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力三世继位（1598—1621在位）后，西班牙走进权臣主政的历史阶段。17世纪西班牙的几位统治者性格软弱，对执政的兴趣甚少，他们将大权交付宠臣，让他们出任首相。腓力三世在位期间，莱尔玛公爵及其子乌塞达公爵相继成为宠臣。腓力四世时期的宠臣是奥利维瑞斯伯爵。此后，费尔南多·德·瓦伦苏埃拉、奥地利的王子胡安·约瑟、梅迪纳塞利公爵和奥罗佩萨伯爵先后成为查理二世时代的宠臣。
在西班牙的历史书中，17世纪是一个衰退与没落的时代。17世纪上半叶，西班牙为维持其在欧洲及在大洋上的霸权地位而进行的战争频频发生。此后，西班牙国力明显衰弱，它的没落始于一场灾难性的瘟疫（1598—1602）。卡斯蒂利亚在这场灾难中受到最大重创，瘟疫夺走约50万人的生命，占卡斯蒂利亚总人口的8%。接踵而至的几场时疫和农作物歉收，导致人口锐减，仅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人口就从830万（1598）降至17世纪下半叶的660万。卡斯蒂利亚在经济和人口方面的增长维持至16世纪70年代。此后，人口数量下降，1650年至1660年间达到最低点，此时的西班牙人也处于整个近代的最差境况中。1609年，为防范摩里斯科人与北非海盗之间合作的可能，腓力三世将经济上十分活跃的摩里斯科人，即领洗并皈依基督教的穆斯林驱逐出境，然而此举是徒劳的。约27.3万人遭到驱逐，个别地区因此流失大量人口。卡斯蒂利亚人口减少了大约15.2%，瓦伦西亚人口总量甚至减少了21.1%。对穆斯林的驱逐在经济上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尤其对农业和手工业。
在西班牙宫廷中，几乎没有什么迹象显露出这个国家的普遍衰落。恰恰相反，任人唯亲、高昂的开支、奢华的围猎与宫廷娱乐依然是皇室日常生活的鲜明特征。此时的西班牙流光溢彩，文化之繁盛在这一文学与艺术的“黄金时代”（Siglo de Oro）达到巅峰，但经济和社会危机却不断蔓延。为防止国家的全面衰退，西班牙出台了诸多政治与经济改革方案，其设计者被称为“规划人”（arbitristas），他们发行的宣传册在17世纪盛极一时。他们控诉高赋税，主张提升职业道德，批判贵族的挥霍无度，并提出分配耕地的要求。尽管不少建议得以付诸实践，但因皇室奢靡，宠臣的宫廷生活开销较大，财政短缺的顽疾不久就再次出现。西班牙为应对财政危机而大量发行劣质铜币（vellones），导致国家陷入大范围通货膨胀。为充实国库，西班牙不得不出售官职、贩卖领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征收新税种，并加大力度开采美洲的银矿。
归根结底，对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西班牙的经济状况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与其说是单纯的经济因素，不如说是外交和帝国政治方面的因素。其一，西班牙与西欧贸易体系较为紧密的联系；其二，西班牙与西班牙美洲殖民地（Hispanoamerika）之间的贸易往来。前者的根源在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遍布欧洲，从而使西班牙与佛兰德、北意大利、南德意志等经济发达地区间建立了紧密的贸易关系，在双方商品交易的最初阶段，西班牙方面出现了贸易逆差。后者带来的结果则是，西班牙与海外殖民地“开放”的经济体系，（由于缺乏贸易保护政策）它为外国商品在西班牙的销售提供了绝佳机会。1543年，塞维利亚成立了一所商务领事馆，旨在将所有与国外有贸易关系的大商人联合起来，其中有不少定居在瓜达尔基维尔河下游的非西班牙人（如来自热那亚、弗拉芒、荷兰、英格兰、汉萨同盟及法国的人）。自荷兰人与汉萨同盟的人掌控了大部分海外运输业务后，加的斯（1630年起）发展成为大西洋最重要的港口。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在近代早期的西班牙，各个王国很大程度上保有其经济自主性，包括关税、财政与货币体系、经济结构等。无论是国家枢密院，还是卡斯蒂利亚议会，均没有对非卡斯蒂利亚地区的司法权。因此，西班牙没有集中计划、决策，以便让全国性的经济政策得以推行的部门。国内贸易支离破碎，封建权力（如过路费）大行其道，沿海港口与内陆地区间的物流既复杂又昂贵。统治者的经济决策本身也存在重大失误。自两位天主教国王执政以来，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一直得不到重视。此外，卡斯蒂利亚的经济独立于西班牙其他王国，着眼点始终在大西洋，而阿拉贡王国的目标则是地中海。直至19世纪，经济结构薄弱的问题依然困扰着西班牙。
