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的大部分是我在1986年的哈佛大学学术公假期间写的。我要向那些使我有时间潜心从事写作的个人和机构表示深深的感谢：哈佛医学院社会医学系主任利昂·艾森伯格、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斯坦利·坦比亚、剑桥医院精神科主任迈伦·贝尔佛、哈佛医学院院长丹尼尔·托斯特森，以及哈佛大学文理学院教职员会长A·迈克尔·斯彭斯。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国家科学基金会、社会科学研究会，以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院合作的学术委员会的资金，支付了我在波士顿和中国对慢性疼痛和其他慢性疾痛患者的研究费用。一些对慢性疾痛患者的描述是在实用的原则下，为患者/医生研讨会的学生汇集教师的资料而写的，这种研讨会是哈佛医学院在医学教育中勇于创新的新途径，我的那些写作得益于学生和教师同僚的尖锐评论。在剑桥医院和华盛顿大学医院，教授住院医生基础医疗和精神病学的那十年，使我对慢性病对医护人员造成的问题了解更深。通过在国家精神健康研究院对博士后和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的指导工作——临床人类学应用研究课程，我拓展了对医疗和护理的人类学背景的认识。对慢性病人（及其家属）的研究，特别是医护工作，教育了我，使我得以理解此书中所写的大部分内容。我在此谨向这些患者及他们的家人致以诚挚的感谢。
关于本书主题的特殊见解，来自我本人的慢性疾痛（哮喘）经验，以及两位杰出医师对我的悉心治疗。
我要感谢弗朗西斯·齐默尔曼教授和S·B·拉米夫人给我的家人和我提供了适宜的环境，使我能在法国度过一次成功的公休假。
我还要向基础出版社的三位编辑致谢：为史蒂夫·弗雷泽仔细敏锐地阅读原稿，为若拉·希利·林奇的精心编辑，也为保罗·戈洛布对此书整个印制过程的监督工作。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有幸与助理琼·吉莱斯皮一起工作，她工效极高，为此书处理了大量具体事务，但我最想感谢的是她的忠诚，以及她为我们办公室带来的温馨。
想为广大有文化的读者写书的念头，已经在我脑中转了好几年了，然而，我觉得真正写起来，比我想象的困难得多。就像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是琼·克莱曼支持我坚持下去，不放弃、不退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