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的家庭矛盾向我填鸭式得灌输夫妻的概念。
1997年10月23日，我出生于四川省岳池县苟角镇倒碑村。对的，我是农村人。
记忆里的农村，土墙瓦房，青竹绿茵。黄的是麦穗，红的是高粱，绿的是包谷（玉米）。开门是日出，关门就是日落，景好，人不见得有多清净。
老屋新宅，都是老一辈一手搭建的，修的还都是平房，一土房一砖房，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正如婆媳的心，是聚不到一起的。那时的人们，要让他们买房那是不能的，就算有心的没钱，有钱的也没心。我想，衣锦还乡在那时应当是正当火（流行）的。在外挣到钱，回家修一栋漂漂亮亮的小窝，是每个农村人的骄傲。买房子？那老了待那呢？敬老院，那是儿女不孝才待的地方。老了，待在自己的小窝，种种田，打打牌，那才是他们那一辈享福的清净日子。
出生在农村，父母就将我丢给了爷爷婆婆（四川叫婆婆，也就是奶奶），在一个小四合院里上着学堂，小小的学堂，装着六个班，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着操场（三间房屋中心的小院）、石板拼凑的乒乓球桌（可见“中乒：中国乒乓球的荣耀并不是一蹴而就和天赋异禀”）。
清晨，在朝阳甘露中，听着学堂苏老师（具体姓什么我已记不大清）教着《三字经》、《百家姓》，他专注的念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他就是我幼小心灵的神，中华的传统道德思想，在那时，就已经深深地根植在我的心间，让我成为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并为其坚持一生。如果没有苏老师的传授，我想我现在已是不尊不孝了吧？
《语文》、《数学》是有的，可还是少了《英语》，《英语》不论在我们农村学堂还是镇上、县里，都是要四年级才能学习的高级学问，我是没能有幸在苏老师的教导下，学习高级学问了。究其原因，自己的顽皮，葬送了与苏老师的缘分。
那时，没有手机，至少在农村是这样的，联系方式还多是写信。在村社的小卖铺（卖柴米油盐和一些“馋嘴：零食”）有一台老式座机，那时成了乡里巴亲，最热闹的地方。我们也会常往哪里凑，只为能买上一毛、两毛的馋嘴。
还记得那时的辣条，是卖根数的，一毛钱一根，五毛钱一包的是臭干子、牛板筋，我也只记得这两样了。哦，冰棒还是七个小矮人。那时候不止吃完辣条，连包装都不会放过。不知道为什么，我是不屑去舔包装的，一般就剩下一点，连包装一起给我家对面的胖小子，他是我的玩伴，也是我的跟班，很听话，啥都吃。
我的婆婆，她个子矮矮的，喜欢笑，有时候也会装严肃，比如，教训我的时候。她经常呆在家里，去地里的时间比起爷爷来说是较少的。她是家里管钱的。可能这就有钱的特权吧？
我还算是小有钱财，婆婆爱把卖菜的钱放在床头衣柜的小铁盒里，一毛、两毛悄悄的还是能拿着些，用孔乙己的话叫:“自己家的钱，能叫偷吗？那叫拿！”拿得次数多了，胆就大了。看见一张五毛的，得！欲望和理智就开始起冲突，既然“拿钱”，那还能有很什么理智，理智被欲望一触即溃。认为婆婆她不知道，那就错了，婆婆也是个精灵鬼，她没读过书，算账也是门清的。她早已发现我的小动作，新账旧账便一起算了，打了我的手板，罚了我的站，在往后的日子里，一毛，两毛照拿，五毛是不敢碰了，我认为是五毛惹的祸。其实是婆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前些年想起这事时，我以为她是爱我的，毕竟有那个婆婆不爱孙子呢？我是亲生的，又不是垃圾堆里捡的。她还会把鸡腿留给我吃呢，而不是给我妹妹。直到我小表弟出生，我才恍然大悟，她酝酿着更大的阴谋——温水煮青蛙。