西班牙宪法之复杂，在其经济法令的区域多样性中得到了体现。17世纪西班牙极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奥利维瑞斯伯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推行全面的改革。腓力四世（1621—1665在位）继位后，立即对他所宠信的奥利维瑞斯伯爵委以重任。此后，奥利维瑞斯伯爵掌管政务长达20余年，他所领导的政府以西班牙帝国的“统一”为主要目标，力求确立西班牙整体的统一意识，削减上层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的权利，限制地方寡头政治对权力的运用。奥利维瑞斯的全面改革举措带有专制主义与重商主义色彩。在外交上，他致力于维持西班牙在欧洲的统治地位；内政方面，他着重通过各项改革方案来加速经济发展。然而，这位颇具影响力的权臣在以上两个方面均未能取得成功。
节省开支、重组债务的措施，尽管使西班牙在财政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因来自等级议会以及议会（Cortes）中城市代表的阻力，很多改革方案无法付诸实践。此外，西班牙的外交环境再次恶化，不得不再次与尼德兰进行军事交锋。1588年后，无敌舰队覆灭，举世震惊。与此同时，西班牙卷入法国内战中。这两个因素为“尼德兰联省”（Generalstaaten）提供了外交和军事上彻底休整的机会。1609年，西班牙与尼德兰之间达成12年休战协议。12年后，西班牙与发生暴动的尼德兰各省之间重新燃起战火。战争早已不再服务于宗教或民族目的，而是为了争夺在世界海洋上的统治地位，以及对海外殖民地的控制权。
1627年，为争夺意大利北部的领土，西班牙与法国再次交战。奥利维瑞斯试图争取加泰罗尼亚的力量以对抗法国，但此举导致马德里与西班牙之间关系紧张。由于要承担不断上升的战争开支，巴斯克等其他地区也明显开始不满。1640年，正当腓力四世集中火力攻打法国、“尼德兰联省”和瑞典时，在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酝酿已久的紧张气氛突然宣泄，爆发了“独立”（protonationaler）起义。加泰罗尼亚对西班牙的政策积怨已久，此时便与卡斯蒂利亚决裂，拥护法王路易十三为新主，奥利维瑞斯推进帝国统一的努力也就此告吹。加泰罗尼亚的起义再次证明，西班牙君主政体之下是一个脆弱且极度矛盾的组织。尽管卡斯蒂利亚具有明确的统治地位，但就其起源与宪法体系而言，西班牙君主政体并非一个统一的整体。近现代著述中也称其为“混合君主政体”（monarquía compuesta），当时的文献里则多有“西班牙诸邦”（de las Espa?as，复数）国王的说法。17世纪40年代初，奥利维瑞斯政策的失败已无可避免，腓力四世于1643年收回了他对宠臣的信任。不过，西班牙日后还有赢回加泰罗尼亚的机会。
1640年，葡萄牙也脱离了西班牙。由于西班牙对葡萄牙加大了课税力度，并且葡萄牙在海外殖民政策中受挫，反西班牙的情绪在葡萄牙广为蔓延。布拉干萨大公遂成为葡萄牙国王。此后，葡萄牙与英格兰、法国结盟，西班牙几度试图收复葡萄牙，但均遭挫败。西班牙的内政和外交在17世纪中叶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
尼德兰与葡萄牙已获得独立；西班牙艰难地维持着对加泰罗尼亚的统治；那不勒斯的独立运动（在法国的煽动下）愈演愈烈；1647年至1652年间，整个安达卢西亚爆发了大量起义和因饥荒引起的暴动；与此同时，西班牙与法国继续交战。早已不合时宜的强权政治仍主导着西班牙的财政和内政，给西班牙，尤其是卡斯蒂利亚带来毁灭性后果。为弥补国家财政亏空，西班牙将20万附庸（Vasallen）（约占卡斯蒂利亚人口的4%）出售给欧洲的封建领主，并提高税收，但都无济于事。王室在财政上仍依赖于热那亚和葡萄牙的银行家，为安全起见，西班牙将国家未来的财政收入和从美洲运来的白银质押给了这些债权人。尽管作了种种努力，这个国家还是先后于1627年、1647年和1652年宣告破产。
如同欧洲其他地方那样，彼时的西班牙具有鲜明的等级社会的特征和结构。修士和贵族处于顶端，享有免税和司法上的优惠待遇等特权，并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社会体制并非十分完善，上升的可能性完全存在（教会中尤其如此）。为解决财政困难，贵族经常出售叙爵文书（Adelsbrief），这就为那些经济上取得成功的人提供了一定的提升社会地位的空间。总而言之，西班牙，尤其是卡斯蒂利亚缺少一个由市民构成的中间阶层。大多数文献表明，西班牙之所以出现这一独特的社会结构，是由于政治—宗教的统治理念占据主导地位，因而抑制了经济思想的活力。乡村人口占西班牙总人口约80%，构成最广泛的社会阶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处于领主管辖范围内，因而在经济方面依赖于世俗及宗教领主。乡村的社会结构迥异：安达卢西亚乡间多为雇农（没有自己的土地），卡斯蒂利亚则有很多中农；加利西亚主要实行转租制度（Unter-oder Weiter-Pachtsystem）；加泰罗尼亚的农民则在1486年的裁决[5]之后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成为自由人，并且具有相对大的社会稳定性。每当遭遇农作物歉收、瘟疫（鼠疫）和战争时，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往往会受到最大重创。17世纪中叶，一场严重的鼠疫夺走了西班牙在欧洲各领地共计100万人的生命，加之瘟疫导致的饥荒，大片土地变得荒芜。
