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文学史上，狄更斯是古典作家中除莎士比亚外最伟大的作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以高超的艺术手法，描绘了包罗万象的社会图景，塑造出众多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他的30多年的创作生涯，为英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代表作《双城记》，100多年来在全世界盛行不衰，一直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于1812年2月7日出生于朴次茅斯市郊的波特西地区，1822年全家迁居伦敦。他的父亲约翰·狄更斯是英国海军军需处的一名小职员，嗜酒好客，挥霍无度，经常入不敷出，在狄更斯11岁时，终因无力偿还债务，进了负债人监狱。狄更斯12岁便被迫辍学独立谋生，在一家鞋油作坊当徒工，给鞋油瓶封口和贴标签。童年时代这段艰苦的生活，成为他终生辛酸的回忆，从而使他对不幸的弱小者产生深深的同情。他只上过约4年学，主要靠自学获得广博的知识和文学素养。16岁时，到伦敦的布莱克默律师事务所当抄写员，学会速记后离开事务所到“博士民事法庭”当速记员，并为《议会之镜》报采写有关议会活动的新闻报道。这些工作使他得以走遍伦敦的大街小巷，广泛了解社会各方面的生活，也使他有机会了解法院和议会政治的肮脏内幕，为他熟悉英国下层人民的生活，为他后来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打下了基础，也为他一生的创作准备了丰富的素材。从1828年起，他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为伦敦的《时事晨报》《每月杂志》等报刊撰稿，业余时间则在大英博物馆勤奋学习。1833年，21岁的狄更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他的第一篇以博兹署名的随笔《明斯先生和他的表弟》投进了信箱，结果一举成功，在同年的《月刊》第12期发表。此后他的作品不断刊出，到1836年2月，结集成两卷本的《博兹特写集》问世，其中有随笔、特写，也有短篇小说。同年3月，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开始在杂志上连载，这部小说使他一举成为最受大众欢迎的作家，从此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直至登上英国文学以至世界文学的峰巅。24岁，狄更斯和报社出版人霍加斯的女儿凯瑟琳结婚，由于性格和情趣上的差异，这段婚姻给他的创作，特别是晚年生活带来了不幸。狄更斯一生勤奋，除刻苦写作外，还编辑杂志，组织剧团演出，登台朗读自己的作品，等等。繁重的劳动，家庭和社会上的烦恼，以及对改革现实的失望，损害了他的身心健康。1870年6月9日，正在写作长篇小说《德鲁德之谜》的狄更斯，因脑溢血猝然离世，6月14日，安葬于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之角”。
狄更斯在自己的30多年创作生涯中，写了15部长篇小说（其中《德鲁德之谜》未完成），多部中短篇小说，以及随笔、游记、时评、戏剧、诗歌等。虽然他是一位以反映现实生活见长的作家，他的作品一贯表现出揭露和批判的锋芒，贯彻他惩恶扬善的人道主义精神，但从他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看，显然有一个变化发展、丰富完善的过程。
他的前期作品，如《匹克威克外传》《奥利弗·特威斯特》（《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老古玩店》《巴纳比·拉奇》等，触及社会都较肤浅，只是对贫富悬殊、道德堕落、摧残妇女儿童等社会不公和不良现象，进行温和的批判和善意的嘲讽，作品洋溢着充满幻想的乐观情绪，受苦的“小人物”最终往往赢得“仁爱”的有钱人的庇护，找到了幸福生活。而且一般均采用流浪汉小说的形式，结构显得松散冗长，有的完全是以主要人物串联起来的短篇故事。
狄更斯写于19世纪40年代的中期作品，和前期作品相比，创作思想显然有了变化，随着他对社会认识的加深，乐观的幻想已基本破除，“仁爱”的有钱人已不复多见，流浪汉小说的形式已被基本抛弃，这一时期的艺术特点是通过辛辣的讽刺和夸张手法，较深入地揭示人物的本质和时代的特色。作品有《马丁·朱述尔维特》《董贝父子》以及《圣诞颂歌》等。
五六十年代是狄更斯创作的后期，在这个时期内，特别是50年代前后和60年代上半叶，他的创作成就达到了顶峰，他的思想上最深刻、艺术上最完整的作品，都是在这10多年中完成的。他先后写了《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双城记》《远大前程》《我们共同的朋友》等著名长篇和未及完成的《德鲁德之谜》。狄更斯后期作品的题材范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全面地揭示了英国的社会面貌：议会政治的黑暗、统治机构的昏愦、金钱社会的罪恶、人民大众的贫穷。作品中乐观主义精神已被严肃、沉重、苦闷的心情和强烈的愤懑所代替，幽默和讽刺逐渐减少，感伤和象征相应增加，结构更加紧密，戏剧性有所加强。总之，主要是这一时期的创作使狄更斯成为世界文坛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使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得以长盛不衰。
