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姨和我的外公就这样相继离去，我的妈妈也变得神情恍惚，有时候看到她的眼睛湿润，眼眶里含着热泪，脸颊上留有泪痕。她总是对我们说：“孩子啊，你们长大后一定记住，要互相扶持，特别是你这个当姐姐的。”
姐姐说：“妈，你已经说了无数遍了，单单今天就是第七遍了。”
妈妈点了点头，揉了揉眼睛说：“噢，这已经是今天第七遍了，那你可要牢牢记住呀。”
姐说：“哎呀，我记住了。以后我有什么好吃的，一定会分一半给弟弟的。”
建业非常好奇的问妈妈：“妈妈，你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觉得你像是在把我托孤给姐姐了一样。”
妈妈摇摇头说：“你说的不对，建业啊，你想想你的大姨是怎么死的，她不是好好的，就突然犯病，一命呜呼了吗？所以，人是不知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的，所以你们更应该努力读书，早日成才呀。”
妈妈这番话和以往她说过的话完全转变了风格，这番话我们是第一次听到，大概是她经过大姨和外公之死后受到了比较大的刺激后，反复思考得出的道理。
至于如何让我我妈从悲伤的情境走出来，如何让她像以往那样振作，这都交给了时间来抚慰她那受伤的心灵。
有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像以往那样背着书包，从虎盘河河边那条小路走回家，在经过我姑婆家时，我的姑婆把我叫住了。她向我招手说：“建业，过来，过来，姑婆叫你有点事情。”
我前后左右地看了看，确定姑婆确实是在叫我，我就在她家路边停住，我说：“姑婆，你是在叫我吗？”
姑婆说：“对对对，我在叫你呢。”
姑婆也朝我走来，当我走到她前面时，她往我的口袋里塞了二十元钱。我大惊，赶紧把二十元钱给退回去。姑婆硬要往里塞，她对我说：“建业，这钱不是我白白给你的，姑婆央你做件事情。”
我把那二十块钱我在手里，眨了眨两只大眼睛，我问她：“姑婆，你央我做什么事情？”
姑婆说：“是这样的，你看你那个老太公身体越来越差，现在已经我床不起了，让他去医院看病他不肯去，这不，有一个游走的江湖郎中给看了一下，他给写了一个药方，上面写着什么我也不知道，他说只要拿着这个药方去医院给医生看，医生会知道。我就打算让你去医院给抓点药。”
姑婆这番话让我的心顿时五雷轰顶，我当时就哽咽起来，眼眶里含着滚烫的泪水，我借着擦擦眼睛，把泪水给擦到了衣袖上面。姑婆问我：“你怎么了，你是有什么事情要急着去做吗？”
我把二十块钱塞到裤兜里，把药方也塞到裤兜里，摇摇头哽咽地说：“姑婆，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当我转身离开时，姑婆说：“建业不慌，你先把书包放这里吧，来回背着太重了。”
我就像一头脱缰的野马一样，背着书包，双手紧紧地堵着裤兜，快步跑去，那个书包在我背后忽左忽右地摇晃。路边的人看到我这神情，以为我和人家打架打输了才这般沮丧，而我往回走，大概是要找那打架的人报复。我没有时间去理会那些人脸上狐疑的神情，我只知道，我的大姨和外公在不到一个月，就相继离去，我得快点买回药来，给太公吃，让他能够早日康复，让他能够像以往一样，在二爷姑婆还有我家这样四点一线来回走动。
我正是怀着这样的想法，像一只脱缰的野马一样快步走去的，当我来到我们学校前面那个小小的诊所时，里面已经人满为患，很多的人在排队看病。那个中年男子身穿白大褂，两只耳朵塞着一个听诊器，听诊器的另一侧被贴在一个阿婆的胸口，白大褂的医生非常认真地在皱着眉头听诊。旁边那些看病的人也非常配合的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一个护士正给一个小孩子打针，小孩子发出悲惨的狼嚎一般的哭声，那个小房间被一个布帘给遮住，那些看病的大人朝那布帘里面看，不时的嘿嘿地笑着。
我一走进那个诊所，我说：“医生呢，医生在哪里，我要找医生。”
里面那些看病的人这时把眼神转向了屋外，她们没有说话，但眼前的情景已经告诉我一切，那个医生正在给病人听诊，你如果是来看病的话，就得在后面排队等着。