为保证意大利与尼德兰这两片领土间的联系，西班牙从三十年战争之初就卷入其中。1648年，西班牙与法国、瑞典等诸侯国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签署了《威斯特法伦和约》，让精疲力竭的各国获得了重要的休整机会。然而，法国与西班牙这两大参战国在有关欧洲统治权的诸多问题上并未达成一致，因而彼此间仍怀有敌意。法国（事实上业已达成）的主要目的在于，摆脱被哈布斯堡王室封锁的危险，获得在欧洲的霸权地位。1648年和约签署后，西班牙不得不放弃它的梦想——在马德里控制下的欧洲大地上建立一个天主教帝国。可以说，《威斯特法伦和约》在某种意义上终结了反宗教改革的时代。西班牙曾在教皇和皇帝的支持下，努力在整个欧洲重建天主教，因而在反宗教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和约缔结后的几年内，巴塞罗那和加泰罗尼亚大部分地区重归腓力四世统辖范围。此举一半出于民意，一半带有强迫性质，发生在法国内战（投石党运动）的危机时期。经历多年战争后，加泰罗尼亚在法国与西班牙的角斗中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有其历史、政治制度上的认同感，只是损失了鲁西永，没能实现领土完整。至1659年，法西两国于边境河流比达索阿河的法撒纳岛上签署了《比利牛斯和约》，两国间的战争才真正告一段落。该和约巩固了法国自1648年以来在欧洲日益显著的领导地位，比利牛斯山从此成为两国（永久的）边界。此外，法国在北部获得了西班牙在尼德兰、佛兰德和卢森堡的领土。《比利牛斯和约》还缔结了腓力四世长女玛利亚·特蕾莎与法王路易十四的婚姻。法国方面期待通过这次联姻能有机会继承西班牙这一世界帝国的遗产。
在《比利牛斯和约》签署时，西班牙的霸权时代终结了。查理一世（五世）的帝国渐渐分崩离析。《亚琛和约》（1668）要求西班牙放弃其在佛兰德的重要战略位置。十年后，西班牙被迫撤离弗朗什—孔泰大区，将该地交由法国统治。《莱斯韦克条约》（1697）的签订则导致西班牙的更多领地归入法国统辖范围。
腓力四世去世（1665年）后，其遗孀、奥地利的玛利亚·安娜成为摄政者，因他们的儿子年仅4岁，即后来的国君查理二世。在当时的西班牙宫廷中，最具政治影响力的人物当推耶稣会士艾伯哈特·尼塔尔德（Eberhardt Nithard）。腓力四世的私生子、奥地利的胡安（Juan José de Austria，1629—1679）偕同演员玛利亚·卡尔德龙反抗尼塔尔德的政策。尽管胡安具有无可置疑的天分，又广受爱戴，却未能实现人们对他寄予的厚望。在后来的几年中，西班牙的政治毫无方向可言。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西班牙内政陷入瘫痪状态，各部门各自为政。官僚体系庞大，然而效率低下。卡斯蒂利亚无法有效地领导帝国其他地区，西班牙又成为几个虽有松散联系，但总体上独立自治地区的联盟。编史学中往往把这种状况归咎于统治阶层的失败，而非末代哈布斯堡家族的失败。各省贵族不断扩大其特权与权力，贵族等级占有的土地愈来愈多，修士等级的人数和财富也在递增。
经济领域的发展尤为堪忧。1663年至1680年，仅托莱多一地就有7000多台织布机被迫停工，赛哥维亚的羊毛业也日渐衰微。（与意大利南部及海外殖民地的）贸易遭受巨大损失，大量贸易额流入外国人之手。由于交通基础设施情况恶劣，在农作物歉收时，很多地方往往出现饥荒，农业生产倒退。经济的倒退又引发税收赤字，导致政府课税加重，给（尤其是卡斯蒂利亚）人民造成更大的困苦。西班牙似乎难以摆脱这一恶性循环，这种衰退的经历——“颓废”，成为整整一代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亲身经历。这些规划人（arbitristas）对西班牙衰退的根源，以及其防范措施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究。
