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学家的四项要求
当前，历史科学虽有长足的发展，但也碰到了许多问题和困难。国家由于财政困难，对人文科学研究的投入不足，学校缺少经费。历史学人才的培养颇不景气，教学和研究工作待遇菲薄，学生望而却步，故招生的生源不足，毕业生就业的渠道不畅，经商成风，旁骛他业，使人才不能脱颖而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非常需要人文科学，需要历史学人才。其实，社会要培养一名合格的历史学家是很不容易的，不仅国家要投入，学校要重视，学生本人更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所谓“百年树人”，是说要造就人才，必须在很长的时间内形成重视人才、培养人才的良好风气与环境。
前人说过，优秀的历史学家应具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我把前人说的这八个字转换成“资料、思想、文采、道德”。含义不完全相同，而大体上还是接近的。“学”是指知识、资料、信息；“识”是指理论、思想；“才”是指文采、才华；“德”是指道德、人格。这是对历史学家四个方面的要求。每位历史工作者必须从这四个方面下功夫，努力锻炼，不断提高，才能成为合格的以至优秀的历史学家。
一、资料
科学研究必须重视资料，重视知识信息，历史学家要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我们的研究是从事实出发，对事实材料进行归纳、分析、综合，抽引出规律，而不是从概念或定义出发，也不是单凭头脑玄想。没有丰富而确凿的材料，就不能进行科学的概括。资料对于研究者来说，犹如水对于鱼、空气对于鸟一样。离开了水，鱼就不能游动；离开了空气，鸟就不能飞翔；离开了资料，研究就不能进行。丰硕的科学之果是在坚实的资料的树干上结出来的。
客观世界，浩浩茫茫，无限广阔，反映客观事物的资料也是无限繁多的。古人形容资料、书籍之多，或云“浩如烟海”，或云“汗牛充栋”，或云“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其实，二十四史篇幅并不大，共只3236卷，已号称繁富，学者难窥全史。像记载清朝一代历史的《清实录》有4404卷，《古今图书集成》有1万卷，《四库全书》有79070卷，二十四史与这些大书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至于历史档案馆中贮存的档案册籍更是多得不可胜数。中国的全部文献遗存究竟有多少？至今还弄不清楚。我们一辈子搞历史研究，犹如在浩渺无际的资料海洋中漂航，穷毕生之力，也仅能窥测到资料海洋的某个角落，范围很小。人的生命有限，而知识无穷、资料无穷。因此，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专攻某个学科的某门专业，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题目去读书、研究，去收集并积累资料。人类的全部知识，是由许多学者分工合作进行研究的结果。人类知识日益丰富，专业分工日益细密，越来越难以出现那种精通许多专业的全能式的学者了。
“博”和“专”是摆在每个研究者面前的一对矛盾。研究者应更多地浏览书籍，尽可能广博些，用各种知识武装自己。学问越广博，眼界越开阔，才能够高屋建瓴地思考问题，博学才能够深思。“博”能够促进“专”，提高人的研究能力。但个人认知的范围是有限的，不可能穷尽全部知识，只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所谓“专业化”，就是研究领域的窄化，只有窄化了科研领域，才能集中精力，攻克难关，取得成果。在某个窄小的专业范围内，要求研究者的知识和资料越多越好，对资料的占有最好做到“竭泽而渔”。
资料并不是现成地、完整地集中在一个地方，而往往是分散庋藏、凌乱无序。因此，收集、整理、积累资料是很艰苦的工作，要跑到各地方去探访寻找，风尘仆仆，奔波劳碌，日夜阅读，手不停抄。有时候跑了许多天、许多地方，也找不到自己需要的资料；有时候资料找到了，但人家不肯给你看，或者索要很高的价钱，或者给你吃闭门羹。为了找资料，可能会碰到很多困难，切不可灰心丧气，要不嫌麻烦、不辞劳累、不怕挫折，要有一股韧劲，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才能积累越来越丰富的资料，向着科学的高峰攀登。