没有手机，玩的东西自然是极少的，还不能缺少人。从泥弹珠（泥巴搓成的圆球），火烤，太阳晒的。都是需要“火候的”，脱离软刚刚进入硬时的泥球手感最好，携带方便，不拖泥带水。我可是这里面的行家，泥土自然要软泥，不粘手的那种，田坎泥太散，不好捏，就旱田，一锄头挖下去，挖深点，那泥就是最好的，甚至不需要晒，就能直接使用。找一个地，用木棍规定好范围，就可以开始游戏，“打子”打到并不出圈，那么那颗泥球就是你的了，一次玩耍，我往往能赢好几个。
除了泥弹珠自然就属纸了，不论是书页纸还是本子纸。一张纸，能玩出太多的花样，纸飞机、纸豆腐、纸枪、千纸鹤和东南西北风。前者是男人的游戏，后者自然是我讨好女孩子的必杀技。女孩子除了皮筋，连风筝那时都是极少的。我变着花样的逗她们开心，她们上下学都是愿意找我，和我走。加上时常欺负别的男孩，我也就成了班里的孩子王，没有谁敢触犯我的威严。之后，还将爷爷的笔芯发予班上的同学，这样他们自然就会更听我的话。那时的我就懂得了如何恩威并施。
欺负别人时就要求他们做我能做到的“名堂（四川话：千奇百怪的事情）”，他们却做不到，以此显现我的了不起。
那时学堂旁是一个刺菊木灌丛，大自然的神奇，铸就了我一个捣蛋的天堂和家。它像一个城堡，中间是空着的一条路，像是通向婚姻必经的路，周围不是鲜花，而是荆刺。那是我最喜欢待的地方，它能带给我无以伦比的安全感。
某天，我把一个不附和我的男生赶进刺菊木灌从，他一动不敢动的样子，我和我的跟班大笑不止，看着我们想哭又不敢哭的模样，更加刺激着我们恶趣味的心理。一听到上课铃声，就把他丢在了那。毕竟那时的我还没有猖狂到敢无视老师的地步。我们一走，他就哭。哭的感天动地，坐在教室里都听到了，老师都不用去发现班里少人，他的哭声就是黑夜里的明灯。
“请家长！”苏老师终于对我不在纵容，哪怕我是双百，哪怕我是他的得力干将，哪怕我每天第一个来开学堂的门。
结果是我挨了骂，手心遭了打，我看见他站在苏老师身后在咧着嘴。苏老师还对爷爷发出了警告，在这样欺负同学就退学。
我感受到全世界的恶意，想不通，为什么一件小事，所有人都变了脸。
爷爷，婆婆转身就向我父母告状，各种哭诉，说我这不好，那不好，调皮捣蛋不服管教。他们达成了一定的协议，婆婆、爷爷笑的很开心，我就很气愤。好像崩了句不尊重爷爷的话，四年没有对我动过手的爷爷，动了手。打完我，我就闹离家出走。
那是一个雨天，我没敢走太远，带着我的雨伞，就待在了家后的林子里面。周围湿漉漉的，小小的我蜷缩在大树根下，冷，饿，感觉全世界都抛弃了我。那一刻，既想死，亦想报复全世界。
傍晚时，有着婆婆的劝说，三言两语就将我哄回了家。没过几天就忘了这事，典型的，好了伤疤忘了疼。如今不是不想去报复，而是已经过去的事，何不将以忘怀，向着更美好的明天前进呢？
没多久，迎来了放暑假的日子，也迎来了我的离开。我是毫不知情的，在婆婆、外婆家呆了五年的我，莫名其妙的来到了昆明，只因为，母亲的一句谎言，“我带你去外婆家”，踏上了火车，还有着一些没见过的零食，便从相对的天堂来到了相对的地狱。
到昆明的家时，正是一个黄昏，整个天地都渲染成橘红色，走在红黄的泥土石子路上，和通向火焰地狱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滚烫的石子已经对我发起了折磨，昆明的天气是干燥的，就像我哭干的嗓子和父亲暴躁的脾气。
当时是一座红铁门、一座小院落、一间小屋、加上我，一家三口。
到家，除了母亲的嘘寒问暖，父亲是没有笑的，板着个脸，仿佛我就是一个野种。
