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个职场妈妈，你就会看清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良好的幼儿托管中心——安全、实惠、可靠——简直比完美无瑕的钻石还稀缺，甚至更为珍贵。但这又是最不可或缺的，就像你的结缔组织[2]、你的呼吸、你体内的维生素一样，支撑着整个生命体的活动。倘若没有幼托中心——特别是孩子还在婴儿时期，你简直无法分心做任何事情。
这便是我在3月初一个周二晚上的遭遇。
当时，我正飞驰前往艾达·芬克丽夫家，一边看着路，一边盯着表。糟糕！马上就6点整了！
我的儿子亚历克斯从出生后第六周开始便被送进了幼托中心，直到出事前已经三个月了。期间，一直都由芬克丽夫夫人照看。对于孩子们而言，芬克丽夫夫人就像哈利波特一样具有神奇的魔力——她耐心温柔、体贴冷静，从容应对一切状况。而对我们大人而言，她却更像是伏地魔一般厉害的角色。
我的丈夫本（“本杰明”的简称），把她比作恺撒·威廉二世，不仅因为她有胡子，更因为她制定了一套规矩，不仅自己像日耳曼人一样严格执行，还要求其他人也一起遵守。其中的一条规定便是：必须在5点半前接走孩子，决不允许迟到。虽然有十五分钟的宽限期，但她所谓的“宽限”是要以对迟到家长的怒目而视为代价的。但凡超过5点45，她便会罚款20美元，之后每迟到一分钟加收1美元。倘若6点过后才来接孩子，那就意味着将会被终止幼托服务。这一点，合同中白纸黑字，写得十分明确；并且经由我——梅兰妮·A·巴里克，和我的丈夫——本杰明·J·巴里克，共同签署同意。
之前，我第三次迟到时芬夫人已明确表态：一旦超过6点，她会立刻执行“6点之后终止服务”的协议。但这不能怪我，要怪只能怪来接我班的沃伦·普洛茨——这可恶的家伙每次都慢慢悠悠，至少迟到半个小时，害得我只能和时间赛跑，可最终还是迟到了三次，分别在5点52、5点47和5点58到达芬克丽夫夫人家。
显然，我对沃伦的抱怨丝毫不起作用。他贵为老板之子，在这里自然可以懒懒散散、混沌度日。我也当然有理由到了点儿就下班，一走了之，管他来没来。只是钻石货运公司的第一条规定就是：分拣台掌管着全国纵横交错共四十六台大卡车的货物分配，尤其运输的货物还是对时间非常敏感的新鲜农产品，因此必须时时刻刻有人在岗。并且，对我而言最为重要的是，我不能失去这份时薪18美元、包含全额医保的工作。何况现在有了亚历克斯，还可以享受这份工作的另一项福利——免费的婴儿体检服务。
坦白说，在三十一岁时仍然当一名货运公司的分拣员并不是我的理想职业。当初，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时，可是踌躇满志地打算在一家充满社会责任感的公司里一展拳脚的。
然而，现实无情地摧毁了我的理想。毕业那年，正好是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2009年，那是我初入职场的至暗时刻。而更为糟糕的是，我拿的是英国文学文凭，这张文凭除了能证明我口齿伶俐、温文尔雅以外，对找工作可是一丁点儿帮助都没有。我找了五年的工作。这五年来，我收到上千封感谢信，不是处于完全失业状态，就是在星巴克里磨咖啡，直到最后才找到这份工作。我可绝对不能辞职，哪怕每隔一周就会被沃伦·普洛茨那游手好闲的作风给气个半死。
5点54，我已经看到斯塔特勒大道的红绿灯了，这里是斯汤顿东侧的半环地带。斯汤顿位于谢南多厄河谷，是一个奇妙无比的城市，约有两万五千人居住于此。大部分时间里，我的确很喜欢斯汤顿的慢调生活。可是现在我非常赶时间，然而前面的车还慢悠悠地在固定车道上开着，迫使我不得不在六个车道中连续超车以提高速度。根据以往迟到的惨痛经验，从斯塔特勒到芬克丽夫家刚好要六分钟，只要我穿过红绿灯时，钟表还停留在5点54，那就还来得及踩点到达。
不幸的是，当车开到距离红绿灯还有不到一米处时，交通灯变黄了。斯塔特勒交通灯转换的时间很长——天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长！如果我停车等灯，肯定会迟到。这样，芬克丽夫夫人一定会把我们赶走，那样就又得寻找下一家幼托所了。
寻找新的幼托所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我的丈夫出生于亚拉巴马州一个贫困的黑人家庭，他在那个一贫如洗的家中长大，后来成为一名研究生，拿着一份微不足道的津贴。所以说，那种保证每个孩子都能在三岁时就掌握量子理论的幼托所，我们一天也上不起。我们所能负担的，只是家庭式的幼托所。而这种幼托所的负责人，大都是烟不离嘴、粗心大意的老奶奶；对于这种人而言，哪怕是孩子意外吞下铅笔芯，她也会认为是小事一桩。
我猛踩一脚油门儿，就在我越过白线的十亿分之一秒前，交通灯转成了红色。
太好了！我终于通过了！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可我立即就从后视镜中看到了斯汤顿市闪着蓝色灯光的警车。
二十三分钟后，心急如焚的我拿着一张罚单驶入芬克丽夫夫人家狭小的车道上。我攥着这张罚单，希望靠它来说服“恺撒大帝”给予宽恕。
