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平三年，也就是公元一九二年，天下已经乱了八年。从中平元年，公元一八四年的黄巾之乱开始，到初平元年的群雄讨伐董卓，再到现在的诸侯割据混战作为原本最繁华的中原、河北地区已是一片的凄凉。
百里无人烟，狼狈在废墟中行走，白骨露于荒野，一处处皆是哭声、哀嚎声、卖儿卖女之声，这已经成为冀、青、幽、并、司、兖、豫一带最常见的情景了。黄巾的主战场在这里，讨伐董卓的群雄也在这里，群雄混战最厉害的也是这里。长期的战乱，让百姓流离失所，不得不背井离乡朝着更安稳的地方迁徙。
这迁徙大都是往南的。因为长城以北的地方太过寒冷，又有匈奴、鲜卑、乌恒等草原民族虎视耽耽，实在不适合开辟新的家园。而南方虽然有瘴疠之地的称呼，但实际的情形却好上许多。
再远的不说，当就淮、扬、荆北一带已经成为能与中原相比的生存圈。而在这淮、扬、荆北之中，处于豫、兖之西，青州之南，东临大海，南触扬州的徐州则是当时迁徙之民的首选。
一来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分明，交通也很便捷，正适合北方流民的居住；二来这儿还不是太南，离他们的家乡也还算近，自然也令这些流民的心稍稍安定些许。
毕竟大汉朝以承平近两百年没有经历过动乱了，老百姓普遍对动乱持续的时间估计不足。在他们看来，眼下乱虽乱，但很快又会像王莽之祸那般，在几年之间重归于安定。所以他们也不想离自己的家乡太远，总想着能在有生之年再返回去。中国人嘛，总是难舍故土的。
东汉承西汉旧制以县、郡（国）、州为行政单位，并以州来划分。县为最小行政单位，其长官于大县称长，小县称令，皆听命于郡之太守，国之国相。郡设太守，国设国相，掌管一郡（国）的行政、财政、税收、治安大权，皆为秩两千石的官职。而州则设州刺史，行对地方官员的监察之权，其秩为六百石，比太守低得多。但，在黄巾之乱后，为了加强对地方得控制，汉灵帝听从太常刘焉的建议，将州刺史升格为州牧，行一州之军政大权，其秩也为两千石。在当时被封为州牧的有三人，益州牧刘焉，幽州牧刘虞，豫州牧黄琬。
黄巾之乱后，大将军何进与宦官之间的斗争愈烈。何进虽然是外戚，但大抵上被视为士大夫一边的代表。当因平定黄巾之乱的将领也大都出于士大夫一边，且掌握了军权，所以在这场斗争中宦官的失败已经是决定了事情。
然而由于何进的短视，陡自招外兵入京，不但使自己身死，还使得董卓入洛阳，从而最终出现了地方诸侯讨伐中央的事情。自此，中央的权威越弱，渐渐的便有人不将之当作一回事了。有自称太守的，也有自称刺史、州牧的。反正手里有兵有权，便可以先占据地盘，行使职权，在上表中央求得最终的任命，可谓是“先上车后补票”了。
不过当时徐州的实际统治者陶谦却不是这样“先上车后补票”的。陶谦在中平元年黄巾起事之时，被朝廷任命为徐州刺史，剿灭了徐州境内的黄巾军。而后在讨伐董卓的战斗中，陶谦虽然不曾有什么太大的表现，却也是十八镇诸侯中的一员。到后来董卓身死，李傕、郭氾占据长安，陶谦便与之和解，接受这个长安朝廷的任命就任为州牧了。那正是今年夏天发生的事情。
陶谦还算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物。当然，他在武略上比不了曹操这样的全才，但用来镇守一方，在黄巾之乱中保全一州百姓的平安还是可以做得到的。做为被灵帝所封的徐州刺史，他到任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清剿徐州境内的黄巾军。当时他还只是刺史，但却是拥有军队的刺史。其实权以和后来的州牧差不多，只是名声上的差别了。
徐州虽然也是受黄巾影响较大的州之一，但因为陶谦和孙坚的努力，却很快得到了安宁。
当时孙坚被任命为下丕丞，是六百石官。后来又因为给了宦官好处，有了更多一些的军功，被任命为长沙太守。
从黄巾之乱以后，徐州一直过得都比较滋润。陶谦在行政上面的手段比他在军略上的手段要高得许多。他也确实是一个心有百姓的，因此在他治下的徐州，非但没有受到北下流民的冲击而变得凋敝，反而因为人口的增加而变得更加富有。在冀、青、幽、并、司、兖、豫乃至关中都陷入战乱的时候，徐州却以“富户过百万”的名声，播扬于天下。