《双城记》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在他的全部创作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同他的其他作品相比，它更能反映出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作品最富有狄更斯的特色，作者身上的戏剧气质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狄更斯曾说，这部小说使他“深受感动，无比激奋”，并且渴望能亲自在舞台上扮演西德尼·卡顿。《双城记》自问世以来，深受读者的欢迎，能和《大卫·科波菲尔》相媲美。
可是，《双城记》在评论界也是一部颇多争议的作品。首先是，它是不是历史小说。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其次是，有人说它歪曲了历史，丑化了封建贵族，菲茨詹姆斯甚至说：“狄更斯先生作为18世纪特色描写的那类暴行，在14世纪就已经既不可靠，也不寻常了。”不用说，另外也有人说它歪曲了历史，说它丑化了革命人民。有关这些争论，让我们先对《双城记》的创作动机、创作目的和创作经过作一番考察，也许不无好处。
据作者在本书的序言中所说，作者是在和他的孩子、朋友们一起演出柯林斯的剧本《冰海深处》时，开始有这个故事的主要构想的。这是在1857年。《冰海深处》的主人公是一个被他所爱的姑娘抛弃后，在北极探险时为拯救情敌而牺牲自己的青年。这种高尚的品德完全符合狄更斯用来评价一个人的最高标准，是舍己为人的典范和楷模。因而按作者原来的计划，他的这部未来的小说的主人公，也是一个牺牲自己生命去拯救情敌的青年，所以作者在1859年动笔前二三年，就开始构思起卡顿的形象，这是最初的打算。可是，也就在这一时期，作者进一步看到当时的英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经济萧条和寡头政治的腐败无能，三起三落的宪章运动以及欧洲大陆各国的革命运动，这种一触即发的形势使他忧心忡忡，觉得这和法国大革命前夜的形势颇为相似，担心法国大革命会在英国重演。早在1855年，在他给累亚德的信中就说过：“……我相信，不满情绪像这样冒烟，比大火烧起来还要坏得多，这特别像法国在第一次革命爆发前的公众心理，这就有危险。由于千百种意外——如收成不好，贵族阶级专横与无能，把已经紧张的局面最后一次加紧，海外战争的失利，国内偶然事件——变成那次以后从未见过的一场可怕的大火。”有感于此，他决心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警告。于是，这也就同时成了《双城记》的一个主题。这一点作者在本书的第一部第一章第一段中讲到法国大革命那个时代时，就开门见山地说：“简而言之，那个时代和当今这个时代是如此相似。”狄更斯无意写一本历史小说，更不想写革命史，他只是想通过这部小说来宣扬自己的人道主义理想，对当权者和广大公众提出双重警告而已。虽然好友卡莱尔给他送来两大捆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著作，但他根本没有看，只是熟读了他的《法国大革命》，因为他不是写历史小说，并不需要深入研究历史事实，他只要选取一些法国大革命的史料，捕捉那一时代的气氛，通过虚构的人物和事件，用一个故事来对自己同时代的当权者和公众呼吁；暴政会引起暴力，危机近在旦夕，人人都应慈悲为怀，流血只能造成更多的流血，冤冤相报何时了，只有仁爱之心才能挽救浩劫。
至于有人说，作者在本书中歪曲了历史，丑化了封建贵族，事实并不尽然。许多事实，如使马奈特医生含冤入狱的空白逮捕令，法国人民的悲惨生活，攻占巴士底狱，等等，均有史记载，绝非杜撰。雅各宾专政时期的一些过火行动，也都确有其事。如果说本书中对暴政和暴力的描写均有失实之处，那恐怕是为了双重警告，做了双重夸张吧。更何况，狄更斯是个人道主义者，不是社会主义者，他是个小说家，不是政治家、历史学家，《双城记》只是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虚构小说，并不是记载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文献或历史小说。
狄更斯的小说，特别是前期作品，一般都比较松散冗长，《双城记》在结构上可说是最严密完整的一部，没有多少与主题无关的繁枝杂叶。从情节看，虽然错综复杂，富有戏剧性，表现了冤狱、爱情和复仇的主题，但基本上是在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下，围绕着马奈特医生一家和以德发日夫妇为首的圣安东尼区展开的。前者主要表现爱与行善，后者着重反映恨与复仇。通过爱恨交锋，善恶搏斗，最后如作者所说，“爱总能战胜恨”，“恶往往都是昙花一现，都要和作恶者一同灭亡，而善则永世长存”，达到作者一贯主张的惩恶扬善的创作意图。书中的人物，就是据此安排塑造的。淳朴善良的马奈特医生、温柔多情的露西、正直高尚的达内、热心敦厚的洛瑞先生、刚直忠诚的普罗斯小姐、仁爱无私的卡顿，无疑都是“爱”的家族成员，埃弗瑞蒙德兄弟显然是“恶”的代表，德发日太太是“恨”的化身。最后，埃弗瑞蒙德兄弟灭亡了，德发日太太失败了，“爱”的家族胜利了。卡顿虽然走上了断头台，可是，“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虽死犹生，卡顿永生，仁爱永生。这就是狄更斯的“道德意向”。就人物的塑造而言，马奈特医生、德发日太太、洛瑞先生都较为丰满，相比之下，达内、露西则显得较为单薄、苍白，还不如普罗斯小姐、杰里写得有声有色。像露西这样的人物，作者也许是写多了，反倒一般化了。