我那时也知道，那些靠着墙壁挨着坐的大人小孩大多是来看病的，只不过当时我过于着急，我也忘记了排队等候的那种礼节性的问题。我赶紧把裤兜里面的二十块钱和那张药方递给那个在听诊的医生。医生用一种责备的眼神看着我，他在用眼神阻止我那胆大包天的干扰。于是，我就站在了白大褂的医生旁边，我得等他听诊完后再把钱和药方递给他。有个上了年纪的阿婆指了指我，又指了指后面的长凳，她在示意我到后面排队看病。我没有理她，依然站在白大褂的医生旁边。
那个穿白大褂的医生闭上眼睛想了想，然后让正在看病的阿婆张大嘴巴，说啊——那个阿婆非常配合地说了一声啊——医生看了看她的嘴巴，又看了看她的舌头，非常满意地把听诊器放下问他：“有没有什么药物过敏的，头孢拉定有吗？”在得知没有什么过敏史后，他在一张纸签上面画花般龙飞凤舞地写了一些字，然后让她去药房买药，说：“吃个五天，差不多就不咳嗽，不胸胀了。”
当那个离得最近的那个妇女抱着一个刚生下来没多久的娃娃要和医生说病情时，我把那张药方和那二十块钱使劲递给医生，那个医生戴着一副厚眼睛，对我这种粗鲁的做法感到有些吃惊，旁边那些在等候看病的人望着我在嘿嘿地笑，他们都说：“那娃看起来比较的着急，医生，你不要管我们，就给他先看看吧。”甚至刚轮到的那个妇女也抱着她娃朝另一边坐，特意给我留点空间让医生检查用。
医生看到大家都同意给这个小孩先看病，于是让我做在他身边的板凳上面，问我：“孩子，你是哪里不舒服啦？”
我摇摇头，一向不结巴的我，看到那么多大人在注视自己，又看到那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拿起我的手臂要给我把脉，我结巴地说道：“医医医生，我我我，我不是，来来来，来看病的，我我我，我是是，来来，来买药药药药的。”
大家看到我那紧张而又焦急的神态都在嘿嘿地笑，好心的阿婆说：“孩子啊，你别急，慢慢说，说清楚了，医生好给你开药。”
这时，医生听清楚了，这个孩子是来买药的。他把我手上的纸签拿了过去，把眼睛凑到那张纸上，他盯了十秒钟，问我：“你这药是给谁吃的呀？”
我稍稍地适应了那种众目睽睽的情景，我回答说：“我我我我是给我太公买药，是是是我姑婆让让让我买的。我姑婆让我买买买给太公吃吃的。”
那些看病的人听了哈哈地笑，都说这娃是太着急才这样，问我以前是不是也这样结结巴巴说话的额，也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在议论这小孩是谁家的，那些人还真议论出来了，说这是郑启岩家的孙子，还说这娃的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
那个医生听出来了，当他问我说：“你知道你的太公生了什么病，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时，我说：“我不知道，我的姑婆知道，是她给我这个条子来抓药的。”他知道从我的嘴里也得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他把那副厚眼睛放在桌角，然后拿出他自己开药方用的纸签，用一支粗大的水笔在上面画花似的写下了一些字，然后把纸签给我说：“你去药房抓药吧。”
我左张右望，有人在用手指给我指了指方向，于是我在那个打针房间的隔壁找到了那个抓药的窗口，里面那个穿白衣服的护士收了我那二十块钱，又找给我十六块钱，在两瓶药的纸盒上写了一些字，然后递给了我。
我把那十八块钱和两瓶药放在了裤兜里面，把那两张纸签放在了另一个裤兜里。然后就离开了那个诊所。诊所里面那些看病的人说：“原来他是在给他太公抓药，我还以为是他在给他自己抓药呢。”也有的说：“哎，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啊。”
当我一路从诊所返回到姑婆家旁边时，我喘着大口大口的粗气，双脚都走疼了。姑婆在家里看到了我，她问我：“建业，抓到药了吗，医生把药卖给你了吗？”
我把裤兜里面的十八块钱和两瓶药递给了姑婆，又把两张纸签也递给了姑婆。姑婆拿着那两瓶药，非常的高兴，问我：“这就是医生给你开的药？”
我点了点头。姑婆拿出一块钱，说要犒劳犒劳我。我一手拒绝了。
过了五天后，我的太公又开始走在从叔叔郑耀亮的家到姑婆家，再从我家到他自己家的那个路线上。我那个九十多岁的太公除了耳朵聋，听不到别人的小声说话，只有大声地喊叫，他才能听出来。
有一次，我和胡永锋大声地喊叫：“太公太公——”
他老人家大声地说了一句：“我饭吃了。”
我和胡永锋相视而笑，说太公听是听到了，但是没有听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