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们抱着你，迈出人生的第一步。是他们不厌其烦地教你吃饭，穿衣，写字，教你如何面对人生里即将出现的坎坷与伤痛。他们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你。
长大后，你欢喜着，兴奋着，一头扑向自己的路途里，再也没有回头看过他们日渐蹒跚的脚步。他们已追不上时代的滚滚浪潮，已追不上你匆匆的脚步，却仍然可以准确无误，毫无保留地将爱洒在有你的每一个角落。
寸草心，三生荫
二十岁之后，才忽然懂得这种使人黯然神伤的情感。
离家千里，每年回去两次。跟几千人抢一张票，和几百张不同神色的面容涌在一起，坐几十个小时的火车，目的只为见她一面。
她时常跑来车站接我。南国的冬，细雨迷离。她就这么一脸企盼地站在那儿，踮着脚，昂着头，举着手，生怕我看不见她。
每次见到这样的雨，这样充满希望的她，我就会想起十五年前的旧事。
那时，我悲苦的父亲尚在人世。
他气若游丝地躺在床上，眼睛微闭，双唇翕动，偶尔颤出一阵阵短促的呻吟。床单上浸满了黑红的血迹，铺天盖地的腥味，吞噬了童年的记忆。
母亲抱着他，噙着泪花让我赶紧去四舅家借两百块钱。我记得，那时的家是昏暗的小灯泡，是漏雨的泥瓦房，是一贫如洗的无奈和窘迫。
四舅住在几公里之外的向阳街。没有钱，坐不了三轮车，我只好一路小跑着去。我拼尽全力地跑啊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虽然，那年我不过十岁，但我很清楚地明白，父亲的性命就握在我娇弱的手中，悬在我慌乱的双腿上。
十万火急地敲开了四舅的家门。四舅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面无表情地听我求救。我承认，当时的我的确被吓傻了，我也承认，当时我有些语无伦次。不过，要点我传达到了。父亲不行了，急待二百块钱救治。
我以为，四舅会起身，会跟着我一路小跑着回去，会用他的慈悲和无私来拯救我的父亲。那时的我，多么天真而又饱含善美的希望。
四舅的回答简单而又干脆。没钱。我的哀求和解释全然无用。
刺眼的白炽灯挂在天花板上，电视里播放着喧杂的足球赛。我是在一片欢呼中走出去的。有人进球了，我知道。
我为当年的自己而觉得骄傲。因为在走出那扇门之前，我一直没哭，更没有回头。回程的路上，我一面狂跑，一面迎着南国的小雨呜咽。我无法道出那一刻的悲绝和哀痛，在一个孩子有限的胸怀里。
快到家门的时候，我停了下来，撸起湿冷的袖子，擦干所有热泪。我平静至极地将事情经过告知我的母亲。我以为，我可以一直保持坚强，可还是忍不住在她回眸的一刹那，哀声震地。
一切在孩子心中无法自行化解的伤痛，都只能去母亲的怀抱寻找安慰。
父亲走后，我彻底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母亲没念过几年书，认不了几个字，但她一直在用笨拙的方式告诉我，活着，就得坚强，就得继续，就得心怀希望。
她租了几亩地，喂了十几头猪，一个人春耕，一个人播种，一个人秋收。她从不让我参与任何活计，只愿我把时光耗费到书本里去。
她和我说道理的时间多了，责打相应少了。每次说到中途，她总会看着我和弟弟的面容顷刻呜咽。
当时我并不知道，作为一个母亲的担子有多重，更不清楚她心里的孤思和伤悲。
很多年后，我独自去了湖南。寒苦无依的生活，开始让我慢慢懂得她这些年的良苦用心。她始终在朝我灌输乐观的生活态度。她怕我因为当年的经历而心存恶恨，厌世嫉俗。
二十一的时候，躺在床上重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刚读到那句“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眼泪就哗啦啦地流了出来。
二十二的时候，终于彻悟，鼓足勇气好好爱她，并为当年十六七的懵懂和叛逆觉得懊丧。原来，自己曾在美妙的青春里，那么翻来覆去地将她残忍伤害。
第一次给她过生日，她哭了。于是，我又明白，她想要的，一直都是那么少。
儿时曾读过孟郊的《游子吟》，其中一句尤为深刻，“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可是，在母亲那儿，寸草孝心所给予她的，何止是三春晖？那是三生都使她觉得感动的凉荫啊！
亲爱的读者，趁你的父母尚在，好好地待他们。你要知道，其实不管有多少爱，都已追不回他们日渐苍老的岁月。
教父亲认字
当我决定教父亲认字的时候，他早已年过半百。他时刻担心自己会因记性不好，而无法领略我所教授的知识。我轻拍他的肩膀，像他当年哄我睡觉一般安慰他说：“爸，您别担心，其实认字是很简单的，只是写会稍微困难一点儿。”
我把新买的儿童看图识字放在他的床头，一遍又一遍地教他朗读声母韵母。在这座贫瘠的小镇里，他整整生活了五十年。五十年的地方口音，已经让他无法分清平舌翘舌，前鼻音和后鼻音。
他每念错一次，就会沉郁片刻，细细思索，口中喃喃，慢慢自我纠正。而后，欢喜地跑来念给我听，问我是否正确。
我心里难受极了。对于这类将一生都付诸土地的中国父亲来说，晚年学习知识，无疑是一种痛苦的折磨。于是，有很多次，我板着脸告诉他，从此之后，再不让他认字了。我以为，他会因此而喜悦狂呼，如同厌学的孩子忽闻学校放假一般。
岂料，他竟因此郁郁寡欢，久食无味。母亲见他这般模样，只好又将我拉到屋中，再三嘱托。她说，父亲心里一直内疚着，这些天，几乎整夜失眠。他想，一定是自己过于笨拙，才会招致我放弃教授的工作。
我眼中瞬间泛起一片汪洋。经过小院的时候，我把新买的字典递给了父亲，并向他说明了其间种种。我之所以不愿教他，不过是想让他少受些磨难罢了。
他听出我的良苦用心，便忽然释怀，忐忑地问我：“今天还能上课吗？”我点点头。他一个纵身从凳子上腾跃起来，跑进屋内，将他的看图识字取了出来。
我再没打断过他的进程。我知道，我惟一能做的，就是以万分耐心来对待他的一切提问。
教他使用字典查询所要写出的字词时，他经常因分不清平舌翘舌而找错甚至找不到需要的字。有几次，他翻得绝望了，竟撇开工具条，一页一页地翻着过去，细细寻看，一看便是一两个时辰。
母亲担心他这样下去会把眼睛弄坏，又请求我想想解决的办法。于是，我又花了几天时间，把他常用的字词罗列开来，注上声母韵母，并且标明所在字典的页码。
他如获至宝一般，将那张写满蝇头小字的信笺纸平平整整地贴在门后，早中晚各温习一次。母亲时常笑话他，说他比大学教授们还要用功。
四月，假期完毕，我再度回到湖南。临别前，父亲要走了我的联系地址。当时，我并不明白他的真正用意。直到半月后，在湖南的信箱里收到一封笔迹拙劣的信件，才真正懂得他为何对学习如此百般刻苦。
信末，他写了一句玩笑式的结尾。这句原本该让我莞尔一笑的话，却让我失声痛哭起来。他说：“儿子，这是爹这辈子写的第一封信，写得不错吧？请多多指教。”
他所有努力的原因，只是想亲手给我写一封简单的家书。
只为沿途将你寻回
这些年，我一直活在大姐的阴影下。几乎每个亲朋都会如此叮嘱：“要好好学习啦，看看你大姐，多好的榜样！”
起初，我会对这样的叮嘱抱以漫不经心，极不耐烦。可后来，却渐然变成了一种无法化解的自卑。我和大姐的人生轨迹，轻而易举地被时光分割开来。
与她一帆风顺的学业之路比较起来，我走得颇为坎坷。虽然留级，重读，自费高中，可还是不可避免地榜上无名。母亲并没有对我施加过任何压力，她总是鼓励我，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兴许，我会在其他的领域里有所成就。
其实，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此生即将碌碌无为。想想，在这个遍地大学生的时代，谁还会无缘无故地聘用一名倒数六年的高中生？