新近的编史学愈来愈关注这一点，西班牙经济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普遍回暖。人们通常认为，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末代君主——查理二世（1665—1700在位）软弱无能，甚至是一个“中魔者”（El hechizado）。然而，这种负面撰述让人们忽略了，恰恰是查理二世的统治时期宣告了全面改革阶段的来临。17世纪80年代，为推行货币改革，西班牙颁布了各种财政法令，最终确立起稳定的货币制度。贸易委员会（Junta de Comercio）遵循重商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迁移和扩大丝绸工业、推动葡萄种植业、使行会系统变得现代化）。卡斯蒂利亚的税收压力减小了，财政管理系统也更为精简。以上举措均为西班牙经济的重振奠定了基础，不过其成效要到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才彰显出来。
在外交上，由于内部的衰弱和王室危机的出现（伴随法国地位的上升），西班牙已不可能维持《比利牛斯条约》中划归给它的领土和利益。统治西班牙的末代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健康状况堪忧，导致欧洲其他王室始终觊觎着西班牙皇位。事实上，查理二世1700年去世时，就爆发了西班牙王位争夺战。当时有以下几种选择：或将西班牙统治权让渡给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一支（该方案遭到法国方面的反对，也与英格兰追求欧洲范围内利益平衡的诉求相悖），或由波旁王朝继承西班牙王位（法国方面因路易十四与腓力四世之女的婚姻而提出这一要求，但触犯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利益和英格兰的平衡政策）；还有人建议把西班牙统治权交给一位不太强大的诸侯，比如巴伐利亚选帝侯之子——约瑟夫·费迪南（哈布斯堡家族和波旁王室表示反对）。此外，也有一些建议主张哈布斯堡王室和波旁王朝共同统治西班牙。
直至临终前不久，查理二世仍致力于保持西班牙的完整，为此，他允诺让路易十四之孙、法国路易王储的次子——安茹的腓力，继承西班牙王位。由于该计划最终得到路易十四本人的支持，腓力（五世）因而在凡尔赛宫宣布成为西班牙君主。此举意味着法国与西班牙帝国之间的战争。西班牙方面，查理二世的次子不久后（1703）被推举为西班牙君主查理三世，在维也纳称（伪）帝。
在此期间，尽管西班牙方面承认了腓力五世的君主身份，但宣战后，法西两国长期以来在伊比利亚半岛问题上潜在的对立变得极端化了。阿拉贡王国各邦服从查理的统治，卡斯蒂利亚则支持腓力。这样一来，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1—1713或1714）中，两位争夺者就成了（并非出于自愿）两种“国家模式”（Staatsmodelle）的代表者。如果说腓力代表的是中央集权的、专制的（absolut）君主制，那查理则象征了一种允许边缘地区享有自治权的制度。迄至1706年，查理在海上霸主英格兰、荷兰和葡萄牙的支持下，占领了（东部）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最后接管马德里并在那里（再次）称帝。此后，战争机缘开始眷顾波旁家族，查理不得不退守巴塞罗那。
1711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一世突然离世，此时有资格成为王位继承人的唯有其弟——正在西班牙参加王位争夺战的查理。同年10月，查理登上王位，这一新格局很快为西班牙的王位争夺战画上了句号，双方于1713年4月签署《乌特勒支和约》，和约规定：西班牙王位由波旁家族继承；西班牙须将梅诺卡岛（至1782年）和直布罗陀海峡（至今）割让给英格兰。所谓的“协定”（Asiento-Vertrag）确定了英格兰向西属美洲殖民地贩卖奴隶的垄断权。（当时属于西班牙的）西西里王国归属萨伏依统治。一年之后（1714），法国与西班牙皇帝之间达成《拉施塔特和约》（Friede von Rastatt），该和约为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带来了广阔的领土：曾属于西班牙的尼德兰、米兰、曼托瓦、那不勒斯、撒丁岛，还有托斯卡纳海岸的“防卫之国”（Stato dei Presidi）[6]。
西班牙的王位继承战不仅终结了西班牙在意大利的霸权地位，还带来了更多疆域上的变化，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与法国（波旁王室）仍是两大宿敌。以卡斯蒂利亚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大帝国被击溃了，西班牙彻底失去了它在欧洲的强权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