阅读和抄录资料，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只能逐字逐句摘录抄写，并无捷径可走。如果不抄资料，单凭记忆，长年累月，所积既多，即使你的记忆力超常出众，也不可能记牢记准。今后，计算机技术可以简省抄录工作，但目前的条件尚未达到可以全部简省抄写工作的程度，在未来一段时间，抄写工作尚不可省。
古往今来的大学者都在资料方面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顾炎武谈到他著作《日知录》的过程时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日知录》自序）郭沫若自述其研究先秦诸子，如《管子》《吕氏春秋》，翻来覆去把书读过好几遍，把材料分门别类摘抄在本子上，有些篇章几乎是整篇抄录的。明史专家吴晗，早年在清华大学任教，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去阅览。他读《朝鲜李朝实录》时，发现其中有许多有关明朝和清朝的史料，这些都是当时朝鲜人来到中国的所见所闻，为中国史书中所不载。他将这些资料抄录下来，长期坚持，不辞劳累，积累了400万字，编成《朝鲜李朝实录中所见中国史料》，共12册。直到吴晗同志逝世后，方才出版。这是今天研究明清史十分重要的书籍。
二、思想
收集和积累资料十分重要，但这还只是研究工作的开始，而不是终结。研究工作要运用分析推理，从资料中引绎出规律。因此，如何开动脑筋，分析资料，把智慧的光芒投射到看似没有条理的、凌乱的资料上去，进行思考，“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进行科学的概括、科学的抽象，也是研究过程中决定性的环节。科学研究是精神领域中的创造活动，要去探索未知的领域，揭露事物的本质，如果仅仅停留在资料的收集、抄录、排比上，还不能算是完成了科学研究。因此，对于刚刚在研究道路上起步的人，养成思考习惯、锻炼思考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锻炼思考能力，一是要发现问题，勤于提问，善于提问，勇于提问。提出问题可能是提出科学新说的先声，有了问题，蓄疑于胸，以后就会为寻找答案而力求深思，上下求索，取得研究的成果。威廉·哈维是创立血液循环学说的生理学家。在他之前，人们都认为血液的流动是直线进行的。威廉·哈维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即通过心脏、直线行进的大量血液，既没有排出体外，也没有被身体吸收掉，那么它最后流到哪里去了？据说，他带着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经过观察、分析、实验，发现人体内的血液是循环流动的。
锻炼思考能力，要善于发现矛盾，抓住矛盾，追溯究竟，从而得出有价值的成果。例如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的日期，有种种不同的说法。赖文光说：“庚戌秋倡义金田。”庚戌是道光三十年，公历1850年。李秀成说：“道光三十年十月，金田、花州、陆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而洪仁玕则说：“此时天王在花州胡以晃家驻跸，乃大会各队，齐到花州，迎接圣驾，合到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所谓“恭祝万寿”，是祝贺洪秀全的生日，他的生日是十二月初十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已是公历1851年1月11日。赖文光、李秀成、洪仁玕都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元勋，所言起义日期，一说道光三十年秋，一说十月，一说十二月，此外还有许多说法，相互矛盾，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从这些矛盾中，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细加考证，认为应从洪仁玕“恭祝万寿起义”之说。于是1851年1月11日为太平天国起义日期，遂成定论。原来赖文光、李秀成所说亦非错误，而是太平军“团营”的日期。“团营”是起义队伍的集合，“团营”并非就是起义，各地“团营”的时间亦不是齐一的，从“团营”到起义还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样，金田起义的日期得以认定，而赖文光、李秀成的不同说法，亦得到了合理的解释，矛盾得到了较圆满的解决。
