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
记忆里，小时候最惊奇的一件事，是上小学的前一年，随爷爷、母亲和哥哥，去大同看望当兵的父亲。营房在城外，去城里游玩，来去都要经过城门洞子。冬天，常有驮运干草的骆驼进进出出。高大的干草驮子，像小山一样在前面缓缓移动。快到城门洞了，在我看来，驮子的顶部，高出城门洞子顶部许多，怎么也进不去的。然而，在我的注视下，竟平稳地进去了，赶出来时，从侧面还能看到一片窄窄的蓝天。可见驮子的顶部，距城门洞的顶部，还有一截儿。
好奇，该是文学思维最早的萌动？
后来我看到这次塞外之行留下的照片，上面写着：一九五二年塞外。同时也知道了，爷爷领着我们母子三人去大同的原因，让我们见见父亲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让父母团聚几天。母亲只有二十六岁，年轻没文化，一个人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
从大同回来的第二年，我就上了小学。然后，一个年级一个年级读下来，读到高中，就去了外地，读到大学，就去了更远的外地。大学毕业后，工作分配到外地，直到现在退休多年，老迈多病，还是在外地。
几十年来，每有情景触发，由不得也会想到自己的家乡。
好多人都说，故乡最早给了他文学的滋养。具体的物象，多半如腾格尔《天堂》里所唱的：“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绿绿的草原，奔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还有那姑娘，这是我的家乡哎耶——”
物象不同，达到的境界，是一样的。
然而，在我的记忆里，却没有这些。
这当然是因了我的家乡，在共和国版图上的位置。
黄河从青海流过来，经甘肃、宁夏、内蒙古，到了与山西交界的地方，忽地转了一个硬硬的弯儿，由大体东西的流向，变为几乎是垂直的南北的流向，在整块的黄土高原上，硬是劈出了秦晋两个省份。照这气势，再往南，也该将河南劈成两半，不幸的是遇上了坚硬的伏牛山，撞了个满怀，只能掉头而东，直奔大海去也。
就在这个臂弯里，有一块山西省最大的平原，因为汉唐之际，都城均在关内，也就以之作了方位的基准，称这块地方为河东。对于已然掉头东去的黄河来说，则在其北。
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传说中的尧舜禹，据史书记载，都曾建都于此。历代均有伟人产出，如唐代的柳宗元，宋代的司马光，明代抚边的功臣杨博（京剧《二进宫》里讹为杨波）。
然而，近世以来，这儿成了一片没有出息的土地，没有发生过一件有大影响的事件，没有出过一个彪炳史册的伟人。它的平庸，一如它的平坦。从东往西，百余里内，竟无一丝的起伏。南北似乎有些起伏，且名之为冈（鸣条冈），名之为岭（峨嵋岭），不过是个陡坡而已，过去之后，又是一马平川。
我们村子，在这块平川西北，一个叫临晋的县城跟前。“跟前”是我们那儿的一个俗语，一个老人领着一个孩子，这孩子就是在老人“跟前”。一个村子，怎么会在一个县城的跟前呢？确实是的。临晋县城不大，最热闹的地方是东关。关有关门，关门外，跨过一条十步宽的大车路，就是我们村子，叫韩家场。
如果我一直住在这个村子，到了现在这个年纪，冬季天气好，就该蹲在墙根晒日头了。
改变了我命运的，是我这个家庭，和它久远以来的一个传统，就是念书。不管穷富，一定要念书。小时候，家里人，主要是爷爷，常给我说的一句话是，好好念书，念到哪里，家里供到哪里。在我看来，这是一桩不平等的交易，他们那么辛苦，而我念书那样轻松。这么不平等，我能再让他们失望吗？
只两三年，我就将书，从山西念到了山东。
