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要去上海。
几乎所有人，我的父母、师长、同学，都在竭力鼓吹着上海和北京。这两座城好像代表了大陆的一切繁华灿烂，好像其它地方在衬托下都会显得乏味无趣。而我对上海，始终有一种似刻意似无意的排斥。
上海是老电影里纸醉金迷的地方，生意场上硝烟声势浩大，大厦和玻璃幕墙数不胜数，是一个貌似与我格格不入的地方。
我不想去，没有那份向往，也许是因为怕。大城市的车水马龙最容易将人的梦与现实冲散。我闭上眼去想象，上海入夜后的街边是无数个茫然无措的年轻人，抱着罐装的哈啤，手里拿着电话却想不到该向哪位同样寥落的朋友哭诉。
我以为，上海就是这样一个怪物，张开血盆大口，把很多珍贵的东西通通吞进滚烫或冰冷的沥青路面。空有外壳，单调灰败，人群忙碌奔波，尽管再怎么灯火通明也少有温度。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座城市的快与慢并不是完全相悖的，金融街行色匆匆的白领和高管，以及长长短短盛满情怀的街巷道路，共同构成了上海。
不是所有人都会选择蜗居在办公桌前度日如年，上海的浮华里也的确保留着一些人朴素的热血和果敢。那些最为珍贵的东西，可能只是被藏在了地下，留待少数人去寻回。
因此，在二十二岁时，我去到上海。
耳机里响着陈鸿宇的《理想三旬》，站在雨后的公交站牌处寂寞地等待，歌词里，驶来的车和苍白暮色，都在眼前真实地出现。公交车上人群一批一批交互替换，我学会了如何屏蔽那种嘈杂混乱，顺利捱到最后两站。车上剩不足十人，大部分坐在靠窗位置朝外张望，眼神没有焦点。
我注意到最前排坐得端正无比的那个男生，也是合乎情理的——他侧过脸看向窗外，发丝凌乱，睫毛长且浓密，皮肤尤其白皙，想让我不注意到都很难。他和我一样，戴着一副耳机，不知道有没有按下播放键，也不知道歌单上有哪些歌。
我看到他的手，骨节分明，纤长且匀称，是非常好看的一双手，放在窗边、扶在下巴上，都很好看。
他忽然大幅度动了一下，耳机线因此被意外地扯掉，于是手机自动开启了扬声器模式，居然也在听陈鸿宇的歌，是那首《行歌》，正好唱到了高潮部分。我摘下了耳机。
他回头，我和他对视半秒，他向我抱歉地笑了笑，虽然笑得很浅淡，嘴角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弧度。不得不说，他是帅气的，有些慵懒，却让人看了就很舒服。
公交车驶到终点，我们一前一后下车，各自在站台上等待了一会儿。就在我想要迈出一只脚终结这段沉默时，他递过来一只耳机。“听听看，我很喜欢的歌手唱的。”他说。
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好处。由于太过繁荣，许多深情变得疏疏浅浅，人心难得，于是更多人倾向于抓住所有不易的因缘际会。听歌吧，不着急回家或聚餐，因为根本就是孤独的。在上海，孤独似乎是见怪不怪的心情，有人叫苦不迭，有人甘之如饴，总归要接受这种孤独。
歌曲播放完，我迎着他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睛说，我也喜欢陈鸿宇唱歌。
是吗？那很巧啊。话题如愿展开，我们默契地朝同一个方向走去，从陈鸿宇讨论到中国的各类艺人，讨论到新近上映的巨制电影，继而是宏观的整个社会，甚至延伸到太阳系和宇宙。我们都不是学富五车的人，对于每个新话题都不会深入探讨，谈论倒是愉快地进行到了最后。
互相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挥手告别，走上两侧的人行道再相视一笑，挥手，然后猛的一下扎入茫茫人海。因为眼神太好，我走过两条街，发现他仍在对面的人行道上穿梭着，这才知道我们都朝着相反的方向走了很远。这样看来，萍水相逢也是很曼妙的事情。