锻炼思考能力，要学会辩证思考，从事物的发展和相互联系中看问题，不要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例如你看到光绪元年某地粮价每石若干，仅此一条资料，不与其他资料联系，不会产生什么思想。但如果这类资料积累多了，从光绪元年到三十四年，每年某地粮价的记录收集齐全，那么你就了解了粮价起落变化的发展过程，可以画出粮食价格变动的曲线，这本身就是晚清经济史方面的重要信息。然后进一步探索为什么这一年的粮价上涨了，那一年的粮价下跌了，是自然方面的原因（气候、雨水、灾荒），还是社会方面的原因（战争、社会动荡、囤积居奇）。这样就可能写出一篇晚清粮价变动的有价值的论文。
经常阅读富有思想内容的著作，是帮助提高思考能力的重要途径。像马克思的《资本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名著，就是能提高思想水平的书。只要你认真去读它们，就会被一种思想力量所吸引，领会到书中所蕴含的高度智慧和深刻的洞察力。我们学习经典著作，最重要的不是其中的个别结论，而是其思想能力。
思想能力的锻炼是循序渐进的，不能一蹴而就，不能急于求成。从事科研的新手往往面对一大堆收集起来的资料，不知怎样进行分析、综合、反复思考，因而进度不大。甚至像明朝的王阳明那样，要“格物致知”，坐在那里“格”竹子，并无所得，却“格”出一场病来。王阳明是大思想家，尚有这样的经历，可见在科研道路上总会碰到困难或挫折的，重要的是鼓起勇气，树立信心，不要灰心丧气。
思考不得要领，研究深入不下去，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收集的资料还不丰富，事实过程和各方面的联系还不很清楚，客观的矛盾并未充分显露出来。我们的观点是从事实中来的，事实材料不充分，信息量不足，就难以形成自己的观点，这样就要回过头来再去收集资料。二是没有很好开动脑筋。古人云：心之官则思。头脑的功能就是进行思考，反映客观事物，做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由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得出自己的看法，这就是独立思考，不能剿袭陈言，不能人云亦云。三是资料也充足了，思考也进行了，但分析与综合的能力差，这是可以通过学习、锻炼提高的。学习辩证思维的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持之以恒，必有成效。
三、文采
研究的成果要表达出来，写成文章，这样就要讲究表达方式，力求写得通顺流畅、文采斐然。
写文章表达科研的成果，首先要写得明白易懂，要让大家容易理解你的研究成果，力求把深奥的道理浅显而又准确地讲出来。文章如果艰深晦涩，那么，你的研究成果就难以被人理解和接受。有一位研究先秦史和甲骨文的先生，他写了一篇论文，向郭沫若请教，郭沫若说：我读了几遍，这文章的意思，我没有读懂。如果连郭沫若这样的专家都读不懂这篇有关古代史和甲骨文的文章，那恐怕世界上不会有人能够读懂它。文章本来是写给别人看的，谁也看不懂的文章，大可不写。这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即使极有价值，也不会有人理解它、接受它。
写文章和平时的说话、聊天不完全一样。尤其是写学术论文，不是率尔操觚，随意为之，而要非常用心，力求合乎文法，合乎逻辑，文从字顺，概念准确，条理清楚，观点鲜明。要勤写多写，孜孜以赴，切不可粗心大意。
写文章是很艰苦的，一篇精彩的文章，读起来优美流畅，如行云流水，但写作时却冥思苦想，惨淡经营，并不是轻轻松松地挥洒立就的。当然，才思敏捷的人也是有的，但要写出好的文章，仅靠先天的聪慧是不行的，必须有后天的勤学苦练。有的人文章写得快，所谓“文不加点”“一气呵成”“倚马千言”，是形容文章写得快。有的人早已构想好了，已有腹稿，成竹在胸，故落笔很快。也有的人下笔甚快，写成草稿之后，还要反复修改，后期加工做得非常细致。