前面说过，我的父亲早年从军，驻防大同，爷爷带了我母子三人曾去塞外看望。等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的部队已驻防青岛，一年后转业，只能在山东境内安排。他挑了一个离山西最近的城市，山东最西边的德州。其时干部家属的户口，迁移不像后来那么费事，便将母亲与我的户口迁了过去。三四年后，动员干部家属支援农业，父亲响应政府号召，又将我母子，还有在山东出生的三弟的户口，一起迁回山西老家。
这次回来，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感觉是，往日繁华的县城一下子变得冷清了。村南的公路上，不时有载着桌椅、柜子的汽车驶过，人说，临晋县与东边的猗氏县合并，叫临猗县，县政府在猗氏，临晋这边，往后就只是个镇子了。
原是县城的居民，一下子变成了镇子上的居民，我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同，仍是上我的学，吃我的饭，拉我的屎。上完了小学上中学。
此后几年间，让我感受到的，是这块土地上的变化。
1959年，我从德州回来时，到处都在拆。先是城墙叫拆了。我舅家是地主，住在城南五里的南连村，我曾亲眼见姥爷跟他们村的几个老人，在城墙下刨砖，抬土。过些日子，连我奶奶，也拐着小脚，去城墙下搬砖去了。爷爷是镇上百货商店的负责人，看着自己的老伴去服苦役，也只能默默忍受。我们家成分是富农，舅家是地主。
拆了的不光是城墙，还有周边的一些历史建筑，比如教场庄旁边的文笔塔，东关口上的泰山庙，不多久，连文庙也拆得只剩下一座大殿，门前的牌楼，殿前的金水桥，两侧的庑廊，全不见了。
社会的变迁，决定了文学思维的走向。
再往后，几年间，几乎年年都要平田整地，先是平了地里零散的坟头，再后来，连树木葱郁的私家坟地，也一个一个地毁掉了。
田地，真是一望无际啊。
庄稼长起时节，直如绿色的海洋，微波起伏，连绵不绝，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到浮动的岚气，远远地飘过。
到了冬天，若没下雪，又是一片焦黄。
只有一件事，总是让人失望。平坟时，说是为了农业机械化，农耕时播种机、收割机、运输机，操作方便。等了一年又一年，人死了一茬又一茬，只是不见播种机、收割机的影子。生产队能买上个小“手扶”，就算是富有了。我们生产队，曾托父亲的关系，在山东买过两台小“手扶”，让别的生产队的人，很是羡慕了一阵子。
后来我去外地上学了。
再后来，“文化大革命”起来了。
此后多少年，几乎年年都要回老家，要说感觉嘛，只是觉得，过去的农村，固然有种种的不是，也还值得留恋；现在的农村，新房倒是建起不少，但总掩盖不住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残破”。
原先整齐的村墙，早就荡然无存，村子像一摊烂泥，往外溢了一圈，再溢上一圈。土地是公家的，只有成了宅基地，才是自己的，凡是有条件，有关系的，都在想方设法划个院子。生产队长（居民组长）就是本村的乡亲，但凡有个理由，没有不应允的。你也划，我也划，划又只能往村外划，弄到后来，村子中间好些院子，竟成了废墟。报上曾说过，河南农村多有村落“中空”现象。我看了，只能说是所在多有，绝非河南可专擅其胜。
早先看过《临晋县志》，知我们韩家，大约是明代成化年间，从城内的钟楼巷，搬到城外自家的“麦场”建起新居的，因此村名便叫韩家场。上世纪90年代，我写《李健吾传》前，曾去过李先生的老家，运城北相镇西曲马村，见村墙高耸如城墙，墙头豁豁牙牙，墙基朝里凹陷。问村里老人，这村墙何以如此古老，老人言道，这是清朝的村墙啊。我心里默算，三百多年了，这村子并没有扩大啊。
