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
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子贡曰：“弃灰之罪轻，断手之罚重，古人何太毅键也？”曰：“无弃灰，所易也；断手，所恶也。行所易，不关所恶，古人以为易，故行之。”
中山之相乐池以车百乘使赵，选其客之有智能者以为将行，中道而乱。乐池曰：“吾以公为有智，而使公为将行，今中道而乱，何也？”客因辞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人，而利足以劝之，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夫从少正长，从贱治贵，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乱也。尝试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为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斩其首，何故而不治！”
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道也。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
一曰：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也。”
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辄一，辜磔于市。甚众，壅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大罪莫重辜磔于市，犹不止者，不必得也。故今有于此，曰：“予汝天下而杀汝身。”庸人不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犹不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则虽辜磔，窃金不止；知必死，则天下不为也。
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惧，自将众趣救火。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乃召问仲尼。仲尼曰：“夫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赏；救火者尽赏之，则国不足以赏于人。请徒行罚。”哀公曰：“善。”于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成欢谓齐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对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后可与谋，不忍人而后可近也；不仁则不可与谋，忍人则不可近也。”王曰：“然则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对曰：“王太仁于薛公，而太不忍于诸田。太仁薛公，则大臣无重；太不忍诸田，则父兄犯法。大臣无重，则兵弱于外；父兄犯法，则政乱于内。兵弱于外，政乱于内，此亡国之本也。”
魏惠王谓卜皮曰：“子闻寡人之声闻亦何如焉？”对曰：“臣闻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则功且安至？”对曰：“王之功至于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对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与也。不忍则不诛有过，好予则不待有功而赏。有过不罪，无功受赏，虽亡，不亦可乎？”
齐国好厚葬，布帛尽于衣衾，材木尽于棺椁。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尽则无以为蔽，材木尽则无以为守备，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对曰：“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于是乃下令曰：“棺椁过度者戮其尸，罪夫当丧者。”夫戮死，无名；罪当丧者，无利；人何故为之也？
卫嗣君之时，有胥靡逃之魏，因为襄王之后治病。卫嗣君闻之，使人请以五十金买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群臣左右谏曰：“夫以一都买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无小而乱无大。法不立而诛不必，虽有十左氏无益也；法立而诛必，虽失十左氏无害也。”魏王闻之曰：“主欲治而不听之，不祥。”因载而往，徒献之。
【译文】
经二必罚
太仁慈了法制就无法建立，君主威严不足就要被臣下侵犯。因此，刑罚执行得不坚决，禁令就难以推行。那道理就在董阏于巡视石邑和子产教导游吉的故事之中。所以孔子分析下霜问题，而殷商之法规定在大道上倒灰的处以重刑；带队的人离开乐池，而商鞅对轻罪加重处罚。因此，丽水之金无法防范，而积年没有采伐的山泽之火没有人救。成欢认为过于仁慈则齐国必将衰弱下去，卜皮认为过于慈惠则魏国必将灭亡。管仲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戮死尸；卫嗣公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买回刑徒。