我主张初学写作的人，对自己文章的质量要严格要求，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反复修改自己的文章，字斟句酌，精心推敲。“推敲”这两个字，包含一个典故。唐代贾岛是著名的“苦吟”诗人，他写诗琢磨修改，极费心力，故多佳作。他曾经写一首诗，描写寺庙前夜晚的景色，其中有两句：“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写下这两句后，他想：是用“僧推月下门”好，还是用“僧敲月下门”好？反复考虑，于是“推”啊，“敲”啊，琢磨得出了神，别的事都不注意了，走在路上，竟冲撞了官府的仪仗。这个“推敲”的故事，说明写文章时注意力的集中。在我们一般人来说：“推”字也好，“敲”字也好，差别不大，都可以用，不值得多加考虑。而贾岛竟为这一字之差，踟蹰徘徊，走路也出了神。在似乎很细微的差别上，也要下大功夫，这就是大诗人和一般人的不同所在。杜甫有两句诗：“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拿来形容写文章是非常贴切的。“繁枝容易纷纷落”，是指噜苏冗繁的空话赘语要大刀阔斧、毫不顾惜地砍掉；“嫩叶商量细细开”，是指对新颖的思想、微小的细节要花大功夫，仔细琢磨，精心考虑。这样才能够写出好文章。
写文章力求精练，提倡写短文章。中国有写短文的传统。远古时代还没有纸张，文字刻在甲骨上，或铸在青铜器上，或写在竹简上，不允许写许多废话、空话，要求开门见山，直书其事，文章简练扼要。老子的一部《道德经》，内容丰富深奥，只有5000字。孔子的《论语》，都是很短的语录，只有几个字或几十个字。从前向皇帝上万言书，议论很多重要事情。那是了不起的长文章、大文章，也不过一万个字。像今天动辄数万言，有时离题千里、不着边际，令人难以卒读。
应该用简短的篇幅来表达丰富的内容，切忌用庞大的篇幅表达贫乏的内容。因此写文章就要字斟句酌，惜墨如金，写的内容充实而文字精练，把那种无用的空话、套话、废话统统删掉。历史学家范文澜有两句名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上联是说，做学问要甘于清苦，甘于寂寞，甘于长期坐冷板凳；下联是说，写文章要有内容，不要空话连篇。这两句话可以作为我们治学的座右铭。
四、道德
做人有做人的道德，其中即包括了做学问的道德，做学问要遵循学术行为的规范。人品和学问是联系在一起的，是衡量和评价学者的两把尺子，伟大的学者，其道德、文章均为世人所景仰。
治学应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应把学术当作神圣的事业、崇高的责任，全身心地投入，孜孜矻矻、锲而不舍，不热衷名利，不畏惧困难，不追求功利，一心一意探索历史真理。从收集材料、思考问题、讨论交流到撰写文章都要认真对待，一丝不苟，不是马马虎虎、敷衍塞责，不是追逐时髦、趋时媚俗。引用一条史料，拈出一个证据，都要查清来历，注明出处，不是信手转引，人云亦云，否则别人错了，你也跟着错下去，闹出笑话来。下一个判断，必须谨慎，证据确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证据不足，宁可存疑。历史学家重视的是客观事实，排除一切单凭主观的臆测和猜想，不可以为取得轰动效应而故作惊人之笔，不可以做毫无根据的翻案文章。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应标明来历，尊重他人的劳动。至于有意地抄袭、剽窃或掠夺他人的成果，更是科研工作者所不容许的，是学术道德的沦丧。
治学应有谦虚宽容的精神，古人说：“满招损，谦受益。”学术上小有成绩，就沾沾自喜、洋洋得意，这会妨碍自己的继续进步。真正有学问的人，总是虚怀若谷，胸襟旷达。胸怀像山谷那样空阔广博，才能容纳得下许多东西，骄傲自满就装不进去新的知识。骄傲是无知和愚昧的表现，因为骄傲自满的人实际上并不了解自己，也并不了解客观世界，他对主观与客观都做了错误的估计。中国古话说：“夜郎自大。”夜郎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小国，但夜郎王只看到周围的邦国都比自己小，误以为自己最大，最了不起。他不知道，在不远的距离之外，就存在一个比夜郎大许多倍的汉朝。因此，夜郎王是无知的、愚昧的。中国还有一句古话：“井蛙窥天。”坐在井底的青蛙所看到的天空只有井圈那样大，实际上天是宽广无垠的。因此，井蛙也是无知的、愚昧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引向失败。三国时的马谡熟读兵书，颇有名气，自以为将才出众。他太骄傲自满，不服从诸葛亮的指示，听不进去王平的忠告，把军队驻扎在远离水源的山冈上，被司马懿包围，打了败仗，丢失街亭，闹得身败名裂。做学问的人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吸收教训，培养起谦虚谨慎、从善如流的品德。