父亲学了一门技术，补鞋。可他会的又不止是补鞋，还会修表、修自行车、修电饭煲、修理我。这可能也是他没有林肯父亲那么受林肯尊敬的原因。他不懂教育，不会教育，甚至没有想要给我良好教育的想法。他的教育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你爷爷将我的屁股打开花，我也要将你的屁股打开花。”挨打，是我的家常便饭，也是母亲的家常便饭。
穷！不是没有原因的，人不会无缘无故的穷几代人，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富几代人。
从两人争吵中我和双方父母（也就是，我的爷爷婆婆、外公外婆）口中了解到，我的家庭是这样的：
年轻的母亲和年轻的父亲是不该走在一起的，一个家里还算过得不错，一个家里吃饭都算艰难。
外公是当兵退伍的，一副强壮的身体，骨子里又省，做农活，做的多，吃的少。常常赶集卖东西，凌晨5点就出发，走十几里地，都不坐车的，坐船都甚少。种的多，吃食也就更多，有余粮，自然也就能变成钱财。日子在农村来说还算是不错的。
母亲继承了外公骨子里的省，由于一次意外，中断了自己的学业，那时的大专，工作都是包分配的，我为她感觉到甚是可惜。她就和一些同伴外出打工。我有幸见着母亲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上的她肤白貌美、腿子长，不打扮的她也可以和现在的网红Better（较量）一下的。母亲在深圳进厂，生活节俭的她，每月都能有余钱。而且手脚勤快，做事又干净利落，人又聪明，就会有亲戚投靠于她，在那厂里，也有着一亩三分之地。家里家外都有收入，日子也就越过越好。现在的母亲没有年轻时，一丝影子都没有，岁月和父亲带给她的只有油黄的皮肤、层层叠叠的鱼尾纹、下里巴人的性格。
爷爷是从政的，他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党员，他内心是骄傲、自豪的。不过从政自然就需要检点，哪怕职位很低，当时是村高官，四十多岁的村高官，想要往前走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事实也是如此。他为人清流，别人求办的事，不在党的规定内，他是不会变通的，哪怕别人愿意付出一些代价，家里人也是如此。他自认为他是受村里人尊敬的，用他的话说：“村里人，谁不说他好？”可不论是同村同学转述的他们长辈的话，还是亲耳听到街坊邻居的“摆龙门阵（聊天）”中，都是一些不好的言语，不中听的，没有叫好，多是叫骂的。多是些说他为人古板，不做实事，甚至中伤他为他小儿子（我幺爸：父亲的弟弟，工作前没有稳定的工作，因此欠下外债）还了多少债。我知道是没有的，从小到大他甚至都不愿意为我开什么方便之门，为自己家人做事都会先推辞。没有额外的收入，靠工资，又没有强壮的身体，只能种一亩三分地，却要养活三个娃，自然也就没钱，还欠外债，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将外债还清，如今也没钱。整个村也就数爷爷家最穷，唯独没有楼房的。
父亲继承了爷爷的身体，瘦，特别瘦，看着都没力，175的身高，90公斤的体重，不知年轻的时候是否也是如此。父亲从小就没有幺爸受宠，据父亲说，他很小就开始做农活，割草、砍猪潲、插秧、犁田，在他16岁时，还给家里买了一个蜂窝煤灶，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他的诅咒，现在我家里还在用蜂窝煤灶。属虎的他被像牛一样使唤，做不好还会被打屁股。爷爷只打他屁股，不像他打我，从来不会分哪里，往往都是遍体鳞伤，换小刀就是凌迟处死。
他说，那时的他上完学回家，看着放在桌上的一汤盆稀饭（并没有多少米），一口气就能喝完，还意犹未尽，要用手指将饭粒舔干净。