夏丘县是徐州治所下坯郡所属八县之一，其北临睢河，西接豫州，乃处于南北交接的要冲之处。因有睢河水的灌溉，所以夏丘周围的土地还算是肥沃。对于从北方而来流民而言，在一处河水之滨建立自己的新家园，并不算太难。
当时呆在夏丘县讨生活的人就有好几万口。他们砍伐河边树林的木材，用泥土堆垒起沿河堤坝，筑就起一间间勉强可以抵挡风寒的小木屋来。虽然这木屋并不豪华，但对于背井离乡的人来说，却是犹如梦幻一般的存在。这个早早就飘起了白雪的冬天，他们就将在这木屋里度过。
因县内的人口大幅度增加，所以城里酒馆食店的生意也就比前些年头要好上许多，尤其是那些小本经营，作些个馒头小吃的更是如此。虽说由北方逃离而来的人，大都是穷苦之辈，但在这儿安定下来，将一些东西变卖之后还是有些余钱的。他们当然会在长途跋涉以后，犒劳犒劳自己的肚皮了。反正那些小吃店的东西并不贵。彼此之间都是百姓么，一碗热乎乎的浓汤面将就着收个几文钱也就吧。
只要能保本，那些小店的老板们也大都不愿多赚。毕竟前几年黄巾乱起的时候，他们也尝受过乱世的苦楚。在将心比心之下，他们还是颇为同情那些流民的。小地方嘛，人心大都还是淳朴善良的。
因为不是郡的治所，夏丘的城池也就只有一般的规模。四向里高三丈长三里的城墙，将城池围做一个正方形。一条南北朝向的大道与一条东西走向的在城池正中的县衙处相交将整个城池分做惊呼对等的四块。之后，与大道平行的街在城池里笔直划开，将城池的格局变做了如棋盘一般的工整。
这正是中国古代最标准的城市布局。本来依照朝廷对四民等级的划分，城里的店铺是只能开在城中专门规划出的市里。但由于长期城市发展的需要，除了国都以外的地方大都不再理会这样的规定了。虽然城池里的市依旧是商铺店面最集中的地方，但在市以外的地方，凡作为两条官路交接的十字口出，也渐渐的成为商铺开市的所在。
夏丘城南北大街的北段，在靠近城门的地方也有一条街与大道相交。因为临近城门的缘故，每天从这儿经过的人很多，所以开在这个地方酒馆——泗水居就成了一个热闹的地方。
这是一座高三层的小型庄院。分前中后三进，后进自然主人家生活的所在，中进则有二十间两靠对立的厢房，那是作为客房使用的，而前进则是经营饮食的场所。
泗水居是六年前开业的，老板是一个女子。她似乎是一位寡妇，有一位年幼的女儿和几位烧得一手好菜的使女。靠着使女的帮忙和不知是夫家还是娘家留下来钱财在这里购了一块地皮，起了这么一栋泗水居。她的夫家似乎姓李，街坊邻居们与她混熟了，大都以李夫人来称呼她。她是一个相当有气质的女子。
泗水居在夏丘城里绝对是排名第一的酒楼。它那三层四丈规格在夏丘城也是绝无仅有的。酒楼的第一层面向大众，经营的大都是一些小吃包点之类；酒楼的第二层则针对档次稍高的一些本地居民或是从外地来的行商，有了酒水和盘菜；酒楼的三层则是雅阁包厢的所在，其酒水和菜金都是下边的数倍，招待的都是一些极有钱的富商和下坯而来官员等等。
李夫人并非一位甩手掌柜。对于自己建起来的这家泗水居，她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了泗水居这上上下下几十号人的生活，她可是里里外外不断忙碌着。终于凭借其自身的努力，将这泗水居的名声于这夏丘城中打了起来。这对一位男子而言或许还算不上什么功绩，但对一位从洛阳流落而来的弱质女流而言，却是十分难得的了。当时汉朝因为受到儒家思潮的影响，大都是看不起女性的。这一点，在这可以算得上是乡下的小地方也没有任何改变。
凡事有得便有失。当身为母亲的李夫人为她的事业上而努力的同时，她对自己女儿的管教自然无法故得到周全了。这位名为李铛的小姑娘不知从什么时候认识了周围几个野小子，便胡乱的跟着他们疯起来。除了上树掏鸟窝和脱了衣服下河游泳的事情，她因为体弱的缘故做不来以外，其他凡举男孩子喜欢的棍棒、弹弓等物，她也无不精通。因为没有人会去约束她，她甚至时常和那些个小子们去城外的野地里玩泥巴。每次都弄得全身脏兮兮的。于她母亲那“挣钱夫人”的名声响彻县城一般，她李铛这个“疯丫头”名号也是四下邻里都知晓的。
冬日的午后，太阳暖洋洋的照射着大地，让人觉得很舒服，很有些昏睡得感觉。在这样的日头下，除了非得为生活的忙碌而四处奔跑的人外，其他凡是有些空闲的，大都想在这样的时候好好的休息一番。毕竟这也是一种享受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