说二
董阏于是赵国上地的太守。一次在石邑山中巡视，看那山涧很深，陡峭如墙，深有七八百尺，就向住在这个乡里附近的人打听：“这里面有人进去过没有？”回答说：“没有。”他问：“儿童、痴呆、聋子、疯子有进去过的没有？”回答说：“没有。”他又问“牛马狗猪有进去过的没有？”回答说：“没有。”董阏于长叹一声说：“我能治理了。如果我治理这个地方严办而不赦，就如同进入深涧必定死亡一样，人们就没有敢于犯法的了，怎么会治理不好呢？”
子产做郑国的丞相，病将死，告诉游吉说：“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在郑国执政，一定得要威严治民。火的形势严峻，所以人们很少烧伤；水的样子软弱，所以人们往往被淹。你一定要严厉用刑，不要让人们淹在你的懦弱之中。”子产死了，游吉不肯用严厉的刑罚，郑国的年轻人一个个去做强盗，就在雚泽一带出没，将成为郑国的祸害。游吉带领着大队人马去讨伐，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才勉强取胜。游吉慨然长叹说：“我要早遵行夫子的教导，一定不会后悔到如此地步。”
鲁哀公问孔子说：“《春秋》里有这样的记载：‘冬十二月下霜，没有把豆秧冻坏。’为什么要记这个？”孔子回答说：“这话是说可以冻坏而没有冻坏。可以冻坏而没有冻坏，这样桃树李树就会冬天结果了。上天失去常规，草木就要去触犯它，更何况是君主呢？”
殷朝的法令规定，在大道上倒灰的要受刑罚。子贡认为太重，就去问孔子。孔子说：“这是懂得治国之道的做法。在大道上倒灰一定要迷人眼目；迷人眼目，人家就会发怒；发怒就要殴斗；殴斗就会引起三族互相残杀，这是残害三族的行为，因而是可以用刑的。况且所说的重罚，是人们所烦恶的；而不许乱倒灰，是人们易于做到的。让人们做容易做到的事，而不让人们去做烦恶的事，这是治国之道。”
还有一种说法：殷朝的法令规定，在公共大道上倒灰要斩断手。子贡说：“倒灰应是罪轻，施断手之刑太重，古时候的人怎么那样残酷呢？”回答说：“不许乱倒灰，这是容易做的；断手，这是人们所厌恶的。执行容易做的，不触犯所厌恶的，古时候的人认为容易做到，所以才这么办。”
中山国的丞相乐池带领一百辆车出使赵国，选拔门客中有才智的人当队长，半道车队就乱了。乐池说：“我以为你有才智，让你当队长，现在半道车队就乱了，这是为什么？”门客因此告辞而去，走前说：“您不懂治国。有威权就足以使人服从，有利就足以使人奋勉，所以就能治理。现在臣下是您的小小门客。要由年轻的端正年长的，由卑贱的管理尊贵的，又不能掌握赏罚大权来节制他们，这就是队伍所以混乱的原因。假如臣下能够做到：对好的我可以任命他为卿相，对不的好我可以杀他的头，为什么会管理不好！”
商鞅的法令是重办轻罪。有罪重办，人们就不会轻易犯法；而小的过错，是人们很容易改掉的。使人排除容易改掉的过错，不去触犯重罪，这是治国之道。如果小过不生，大罪不犯，这样人们就没有罪，祸乱也不会发生了。
还有一种说法：商鞅说：“用重刑惩办轻罪，轻罪就不会发生，重罪也没有人触犯，这叫做以刑去刑。”
楚国的南部有一处叫丽水的地方，河中产砂金，很多人偷着去采。采金有禁令，抓住了总是在市集上处以五股分尸的极刑。杀的人太多了，几乎把河水都给堵塞了，然而偷着去采黄金的人并没有停止。大罪再也没有比市集上五股分尸更重的了，还是没有停止，就是因为不一定能被抓住。假如现在有个人在这里说：“我给你天下，然后把你杀了。”一般的庸人也不干。富有天下，这是大利，然而不要，那是知道一定得死。所以不一定能被抓住，即使抓住了要五马分尸，偷采黄金也不会停止；知道一定得死，便是天子也没有人去做。
鲁国人焚烧日久年深的沼泽。当时刮着北风，火势向南延伸，怕烧着都城。鲁哀公吓坏了，亲自率领兵众督促救火。左右的人都去追逐野兽去了，却没有人去救火。这才召问孔子如何办。孔子说：“追逐野兽的快乐而没人处罚，救火的劳苦而没有奖赏，这就是没有人去救火的原因。”哀公说：“对。”孔子说：“事情很紧急，来不及奖赏；救火的人都奖赏，都城的财货也不够奖赏的。请只行罚吧。”哀公说：“好。”于是孔子下令说：“不救火的按投降罪论处，追逐野兽的按人禁罪论处。”命令还没有传遍而火已经扑灭了。
成欢对齐王说：“君主太仁慈了，心肠太软了。”君主说：“太仁慈，心肠太软，那不是善名么？”回答说：“那是人臣的善行，不是人君的作为。人臣必须仁慈而后才可以同他谋事，心肠软而后才能同他亲近；不仁慈就不可以同他谋事，对人心狠就不能同他亲近。”君主说：“那么寡人什么地方太仁慈？什么地方心肠太软？”回答说：“君主对薛公太仁慈，对宗族心肠太软。对薛公太仁慈，大臣就不尊重；对宗族心肠太软，叔伯弟兄就犯法。大臣不尊重，军兵对外就无力；叔伯弟兄犯法，国内政治就混乱。军兵对外无力，国内政治混乱，这就是国家灭亡的根源。”
魏惠王对卜皮说：“你所听说的寡人的名声怎样？”回答说：“臣听说君主是很慈惠的。”君主欣然大喜说：“那么这功绩表现在什么地方？”回答说：“君主的功绩至于灭亡。”君主说：“慈惠，是做好事。做好事还会灭亡，这是为什么？”卜皮答说：“仁慈就是不忍心，而恩惠就是喜欢施舍。不忍心就不杀有过之人，好施舍就不等有功就奖赏。有过不问罪，无功而受赏，灭亡不是完全可能的么？”
齐国喜好厚葬，麻葛丝绸都被丧服被褥用光了，木材都被棺椁用尽了。齐桓公对此很发愁，就对管仲说：“麻葛丝绸用光了就没有遮体的了，木材用尽了就没有防守用材了，然而人们厚葬还没个完，怎样禁止呢？”管仲答说：“大凡人有所作为，不是为名，就是为利。”于是就下达命令说：“棺椁超过规定的斩戮死尸，操办丧事的人要判刑。”斩死者，就没有名声了；操办者判刑，就没有利了；人为什么还要去做呢？
卫嗣君之时，有个服役的罪犯逃到魏国，就在那里给魏襄王的王后治病。卫嗣君听说这事，派人去请求用五十斤黄金买回来，往返五次，魏王就是不给，才又用左氏这座城去交换。群臣都来进谏说：“拿一座城去买一个服劳役的逃犯，可以吗？”君主说：“这不是你们所知道的。治理得好的国家就没有什么小，再小也要管；治理得不好的国家就没有什么大，再大也得丢。法规建立不起来，诛罚不能坚决执行，即使有十个左氏也没有用；法规建立起来了，诛罚坚决执行了，即使丢了十个左氏也没有什么关系。”魏王听到之后说：“卫君想要治理好国家，而不听从他，是不吉祥的。”于是就用车载着罪犯，什么没要就交给卫君了。