他说，他学习成绩差，我想这也不能怪他，没吃饱，怎么有心思学习？
他说，他在犁田时，婆婆却炒蛋炒饭给幺爸吃，可幺爸成绩也差啊？他俩都是未上完初中的人。
父亲出身社会，听他说路费都是借的。
他来到昆明后，穷困潦倒，先学的修表，那时在昆明郊区的他，怎么可能有客人来修表，能带的起表的就没几人。有上顿没下顿的他，又在村里关系好的邻居，范婆婆家里学习修鞋外加修自行车，那时的范婆婆家和父亲同在昆明，在昆明黄土坡，修理铺子就在学校门口。范婆婆对父亲应该是蛮好的，所以父亲一直铭记着范婆婆一家对他的照顾。父亲修鞋，学出来后，黄土坡是不能待的。毕竟，谁都怕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父亲是个感恩的人，就在青龙村扎了根。
那时，除了学生，没有谁舍得在外修鞋，谁家不是缝缝补补又一年。那时，青龙村还是土砖、土瓦、土房。要来修鞋，也是自己缝补不上的，各种讨价还价，能少则少。
父亲不是一个会做生意的人，他听你说厌烦了，他就不做了。有时候他的话不会经过大脑思考，直到如今，对客人说的话，有时候我都会觉得难听。“顾客是上帝”这句话在他这是不存在的。换成我，忍一次，也不会再来光顾第二次了。生意不好，没有收入，家中时不时从四川打来电话，需要钱。怎么办呢？只能借，借了之后慢慢还。父亲饭都吃不饱，都会往家里寄钱。
父亲和母亲的认识来源于一场亲戚的做媒，具体情况已不是太清楚。
据我所知，农村就习惯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双方家长见了面，一个从政，一个当过兵，八字不范冲，又有媒人撮合，这似乎是天作之合。
外婆将母亲召唤回来，母亲不回，外婆就说，“外公生病了！”母亲孝道满满，赶紧从深圳请假回家。谁知道是为了她的婚姻大事。初见父亲，母亲是不满意的，反对的。邻里邻外什么最重要？面子！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外公外婆心里不看好父亲，也不好直说。农村人的思想中，五大三粗、身体壮硕才是有出息、有福气、有能力的人。才是每个家庭最想要的乘龙快婿。为什么猪八戒在高老庄能被高老爷子看好，同意将女儿下嫁于他，就是因为他能干。父亲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能有什么出息？可是，好女耐不住缠男，在父亲有事没事就往外公家跑，一副贤婿的模样，对母亲也应该是极尽讨好的。时间久了，也不可能拖着，两家就商量着将婚事办了，父亲的态度是非常不错的。态度归态度，能力归能力。外公怕母亲吃苦，便要求修座房子。没想到，这一修，修出了无数张欠条，也修出了一个骗局。
父亲是真心想娶母亲的，又没钱，他没有，家里也没有，就算有也不一定会给。怎么办呢？只能借，借遍了亲戚朋友，凑得了伍万元。伍万元，在当时的环境下，于小镇上买一套三室一厅一厨一卫的居所都可以绰绰有余。在父亲借钱的这段时间里，外公可能是收到了一些坊间的风声，不同意这门婚事了。外公的反对，遭到了母亲的拒绝，母亲要嫁，“你说不嫁就不嫁？我偏要嫁！”。也许与父亲对她的好有关，也许只是单纯的赌气。母亲根据坊间的传言，多次询问过父亲，父亲的回答是，“没有的，不可信，家里还摆着电视机呢！”
在婚礼的前一天，母亲反悔了，也许是她对外公的怒火消散了，也许是理智战胜了冲动。可是，双方都在筹办婚礼了，这时候退婚，那是一辈子抬不起头的事。母亲说，“你外公是这么跟我说的：事到临头，就算是泡屎，你也要给我吃进去！”
婚礼如期进行，母亲是哭着进的洞房。都说，“结婚是喜事，结婚的时候是不能哭的，不然就会哭一辈子！”这句话在母亲的身上得到了应验。当一个男人面对哭着嫁来的妻子时，再好的心情也没有了，再加上流传出来的外公和母亲的争吵。母亲这一哭，哭走了父亲的喜悦，哭走了父亲宠她的心，。
