能令对方痛入肺腑。中国人咒骂时如果声音不高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英语中的诅咒就像带翅的飞弹，而中国人的诅咒则是肮脏的皮球。他们骂人的话大部分被视为一种咒语。
一个人发现自己家田里的谷子被人拨了谷穗，就会在村子里高声喊骂那未知的贼（尽管一般都有怀疑对象）。人们认为这么做至少有两个作用：第一，告诉众人，他已经发怒了，骂人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发泄。第二，可以防止自家谷穗再次被偷。
理论上偷东西的人就在暗处，是可以听到对他的诅咒的，虽然也许没有人发现偷盗者是他，但是他并不能保证被偷者确实不清楚是谁干的。这样的话，这种大庭广众下的谩骂实际上就是一种正式警告：他已被发觉或被怀疑，以后最好不要再做。这样做也是为了暗示，假如失主被激怒，他会采取报复。这就是中国人骂街的理论。不过他们也坦率地承认，这样做不仅不能防止被偷，而且也无法防止再次被偷。因为在众多的人当中，小偷不一定知道自己被骂了。
相比较而言，女人比男人更喜欢骂街，她们经常爬到平房顶上，扯着嗓子一连几个小时地叫骂，直到喊破嗓子为止。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体面人家，如果能够制止，是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的。但是妇女一旦被激怒，是最难约束的，这就和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
一般来说，很少有人注意这种骂街，或者说是根本没人理睬。有时会看到屋顶上一个女人正在叫骂，或者是巷口有一个男人在叫骂，他们已经骂得面红耳赤，周围却一个人影也没有。倘若天气很热，他（她）还会在拼命叫骂一阵之后，挥着扇子休息一下，接着再继续叫骂。
吵架吵到一定程度，不动手中国人是不会收场的。在欧洲南部旅行的英国人发现，拉丁民族十分奇怪他们打架时，有拳头从肩膀处击出这一习惯。中国人和拉丁民族一样，他们也没学过拳击，即使学过，也是不伦不类。他们生气时，吵架吵到极点，就会争斗起来，争斗的方式是抓对方的辫子。他们打斗的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抓住对手的辫子，尽力扯他的头发。在仅有双方参加的争斗中，如果双方没有其他的武器，那么他们的“战斗”十之八九就成了一场扯辫子比赛。
中国人的争吵，就是一场对骂比赛。除了有可能把嗓子喊破外，没有什么严重的伤害，他们比的只是声音的高低，旁观者很少有火上浇油的。我们看到，也正如我们所期望那样，每当“战斗”发生时，很快就会有人挺身而出，充当和事佬。通常是有两三个人，他们会将交战的人拉开，并且好言相劝。
但是一旦交战的人发现自己处在和事佬的安全保护下，就会骂得更凶。当然他只是表面上更凶，心里却很谨慎地看对方的反应，随时准备停止这场争吵，他要的是对方先偃旗息鼓。停战对双方来说都是有益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一点，那就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即使在最愤怒的时候，都要保持理智。
没有人见过吵架的人转而扭打劝架的人，责怪他多管闲事吧？这可是关键的地方。中国人即使在愤怒的时候，也是渴望和平的，这一点主要表现在抽象意义上，因为只要涉及的是自己的具体事情，这点就难以实现了。和事佬劝架时，总是拉走好斗的一方，这时当事者就会边往后退边继续骂，以此表示对对方的恶毒蔑视。
令人更难以理解的是中国人骂人的着手处。他们并不着眼于揭露对方实际的错误之处，而宁愿嘲笑他卑贱的出身，侮辱对方的祖先。对方一般都认为这严重伤害了自己的尊严。其原因是骂他的这些话太令他丢“面子”，不是因为是当着别人的面，也不是因为自己被骂。骂人者有时也会觉得自己做的不对不好，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自己没有选择合适的时候、用合适的话骂对方，而不是认为自己的行为有失身份，是不光彩的。