在我们那儿，就是大财主，也谨守着不轻易扩大宅院的古代风俗。我们家不能算是大地主，只能算个殷实人家（土改中被划为富农），多少辈子，就住着一个两进的四合院，再就是旁边的一个跨院住长工。
道理明摆着，土地耕种着，就有出产，盖成院子，若不住人，只是摆阔。
唯一能显出富家与贫家差异的，是富家多有园子。
我们村两户富家，一户是前巷盐店韩家，一户是后巷韩聘卿家，就是我家。明清，乃至民国，盐是专卖的，盐店韩家的家财，可想而知。论房子，也不过是一连三座砖院子，地就不知多少了。最为显赫的，是他家有个大园。我记事时，那园子，已很是败落了，但是，走进之后，仍有蓊蓊郁郁，如同树林的感觉。我家的园子，在后巷东头，背靠胡家院，我记事时，也已老旧了。园子中间，东西一连三棵杏树，中间一棵还不算老，两边两棵，树身中空，虬枝横逸，每当杏熟时节，我和哥哥去了园里，爬在树上，颤颤巍巍，总怕一不小心枝丫折断掉了下来。
忽然有一年，杏子熟了，我和哥哥要去园里。爷爷说，今天去了，往后就甭去了。
我没有问为什么。
平日从家人的谈话里，早已知晓，前两年就场园归公，园外的麦场，麦场旁边的园子，早就不是我家的了。麦场用来打麦子，地收走了，麦场理应归公。园子虽说归了公，却没有专人管理，只能是荒着，杏子不管这些，该熟的时候，还要熟，别人家的孩子可以摘，原主人家的孩子，自然也可以摘。村里人，在这点上，还是很厚道的。爷爷的顾虑，是怕人说闲话。奶奶在园门上挂一把破锁，爷爷都深不以为然。
对这个园子，记忆里最特别的，是墙外麦场边，那棵高大的楸树。多高？没量过，给我的感觉，可说高极了。上面的老鸹窝，不是一个两个，大大小小竟有四五个，且是一层一层，垒了上去。长大后去过多少地方，曾留心过别处的楸树，从没见过比我家园墙外那棵更高的。
我如果还有一点灵性，内里不知道，外形上，最像的还是父亲。
但我跟父亲并没有多少感情。主要是因为，自从那次他将我们母子三人送回老家之后，三十年间，他独自一人在两千里之外的德州，每年只有十几天的探亲假，常常是年根上回来，一过正月十五就走了。要见，须得等到下一年。一个不多见面的父亲，心里不管多么明白，感情上总是隔了一层。
从小到大，最为亲近的，是我的母亲，那个没有文化，缠过的脚又放大了的农村女人。年轻的时候，是小媳妇，中年以后，仍是小媳妇，直到老年，头发花白了，还是小媳妇。没了小媳妇的模样，不变的是小媳妇的心态。一遇上个事儿，总是问跟前的儿子：
“这可咋办？”
纵然明知儿子说错了，也不会反驳，只会怯怯地再问一句：
“是不是这么办？”
儿子一听，还是母亲说得对，往往会不耐烦地反问一句：
“你知道咋又问我？”
每当此时，母亲几乎是惶恐地说：
“问了心里才踏实嘛。”
这样说，一定会有人说，又在瞎编了。你一上高中就离了家，莫非你妈跟上你去了学校？
没有撒谎。全是真的。只是这里说的儿子，不一定全是我。
我妈有六个孩子，全是男孩，也就是说我弟兄有六个。有意思的是，这六个孩子，分作三组，我跟我哥是一组，差两岁，老四跟老三是一组，差两岁。老大与老三差十二岁，我（老二）与老四也差十二岁。老五和老六，差得没有我们这么多，与前面的两个相比，相差也够大的。我跟老六就相差了二十三岁。这样你就知道，我妈跟前，什么时候，都不缺个儿子问问的。
对于母亲，我年轻时，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是，爷爷原是镇上百货公司的干部，“四清”中戴上帽子回到农村。“文革”最乱的时候，村里派他扫大街，母亲知道了，主动向生产队提出，她要跟爷爷分扫后巷的街道。队上居然就答应了，全无政策观念。不管承认不承认，母亲的正式身份是干部家属。那时我已上了大学，学校太乱，在家里长住，听了只有叹气。第二天一早，我对母亲说我来扫吧。母亲不让，嫌我丢人，我大声训斥：看他谁敢在我跟前说这话！
人性，引导着文学的思维，往深处开掘。当时只有气愤，这样的意识，肯定没有，现在回想起来，却是那样的清晰。
小时候，记忆最深的，是跟了母亲去姥姥家。