我匆匆忙忙地走到她家的前门前，扭下门把手——门被反锁了。
真奇怪，芬克丽夫夫人一般是不会锁门的，因为她不喜欢让留下来的孩子去开门。于是我按下了门铃，在门口等待。
十五秒过去了，三十秒过去了……依旧没人应答。我只能再次按下门铃。
“芬克丽夫夫人，我是梅兰妮·巴里克，”我大声喊道——她肯定在里面生我的气呢，“对不起，我来晚了！我被工作耽误了，然后又在路上赶时间，结果被开了罚单，然后就……我应该早点儿给您打电话的，但我的手机又丢了。”
可怜，我的声音听起来太可怜了。虽说我算不上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父母——我的亲生父母在我九岁时就抛弃了我，把我扔给了别人收养，他们才是最糟糕的父母——但我跟他们比也只能是五十步笑百步了。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继续道歉，“真的太抱歉了……能麻烦您先开开门吗？”
屋内仍然没有回应。
也许，她在帮亚历克斯收拾东西，准备连人带物推出门吧！她还一定会拿出合同，上面那条“6点之后终止服务”的款项一定会被重点标注。
时间又过去了一分钟，她会多罚1美元吗？我开始有点儿生气了，她要这样惩罚我多久？
我开始用力敲门。“芬克丽夫夫人，麻烦开一下门。”我说，“很抱歉这么晚来，确实太晚了，真的很对不起，我是个不称职的母亲，我为我的所作所为真诚道歉！”
还是没回应。
又过了一会儿，里面终于传来芬夫人严厉的声音：“赶紧离开，不然我就报警了！”
“好吧，既然这样，让我接走亚历克斯，我们马上离开。”
芬克丽夫夫人接下来说的话犹如晴天霹雳：“亚历克斯不在这里。”
“你说什么？！”我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社会福利机构的人带走了他。”
我浑身如触电一般：天啊，我知道芬克丽夫夫人很严苛，但这未免太过分了吧！
“就因为我迟到了二十分钟，你就把他交给了社会福利机构？！”我怒吼道。
“我才不会那样做。在几个小时以前，机构的人过来，把他带走了。”
“什么？为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自己去问社会福利机构吧！赶紧离开，我现在不想看见你在我的私有领地内。”
“芬克丽夫夫人，机构的人为什么要带走亚历克斯？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呢！”
“很好，”她吐了吐口水，“他们把你所有的事都告诉了我。哼，我倒希望他们把孩子带走呢——有多远带多远！”
“你在说什么呢？”
“我要叫警察了！”
“您能不能……把话说清楚一点儿？”
没有回应。
“拜托，芬克丽夫夫人，求你了。”
她没有再理我。我能听到里面的声音——她故意让我听见的——她大声地对斯汤顿警察局说，有人闯入了她的私有领地，不断地敲门，她很担心自己的安全。
看样子我从她这里获取不了任何信息，我知道固执的芬夫人不会改变心意，只好离开她家，回到自己车内。
坐到驾驶位上，我对于必须找回亚历克斯的决心非常坚定。但现在，我的脑子一片混乱——怎么找？我毫无头绪。
“他们把你所有的事都告诉了我。哼，我倒希望他们把孩子带走呢——有多远带多远！”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亚历克斯既没有营养不良，身上也没任何疤痕，我们从未虐待过他。我唯一想到的就是有人打电话向社会福利机构投诉了我。
如果你和我一样曾在福利机构长大，你就会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人，或者说都配不上称为“人”——他们卑鄙、无耻、下流，又别特记仇——把福利机构当成武器，靠散播谣言来报复邻居、同事乃至任何他们憎恨的人。
我不认为我招惹过这种人。沃伦·普洛茨成天忙于睡觉，根本没空做这种事；而且，我压根儿没树过敌，更没有和邻居结仇。
最起码在我的印象中没有。
我倒车出库，回到街上，这样芬克丽夫夫人就无法叫警察抓我了。
就在这时，我感到一阵恐惧。
亚历克斯不在这里了。
社会福利机构的人带走了他。
虽然我尽可能地安慰自己——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但我更明白，社会福利机构的人绝不会因为幼托中心对我的迟到感到不满，就这么突然闯入、掠走我的孩子。这么做肯定事出有因，起码是他们认为存在的原因。同样，他们也不会轻易地归还孩子，除非事出有因。
作为一位受国家监护的过来人，我对这些事情了如指掌。此刻，过去的记忆如古老的回声一般在我心头激荡。
年幼时，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寄居家庭的姐姐告诉我的事情：“当时，他们毫无征兆地把我从一个稳定、舒适的环境中强行掠走，送到另一个寄养家庭中生活。”
我十分愤怒，表达着不满。“这简直是灾难！”我抱怨道。
“亲爱的，这就是所谓的领养制度。”她对我说，“灾难近在咫尺，只是你未曾注意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