之后我们聊过几次天，隔着手机屏幕扯些无边无际的话题，有时是深夜难以入睡，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点开和他的对话框，发去一句“晚上好”，很快他就会回复同样的话，后面跟着一个微笑的表情。
休息了吗？我会问他。
没呢，刚才去了趟便利店。他说。买个饭团吃，当做夜宵。
就这样聊着，直到有一天他回复我说，没呢，想和你聊天，睡不着觉。
我知道这意味着我们到了特定的时间点，所以问他要不要出来喝酒。他说，好。我把常去的小酒馆的定位发过去，他又回复了一个微笑的表情。
可事实上我不怎么会喝酒，去酒馆只是因为安静，而且可以好好看看醉态的、真实的人。有时候我打开笔记本电脑找部电影来看，就着酒馆内四处浮动的酒香打发掉整个夜晚。
在酒馆门口看到他一身便装，稍长的头发用皮筋束了起来，耳朵里照常塞着耳机。我朝他招手示意，他立刻摘下耳机回以微笑。他似乎很偏爱这个表情，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手机上，用的最多的就是这样的微笑。我们并肩走进去。
坐窗边吧，他提议。
我本身也喜欢坐在窗边。深夜，酒馆外是一条偏僻的老街，小孩子在哭，大人们忙着低声哄她，腊肠犬在街口好端端地眯着眼，听到摩托车轰鸣驶来的声音突然惊醒，喉咙里呼噜呼噜地响了几下，然后开始卖力吠叫。酒馆隔音很好，坐在窗边，能听到老街上的一点动静，这点动静不喧嚣不凛厉，混在夜色里恰到好处。正对着我们座位的那块落地窗外，不远处是一盏路灯，仿古的那种，用铁铸成欧式宫廷里的繁复花纹，彩色玻璃灯罩折射出寸寸柔和。
他笑着说他已经戒酒很长时间了，只可惜抵抗不住双重诱惑，看来要白费了之前的努力。
什么双重诱惑？我问。
美酒、佳人，我要是把这两样全耽搁了，明日一早醒来准会后悔到砸手机。他始终对我保持着得体礼貌的微笑，语气也不见亲昵暧昧。
我向侍应生要了两杯不知年代的贵腐酒，转头问他要喝什么，我说我不懂酒，他看起来倒像是经常接触这些。
他点了一种威士忌，名字里一串日文。侍应生走后，他说他的工作圈子重视交际，为了一些人脉关系，他过去常常迫不得已把各种酒灌进肚子里。“你看，这大概就是生活。”他看着我，眼睛传递不出任何情绪。“那现在呢？”我向送来酒的侍应生点头笑了笑，然后端起酒杯，视线落在他额前散下来的两绺头发上。
他说他最近很久没能接到工作安排了，一直闲在家里，终日无所事事，并且越来越潦倒。我和他碰杯，他说，敬上海。我问为什么，他微笑着转头，好看的手指指向窗外——老街的房子很矮，仔细的话能看清方圆几里某些漂亮建筑的轮廓，那些漂亮建筑由节能灯泡点缀着，夜空中，灯火描摹出摩天轮、商场和写字楼的形状。“在上海的夜里，我总是很轻易地想到一句话，”他说，“人人死而平等。”
人人死而平等。我跟在他后面重复道。
那天我们并没有说很多话，在酒馆那两个小时里，大部分时间都在品酒、看窗外，然后偶尔谁来说一句没有头绪的话，也不管对方能不能听懂。临分别时，我们在那盏路灯下拥抱了彼此，他比较高，我稍微踮了踮脚。
“有人认为我是演员，其实我只是个想要好好演戏的普通人。”他说。
我拍拍他的后背，触摸到他坚硬的骨头。“嗯，有人说我是作家，其实我只是个想要好好写文章的普通人。”
在上海，所有人都是普通人，可这些所有的普通人蜂拥而至聚集在此，才成就了不普通的上海。我和他就此别过，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不久之后几乎忘记了这场相逢。不过这没什么，我们原本就该料想得到这种仓促的认识和相忘。上海太大了，街道纵横，岔路密布，人海中难以停住自己的脚步。
唱了一出《西厢记》，演了一幕《仲夏夜之梦》，戏折子翻到最后一页，剧本看到最后一句，舞台上的人在渐暗的灯光中脱离角色，扯起标准的笑容向观众谢幕，又或者，根本连观众也没有。