从艺术技巧看，狄更斯在本书中全面地运用了象征、寓意、嘲讽、夸张、对比、重复等手法。从德发日酒店门口打破酒桶，到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之夜，都暗示着那血与火的日子即将来临；象征爱的金线、寓意历程的足音，还有蒸蒸的雾气和熊熊的烈火，伐木人和庄稼汉，能发出回声的街角，整日编织的命运之神，无不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和象征主义的隐喻。
狄更斯的作品一向以幽默和风趣见长，而《双城记》中更多的是嘲讽和夸张，如在讲到宫廷里那位有权有势的大人时，作者写道：
大人能够毫不费劲地吞下许多吃的东西，因而有些对他不满的人尖刻地认为，他是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吞食着法兰西；不过，他早晨喝的这杯巧克力，连同厨子，如若没有四个壮汉相帮，那是无论如何也灌不进他的嗓子眼里去的。是的，要把那不胜荣幸的巧克力送入大人口中，得用四个壮汉。第一个壮汉侍从先把盛有巧克力的壶捧到大人跟前；第二个用他随身带来的专用小勺子调搅巧克力，使之起泡沫；第三个献上那备受恩宠的餐巾；第四个则把巧克力从壶里倒出。在大人看来，这些侍候他喝巧克力的侍从是一个也不能少的，否则他就不能在这令人羡慕的天下雄踞高位。要是他喝巧克力时只有三个人侍候，这种不成体统的场面，就会在他的家徽上沾上深深的污点；如果是两个人侍候，那他就得一命呜呼了。
在写到那位令人丧胆的泼辣女人吉萝亭——断头台时，作者则完全用了一种调侃的语气：“它是人们日常谈笑的话题；它是治疗头疼的特效药，它防止头发变白绝对有效，它能使面色特别白嫩，它是国家牌剃刀，能把一切剃得一干二净，所有和吉萝亭接吻的人，只消伸头朝那小窗口里看上一眼，就会咔嚓一声，掉进口袋。它是人类再生的标志。它取代了十字架，人们摘去十字架，把它的模型戴在胸前。凡是十字架被摒弃的地方，它就受到人们顶礼膜拜，崇信有加。”这简直是一段精彩的“黑色幽默”！
本书中用了较多悬念和伏笔，如洛瑞先生的答复“复活”以及杰里对这两个字的担忧，马奈特医生在露西婚礼前和达内的密谈，德发日太太的编织，罗杰·克莱的出殡，达内的神秘身世，马奈特医生在狱中的揭发材料，卡顿的突然出现在巴黎，等等，都是作者的苦心安排，既是故事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使情节更加曲折离奇，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
狄更斯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的语言丰富多彩，明晰生动，无论写人写景写事，运用得都恰到好处，本书中精彩的地方比比皆是。既有露西结婚前夜父女月下叙情的绵绵情意，法庭上检察总长的滥调陈词，也有对善恶爱恨的哲理思辨，对有权有势大人的辛辣嘲讽，还有攻占巴士底狱时的简洁渲染，杰里和普罗斯太太的直率粗俗。在写到台尔森银行因循守旧，反对改革，不启用新人时，文字也非常形象生动：“在台尔森银行各式各样的幽暗大橱小柜之间，一些年迈老头郑重其事地在办公。每当雇用一个年轻人进伦敦台尔森银行，他们总是把他藏起来一直放到老，像块干酪似的把他藏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直到他浑身有了十足的台尔森味，长满斑斑青霉。”
诚然，正如有些评论所指出的那样，即便从艺术手法看，《双城记》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如洛瑞和马奈特医生谈论病症和治疗的那段，说明冗长的毛病尚未根除，狱中囚犯那种彬彬有礼、气度不凡的绅士风度，显得不够真实，有的人物也较单薄，有些概念化。
通过《双城记》，我们也可以看出，狄更斯虽然是一位能出色地反映现实的作家，可是他也充分运用了浪漫手法、象征手法，甚至和现代手法之间也有着涓涓细流。因而，尽管100多年来，文学思潮变迁更迭，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的标准不断转移，文学批评理论、流派层出不穷，狄更斯却从未受过冷落，他不但被纳入现实主义，也被纳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话语。近年来，西方某些后现代主义文论家甚至也开始把他纳入他们的理论视界，觉得狄更斯对于意识形态影响未及的“素朴的”或不受重视的叙述程式的运用，就值得研究，认为狄更斯不仅创作了“现代主义”的社会现象，人具有独立而自由的自我，也描绘勾画了种种模拟幻象和自我消解的主体这样一类“后现代主义”的现象，想要把他和当今的后现代主义作家托马斯·品钦等人拉成近亲。当然，这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双城记》发表至今130多年，尽管由于价值标准和审美情趣的不同，在评论界有所争议，但仍公认是狄更斯的一部代表作，深受全世界广大读者的欢迎。这一切都说明，狄更斯的地位是牢不可破的，《双城记》的价值是不能否定的。
1992年冬于浙江大学求是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