幸运的是中国人没有随身携带武器的习惯。否则，如果他们随身带有手枪，或者带有剑，就像从前日本的武士那样，真难以预料每天会有多少惨剧因他们发怒而引起。
一旦觉得自己受了大委屈，中国人马上就会无力压制自己突然爆发的、失去控制的怒气。听说一个人要求一位有经验的老传教士给他做洗礼，遭到正当拒绝后，竟恼羞成怒地拔出刀子，逼迫老传教士为他洗礼。幸亏大多数上帝的信徒对这种凭武力想进入天国的做法不感兴趣，但是中国的社会普遍存在这种做法。
一个乞讨的老太婆，如果遭到拒绝，就会在你的马车跟前躺下要挟你。假如不巧你的车子轧到她了，那就更好了，她可以以此为借口要你永远赡养她，给她养老送终。
我以前住的那个村子里就有这样一个老泼妇。她经常以要自杀威胁别人，尽管邻居们给了她很多帮助，但是她一直都不满足。有一次，她又要表示自己的不满，说要淹死自己，结果跳进池塘才发现，水只能没到她的脖子，她怎么也不能一直把头没在水里，结果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全村人。不过当她第二次又跳河的时候，就成功了。
如果无法按照法律解决问题，中国人常常私自协商处理事情，叫私了。比如法律是管不了婆婆过分虐待儿媳妇的，中国的社会习俗也认可这种虐待，这时就只能靠儿媳妇的娘家去讨还公道。如果遭到对方拒绝，双方肯定会有一场战斗。如果没有遭到拒绝，但是犯事人逃之夭夭，儿媳妇娘家的人就会打碎她屋里所有能打碎的东西来出气，比如镜子、水罐之类，然后扬长而去。
因此，事先如果听到了风声，婆家人就会把那些易碎的东西都搬到邻居家藏起来。一家中国报纸叙述了北京发生的一件事，说一个小伙子和一个漂亮姑娘订了婚，结婚时，却发现娶来的是个又老又丑的姑娘，而且还是个秃子。失望的新郎大怒，大骂前来送亲的娘家人，痛打媒人，并砸毁了新娘的所有嫁妆。
如果周围的环境使他敢于这样做的话，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采取那样的行动的。但爆发的怒气总是会平息的，这就要看“和事佬”的能力了，实际上他们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非同小可。这些“和事佬”大都热衷于和平，即使事不关己，也会主动出面，两边劝慰，促使双方互相谦让，协调一致。
当社会纠纷不能用普通的方式解决时，就要打官司了。在中国，打官司是件大事，极度的愤怒会使人失去控制，大吵大闹后怒气仍然不消的话，就会决定将犯事的人送到衙门，以求“法办他”。
在中国，这纯粹是种发疯的举动，而在西方，一般人都会很谨慎不会这么鲁莽的。中国有些谚语说的是，宁愿吃亏到死，也不要打官司。因为打官司比吃亏还糟糕。狗被别人打死，只是一桩小事，我们都会一笑置之。可是一位中国移民的狗被打死之后，却声明要告到法院。朋友问他：“一条狗能值几个钱？”他说：“狗系（是）不及（值）钱，可那家伙太狠了，他应该赔偿全部代价。”
在西方，法庭会以高价拒绝受理这种案件，可是在中国，却可以导致两败俱伤，并结下世仇。但是，一般来说，双方通常都会找些说情的人，这种“和事佬”无处不在，价值也无可估量。在他们的参与下，成千上万的案子在审判前就私了了。我听说一个住着上千户人家的小村子，已经几十年没人打过官司了，原因是当地衙门中一位有地位的人物一直在起着制约作用。
像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机器，必定会经常咯咯作响，在巨大的压力下扭曲变形，可中国社会却一直安然无恙，并没有在压制下断裂。这些压力并没有使中国社会破产、毁灭。因为中国的政治机体也像人的身体一样，存在着大量的润滑液囊，在最需要时、最需要处，往往会及时渗出一滴来，对其加以润滑。
中国人有着爱好和平的特质，这使得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成为了一个有价值的社会分子。中国人是遵守秩序、尊重法律的，甚至在法律本身并不值得遵守的时候也这么遵守，只要统治方式符合他们的习惯。不过，能像中国社会这样承受如此之巨大压力者，大概寥寥无几，其中，最为功不可没者，就是那些“和事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