婚后，第一个要账的不是别人，是至亲——婆婆爷爷。据母亲说，“他们来要筹办婚礼的钱，连一个蜂窝煤都是入了账的。”父亲在身边，也没有反对。欠账的人，找上门来，母亲发现父亲欺骗了她。父亲的欺骗、婆婆的计较、爷爷的冷眼旁观。毁了母亲的心，从此母亲和父亲形同陌路，同床异梦，婆媳关系也是水火不容。
就算这样，母亲也是没想过离婚。面对巨额的欠款，父亲跟着母亲来到了深圳。深圳的炎热，父亲直呼受不住，想想昆明的四季如春，父亲还是觉得昆明好。母亲给了父亲路费，两人踏上了分居异地欠账还钱的道路。
父亲回到昆明，生意还是不温不火。老家（四川），就打电话教唆父亲，“两人分居异地，你难道就不怕你媳妇跟别人跑了吗？”母亲算是小有姿色，父亲心里肯定也是有所不安，要死要活的将母亲叫来了昆明。
母亲在服装厂里上班，裁缝也学习过一段时间。缝衣服、补鞋子一组合也算是夫妻档。
起初母亲刚来昆明是准备做贤妻良母，做饭、洗衣、照顾父亲。来到昆明后，发现父亲每日的收入也就一、两块。两个人过着啃一个馒头的生活。我想那时的父亲应该是不会对母亲动手的吧？
父亲是固定在青龙村摆摊，母亲来了之后，叫父亲流动摆摊，慢慢的父亲从三轮自行车，变成了三轮摩托车，如今变成了面包车，母亲的功劳不可忽略。就算是流动摆摊，收入也不能支持一家人的温饱，更不足以还钱。母亲除了家务还去纸板厂里上班，计件的收入让家里的收入微微转好，生活状况维持到我来到昆明。
我不知道是我来昆明之前，父亲就对母亲大乎其手，还是我来之后。
我来后，已有5岁。5岁，6岁是不大记得起了，可能是自我保护形成失忆。我记得我七八岁的时候，开始学做饭了，开始学习家务活了，开始犯错了。事情越多，犯的错就越多。父亲不会和你说其他的，犯错就面临着挨打，从来不是吓唬，一个眼神看过来，就是警告，下一秒就是动手。
永远不会忘记：
一次新蜂窝煤打碎，父亲抄起火钳就朝我身上招呼，母亲来拉我，我被吓傻了，母亲就扑上来护着我。父亲说，“你还要护着？那我连你一起打。”火钳伴随着风声朝着我俩身上抽来，我在父亲眼里看不到一丝的不忍，甚至我还看到了他眼里的笑。晚上我睡在母亲旁边，母亲睡在父亲旁边，我发现母亲的身体在颤抖，月光的照射下，我看到母亲眼角的晶莹。我想，那一定是因为白天的伤，母亲给我搽药后，我还是痛的睡不着，没搽药的她一定更痛吧？
一次元宵。过元宵，就要吃汤圆，吃汤圆就要往汤圆肚里包硬币。皮薄、火大，硬币就会漏出来。我挑的汤圆，在我碗里对我发出嘲笑，“我们都没有哦！”，看着父亲端着的碗里，有个汤圆里五角的硬币漏出了黄黄的小角，就像是青楼女子对嫖客的诱惑，直接勾起男人的欲望。我就伸筷子去夹，父亲反手就是一巴掌，把我扇了一圈，坐在水桶上，并将水桶坐坏了。碗中的汤圆自然是吃不了了，碗都碎了，只能便宜了野狗。我自然也是没得吃了。
一次偷钱事件，因为一元硬币。我在隔壁理发店玩耍，后来店长来我家，说我拿了她放在梳妆柜上的一元钱。我确实没拿，父母不信，父母相信了店长，相信了婆婆，唯独没有相信我。他们就像抄家的官兵，将我的所有物品翻了个遍，还搜了身。不甘心的他们，领着我就开始单方面殴打，“说！拿没拿？不交出来，揍死你！”东北有二人转，家中有两人混合双打。
父亲、母亲的吵架，如同一季又一季的高三学生，两天一小打三天一大打，打着打着，刚开始由不顺眼，变成了钱。
在搬离小院后，租铺面时期打的尤为严重，次数也最为频繁。理由是极简的，双方都往家里寄钱。往家里寄钱呢？这是好事！孝敬老人嘛！可是呢？两人瞒着对方。母亲不喜欢爷爷婆婆，不愿意父亲经常向家里寄钱，该拿的时候拿点就好了。父亲却老听爷爷婆婆的，爷爷婆婆就叫父亲将钱抓在自己手上，不要给母亲，不然跑了怎么办？父亲是不愿意母亲拿钱回家，他总觉得他是一家之主，这个家得听他的，他又听爷爷婆婆的，母亲不同意。