大姐每次回家，都能得到周旁邻居的热烈欢迎。很多时候，我在想，如果当年我奋发图强，也远去千里，负笈求学的话，是否，也就可以拥有这样的待遇？可惜，时光不会因为你的悔懊而重来一次，我只能这么默默地，承受着心灵上的煎熬。
母亲不愿让我就此呆在家中，四处举债，逼我进了邻省的一所职业学院。行前，母亲走了许久的路送我。我忽然有了莫名的悲凄，真恨当年没有好好读书，才会在此刻为了进一所三流大学，让年迈的母亲背上额外的债务。
我知道，母亲之所以如此，无非是想减轻我内心的自责。她知道，我和大姐从小便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她永远生活在聪明伶俐的光环下，而我，却一直畏缩在堕落任性的角落里。
而今，我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踏上轰隆隆的列车，去向远方。我心里有这样的一种悸动，似乎大姐就在不远处停歇，我只要狂奔一气，便能赶上她的步伐。
这个脆弱的梦，终究还是被现实的利刃所击碎。当我在网吧打开大姐所在的学校主页时，才惊觉到自己与她的距离原是那么遥不可及。她在那样绿草如茵人才济济的重点院校里求知若渴时，我正在南方的一个不知名的技术学院里昏昏度日。
大姐时不时打来电话鼓励我好好学习，她说，在哪个学习都一样，重要的是自己本身的态度。可我无论如何，都提不起劲来。周旁的同学，无不是富家子弟，当年也都任意妄为，不思进取。现在，他们依旧成天游戏取乐，挥霍金钱。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叫我如何取长补短，出类拔萃？
我和大姐同一年毕业。听母亲说，她有意继续考研深造。家里虽然已经一贫如洗，但对于这样的事情，总不至于反对。母亲欣欣然说，我和大姐，只要想读，砸锅卖铁她都支持到底。可我明白，这话，主要对象并不是我。
通宵达旦地备战了足足一年之后，大姐忽然决定放弃考研。全家人无不劝慰，包括我在内。实质，那时我已经妥协了，我知道，我再也追不上大姐的脚步了。可最终，她还是没去。
很多年后，我们各自有了安定的生活。当我关切地询问当年放弃考研的缘故时，她才坦然告知：“我知道你心里一直存有负累……”
她放弃大好前程的缘故，原来是为了沿路将我寻回。
严父之心
我生来是个野性的孩子，片刻不愿呆在家中。母亲为此日夜牵肠，生怕我有所闪失。但孩子总是不懂如何体谅母亲的。因此，我常常为她的唠叨与叮嘱烦闷不安。
记得一年夏末，我和几个调皮的伙伴在古城的围墙上比赛，看谁走的距离最长。赛事尚未开始，我的母亲便在围墙的那头狂呼咆哮。伙伴们顿时扫了兴致，对我百般埋怨。
为了挽回丢失的颜面，我顶着母亲的狂风巨浪，缓缓迈上围墙。夏末的草，如同绿色的幕帘，遮蔽了围墙上的所有颜色。炽热的阳光撒在我的脸上，白色衬衫炫出一片迷蒙的光晕，我奋然有了种英雄骑马壮的自豪。
我完全不知道，经年潮湿的围墙上，早已落满了厚厚的青苔。这些潜伏在暗处的青苔，像一个个蓄势待发的机关，等待我的到来。
我从围墙上滑落到一瞬间，母亲的呼声戛然而止。撕裂的疼痛瞬间涌遍我的全身，大脑顷刻一片空白。
醒来之后，我躺在父亲的床头。他见我睁开双眼，一个耳光便把我打得世界轰轰乱响。母亲哭闹着不让他碰我，用单薄的身体紧紧将我抱在怀里。我委屈极了，依在温热的臂弯里，一直哭到沉沉睡去。
很多天后，我麻痹的双脚终于恢复了知觉。父亲极为严肃地对我说，他并不记恨我的任性妄为，也不后悔赐予我生命，但是不论怎样，我都不能不顾母亲的感受与安危。
我在父亲的责打中渐然明白了许多不可逾越的边界。譬如，无论母亲怎样屈解了我，我都不能对之以咆哮；无论她对我重复多少遍同样的话，我都不能表现出极不耐烦的态度；无论她是否在无意间触伤了我的初恋，我都不能声色俱厉地羞辱她……
父亲从未骄纵过我的过错。惟独母亲，不管我如何顶撞她，令她伤心欲绝，她都会义无反顾地地将我从父亲的皮鞭下拯救出来。而父亲也很是奇怪，不论先前如何暴跳如雷，只要母亲现身劝说，他就会无奈地放下手中的皮鞭，喃喃地念叨，慈母多败儿。
因此，从始至终，我对父亲都是有所畏惧的。这种在骨子里潜藏的畏怯，一直到我成年，也无法消减半分。
去外地念书的时候，父亲经常会在周末打来电话。他没有一句关心的言辞，他之所以打给我，也无非是想提醒我，记得打电话问候家中的母亲。倘若我偶然忘却了，他必然又会在那头咆哮怒吼，继而微言大义。
他一直在向我灌输人母难为的理念，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劝慰我，要好好孝顺自己的母亲。少年时，我并不懂得他的用心良苦。成年后，兴许是明白了世间情意的诸多种种，便开始对自己的母亲尤为眷顾起来。
我把第一次获奖的证书邮给她，让她一同分享我的快乐；我把第一次收到的情书念给她听，让她在安静的夜里平复我内心的悸动；我用第一次失败的恋情泪湿她的肩膀，让她替我寻找根治这份苦楚的良药……
可这些与母亲一起甜蜜而又琐碎的回忆，都无法顶住父亲病逝的悲伤。直到他气若游丝地躺在病床上，用绝望的眼神凝视我时，我才恍然悔悟，原来自己有多么粗心，竟把他在时光中深深地忽略了。
当我聆听他的教诲好好孝敬母亲时，我想，他一定也曾渴望，我能像对母亲那样，千依百顺地无怨无悔地爱他一次。
谎言
毕业前夕，林晓珊和班里的几位同学组织外出旅行，郑重其事写了张纸条给我。林晓珊说，我想去看桂林的山水，你也一块儿去吧。
倘若，这张纸条是其他人写来的，我必定会找种种理由将其推却。可偏偏，这张纸条出自林晓珊之手。天知道，我当时有多么喜欢林晓珊。坐在教室的窗台上，我时常对着午后的阳光发呆，脑海里，涨满了关于林晓珊的浪潮。
林晓珊将旅行所需的费用轻描淡写地告诉了我，末尾，还欣喜若狂地问我，很便宜吧？我笑笑，不语。那串简单的数字，我至今依然记得清清楚楚。对于林晓珊这样的富家子弟来说，的确不足挂齿，可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
我答应了林晓珊的邀请。傍晚，坐在凉风徐徐的操场上，我心里一直在想，要如何向父亲开口，要到这笔费用。说是用这笔钱来旅行，那无可厚非，他当场一定会把我打死；说是交学费，那更不现实，都快毕业的人了，哪来的什么学费？
最后，我终于想出了一条绝世妙计。晚饭过后，我跟父亲说，因为即将高考的缘故，所以课程非常紧张，老师担心我们会在考场上有所闪失，特意从北京请了一位专家过来，为我们讲解历年的高考试题，以及如何沉稳面对高考，据说，他非常厉害，很多学生听完他的讲解后，都考了重点大学。只是，只是，需要缴纳一笔费用。
我知道，重点大学这几个平凡的字，一旦组合起来，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父亲毫不含糊地问我，多少钱？什么时候交？
我把林晓珊告诉我的那串数字在父亲面前重复了一遍，他顿时哑然。旋即，又爽朗地笑着说，一分钱一分货，专家嘛，肯定是要贵些的！别急，爹给你想办法，你好好听课，考上重点就行！
七月的桂林，细雨似雾，云蒸霞蔚，我拿着那笔用谎言换来的钱，和林晓珊玩得忘乎所以。录取通知下来后，父亲一个劲儿地夸那位莫须有的专家，说是这位专家成就了我的一生。
这件荒唐的事情，就这么随着匆匆的时光如流水般远去了。直到今日，父亲都不知道当年的真相。
我和林晓珊早已失去了联系。只是，那年的桂林，依旧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我在北方的小城里找了份工作，生活过得波澜不惊。
年前归家，父亲咳得实在厉害，在我与母亲的催促下，他终于极不情愿地去医院做了检查。回来后，他阴沉着脸大叫，说我和母亲整天大惊小怪，不过是有点肺炎罢了。当夜，他一直埋怨，是我和母亲的多虑使他无故花了几百块钱。
乘火车回北方小镇的时候，父亲执意要来送我。我记得，那是他第一次对我如此凝视。他的眼神温柔得像阳春三月的和风，使我恋恋不舍。
刚到小镇，便接到了父亲的来信。他说，他很想去桂林看看祖国的山水。我给他写了回信，并在信中对他承诺，今年一定会实现他的夙愿。