父亲在外，有两三年不通音讯，后来通了音讯，又很少回家。一个形同守活寡的小妇人，领着两个憨不知事的孩子回娘家，那个凄怆，外人是难以想象的。而我们，又什么都不懂，只晓得到了姥姥家，准有姥姥藏在柜子里的好吃食。二舅在西安工作，时不时地会捎回些点心什么的，姥姥会藏起一部分，等她的这个苦命的大女儿来了，给小外孙解解馋。
从我们家，到姥姥家的南连村，走法有两个，一个是走东关，一个是走后街村外的大车道。不管走哪儿，到了离南门不远的地方，往南一拐，照直走下去，过了北连村，过了中连村，就是南连村了。
夏天和秋天，走这条路，还没有什么，两边都是庄稼地，该绿的时候绿茸茸的，该黄的时候黄澄澄的，不用害怕，也没有什么景致可供观赏。
春天跟冬天，可就不同了。
过了城南的汽车路，拐到朝南的大车路上，四周是旷野，春天是轻轻的春风，冬天是嗖嗖的北风，地里什么都没有。有的只会是枯枝败叶，枝是棉花的残枝，叶是玉茭的枯叶，再有什么活物，那就是飞起又落下，四处觅食的寒雀了。
人是这样的人，景是这样的景，多少年后回忆，仍让我情难自抑。如果有人拍下这样一张相片，该是怎样的动人心魄。
可惜的是，这样的景象，只能在我到了暮年时，才越来越真切地呈现在脑际。
记忆里，还有一个景象，是一想就呈现出来的，那就是，对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来说，一路上，我最爱看的，不是左侧的村舍，而是右侧的陵园——我们那时候，不会有这样文雅的说词，就那么直筒筒地说，坟地。
那坟地，不是一个。究竟是三个还是四个，现在已记不清了。记得最清楚的，是北连村和中连村中间的那一个。离大车路有百十米吧，坟地里，大大小小的坟头，错落有致，稍大点的坟前，必有碑楼。我们老家，碑楼是很讲究的，青砖做上去，顶部有兽脊，下面有基座，中间嵌着镌字的石碑。这，还不算什么，最让人敬畏的，是园子里的柏树，虽然不多，也就几十棵，只是那个姿势，那个颜色，让人不敢近前。姿势，一律的如苍龙偃卧，又要倏忽腾起的样子；颜色，一律的苍绿到了近似乌黑的样子。
坟地上的草，一蓬一蓬的，难说里面藏着什么野物。有次走过，哥哥一眼就看到一只狐狸，一颠一颠地过去了。
“快看！”哥哥指着。
我怎么使劲睁大眼，还是什么都没有看到，但我相信肯定是有的。
“尾巴是白的，成了精啦。”哥哥说得更仔细了。
此后去姥姥家，每当路过那片坟地，我都会眯了眼张望，巴望能看到白了尾巴的狐狸。
后来的结果，不说也知道，肯定没有看到。
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只要每次都留心，总有一次会看到。
然而，我还是一次也没有看到。
因为，没过几年，平田整地运动一拨又一拨，先是零散的坟头平了，接下来是这些祖祖辈辈谁也不敢动的坟地——陵园，也平了。
我是学历史的，虽说从事了写作，平日仍留心史学上的文章。某年曾看到一篇研究陵寝文化的文章，说古代帝王陵寝的树木为何都永久性地保存下来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历代无分朝野，对前朝的陵寝，都有一种敬畏之心。这话真是说对了。古人敬畏的，不光是帝王的陵寝，就是大户人家的陵园，寻常人家的坟地，也格外地敬重。在我们老家，盗伐树木的事，时有所闻；然而，在过去的年代，极少听说谁家陵园的柏树被盗伐了。
只有盗贼与圣贤都遵守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
圣贤敢破坏的，怎么能责怪盗贼？
绿，是大自然的原色，文思由此萌动，哲思由此迸发。
此生，随母亲去姥姥家路上，大车路右侧那一丛丛的绿，是永远不会忘了。
原载《文学自由谈》201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