他俩的钱是各挣各的，父亲是补鞋、修电饭煲、修自行车、修手表、配钥匙。母亲买了缝纫机后，就做补衣服、换拉链、拆裤脚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活费用是由母亲负责，租房水电费用是由父亲负责。咋一看，夫妻和谐，实则不然，母亲的收入没涨多少，生活费越涨越高。
随着国家生活水平的提升，物价和工资的上涨，家里的生意也就越来越好，在一个地方待的越久，信任度越高，老顾客相对来说就越多。两人挣的钱就开始上涨，寄钱回去的举动就开始增加。两人都开始因为任何举动怀疑对方，哪怕是一次小小的原材料进货。
一次，我刚好在家，母亲进货回来，正在使用缝纫机修补客人衣服，父亲冷着脸过来，“你看这是什么？”我在旁边看的很清楚，母亲的汇款单。母亲转过身来，父亲一巴掌甩在母亲脸上，母亲的半边脸当时就紫了。两人扭打到一块，父亲又多打了好几下。母亲收拾好还是把客人的衣物做了。我不敢出声，更不敢劝架！无声的在一旁流泪。
母亲塞给我一些钱，她又要离开。这期间她走了3次，这是第四次，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还会回到地狱。不过，母亲每走一次，我都是开心的，不会为他俩烦心，不用面临紧张压抑的气氛，还能有钱用。我想，他俩离婚该有多好啊！母亲偶尔来探望我下，留些钱，我该是多幸福。孤儿，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只要挺过年幼，就能一身轻松。
我和父亲两人相处，谁都不说话，我做家务，他做生意，各自安好，都不怎么挨打，除非犯错，要么就是看我不顺眼。母亲在，挨打的次数就比较多，各种理由，借口，甚至没有道理。鲁迅先生说，“我向来是不禅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凶残到这地步”。换我说，“我向来是不禅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父亲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他打我是给母亲看的”。
长大后，在外婆的嘴里得知，母亲是因为我，他们劝回来的。理由是，孩子那么小，不想想自己也该想想孩子吧？我年龄稍长，又有了妹妹。母亲是伟大的，为了我们，从天堂回到了地狱。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父亲更容忍妹妹些，小时候也打，多是学习。有一次，一脚将妹妹踹在地上后，将手里的武器（水竹，连枝带叶，父亲特意去砍的，一砍就是好几根。往往在家待不到半个月就得成一根根没有枝叶的主枝，不到一个月父亲又要去砍）一扔说，“我不管了，管你能读多少，不能读，给我打工去！”就没有在因为学习，打过妹妹。妹妹犯些错，父亲不是特别生气，妹妹还会“顶个嘴（唱反调）”父亲也不会动手。换做是我，就是大耳巴子，像是我挑战了他的地位，令其不可容忍。
这种生活维持到我14岁，回老家读书。由于当时的国家政策，不允许外地户口在本地高考。鞭长莫及，打不到了，开心！
老天总是不会放过每个人的，婆婆将父母离婚过的证书拿给我看，原来还是离过，只有我不知道。
父母每次争吵后，母亲就会给我打电话，内心是拒绝的，又不得不接。
开心变成了糟心，糟心变成了挂念。
两省教材本就不一，说方言的老师同学，对我具都陌生。欺生的事，在我身上和身旁开始上演，宿管一熄灯，恶魔开始登场，拳打脚踢在我们身上发泄他们的暴躁。