深夜，母亲打来电话，她的悲咽，让我读懂了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原来，给我写完信后，父亲便住进了医院。他走的非常安详，他一直将那个肺炎的谎话保守到生命尽头。
握着听筒，坐在冰凉的床沿上，我哭得像个孩子。没人能明白，那些在我心里一直潜藏的愧疚与悲哀。
我的谎言，是为了完满自己的青春，而父亲的谎言，却是为了能让我了无牵挂地活下去。
母亲的勇气
2006年12月14日，深夜11点24分，在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一位头发花白的东方女人引起了所有乘客的注意。
她挎着黑色的背包，背包上贴有一张用透明胶带层层缠绕的醒目的A4纸，上面用中文写着“徐莺瑞”三个字。
这些从萨尔瓦多飞到洛杉矶的乘客，几乎都是拉丁美洲人。他们根本不懂中文。这位衣着朴素的东方女人在等待了许久后，终于开始在人群中用蹩脚的普通话挨个询问：“请问你会说中文吗？请问你会说中文吗？”
临近午夜12点，她终于找到了救星。一位黑头发的男人驻足她的身前，低头端详她手里的纸条：“我要在洛杉矶出境，有朋友在外接我。”
其实，在这张揉得皱烂的纸条上，还有另外两行中文，每行中文下面都用荧光笔打了横线，方便阅读。
第一行中文：“我要到哥斯达黎加看女儿，请问是在这里转机吗？”下面，是两行稍微细小的文字，分别是英语和西班牙语。
第二行中文：“我要去领行李，能不能带我去？谢谢！”接着，同样又是英文和西班牙语的翻译。
原来，她的女儿在十年前随女婿移民到了哥斯达黎加。如今刚生完第二胎，身子虚弱至极。女人思儿心切，硬要从台湾过来看她，帮她坐月子。女儿执拗不过，便在越洋信件中夹带了一堆纸条。
如今，她已帮女儿坐完月子。原本女儿要陪她到洛杉矶机场，结果却不得不因买不到机票而作罢。女儿为了让她有安身之处，特意请求远在洛杉矶的朋友帮忙。为了方便相认，女人便特意在背包上缠裹了醒目的A4纸。
很多人都以为，这不过是一个简单的行程。可深知航班内情的那位黑发男人，却不禁被这简单的描述感动得热泪涟涟。
从台南出发，要如何才能到达哥斯达黎加呢？
首先得从台南飞至桃园机场，接着搭乘足足十二小时的班机，从台北飞往美国，再次，从美国飞五个多小时到达中美洲的转运中心——萨尔瓦多，然后才能从萨尔瓦多乘机飞至目的地，哥斯达黎加。
她曾在拥挤的异国人群中狂奔摔倒，曾在午夜机场冰冷的座椅上蜷缩，也曾在恍惚的人流中举着救命的纸条卑躬屈膝……这一切的一切，不过只是想亲眼看看自己的女儿。
这是一位真实而又平凡的中国母亲。她来自台湾，名叫蔡莺妹，67岁；生平第一次出国，不会说英文，不会说西班牙语；为了自己的女儿，独自一人飞行整整三天，从台南到哥斯达黎加，无惧这三万六千公里的艰难险阻与关山重重。
她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母亲因爱而萌发的勇气。这种匿藏在母性情怀中的勇气，从始至终都不会因距离和时间而改变心中的方向。
半张圣诞贺卡
他拿着一张红火的卡片欢天喜地穿过厅堂时，我正在院中接受父亲的审讯。那是十五年前的冬午，天上依稀飘着零碎的白雪，寒风吹进单薄的衣裤，有刺骨难耐的凉意。
这是我一生中关于圣诞节的最早记忆。他是我唯一的弟弟。当时他手中紧握的那张火红卡片，便是本属于我的圣诞贺卡。他曾央求无数次央求我打开让他看上一眼，我虽每每应允，可也每每有着不同类别的要求。
那是一张多么可爱的圣诞卡片。很多年后，我依然记得它的模样。火红的封面如同夏日黄昏里的残阳，铺满了童年的视野，远处，是一群奔逐的梅花鹿，乘鹿而来的，是一位发髯齐白的西方老头。据说，他会在每年的平安夜潜入孩童的家中，并为其送去意想不到的礼物。最让人爱不释手的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轻轻摊开这张卡片，便会有天籁般的音乐从碧绿的圣诞树下涌泄而出。
他到底是受不了如此诱惑，终于在一个寒冷冬午，公然向我索要那张美丽的圣诞卡片。我们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孩童时期的倔强迫使我们互不退让。
后来的抢夺过程中，我为了甩开他的来势，情急之下只好将他重重地推倒在地。他撕心裂肺的哭声惊扰了父亲的清梦。我也因此，受到了严厉的责罚。
我记得他当年得意洋洋的神态。一手握着父亲向我索去的圣诞贺卡，一手抱着母亲的脖颈，眉宇间充满了胜利者的喜悦。
我委屈极了。当然，我并不知道这类花哨的贺卡会在后来短短的几个月里，风靡整个小镇的学堂，一度互赠泛滥。我也并不知道，那棵能走出美妙音乐的圣诞树，原来需要一种名为“电子”的东西维持生命。
他趴在窗前向外观望的时候，我因“不懂谦让，为兄不尊”，受到了父亲的鞭打。我一面悲绝地哭喊着，一面通过含泪的双眼警示窗内的他。我的意思非常明白，只是想告诉他，我之所以有今天的下场，完全是因为他。有朝一日，我定然十倍奉还。
后来有一天，他主动去后院找到了我。他怯生生地倚在墙头，吞吞吐吐地问，那棵漂亮的圣诞树怎么不奏音乐了？我知道，他此次前来，必然需要莫大的勇气，可我还是不愿理会他。我默默地从他身边走过，彷佛从未见过此人。
我当时心里有些小小的喜悦。暗自觉得那是天意所为，是书中所说的报应，并不知道实乃电量耗尽。不过，确也有着微弱的惆怅。毕竟，我曾是真心喜欢过它的。
很多天后，学堂里刮起了互赠卡片的风潮。自制贺卡，也瞬时成为了大家热衷的事情。有一天我进书房寻找资料，猛然看到他在一张淡蓝的硬纸片上涂画什么。我灵机一动，以督促学习为由，毅然撕毁了那张淡蓝的硬纸片，并义正言辞地说：“要让父亲知道你在书房里乱涂纸张，他一定不会饶过你！”
从书房走出之后，我心里快慰极了，像是迷路多时的孩子终于看到了回家的光亮。不过，我丝毫不曾料到，那张贺卡的收件人的竟会是我。
他将剩下的半张卡片递给我时，眼里蓄满了晶莹的泪水。我看着卡片上歪斜的“哥哥，对不起”和怪模怪样的图案，忽然从血脉深处涌起了感动。
我后来试图找过另外班长撕碎的卡片，均未果而返。不过，我已知道一种名叫兄弟的情谊，其实一直都埋藏在我们各自的人生里。
爷爷的病历本
那是一叠厚厚的病历本，它曾属于我的爷爷。我曾在无数个清晨看他推门走向街头，独自去一家中药铺看病取药。
药铺离家的距离不远，偶尔我会从温热的被子里跳将出来，欢喜异常地跟在他的身后。那时，药铺是我常去的游乐场。不过碍于爷爷在旁管束，我总是表现得过分拘谨。可只要前面排队的人逐次取药散去，爷爷从兜里取出病历本，我便知道，我的时刻就要开始。
抓药的大夫是个和颜悦色的老头。我经常趁他忙乱时跑进药堂，翻弄那些风干的龟壳，蜈蚣和不知名的冬虫夏草。记得有一次太过调皮，硬将底层的一条响尾蛇从中折成了两段。
爷爷气坏了，一面咳嗽着从内厅里走出来，一面四处寻找顺手的皮鞭。后来，是这位和蔼的老头救了我，他说蛇如果入药的话，总是要被折断的。
我经常用偷来的糖果换取老头肚里的故事。他像一部永无止尽的童话书，里面写满了各种不同的故事。只要我逗他高兴，他就会随性抽取一页，眉眼生动地朗诵起来。最要紧的是，他不讲那些落俗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抑或灰姑娘和玻璃鞋，他的故事听起来很是真实，却又让人倍觉离奇。
年岁逐增，我渐然明白了病历的作用，闲来也会去翻看爷爷手中的本子。不过，大都不太清楚，总是反反复复地要向抓药的老头问上许多遍。后来，我陆续见到了其他大夫所开的药方，终于有了这么一个结论：所有医生的字都是有故弄玄虚的嫌疑的，不让别人看懂。
当我明白了生与死的对立时，忽然也就清楚了病的可怕。我开始关心我的爷爷，关心他的身体，迫切地想要了解他的病情。于是，我又再次翻阅他的病历本。
病历本的药方从简至繁，字数由少达多。不知为何，我时常看得惊心动魄。似乎，那些苍白的字就是一双双用力的手，将我的爷爷一把一把地从死亡的战线上拉回来。他需要的手越少，则代表他的安全系数越高，同理，他需要的手越多，则意味着他的生之艰难。
