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1942年7月，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双方胜负未卜，前途扑朔迷离。在太平洋战区，日本人攻势凌厉，盟军全面败退。在苏德战场，苏德两军激战正酣，双方伤亡惨重，呈胶着状态。在北非，德意军团在利比亚大获全胜，俘获英军3万人，正在向埃及步步进逼。危机四伏的局面给反***盟国领导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围绕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展开了紧张激烈的谈判。
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后，***轴心国把主要力量投入了苏德战场，使苏联承受了巨大的战争压力。1941年7月至9月，斯大林连续两次急电英国首相丘吉尔，要求英国尽快开辟第二战场，以缓和苏联方面的压力。在此前后，双方围绕开辟第二战场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西方盟国虽做出了一些承诺，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其原因，除了英国确实没有做好登陆作战的准备外，更主要的是丘吉尔对苏联能否抵挡住***军队的强大攻势持观望态度。
美国参战之后，开辟第二战场的条件日益成熟了。自1941年12月起，英美双方先后拟订了多个作战方案，但都未能实施。最后，在世界人民反***斗争的推动和战局的压力下，双方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终于决定：盟军于1942年12月前在北非、西北非登陆，该方案命名为“火炬”计划，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执行“火炬”计划的盟军总司令。
实施“火炬”计划已经为期不远了，但此时，“火炬”计划的细节尚不明朗，只是预计有一支美国特遣部队参战，从美国直抵北非。由谁来统率这支部队呢？要知道，这位将军身负着特殊的使命，盟军的成败全在此一举，而且，他将是此次大战中率领美军参战的第一位美国将军。这时，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几乎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一个人，很久以来，他们就想让这个人指挥一次关键的战役，此人便是巴顿。
艾森豪威尔不仅认为巴顿有能力承担这一特殊使命，而且他还相信，巴顿一定会高兴地接受这一任命。因为在此之前，艾森豪威尔曾试探性地问过巴顿是否愿意放弃他领导的那个军，率领一个师去参加战斗。他一面说着，一面观察巴顿的表情。他知道，巴顿对他的那个军是非常钟爱的。巴顿没有让艾森豪威尔失望，他连想都没想，马上大声回答说：“艾克，如果能让我参加战斗，我甘愿当一名少尉。”
7月30日，巴顿被急召到华盛顿，他从马歇尔口中第一次极为简略地了解了“火炬”计划的情况，因为该项行动目前还只是一个粗略的框架，谁也不能提供更详细的东西。马歇尔还命令巴顿对这个计划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制定出详细的作战方案。
8月3日，巴顿在华盛顿宪法路军需大楼的第三层得到了一问办公室，开始制定“火炬”战役的行动方案。
巴顿的办公机构是一个非常精干的班子，只有几名年轻的军官和秘书，其中包括他的参谋长盖伊上校和作战处长肯特·兰伯特上校。这是巴顿一贯的作风，干事情一定要讲究效率，因此组建工作班子的原则是小而精，只要一个人能办的事，决不安排两个人做。巴顿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由于只有一个房间，于是秘书们在中间拉起了一道帘子，巴顿在“里间”办公。很快，他就拟订了一个初步的登陆作战计划。几经修改后，巴顿立即携文件副本飞往伦敦，向艾森豪威尔汇报工作。巴顿此行还有一个不愿告人的目的——确立他本人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的地位。
此时，艾森豪威尔正在伦敦与英国方面协商有关“火炬”行动的事宜。他真心希望由巴顿来指挥登陆部队，但考虑到军衔方面的差距又有些犹豫了。8月9日晚上，艾森豪威尔正在吃晚餐，巴顿匆匆赶到了，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起了“火炬”计划问题。他们讨论了战役实施中可能遇到的许多具体问题，如：登陆部队的巴顿检阅临战部队。作战素质、登陆地点的地形特征、登陆时的气候以及法国军队的动向等等。这些日子，艾森豪威尔一直在苦心思考这些复杂的问题，再加上远征军横渡大西洋和登陆作战中不同兵种间的协同问题，已经使他有些焦头烂额了。眼看着登陆作战的日子越来越近，但有关“火炬”计划的一些具体内容尚未落实，甚至还有不少人对该计划抱怀疑态度，大唱低调。看来只有巴顿是个乐观主义者和实干家，他充满自信和豪情，提出的意见完全是建设性的。巴顿的到来，犹如给艾森豪威尔送来一股春风，驱散了几天来的烦恼和厌倦，使他如释重负，兴奋不已。他永远忘不了那次聚会结束时巴顿对他说的那句话：“只要允许我参加这次行动，我发誓：不是成功就是死亡！”