学问是无止境的。我们取得的每一项科研成果都只是绝对真理长河中的一滴水珠，对自己的学问和成果，一定要清醒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在今天，知识量急剧膨胀，科学的进步一日千里，已有的许多知识迅速地被超越。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一定要充分尊重，认真听取，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使学术健康发展，不断进步。不要因为有人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提出不同见解而一触即跳，大发雷霆，即使有些意见，听起来不甚有理，论证尚不充分，也应抱宽容的态度，允许它存在和发展。对旧权威的挑战和突破是科学发展的规律，一种新的理论和学说，当它初出现时，可能并不完善，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展得更加成熟，最后闪耀出真理的光辉。骄傲、偏见、狭隘、保守是科学发展的大敌。
治学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研究学问是探索未知领域，追求客观真理。而真理并不是一下子都能被大家所认同、所接受，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明白地宣告未被大众所认同的真理会遭到许多人的误解，被斥责、唾骂，甚至遭到迫害。科学家要敢于坚持真理，甚至为真理而献身。世界科学史上布鲁诺为宣传和捍卫哥白尼的天文学说，被教会处以死刑，这是众所共知的历史事件。
撰写历史，涉及当时的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常常会触犯某些人或某个集团的利益，更会引起强烈的反对，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敢不敢面对事实，秉笔直书，这是对历史学家的严峻考验。文天祥的《正气歌》中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两句，这里说了古代两位历史学家刚正不屈、敢于揭露历史真实的故事。春秋时，齐国的大夫崔杼很有权势，杀掉了国君齐庄公，齐国的太史据事直书，在简册上写了“崔杼弑其君”，崔杼看了大怒，把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仍然这样写，崔杼又把他杀了，又一个弟弟还是这样写，崔杼也把他杀了。太史最后一个弟弟仍然这样写，崔杼感到不好对付，没有杀他，把他释放了。当这位太史的弟弟离开崔杼家时，在大门口看见南史氏拿着简册在那里等候，南史氏说：他听说太史一家因如实记录历史真相而全被杀害，他怕这件事没有人记载下来，特意赶来记录这段历史。既然没事了，历史真相已经被记下来，他也就回家去了。这个故事说明中国古代历史学家为如实记录历史而前仆后继、不惧杀身之祸的崇高品德，淫威与残杀是不能够阻止历史学家说真话的。还有晋国的太史董狐，当时晋灵公与大夫赵盾的矛盾很尖锐，赵盾逃出了国都，但走得不远，没有离开晋国的国境。他的弟弟赵穿发动政变，杀死晋灵公，赵盾就回来了，还当大夫。董狐在史册上记下“赵盾弑其君”，赵盾不服气，辩解说：“晋灵公不是我杀的。”董狐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说：你负责国政，逃亡没有离开国境，回来后又不对赵穿治罪。你是政变的后台，杀君的策划者。古代的历史学家非常尊重历史事实，非常注意褒贬是非。孔子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尊重事实，秉笔直书，正是我国历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历史学家应该抛开利害得失，排除一切干扰，坚持真理，坚持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
以上谈了资料、思想、文采、道德，这是对历史学家四个方面的要求，从这些方面进行锻炼，加强修养，就能够成为优秀的历史学家。
（《历史教学》1996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