我记得爷爷后来的药方里时常有一些奇怪的虫子，我也曾帮找过几味稀奇古怪的药引。我一直是乐意的，这令我觉得自己似乎有了些许用处，可以为至亲的生命注入微薄的气力。
我的努力到底没能留住爷爷的音容。有很多天他都不曾去药铺里看病了，每天就愣愣地躺在床头，说极少的话，喝很多的药，发很长时间的呆。
母亲总是将我推至他的床前。事实上，也只有我的到来，才能使他将飘渺的眼神从窗外的白雪中抽离回来。他从抽屉里摸索出几本病历，一页页地教我认字，耐心且和善。我当时并没有将他与死亡联系在一起。我想，他最终是要好起来的。
终于在一个雨雪飘零的清晨，我听到了父亲的悲咽。我从梦中醒来，奔至爷爷床前，却再也看不到他那游离的眼神。
很多年后，我的悲伤如云雾般层层散去，我又如当年一般翻开了他的病历本。空白的纸页里，见到了这么一句陌生的话：“我已经康复了。”康复的下边，划上了一条粗重的横线。
这是他最想教我认的两个字。
七个小矮人的爸爸
他是我在上海认识的第一位朋友。大抵是离乡背井的缘故，两个不同地域的人竟分外觉得亲切。他让我抽家里邮来的自制烟丝，我与他分享临行前母亲硬塞进背包里的腊肉。我们就这么心照不宣地在冷漠的都市里互相温暖着。
他有个可爱的儿子，三岁，大眼睛，高鼻梁，看过照片的人都说一点也不像他，可他非但不生气，还洋洋得意地四处炫耀。他时常说：“像我那就坏了，一辈子的打工仔。”
每年一月，都有大批站流水线的工人从上海赶回家乡。他们早已习惯了水泄不通的车厢和有钱人的鄙夷。争前恐后地挤在凛冽的寒风中，只为换取一张回家的长途车票。
我和他经常被抛在汹涌的人流外，无奈地苦笑，对视。不过，他的心思丝毫不在车票上。
他把爱人邮来的烟丝分发了，依次给宿舍的汉子们点火。如非所见，你根本不会相信，他所有点头哈腰的附和，仅仅只是为几个新鲜离奇的童话故事。汉子们似乎有意刁难，总是在故事的高潮处忽然停顿，继而倒头呼呼大睡。醒来后，又得让他们吸上一回烟，才能把后半截故事听完。
平日，他很少在夜里闲聊，但每逢年底，他便活跃得厉害。经常兴致盎然地在暗黑宿舍里挑起无数话题。
我明白他的良苦用心。他从未进过学堂，不识一字，无法像城市的父母一样在临睡前给自己的孩子绘声绘色地念上一段新奇的童话故事。他只能通过如此笨拙的方式积累素材，然后，在归家时凭借剩下的记忆，传达给他的孩子。
离奇的童话故事和崭新的衣服一样，总能使孩子获得短暂的快乐。他希望自己能把故事说得更好些，于是，开始特别留意旁人说话时的语气。
记得有一年临行前，我在车站和他说了一个极老的童话故事，《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可惜，他从未听过。我尽可能说得生动有趣，他似乎也听得津津有味。
三月回厂后，刚在路上碰面，他便急冲冲地问我：“你知不知道七个小矮人的爸爸？为什么只有他们七个住在房子里？”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他的孩子听了这个故事之后，一直想知道七个小矮人的来历。我笑笑，告诉他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童话故事，并不是冗长的小说或者剧本，作者本身就没有交代七个小矮人的来历。
他始终对这件事难以忘怀。他问过很多喜欢说故事的汉子，问过流水线上的妇女，也问过前来考察的大学生。没有谁能告诉他，七个小矮人的爸爸究竟是谁。
冬末回家时，他心里依旧惦念着此事。他再三恳求我，如果有这个故事的其他消息，一定记得告诉他。我在分别前答应了他。
开春回厂时，我心里已经写好了答案。只是，我从此再没见过他。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也没有谁追根究底查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很快，空缺的位置被新人填补，大家也在汗流浃背的劳作中迅速淡忘了这个喜欢用烟丝来换取故事的男人。
我一直很想告诉他，我已经有了七个小矮人爸爸的下落——他去了很远的地方，就像我们为生活所迫才不得已离开自己的儿子一样。
母亲的声音
他每天清晨都会经过那条小路抵达我的门前。我熟悉那句尖亮的吆喝：“热腾腾的豆浆豆腐脑哎——”
这是她母亲特有的声音。我经常向他打趣：“幸福的人是在鸟声中惊醒，而我，却是在你母亲的嗓门下昏倒。”他仰面看到楼顶上衣衫不整的我，嘿嘿讪笑。
高中三年，他母亲的吆喝成了我起床的号角。我习惯将在惺忪着双眼开门时递出一枚雪亮的硬币。而后，接过那碗事先备好的豆腐脑，与他一同朝着学校的方向扬长而去。他母亲时常会在身后唠叨：“慢点儿！让我用三轮车送你们去吧！”
他头也不回地向后猛烈挥手：“不用了，我们晕车，你那宝马开得太快啦！”这句亘古不变的台词，总能在清晨的路上勾勒出两位懵懂少年的欢笑。
其实，坐上那辆破旧的三轮车未必会迟到。只是，我与他都觉得有些难以为情罢了。十六七岁的年纪啊，谁不曾爱美虚荣？当时除我之外，学校里再无其他同学知道他母亲在卖豆腐脑，并且依靠那一碗碗廉价的豆腐脑维持生计。
他从不对别人说起，而我，亦是心照不宣地保守秘密。每次开学的调查表上，我都能看到他填写的内容。在那沓载满所有同学信息的资料里，他的母亲不再是一位当街吆喝的小贩，而是一名体面的流水线工人。
我虽不大喜欢这种维护虚荣的方式，但隐约还是能读懂他的无奈。于是，彼此便这般小心翼翼地行走在逼近青春尽头的路上。
有一年冬天他病了，烧得厉害，连夜请了病假。于是，我在屋内四处翻寻我的闹钟。我想，倘若找不到闹钟，我第二天势必要迟到。
让我难以预料的是，他母亲的三轮车竟如往常一般停在我的家门口。尖亮而又明朗的吆喝使我从梦中惊醒。半晌后，我惺忪着双眼开了门，才恍然想起他昨日病假的事实。于是，心里顿然涌起了一股莫名的热流。
那是我第一次陪她的母亲吆喝。凛冽的北风和散漫的雪，让我渐渐明白了这位平凡母亲的不易。上坡的时候，我见她蹬得尤为吃力便帮忙推车，她回眸时的感激神态，使我无地自容。这么多飞逝的日子里，我和他都从未想过，那个必经的大坡，她到底是如何上去的？
后来，我向他陈述了这件事，并极力要求他今后帮助自己的母亲推车。我以为，我的提议会被他应允，却不料，竟因此爆发了从未有过的口舌之战。
我对他这样的行为感慨不已，也与他僵持了很长时间。但在那段尴尬的岁月里，他母亲始终不忘到我门前吆喝。我时常以为他也在楼下等我，可每每下楼时，却只能望见他匆匆奔远的背影。
几年后，他母亲不幸因病辞世。我从北方乘车回去吊唁，在惨白的视野里看见了消瘦的他。送葬的那天清晨，我跟着去了。倔强的他，始终不肯在人前哭出声来。
行进时，忽然听到一位汉子在陌生小巷里的吆喝：“新鲜的都将豆腐脑啊——”
一路沉默的他，终于悲咽嚎啕：“我可怜的妈呀——”
许多随行的人都哭了。他们都清楚地知道，那声吆喝，就是所有苦难母亲的声音。
阳光的布衣
记忆中的芦苇再次被夏天的暖风吹得东倒西歪。
十岁那年，父亲用笨重的三轮车载着我去田野里施肥。七月的风，吹得茂密的秧苗在碧蓝的天际下泛起一层层浪涛。父亲将我放在田埂上，再三叮嘱我不能乱跑，不能乱动。对于一个尚处童年的调皮孩子来说，这无异于画地为牢。
我坐在葱绿的田埂上，一遍又一遍喊问佝偻在天地间的父亲：“爸，好了吗？你还要多久？河里的鱼都跑光啦！”
我之所以愿意抛弃那些天真的玩伴，跟随父亲来到这里，全然是为了河中的游鱼。父亲明白我的用心，很早便收工上了田埂。
我沿着河岸，肆无忌惮地奔跑，夏日的明媚如同流水一般清洗我的身体，却不留丝毫痕迹。我的快乐，像无处不在的时光，永远留在了十岁的夏天里。
鱼儿像是知道我的动向，任凭我如何努力，绞尽脑汁，它们都能从我的手缝里，脚趾间毫无顾忌地逃去。十岁的孩子，终于失却了原有的耐性，他蓄着心中的一团愤然怒火，大步流星地朝无法预料的河中走去。
父亲的呼声无法改变我最终掉落深渊的结局。我在冰凉的河水中挣扎扑腾，渴望找到一棵结实的水草，或者一根充满浮力的木棍。没有边际的黑暗使我在顷刻间觉察到死亡的恐惧。带着腥味的流水毫不留情地灌进我的鼻孔，大脑瞬时停止了工作，连空白和回忆的功能都丧失得无踪无影。