【原文】
经三赏誉
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也，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其说在文子称“若兽鹿”。故越王焚宫室，而吴起倚车辕，李悝断讼以射，宋崇门以毁死。勾践知之，故式黪怒蛙；昭侯知之，故藏弊裤。厚赏之使人为贲、诸也，妇人之拾蚕，渔者之握鳣，是以效之。
说三
齐王问于文子曰：“治国何如？”对曰：“夫赏罚之为道，利器也。君目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
越王问于大夫文种曰：“吾欲伐吴，可乎？”对曰：“可矣。吾赏厚而信，罚严而必。君欲之，何不试焚宫室？”于是遂焚宫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敌之赏；救火而不死者，比胜敌之赏；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涂其体被濡衣而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胜之势也。
吴起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搿临境，吴起欲攻之。不去，则甚害田者；去之则不足以征甲兵。于是乃倚一车辕于北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赐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赐之如今。俄又置一石赤菽东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于西门之外者，赐之如初。”人争徙之。乃下令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宅。”人争趋之。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不中者负。”令下而人皆疾习射，日夜不休。及与秦人战，大败之，以人之善战射也。
宋崇门之巷人服丧而毁甚瘠，上以为慈爱于亲，举以为官师。明年，人之所以毁死者岁十余人。子之服亲丧者，为爱之也，而尚可以赏劝也，况君上之于民乎？
越王虑伐吴，欲人之轻死也，出见怒蛙，乃为之式。从者曰：“奚敬于此？”王曰：“为其有气故也。”明年之请以头献王者岁十余人。由此观之，誉之足以杀人矣。
一曰：越王勾践见怒蛙而式之。御者曰：“何为式？”王曰：“蛙有气如此，可无为式乎？”士人闻之曰：“蛙有气，王犹为式，况士人有勇者乎！”是岁，人有自刭死以其头献者。故越王将复吴而试其教：燔台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赏在火也；临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赏在水也；临战而使人绝头刳腹而无顾心者，赏在兵也。又况据法而进贤，其劝甚此矣。
韩昭侯使人藏弊裤，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裤不以赐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闻明主之爱一嚬一笑，嚬有为嚬，而笑有为笑。今夫裤，岂特嚬笑哉！裤之与嗍笑相去远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鳣似蛇，蚕似蝎。人见蛇则惊骇，见蝎则毛起。然而妇人拾蚕，渔者握鳣，利之所在，则忘其所恶，皆为贲、诸。
【译文】
经三赏誉
赏誉薄而又欺骗人，臣民就不为君主效力；赏誉厚而又守信用，臣民就拼死命为君主效力。那道理就在于文子说的“如同兽中之鹿一样”。所以越王焚烧宫室，而吴起把车辕靠在墙上，李悝用射箭判断诉讼案件，宋国崇门的居民因亲丧哀伤过度而死。勾践知道，所以凭车以敬怒蛙；韩昭侯明白，所以收藏破旧的裤子。厚赏能使人成为孟贲、专诸，妇人拾蚕，渔夫捉鳝，就是明证。
说三
齐王问文子说：“治理国家该怎么办呢？”回答说：“赏罚作为治国之道，是国家的大权，君主要牢牢地把握住，不可以送给别人。至于像臣下这样的人，就好比兽中之鹿，只要有鲜草，就会跑过去。”
越王勾践问文种大夫说：“我想伐吴，可以吗？”回答说：“可以。我们的奖赏厚而且守信，刑罚严格而且坚决。君主想要证实，为什么不试一试焚烧你住的宫室？”于是就把宫室点着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来救火。于是下令说：“救火而死的，按作战而死的奖赏；救火而没有死的，按战胜敌人的奖赏；不救火的，按投降罪论处。”人们往身上涂泥，披上湿衣而奔赴火场，左边来了三千人，右边来了三千人。通过这件事就了解到伐吴必胜的形势了。
吴起是魏武侯的西河太守。秦国有一个小望亭毗邻魏境，吴起想要攻下它。拿不下来对种田人有很大危害；拿下它来，又不值得征发士兵。于是就把一部车辕倚靠在北门外，下令说：“有能把车辕搬到南门外的，赏赐上等田地、上等住宅。”没有人去搬。等到有人搬了，马上按发布的命令赏赐了。不久又放一石赤小豆在东门外，下令说：“有人能把它搬到西门外，赏赐和前次一样。”人们都争着去搬。于是下令说：“明天就要攻小亭了，有能先登上小亭的，任命他为国大夫，赏赐上等田地和住宅。”人们争着向前。攻打这个小亭，只一个早晨就把它攻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