无心学习的我，母亲向一个告状的小孩，不断增加我的“心里阴影面积”。她哭诉，父亲又闹小孩子气，“不做了，我要去旅游！”；她哭诉父亲又对她动手，又不开车去做生意。
两个人，都像是长不大的孩子，没有一个有缜密的心思和成熟的世界观。
母亲是柔弱的、坚强的、倔强的。父亲是暴躁的、不精明的、没有魄力的、不男人的。
打女人，他的形象无论多么的伟大、成功。何况他还不伟大、不成功。他的形象在我心里都是崩塌的。这不是一个爷们该做的事。
他对母亲肆意妄为的动手，直到我高考落榜。
两人对我的要求是二本以上。说实话，这个要求在我学业一帆风顺的情况下，是合理的、不高的。努力点还能向重本发出冲刺。之后的转学、回省、自暴自弃的情况下，就不太现实。我的高考成绩只能满足我选择较好的大专。
我提出过学习美术，来拯救自己。至少学习美术，他们的二本线是可以得到满足。那时的我，读书是为了他们。
学习美术的花销就会很大，一次培训需要一万多，虽然学习三年只有一次。
可还是遭到父母的反对，他们觉得没用，你也不可能成为艺术家。他们不知道，如今社会，无数的设计都需要一定的美术功底。归根结底是不愿意掏钱。
我高考后，在宿舍，哭着想要报考大专。他们说，“大专没有用！还不如出来学一门手艺，开个店！可以用一生！”
我不想，也不喜欢。我想要的生活不是这样的。哪怕生活窘迫，我也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学业结束后，被母亲带回昆明，学习驾照。
三人在小房间里看着电视，就因为母亲一句玩笑，父亲就不中不轻的打了母亲一耳光，触动了我的逆鳞，我说，“你为什么打母亲？”他说，“打就打了，有问题？”我说，“你不准打母亲。”两人就动起手来，我只是锁住他，并未动手。动手？百善孝为先，不允许我这么做。母亲和妹妹也来拉架。他又趁机打了母亲好几下，母亲的痛哭流涕和无助的呼喊，“你们别打了！”触动我的内心。母亲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父子成仇。我喊道，“爸不打了，我放手！”他的双手双脚还在朝我们身上招呼，嘴里还叫着，“翅膀硬了，敢打老子！三娘母欺负我一个，早就知道你们是一条心！”这件事情之后，父亲母亲争吵还是会有，不过，不在动手了。
从小到大的经历，让我明白，两人的事，两人一起做，将对方的感受放在心上，才是一个家庭。
夫妻同心，家庭才能和睦，只有家庭和睦，事业才会兴旺。
我和她（Ronin丶疯丫头）便是如此。
我俩都知道，我们想要白头偕老。
既然确认了目标，那就需要真诚。我自己的事情直言不讳，她对我了解莫深。
果冻、阿超和我。都是高考落榜后出生社会。果冻，在西藏，有机会开一家火锅店，便来和我们商量，合伙。
阿超赞成去看看，实地考察一下。我也表示同意。不过还是要考虑一下，和我“小媳妇”商量下。
这事，我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父母。第一时间告诉的是她，具体情况讲清楚之后，征求她的意见。“她说，你想去的话，咱爸妈同意，那就去看看。看好在做决定。”我说，“我是想去的，我出身社会，一直在火锅店里上班，经历了三个新店，也算是餐饮行业做了好几年，想去试试，不论是为了现在还是将来，我不希望以后我们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过我去了西藏，你呢？”她说，“我啊？你要去西藏的话，我跟你去西藏呗！”
虽然，最后遭到父母的反对，但我也没有任何失望，有她那句话便够了。
父母有着自己的主观思想，她和父母不一样的地方是，她是支持我的，以我为中心。
在乎对方和尊重对方，才是在爱情的跑道上，跑的更远的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