我永远记得父亲将我抱起的那一刻。一个孩子的任性和妄为，终于在一个流光盛放的夏天里，被突如其来的死亡和恐惧击毙。我一面咳嗽嚎啕，一面紧紧搂住父亲的肩膀，不愿松开。求生的本能让我觉得他就是一棵结实的水草，一根充满浮力的木棍。
他隐住一切严肃和冷漠的表情来安慰我，用湿漉漉的胸膛贴着我，用抓来的肥鱼轻哄我。
高高的芦苇地里，铺晒着我和父亲的衣裤。我俩一丝不挂地蜷缩在清风和秧苗的世界里，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桶里的河鱼。
那是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父亲的温柔。其实，我多想告诉他，他的微笑和安慰，远比责骂和怒打更具杀伤力。
晚风把我吹得瑟瑟发抖。他用温热的身体抱住我，细致地为我穿上卷着阳光气息的衣裤。夕阳从他的背后沉沉落去，我面对着他，忽然看不清他那张富有轮廓的脸庞。七月的风依旧在田野上拼命地吹，一层接一层的绿浪。周围是米色的芦苇和窸窸窣窣的声音。
那天傍晚的路，被夕阳映照得很长很长。我坐在笨重的三轮车上，忽然很想再次抱住我的父亲，陪着他，一直走到路的尽头。
而今，父亲已辞世十年，那片肥沃的田野和米色的芦苇地都将会被林立的大楼所吞没。每次遥望田野，都会被轰鸣的机械声所惊醒。我分明看到，有位慈祥的父亲，正和他的孩子瑟瑟蜷缩在那片清风漫过的芦苇地里，眼神里饱含着失却家园的恐惧。
我多想抱住那位父亲，轻轻地安慰他，并帮他穿上那些卷着夏日阳光气味的布衣。
为你提前五分钟下课
他是班里最怪的学生。任课老师不止一次跟我说，每到临近放学前的那几分钟，他总是坐立不安，忙着收拾东西。铃声一响，老师还未走下讲台，他便一溜烟消失在了花园背后的小路上。
我不曾将这件事放在心上。因为就成绩而言，他一直都保持名列前茅。于是，我就没有必要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去无故打扰到他学习的积极性。我承认，对于成绩优异的学生来说，我时时都怀有庇护心理。可谁又能说，这不是人之常情？
那天上午，因为备课不够充分的缘故，直到下课五分钟，我的内容已然还不曾讲完。为了不将最后的一个要点拖到下节课上，我打算继续拖堂几分钟。
“老师，好像已经下课了。”他怯生生的坐在那儿，指着教室前面的大钟对我说道。
“我知道已经下课了，我都不急，你那么着急做什么？”从我的角度来说，拖堂，学生应该高兴才对。因为，那是一位老师极负责任的表现。他的不知深意，让我有些不悦。
“老师，下节课再说吧。”他低着头，一面捣鼓着手里的文具盒，一面在人群中喃喃地催促。
“我偏不下课，偏要把最后一个例题讲完，你能怎么样？”他一直是我心中的骄傲。不论作文比赛，还是奥林匹克，只要他参加，定能帮我夺回一个名次。可此刻，他却这般不懂礼貌。他的鲁莽和放肆，让我禁不住怒火中烧。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立起身子，夺门跑掉了。我站在高高的讲台上，险些把杯子给扔出去。他弯来拐去地在人群中偈偈前行，片刻间没了身影。
午后，他如常归来。我气急败坏地用宽硬的直尺在他背上猛抽了两下，他头也不回，双肩却猛烈地颤抖。我把他叫进了办公室，盘问他为何要无视纪律，任意妄为。
“老师，我没有逃跑！已经下课了！”他死不认错，理直气壮地与我狡辩。
那时我第一次批评他，也是第一次责打他。我把他那双古铜厚实的小手摊开，用冰凉的铁尺在上面咬出一道道深痕。我一面故作狠心地打，一面声色俱厉地问：“你以后还跑不跑了？还敢不敢无视课堂纪律？”
后来，他哭了，跟我道歉，认错，并写下了泪渍斑斑的保证书。我不忍再责罚他，此事也就此过去。但遗憾的是，没过两天，他又故病重犯了。
我惊觉自己的言行开导已经失效。无奈，只好对他进行家访。因为那是我似乎早就断定，他有了隐约的厌学情绪。要不，成绩如此优异的学生，怎会在课堂上三番四次地逃离？
傍晚，我跟着他，在风起的山路上霍霍地走着。他三步一回头地看我，面露羞赧。我以为他又要逃跑，于是愤恨地说说：“总是要面对错误的！”
他开始逆风急行。漫漫的山路上，他走得那么倔强而又坚定。可最后，他还是朝着贫瘠的山上逃跑了。我跟着那个倔强的背影追了半天，最终无奈而又愤然地呼呼喘气。
过了片刻，他背着个大箩筐从山上缓缓下来了。我正想痛骂，却见他身后隐约跟随着一个步履艰难的身影。那是一位面色憔悴的妇人，顶着头巾，拄着粗糙的木棍，在他的搀扶和带领下，赶着无限夕阳回家。
那天的家访，我做得泪流满面。教了整整两年，直到那夜，我才知道面前这位瘦小黝黑的男孩，早年丧父，生母脚残。他的母亲，就这样背着箩筐拄着拐杖颠簸在村与小镇的几里山路上，靠卖一点粮食和青菜，维持家用，供他念书。
他争分夺秒的真正意义，是在于用自己的奔跑早早迎上赶集归来的苦难母亲，好让她少走一些山坡上的弯道，少受一段风尘路途的磨难。
之后，我和所有任课老师都打了招呼，将最后一节课的下课时间提前五分钟。那五分钟，我相信他会跑得很快，会跑过碧草如茵的河岸，会跑过黄沙漫漫的丘陵，也会跑过，他母亲赶集时必经的那条小路。
他的每一次奔跑，都能让我在冰寒雪天里找寻到一股愈渐汹涌的热潮。
原来那么爱他
北上念书时，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父亲。他是典型的中国男人。思想保守，行为独立，责任心极强。他很少说话，自己能做的事，也从不会推给别人。
我记得高一那年，班里组织长途春游，报名时，全班独我一人不曾举手。同桌问我为何不去，我趾高气昂地告诉他，我早去过了。可实质，我哪儿也没去过。我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避开这些需要缴纳经费的活动。
周末回家时，我依稀对母亲提及了此事。我没有告诉父亲，班里组织了这样一个活动，而我，却没能参加。
第二日清晨，父亲赶来送我。我有些惊喜。印象中，从我记事那天开始，木讷的父亲就从未在门前迎过放学归来的我。我知道，这种表达对女儿的疼爱的露骨方式，会使他觉得羞涩，难以面对。
他把活动的经费硬塞给了我。我当时虽不愿为此增加母亲的负担，但心中还是由衷窃喜。我多渴望坐上宽敞的巴士，沐着朝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事过许久，我才知道这笔不小的开支使父亲在嘈杂的工地上干了整整半月苦力。
我用余下的钱给父亲买了一个廉价的塑料打火机。我跟父亲说：“火柴太过于烦琐，以后你要想抽烟，用手指这么拨两下就行了。”父亲的喜悦让我辗转难眠。那么多年，我都不曾顾忌过他的感受。
临行前，我始终觉得内心不安。我想，我该对苦难的父亲说些什么。譬如，爸爸，我爱你。爸爸，你这些年辛苦了。
我到底没能对着父亲的脸轻声吐出那温热的三个字。我害怕什么呢？我不明白。一路上，我都在想，为何我不敢对至亲的他倾诉这些报以感激的言词？
我在小镇上看过不少外国电影。里面的小孩儿都懂得向自己的父亲袒露心声。而他们的父亲，也极为喜欢这种热烈的表达方式。每每都会紧紧地抱住他们，并说一些动人肺腑的话。
快到检票口时，父亲将手里的东西递给了我。我混着熙攘的人潮，大声说了一句：“爸爸，我爱你！”
他不曾说话，更没任何反应。大抵周围太吵，他不能听到。我心里失落极了。我多希望我的父亲能像电视里的演员们一样，轻轻地抱抱我，说一些送别的话。
大学四年，我和父亲如同忽然断了联系。他不会主动打电话给我，而我，亦不喜欢听他在那头的冷冰冰的声音。
每年春节回家，母亲都会私下告诫我，该给父亲多打几个电话。我每每总是答应。可只要提起听筒，就总会想起父亲那张严肃的面孔，顿时，思家的热情便消减了大半。
毕业后，我毅然留在北方省城。母亲几次说要前来看我，无奈均被家中农活琐事困扰。父亲依然对我冷漠，不闻不问。