晚餐后不久巴顿便告辞了。这次会面虽然十分热烈，但巴顿仍感到心中无底。艾森豪威尔对自己的计划是赞同还是反对？自己在这次战役中究竟能扮演什么角色？巴顿心中存在着困惑，也充满了希望。他认为，自己至少有三个条件比别人优越：第一，他是美军少有的坦克专家，军事素养无人能比，不久前的军事演习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第二，“火炬”计划是他亲手制定的，没有人会比他更了解该作战计划的细节；第三，马歇尔将军和艾森豪威尔将军都非常信任他。巴顿认为，单凭这一点就可以保证他获得该战役的指挥权。
1942年6月，伍德、巴顿等于本宁堡。但没过几天，巴顿就被泼了一身冷水：马克·韦恩·克拉克将军被任命为艾森豪威尔的助手，担任副总司令，负责“火炬”计划的审定工作。巴顿原认为，不论从能力、资历还是私人关系来说，自己都是最适当的人选。而克拉克是比他晚8年的西点生，在他眼中只不过是只“老鼠”，但如今也同样晋升为少将了。“黄口小儿，岂能当此大任？”巴顿心中忿忿不平，他不仅对克拉克的能力表示怀疑，也对艾森豪威尔的择将之道颇感失望，他甚至怀疑，克拉克一定是通过什么途径抢了他的位置。
但为了取得参战的机会，巴顿强忍住愤怒和忌妒，与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一起研究修订“火炬”计划。由于当时美军内部对于轴心国的军事实力的评价一般都很高，因此许多人认为“火炬”计划的实施将会困难重重，胜负难料。巴顿具有天赋的攻击精神，以从事战争为乐，喜欢冒险，并充满必胜的激情。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该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五十。但巴顿认为，必须坚决地实施这一计划，全力以赴争取胜利，因为既然英美首脑们已就“火炬”计划达成了协议，作为军人只能执行命令，别无选择。为了“火炬”计划的成功实施，巴顿做了大量工作。
巴顿此行一共在伦敦待了10天，他的主要活动有两个内容：一是参与审查和完善“火炬”计划；二是争取更多的人理解和支持这一计划。
他首先致力于说服在英国的美国军事人员。在这些人中，对该计划抵触情绪最大的是美国海军的代表。在一次会议上，海军的代表指出：“火炬”行动是在不利的时间和不利的地点进行的一次军事冒险，必定会使美国海军遭受巨大损失。对此，巴顿给以坚决的驳斥，他要求大家从大局出发，而不要计较局部的得失，同时要正确地估计盟国海军的实力，不要被敌人的强大外表所吓倒。他说：“与其日复一日徒劳地等待良机，不如寻找有利时机进行拼死一搏。敌人是凶恶的，但他们决不会比我们更强大！”巴顿的话很坦率，十分在理，他越说越兴奋，直至对方理屈词穷。最后，艾森豪威尔做了一个总结，他说：“‘火炬’计划是英美首脑们的决策。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也不管困难大小，该计划必须实施，即使一艘护卫舰都没有，我也要下令进攻北非。不管有没有军舰，我都要去打这场战役，哪怕我一个人划着小艇去。”
巴顿还走访了英国的某些“关键部门”，为“火炬”计划摇旗呐喊。其中与蒙巴顿勋爵的会谈规格最高，参加者大都是蒙巴顿周围的高级将领。会谈开始时争论非常激烈。巴顿有备而来，据理力争。到后来，讨论变成了巴顿的个人演讲，与会者都听得入了神。会谈结束后，巴顿对他的参谋长兰伯特说：“软弱的”蒙巴顿和他的将军们看来已全心全意支持我们了。
到8月下旬巴顿离开伦敦时，阻碍“火炬”计划的重重迷雾已经被驱散了，这为该计划的最终确定和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见，计划的周密和说服工作的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方面，巴顿功不可没。艾森豪威尔对于巴顿的伦敦之行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表示，有巴顿参与实施“火炬”计划，他本人感到十分荣幸。
“火炬”计划是英美两国经过长期酝酿产生的，之所以把登陆点定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而且主要以美军的名义实施该计划，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总体来看，盟军认为这里是轴心国的一个比较薄弱的统治区，有许多可以利用的因素。例如：这里的轴心国驻军的成份比较复杂，有相当部分是法国军队，战斗力较弱，真正的德军主力不多，装甲部队也较少；这里是传统的法属非洲，北非法军中存在着较强烈的反德意识，一些反**分子一直与盟国和法国抵抗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由于英法矛盾尖锐，北非法军的反英情绪也较强烈，他们仍奉贝当当局为合法政府，因此，这次盟军作战应打着美军的旗号，在形式上表现为美国人的军事行动，同时对流亡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也严守机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