坐进上海的地铁，这时不是早晚高峰，车厢内人并不多，我抱着大纸箱子穿过一节又一节车厢，到车尾去坐。我从公司辞职，老板问缘由，我说，想听从年少时的内心，好好当一个写文章的人。同事小李帮我收拾东西，劝诫我:“你也许会后悔的。”
我知道啊。我朝她笑了笑。
“不怕吗？”她把最后一个文件夹中的文件取出来，把文件夹放进我的纸箱子。小李向来是很严谨的人，深受领导赏识。我告诉她，怕，可是一想到自己在上海，想到自己最初产生对上海的向往是为了什么梦想，就更加害怕自己会被迫和自己诀别。她听完我的话，叹气说，你还年轻，有些事你不懂。
嗯，我还不懂。我走出公司的时候想起《我的少女时代》里，林真心辞职的那一幕，很可惜我没学来她那种潇洒从容，反而是很小心地避开了所有交情比较好的人。至于为什么避开，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很不想见到她们，不想再和她们说一大通无关痛痒的话。
在地铁上，看到的只有渐远的站台、满车厢的灯光，以及寥寥几个低头看手机的人。没有谁会和我说话，我们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上海”中，相互隔绝。
到了要跨年的时候我还是个失业游民，没日没夜地在家里写稿子，从单身公寓搬到四人合租的房子里，再搬出来，行李扔进一栋老旧自建房顶层的阁楼，从夏末到初冬，辗转来去，竟然连喊累喊苦也忘记了。
有天晚上去便利店买牛奶，等店员帮忙加热的间隙里，看到货柜边有个熟悉的身影。他大概是感受到了视线，回头看我，然后微笑。果然又是标准的得体笑容。我招了招手说，好久不见。
突然发现“好久不见”是很通用的问候方式。许久未见的朋友、曾经相爱的恋人、又或是说不清楚关系的那一类，在遇到时用一句“好久不见”就行，似有感伤似有不舍，但实际上可能只是在陈述着一个事实:我们很长时间不曾谋面了。
他朝我走过来，从货柜后又闪出两个人，一个拿着老式胶片相机，另一个手里好像捧着一大堆文案。而他脸上扑了细细一层粉，眉尾拉长，鼻子也精心打过了阴影，比我以前认识的那个他更加引人瞩目。他解释说正在为杂志拍照片，不想兴师动众所以只带了两个人来，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我。
“我刚刚还以为你又来买饭团。”再次见面，我显得有些局促。
“上海也不算很大，”他的微笑下隐隐藏了些什么，我努力分辨着，又听他说，“可它还是很大的。那么多人来回穿梭，能再遇见，是很深的缘分啊。”
他的微笑终于更真实了一点，手掌抬起来，缓缓落在我头顶上。
后来我在微博上刷到他的消息，纯属是偶然。原来他在我二十二岁去到上海的时候，在我们拥抱并告别之后不久，就加入了男团。从唱跳到拍杂志封面，再到他终于登上大小荧屏，中间是我对他没有半点在意的五年。我二十二岁跨年前在便利店碰到他时，他已经小有名气，而现在更是闯出了自己的天地，一众女生在他微博下评论说要嫁给他就此生无憾，而我正躲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等着跨过我的二十八岁。
当年在便利店里为什么后退？为什么会仓皇失措地离开？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只记得那时我还是二十二岁的年纪，刚去到上海将近一年，逃回阁楼之后就慌慌张张抱起稿纸写个不停，第二天凌晨又挣扎着从梦中醒来，找到我写下的那几页潦草的字，统统撕成碎片。
可能是因为我二十二岁，太年轻，什么都不懂。可能是因为我去到了上海。可能是因为我把自己困进了“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