生活处处碰壁。平日好高骛远的我，最终留在了一家随时可能倒闭的工厂里。流水线的运作使我双手生泡，可我还是强颜欢笑着对母亲说，我进了世界五百强企业。
父亲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就说了短短一句：“如果觉得外面不好，就回来吧。”我抓着听筒，依着冰凉的墙壁，泫然欲泪。我忽然想起这些年他对我的默默付出。
他习惯了沉默。一切苦难和责任，他都独自承担。我有种不可言喻的愧疚。
深夜，我给父亲写了封信。信末，我再次鼓足了勇气告诉他：“爸爸，我爱你！”
很多天后，他都未曾提及关于信件的事情。直到后来问他是否有人送来信件时，他才漫不经心地说有。
累积了多年的情感，再度被抛入深渊。我时刻在想，难道父亲就不懂得换位思考？难道就不懂得就想想他的女儿说出这样一句话，需要多大的勇气？而后，又要经受多么难捱的等待？
问题再不可能拥有答案。没过几年，父亲便因病去世了。
陪同母亲整理衣物时，竟在箱底的大衣里寻出了当年的那封信件。一股澎湃的热潮，瞬间涌上了我的双眼。
原来，我错过了那么多可以好好再说爱他的时光。
原谅我从来不懂你的心
弟弟走丢那年，我刚巧三岁。因此，对于他的记忆，就像此刻落笔前的纸页一般，苍白无比。
很多年后，我初懂人事，母亲便三番五次地叮嘱我，倘若在外地见到有人长得和我颇为相似的话，一定要记得问问他的消息。也是从那时候起，我才知道，原来在这个苍茫的人世间，我还有一个不知身在何处的弟弟。
我陆续去过很多地方，每次回来，母亲都会满怀期待地问我：“你有没有看到和你相像的人？”我每次给她的答案，总是像一柄锐利的剪刀，狠狠切断那些在她眼中闪烁的光亮。
印象中，母亲是个极爱热闹的人。街上一旦有锣鼓钟鸣，叫卖吆喝，她势必会挤到人群中去，一看究竟。
因为她不会说普通话的缘故，去年带她外出旅行时，我特别担心她会走丢。一路上，只要人流过多，我就会紧紧拉住她的手，我生怕她会在汹涌的人潮中迷失方向。可尽管这样，我俩还是失散了。
站在喧闹的街道上，我的呼喊如同蚊蝇一般微弱。母亲没有手机，不会说普通话，又是生平第一次出远门，我生怕老实憨厚的她会跳进陌生人的骗局。两旁站满了围观杂耍的人群，我踮起脚，奋力在人群中搜寻。
我不敢挪动半步，生怕母亲沿途过来找不到我。我只能安静地站在原地，一面仔细环望，一面询问路过的行人，看他们是否见过一个衣着朴素，顶着蓝布头巾的中年女人。
夕阳西下，暮色渐渐笼罩了街道。人群像海潮一般慢慢退去，我终于在无碍的视野里看到了我的母亲。那一刻，我的暴怒忽然吓坏了她。在异乡的小镇上，我第一次声色俱厉地对她咆哮批责。
赶回旅店的路上，我气冲冲地把她甩到了身后。她知道自己犯下了不可弥补的错误，她能读懂一个孩子在丢失了母亲后的心情。
她一直在身后喋喋不休地跟我解释，说小镇的杂耍实在太多了，围观的人流又过于稠密，因此，她想要挤到中间去，就必须得花很长时间。
我知道母亲是个爱热闹的人。年幼之时，她经常抱着我挤进一堆又一堆的人群，只为看看里面的真相。可我还是忍不住责怪她：“你不知道是在外地吗？杂耍你看得了多少？你干嘛非得一个一个挤到中间去看？”
我记得她那天说过的话。站在旅店门口，她低着头，轻声地说：“电视上经常报道，有很多被拐卖的孩子就是让那些幕后的集团买去，或沿街表演杂耍，或打断了手脚四处乞讨。我真怕，真怕其中会有一个是你弟弟……”
躺在异乡的床上，我的脑海里不断闪现出这些年的片段。母亲像患了心病一般，只要听到锣鼓吆喝，看到乞讨的孩子，就会不顾一切地奔上前去，一探究竟。原来，她不是爱凑热闹，而是一直在用有限的能力寻找那个与自己失散的孩子。
妈妈，原谅我从来都不懂你的心。
那些因为爱你才有的悲伤
我和她的关系一直不温不火。
她从未像其他母亲一样慈善且宽厚地待过我，而我，亦不曾在任何时候为她献过一束芬芳馥郁的康乃馨。
高三那年，我恋爱了。每周两小时的上网时间已经无法满足我对骆小雪的思念。我开始在明月朗朗的凌晨给骆小雪写信，靠着窗，望着星空，一笔一划地书写着十八岁的懵懂情怀。
因少时丧父的缘故，这些年，我和母亲一直相依为命。但我从不把心里的悲喜和秘密告诉她，她也从来没有问过我，在青春忧伤的年纪是否有过彷徨和莫名的沮丧。
和骆小雪认识之后的第一个冬天，终于收到了她的回信。掐指算来，短短三个月的时间，我已经给她邮去了四十多封苦涩的密语。
我永远记得骆小雪站在松花江上的场景。漫天的大雪像鹅毛一般在天际下滚滚飞扬，一个蓄着乌黑长发的女孩儿穿着红色的羽绒服，带着红色的帽子，系着红色的围巾，如同一团跳跃的火站在漫天的皑皑之中。
站在南方的窗台上，日光暖暖地照在我的肩头。我伏在栏杆上，微弱的呼吸就像骆小雪身后的松花江一般被冻结了。
为了能把这段青涩的恋情延续，高考结束之后，我毫不犹豫地填下了三所东北城市大学的代码，将那些曾经对母亲说过的，绝对不会离她五百里的承诺抛诸脑后。
临行那天，母亲赶来送我，五十七个小时的辗转，几千里路的奔驰，使她左右放心不下。那是她第一次跟我说那么多话。她说，幼时就听父辈们讲过，黑龙江在祖国的最北端，不论冬夏都冷得难以忍受，叫我去那边之后，无论如何也得买几件厚实的棉衣。
站在南国的小站上，我忽然内心一片汪洋。我这一走，她又要再次陷入一个人的孤独。但我始终没有说出心中的关切，而她，亦没有坦白她的不安和不舍。
我俩就这么僵持在寒风呼啸的站台上，等待火车鸣笛。我努力擦着雾气腾腾的车窗，可还是看不清她故作从容的背影。
由于火车晚点，原本五十七个小时的行程渐然拉长了几个钟头。我躺在动荡的卧铺上，胃里翻江倒海。她明知我会晕车，却一个电话也不打来。
我以为，我会在阳光明媚的松花江上见到骆小雪，却不料，她竟做了一个与我相反的抉择。恋情和人生，我选择了前者，而她，却义无反顾地奔向了后者。
一千多公里的距离，终于使这段几经波折的萌动情怀在流动的岁月里无疾而终。我给骆小雪写了很多信，却不知该邮到哪里。
失恋之后，我忽然讨厌这个夏热冬冷的无情城市。校园里到处都是十指紧扣的情侣和粗壮的法国梧桐，它们像无孔不入的细菌，啃噬着我的伤口。
冬天的时候，我跟团去了松花江。在南国长大的我，第一次见到结冰的河。我沿着河岸一路狂奔，而后气喘吁吁地脱掉笨重的外套，站在骆小雪曾经留影的地方照了一张快相。
我原本想把这张照片送给骆小雪，却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瞻前顾后，最终还是把这张洒着漫天雪花的照片邮给了远在南国小镇的母亲。
她一直没有给我电话。我以为，那封穿越千山的平信早已丢失，却在半月后收到了一包颜色各异的棉服。
大学第二年，我竞选学生会主席失败。正当我沮丧且无助时，她竟以下岗无业为由，扣发每月对我定时支付的生活费，逼迫我在校勤工俭学。
无奈之下，我只好辞去一切琐碎职务，一面帮私企写广告软文，一面在校外的超市当搬运工。不管如何心力交瘁，她都从不会问我生活是否困难。因为她的冷漠和决绝，母子关系日渐恶化。大学毕业那年，我依然选择留在外省打拼。
年前回家，叔父主动给我打了电话。他说，小海，看到你现在的成绩，我真高兴。你妈当初还一直害怕，自己的良苦用心会使你走上另外一条错误的路。
我站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再次回想这一路走来的模样，才恍然明白她内心的恐惧和渴盼。一千四百多个日子，她必须时刻忍住母性本有的挂念，狠心将我抛在未知的世界，而后不闻不问，夜夜忐忑。
因为爱我，她才有这些无处可躲的悲伤。
雪天的一盒饭
山里一起长大的朋友前些日子进了城，四处奔忙，寻络关系，最终得以去车站的站台上当保安。他高兴坏了，连夜打电话跟我说，在城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知道那是多么枯燥的工作。整日对着轰鸣的车头与无尽的铁轨，来来回回，定点巡视。铁路上一旦发生事故，哪怕微小至极，他仍脱不了干系。朋友在山里呆了半辈子，是个老实人，总觉得拿了人家的钱，就得好好干事。于是，他每天都规规矩矩地坐在那儿，定时出去查看究竟。
