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组织部工作期间，由于时任组织科长兼党管科长，涉及到党员管理业务。有一位自1984年来连续信访的老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不灭的记忆。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决定对在文革中没有落实的一批地下党员，进行身份确认和明确，以充分肯定其为解放战争做出的积极贡献。当时，大家刚刚从恶梦中醒来，一切都觉得半假半真、将信将疑，因此出现了部分党员同志主动给朋友做工作，不要将自己的情况讲出去，怕将来成为被批斗的依据。其中我接触的这位老人，就属于这样的情况。
中央发文要求开展地下党员确认工作时，心有余悸的他有意回避了这件事儿。等到确认工作结束后，看到过去的同事身份得到确认后，不但没有成为被批斗的对象，反倒得到了党的关怀，享受到了应有的政治经济待遇。于是，他才知道自己犯了个低级的错误，便开始自己的数十年如一日的上访生活。为了落实地下党员身份，他坚持每个月向组织部寄去一封信，向领导反映自己的想法和情况，同时也附上了其他证人的证明材料。可是，落实政策的时间已经过去，甚至于落实政策的干部都换了朝。
新到组织部的领导见了，都没有十足的把握来处理，因为这是过去数年的政策，现在还适用不，还有就是涉及的人群不止一个，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大多心里是这样认为的，政策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只要落实政策当时没有确认的，政策自然就该失去效力，于是一朝班子推到另一朝班子，一拖就是20多年。20年间，上百封的信访信件，向一摞书样堆积在那里，死一般地静寂，静寂得让人都有点心寒。
当我第一次接待他的时候，看到老人拄着拐杖，身上穿着陈旧的衣裳，明显有老同志不拘的痕迹，消瘦的身材一眼看去都显得特别地虚脱，特别是高高的鼻梁上，还架着一副黑黑的眼镜，躲在眼镜后面的两只眼睛却炯炯有神，遮掩不住他那矍铄的精神和不屈的信仰。
看到老者的不易，想到他要从乡坝里赶车进城，觉得这弱不禁风的身子骨，都有点吃不消的样子，我从心底激发出了一丝丝同情之心，于是认真询问了他的情况，并和科里的同志一道，详详细细地记录了下来。待他走后，我们拿出过往的材料，进行了认认真真地审读，希望能够找到证据链，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结果，材料却是断断续续的，而且前后矛盾，也就难以定论，这或许就是拖至今日都无法定夺的根由。因为在落实政策时，没有人证明他的身份，到了信访时才有人站出来证明他的身份，加之其常常会在讲到激动之时，站起身来，欲脱下裤子，给我们看屁股上至今都留有的被国民党特务用铁板烙伤的疤痕。
看了材料有点犹豫，看了他的状态心里特别认同，尤其是那伤痕多少可以证明一些问题，因而不得不发自内心的相信他的话。要解决的话，也行。就是认定宣传工作不到位，出现的遗漏。不认定呢？就是落实政策时他没有来反应。这种可以朝两头走的态势，着实让我们感到七上八下，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对策与方向。后来，我们还专程前往他的生活地，实地调查了解了他的生活状况以及有关证人的证词。
看到其年逾古稀的面容，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地下党员身份，因为在他这个年龄，金钱是没有多少意义的，更多的是荣誉能让他为此兴奋，尤其可以为自己曾经的付出予以肯定。调查回来后，因当时副部长已经调任广电局工作，我便将这个观点向部长进行了汇报，言下之意就是想推动这个问题的落实。可是，部长担心牵一发而动全身，觉得不能轻易启动程序，因而不得不放了下来。
尽管如此，但信仍旧一个月一封信地寄来。再往后走，信寄来了，但亲自上访次数慢慢减少了。于是，我在心里这样想，是不是因为20多年的努力都没得到解决，老者是不是心灰意冷了！后来我专门委托乡镇的党务工作者去看望下他，同时了解一下其近期生活情况。原来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七十多岁高龄的老人眼睛越来越不行了，就是身子骨也难以应付这样的工作，毕竟写信也是费体力的活。虽然对年轻人来讲算不了什么，但对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而言，这该是一件不小的事情了。没过多久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他出人意料的来到了市委组织部办公室。
当时我还没有上班，刚刚走到办公楼下，部办公室的同志就打来电话，说是部长有事叫我赶快到办公室去趟。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还没到上班的时间，就火催鬼催的。接到电话，我没有犹豫，三步并着两步赶了上去。走进办公室，一眼就看到了徐老。他坐在部长的身边，尽管身子骨不如从前硬朗了，但双眼还是那么地炯炯有神，并且带着希翼的目光盯着我，我并没有行使官场里那种握手的礼节，因为这缺少那样的气氛和条件，不过我是很有礼貌地给他打了个招呼，然后在离他不远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当我一坐定，部长就告诉我，徐老前来反应落实地下党员身份的问题，你曾经在组织科工作，情况比较熟悉，你看徐老的情况该怎么处理。部长的话很简短，也包含着丰富的细节和内涵，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一个愉快的话题，同时也理解部长的意思，想叫我直接给出否定的答案。可是，我从来都是个正直的人，尤其看到老者的期盼眼神，我多少不能愧对自己的良心，于是我把前前后后的调查情况梳理了下，客观地讲给了徐老听，也给部长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不过，我当时确实有自私的一面，因为我与部长早已交流过，自然了解部长的心思，也就没提出解决了的提议，只是给出了一个两种可能并存的意见。面对如此情景，我也不能给出自己心中想说的答案，因为怕领导认为我故意与其作对，导致上下级的关系变得紧张。徐老听了自然心里没底，部长听了自然也没定夺，当然是符合部长心意的。因此，部长便叫他回去等待，组织部再派人调查，到时看能不能落实政策再告诉他。
其实，谁都没有想去落实的意思，因为是不敢去落实。按照部长的意思，这种现象不止我们有，全国各地都存在，一旦我们解决了，就会引起更大面积更多的问题。后来，我因工作调动，离开了组织部，到了另一个地方工作，也就没有再接触过徐老。去年回家过年，问及曾经的同事，说是徐老辞世多年了，他的问题因政策过去多年也一直没法解决。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里感到特别地内疚和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