他说，城里的东西太贵，车站又不让保安到食堂打菜，他每吃一顿，心里都觉得愧疚。后来兴许是与他母亲提及，不到半月，他的母亲便披星戴月地从乡下赶了过来，在城里租了一间小房子。白天，她就在车站的门口卖点小杂货，晚上就在屋子里缝补衣物。
她的母亲为了能给他做好饭菜，每每都是在他下班前一个小时就收摊回去了。冬雪寒天，我时常看到他的母亲独自坐在车站不远处，捣鼓着那些小玩意。我不止一次向他抱怨，不能让自己的母亲在这样天寒地冻的时候出来，他也曾劝慰，可他的母亲却死活不愿，说自己总不能来城里白吃白喝，给儿子添麻烦。再说了，这城里的房租可贵了，要不卖点小东西，住哪儿？老太太是地地道道的山里人，虽心地善良，但性情刚烈，朋友执拗不过，只好作罢。
鹅毛雪花洒在小镇的车站上，皑皑地落了一地。他的母亲一日都不曾间断送饭这个事情。朋友不以为然，兴许，每个孩子都是这样，对于自己母亲的付出，已然习以为常。
朋友的母亲没有手表。以前，她可以问问周旁摊派的老太太们，可如今，冬寒料峭，谁还甘愿为那几个钱来此地方吃苦受冻？
冬天的天色晚得比较早。于是，朋友的母亲就经常回去得过早。买了菜，做了饭，颤巍巍地立在站台的检票口处，等着朋友下班。很多时候，这么一等就是就是一两个小时。呵气成冰的站台外，时常看不到一个人。朋友的母亲就这么安安分分地立在那儿，像个站岗守卫的哨兵。
当然，朋友不知这个事儿。因为每次他接过的饭菜，都冒着热腾腾的香气。他不清楚，从始至终，手里捧着的那个饭盒就没有离开过母亲的身体。
后来，春节前人流拥挤，段上派人下来检查，领导三番五次叮嘱，务必在站台上做好旅客的迎接工作，否则后果自负。朋友真怕丢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火车还买开来，他就安安分分地跑到站台上面等候了。
他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母亲，一动不动地蜷缩在靠近检票口的位置上。那天，他真被冻坏了。火车晚点一个多小时，他和那些新来的保安就这么傻傻地站在冰雪下面，一言不发地等候着。所有人受不了，回到保安室取暖。只有他，依然默默地站在那儿。
他像是在赌气。当下班的铃声响起，他的母亲忽然慌乱地扭动着身子，朝着站台上奔来。当他看到他的母亲一面走，一面从胳肢窝里掏出那个熟悉的饭盒时，再也止不住奔腾的泪水。他想要故作镇定地问：“妈，你冷吗？”可话还没说，就“哇”地哭了起来。
这一盒饭啊，让他吃出了多年的伤悲。
那已是她全部的爱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高烧呼唤时，她正坐在隔壁暗沉沉的内屋里，噼里啪啦地打着麻将。她不但不予理会，反而气势汹汹地骂我。后来，我在一片输赢交错的嚷嚷声中晕倒了过去，她才嘀咕着让人将我送到医院吊瓶。
临近完毕的时候，她故作焦急地姗姗来迟。我看着床头冰凉的药水，一点一点地进入我的身体，注视对面小孩的无微不至的母亲，忽然泪落如雨。不知为何，我心中涨满了无数委屈。我不明白，为何别人的母亲能够毫无保留地将全部的爱倾注给自己的孩子，而她却不做不到。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班上组织夏令营，我兴奋异常地跑到家中，向她央求活动费用。她冷如冰霜地坐在麻将桌前，自顾玩乐。片刻后，她输了钱，而我并不知道。我以为，那是一局已经正式完毕。于是，再次鼓足勇气，向她说明了来意。
结果，我不但没能讨到夏令营的费用，还莫名其妙地被狠狠痛打了一顿。最后，是周旁的阿姨们看不下去了，夺走她手中的皮条，这场战役才不得不宣告结束。
班上所有同学都去了，惟独我没有。出发的那天，贴满卡通图案的大巴士轰隆隆地经过我家门前，我蹑手蹑脚地躲在门缝后面，偷窥那些熟悉的笑脸。我的双眼，又一次宣泄出委屈的泪潮。童年时候唯一一次可以外出欢乐的机会，就这么在一场充满痛哭的麻将桌旁无辜夭折了。
中学的第一天，我心里充满了快慰。因为学校离家太远的缘故，我不得不选择寄宿。终于，我和她被远远地隔开了。第一个周末的月夜，寝室里的所有同学都哭了，除我之外。我伏在冰凉的床沿上，望着天上的朗朗星空，独自窃喜。这是我第一次拥有自由的夜晚。
去省城念高中后，我明明两周可以回来一次，却偏要呆足整整一月，直至最后身无分文，弹尽粮绝。她从不会来学校看我，更不会主动询问关于我的生活准概况。我与她，越发成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高考填报志愿，我毅然写下了三座千里之外的南方小镇。当她看到录取通知书上的大学地址，笑容即刻僵硬在微微皱褶的脸上。我暗自庆幸，不久的将来便要与她彻底分开。
临行前，她没来送我。我提着偌大的箱子，独自走上清晨荒凉的街道。拐角处，我到底是回了头。这一刻，我看到了她悲凄的面容。她一动不动地立在门口，像站岗的哨兵一般，目送我的离去。
大学第二年，因为恋爱问题，我和她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内战。我不顾学校反对，私自在餐厅找了兼职。而后，拒绝了她的所有费用。
毕业前，她破天荒地打电话给我，漫不经心地问，要不要回来？回来的话，比较好找工作。我沉默了许久，最终还是故作冷漠地告诉她，决定留在了这座南方小镇。
第一次给她家用时，她在电话里哭得像个孩子。我眼前忽然掠过一个贫困母亲的一生，以及这一生中的所有雪雨风霜。
我从不曾想过，在那些艰苦孤独的日子里，为了生活的继续，她必须先要懂得爱自己。而她给予我的这些不曾让我感动过的青春岁月，实质已浸满了她全部的爱。
父亲的肩膀
第一次骑在父亲肩头，我便想，自己何时才能长得像他一般伟岸刚强？
于是，在艰涩而又漫长的成长之路上，父亲成了我人生的标尺。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要嚷嚷着走到他跟前：“爸，别动，别动！你看，我很快就会和你一般高了！”
这样的岁月，终究如庭院中的春花一般，尽数落去。我不再与父亲比较，不再依赖他的肩膀，甚至，不再与他交谈。我们终于走成了中国式的父子关系，外表冷漠，内心热情。
对于我来说，他和母亲似乎就是两种不同的机构。他负责用戒尺和皮条惩戒我的一切冒失与错误，而母亲，则负责用热泪和怜爱庇护他所施予的所有罪罚。
记得很多年前的夏末，我徘徊在楼顶上看晒陈年的谷子。隔壁院中的桃树，像一双张开的大手，越过高高的围墙，倾斜在午后的楼顶上。饱满的果子坠在茂盛的绿叶间，像暗夜里刺眼的彩灯，让人目不暇接。
躲在茂盛的枝叶背后，内心出现了极大的挣扎。父亲平日的教诲与此刻躁动的情绪形成了两股巨大的波涛，使我茫然且不安。我不愿撇开心中的善念，却又不甘就此离去。那满树丰硕的蜜桃，像定格的底片，在翻滚的脑海中浮动。
我到底还是将柔弱的双手伸进了随风摇动的绿叶间。父亲在楼下的窗内目睹了整件事情的经过。当日，不但遭受了平生第一次最为严厉的毒打，还被父亲勒令兜着偷来的蜜桃上邻居家里道歉。
母亲从地里赶回时，父亲正扬着细长的皮鞭，预备将我就地正法。母亲夺过黝黑的皮鞭，哭闹将我抱在怀里。由此，我躲过了极为严酷的下半场劫难。
我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他瞪大了眼睛指着母亲：“慈母多败儿！”印象中，这件事情便是我与父亲情感的转折点。我在潜意识里忽然发现，这个留着八字胡的和蔼男人，原来有着如此可怕一面。
没过多久，我便因高烧不退躺在了床上。母亲整日守在床前，嘘寒问暖。我当时虽然不曾对母亲提起，但心中却无比坚定地认为，这次重病的根源，八成就是没有吃到蜜桃还挨了打。
父亲背着我往城里赶的时候，我已被病痛折磨得神志恍惚。母亲说我一路伏在父亲的肩上都在念叨着桃子，桃子。
从睡梦中醒来时，只见周围一片惨白。我心里依旧想念着那些饱满的蜜桃。父亲低声询问前来给我打针的护士：“他能吃蜜桃吗？”护士说：“冷的不能吃。如果实在想吃的话，得用冰糖炖热了才行。”
几个时辰后，父亲从窗外的路上赶来。他宽阔的肩膀上压着一只棕色网格的麻袋，袋中全是硕大的桃子。母亲到附近的饭店借了火，为我端来温热的冰糖炖蜜桃……
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当日父亲的肩膀，他让后来的我始终不敢逾越道德的雷池，去重犯童年的错误。对于叛逆的儿子来说，父亲的肩膀既是铁面的责罚，亦是牢固的爱与宽容。
愿母自私
我时常能读到这样的作文。年幼的学生们用稚嫩的笔记给我写着，他们的母亲是多么平凡而又伟大，因为她们吃足了人间疾苦。为了力求感人肺腑，他们不惜把自己的母亲写得万般悲惨。或许只有这样，他们才足以打动我这位铁石心肠的老师吧。
孩子们的目的达到了。我时常被他们这些不知真假的故事糊弄得泪眼涟涟。一整个清晨，午后，都沉浸在一种莫名的忧伤之中。
几年后，这些孩子都长大了，陆续上了大学。再翻阅他们之前给我写的作文时，我竟有了一中惶惑：为何所有的母亲都得这样悲苦？难道不悲苦的母亲就不是好母亲吗？
经常能在报纸杂志上看到类似的报道：某省某市的某位母亲，为自己的孩子，甘愿捐出肾脏，更或者，牺牲自己的性命，以保全孩子。某镇某村的某位母亲，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步入学堂，接受知识，甘愿下洞挖煤，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
铺天盖地的新闻，纪实，让我们感动，让我们明白，并坚信，尘世中的每一位母亲都有着一块无私的角落，用以安放自己的孩子。我们为此哽咽，为此流泪，甚至觉得，这样的母亲是伟大的，也只有这样的母亲才足以堪称母亲。
我们要求这样的感动，要求这样的悲苦来填补我们日渐麻痹的心怀。我们需要有这么一些母亲站出来，作为代表，为我们诠释，母亲这个职业的伟大。
实质上，从过医的人，全然不用看这样的报道或是故事。他们明了，一个女人要从妻子变成母亲，势必要经历尘世中最强烈的苦痛。
医学上，把人所能感受到的疼痛等分为十级。蚊虫叮咬为一级，分娩生子为十级。
我们尚且不说，这疼痛的等分合理不合理。就简单举一个例子来说，譬如，一个男子，因癌细胞扩散至下体，不得不进行截肢手术。倘若，让他不施麻醉，毫无怨言地承受这整个手术过程所给他带来的苦痛，行吗？
我想，尘世中，没有几人能承受这样的苦痛。而类似这样的苦痛，每一位母亲，却真切地尝试过了。
落笔之前，我曾去医院听闻。每一位即将分娩的女子来此，医生都会问，要不要施用麻醉？施用的话，就不会有那么痛苦，只是，很可能会影响到胎儿的正常发育。
据跟我解说的这位医生的言辞，没有一位母亲要求施用麻醉。她们宁可承受尘世中最大的苦痛，也要避开这万分之一的会影响到孩子身体健康的几率。
单从这一点来说，就足以让我们感动了。
前些天，笔者母亲生日。有文朋问及，你送你母亲何物？我答曰：仅四个字，愿母自私。
我自觉，已没有任何能送母亲的礼物了。惟可让她高兴的，怕是我与弟弟的身体尚且安康吧。
未曾小学毕业的母亲不明我这几个字的深意。但我想，此时的读者是明白的。我只希望，全天下的母亲能自私一点，把从天性里赋予我们的爱护，收回一点儿，分配到自己身上。
我们没有理由去要求任何一位母亲再经受苦难。惟能督促她们，多爱自己一点儿。若真如此，那全天下的儿女，才算是行了真孝。
最美的味道
背着沉重的行囊，赶了最早的班机回云南。从沈阳到昆明，窗外一片凄茫。
她不知道飞机上要关闭一切个人通信设备，给我打了很多次电话。出巫家坝后，刚巧赶上回曲靖的商务车。
她在门口等我，双手互攥着，在印满青花的围裙上擦了好几遍。她一如往常，接过我手上的行李，接过我的背包，接过我臃肿的外衣。
厨房又开始鲜活起来。像一个初入尘世的生命，像一段平缓的小夜曲，以啼哭和娓娓道来的方式，对我诠释这一年里的故事。
她从不需要我帮忙。洗菜，切菜，炒菜，端菜，她一个人包办了所有流程。
我只好站在旁边陪她说话。看她手中翻飞的铲子，在她的缓缓消逝的岁月中搅出一道道蜿蜒深刻的鱼尾纹。
她的手艺依旧没变。她一直都记得我最爱吃的菜。当然，对于我不喜欢的那一部分，她也了如指掌。
桌上摆满了盘子，掀开一只反扣的土碗，便会有腾腾的热气跳跃出来。她像是为我打开一个个丰盛的礼包，真诚而又温柔。
她把打开的菜都推到我面前。我懂她的心意。
酸汤土豆，干炒白菜，青椒玉米……她知道，她的孩子历来都不喜欢大鱼大肉。她也知道，这个倔强的孩子最怕的就是高档海鲜。
除了她，没人会为我记得这些。她了解我的胃，就像了解我的过去，我的成长，以及我一切不可被旁人包容的坏脾气。
她一直朝我碗里夹菜。她一直看着我。她一直让我多吃点。
这就是我的母亲。二十五年，她的爱，一直没有变过。对于一个常年漂泊在外的男人来说，母亲的菜，永远是世间最美的味道。
因为每一盘菜，都象征着你的一段历史。其中有你的喜好，你的哀乐，你的眼泪，和那些数也不不清的童年笔记。
他也有着同样卑微的身姿
父亲在小镇里呆了足足半生。年后归家，我每每和他谈起城市马路下轰隆隆的地铁和密集如流的人群时，他总是听得目瞪口呆。最让他欣喜的是，谈话最后，我总喜欢说上那么一句，爸，等毕业了，我接你去我们学校看看，可漂亮了！
顺着初夏的温度逐日高升，我终于安然毕业了。欢聚过后，我没有忘记自己当初对父亲许下的承诺。于是，兴奋地给他打了电话，让他乘车来北京找我。
北京的车站挤满了从全国各地奔来求职的毕业生。父亲夹杂在这样光鲜亮丽的大学潮中，显得分外夺目。我对父亲说，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入北京。他们住潮湿而又闷热的地下室，吃贱价的街边碗面，说方言味极浓的普通话，却穿一身白领式的工作服。父亲默默地听着，时不时朝自己身上打量打量。
进入那家事先预定的宾馆时，父亲有些茫然和诧异。他停在门口，像个迷路的孩子，对着大厅里四处张望。片刻之后，回头怯生生地问我：“你们宿舍已经不能住人了吗？要不，我们去宿舍住算了，这里估计贵得要命！”
“没关系，爸，最近这里打特价，才几十块钱一晚呢！里面又能洗澡又能看电视，和咱们镇上的招待所差不多划算。”我只能这样哄骗父亲。否则，按照他的性格是无论如何也不愿这样破费的。
想想，他这半生虽说是在镇上安度，事实却连真正的宾馆都没有进去过。偶然，熟识的朋友结婚，搬迁，在酒店里办了筵席，大张旗鼓地发了请柬，他也只是匆匆地进去吃上一餐，却从未感受过在里面睡上一晚的舒坦。
房间在八楼。我领着他，慢慢走向电梯。他对这个东西并不陌生，但实质却没有坐过几次。我能看出，他的神色中充满了好奇和惊异。有几次，他似乎想要问我什么，但碍于周围站有西装笔挺的中年人，又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走出电梯后，他附上了说了一句让我百般心疼的话，儿啊，这电梯可真快！
宾馆的设施，让他倒抽了一口凉气。如果我告诉他，这几日的费用是我整整一月工资的话，他不但会指鼻痛骂，甚至拂袖离去。可我真想让他来首都看看啊！兴许，他这一生，只会来这么一次。因此，我有必要散尽谎言，好让他安享清福。
傍晚饭后，他坐在宾馆的沙发上翻看。时不时发出一阵惊叹。天啊！一张床单要500？妈呀！一块地毯要2000？
那几天，他在宾馆里住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我知道他不抽烟，勤洗澡的缘故是什么。他怕烫坏地毯和弄脏床单。我不明白，一向心高气傲的父亲，为何成了这般模样？
之后的饭局更让我热泪盈眶。他握着那些昔日曾给予我帮助的老师的手，迟迟不肯松开。说了许多重复的话，鞠了很多次躬，敬了不少杯酒。导师们无不被他真挚而又卑微的诚意弄到尴尬。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他也曾这样感谢过我的高中班主任。
教我顶天立地，流血不流泪的他，原来，也有着这样卑微而又怯懦的身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