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牛棚杂忆》写于1992年，到了现在1998年才拿出来出版。
读者的怀疑是对的，其中确有一个说法，它仅仅出于个人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点私心而已。
可是我并没有报复。一动报复之念，我立即想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一个山头，哪一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
“十年浩劫”正式结束于1976年，我的书十六年以后到了1992年才写，中间隔了这样许多年，所为何来？
这十六年是我反思、观察、困惑、期待的期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感到当事人处理这一场灾难的方式有问题。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受蒙蔽的。但在那些打砸抢分子中，确有一些禽兽不如的坏人。此等人深通厚黑之学，擅长拍马之术。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在的癌细胞。
上面是我反思和观察的结果。可我又期待什么呢？
我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了出来。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
此外，我还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致死的打砸抢分子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呢？这二者对照一读，对我们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
期待人不如期待自己，我现在把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希望对读者会有点帮助。
1998年3月9日
缘起
我是有幸进入牛棚的少数人之一，几乎把老命搭上才取得了一些难得的经验。我认为，这些经验实在应该写出来的。蹲过牛棚，有这种经验而又能提笔写的人无虑百千，为什么竟都沉默不语呢？最可怕的是，我逐渐发现，“十年浩劫”过去还不到二十年，人们已经快要把它完全遗忘了。
在悲哀、孤独、恐惧之余，我还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如果把这一场灾难的经过如实地写了出来，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
我下定决心，自己来写。我在这里先郑重声明：我决不说半句谎言，决不添油加醋。这文章是用血和泪换来的，我写的不是小说。这一点想能得到读者的谅解与同情。
以上算是缘起。
从社教运动谈起
我于1965年秋天，奉命到了京郊南口村，担任这个村的社教队的副队长。这时候，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起了“革命”的烽火。他在这篇文章中使用的深文周纳的逻辑，捕风捉影莫须有的推理，给以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给人罗织罪名，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样板。
公安总队来了一位姓陈的同志，他有一件小事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收到无论什么信，看完之后，总是以火焚之。这同我的习惯正相反。我自然大惑不解。他对我说，“干我们这一行的深知其中的利害。一个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碰到点子上。一碰上，你就吃不了的兜着走。”
我自信，我从不反党，从不反社会主义；我也没有加入任何反动组织，“反革命”这一顶帽子无论如何也是扣不到我头上来的。然而过了没有多久，我自己一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老佛爷”，就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1966年6月4日
北京大学一向是政治运动的得风气之先的地方。此时我们虽然不在学校，但是那里正在酝酿着什么，我们心里是有底的。
6月4日，我们忽然接到学校里不知什么人的命令：立即返校，参加革命。据我的观察，这一阶段，斗争的矛头是指向所谓“走资派”的。在北大东语系，此时的批斗对象，一个是我上面谈到的总支书记。一个是和我同行的老教授。
到了6月18日，开始大规模地“斗鬼”。听说那一夜，整个燕园里到处打人，到处骂人，称别人为“牛鬼蛇神”的真正的牛鬼蛇神疯狂肆虐，灭绝人性。
对号入座
当时帽子满天飞，号也很多。我觉得有两顶帽子、两个号对我是现成的：一个是走资派，一个是反动学术权威。
我最关心的是：这是什么性质的矛盾？我在对号入座的过程中，忧心忡忡，完全是为了这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我看被戴上帽子的人都是毕恭毕敬。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主动争取戴帽子的。可我现在左思右想，总觉得或者预感到，自己被戴上一顶帽子，心里才踏实，好像是寒天大风要出门那样。
快活半年
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在运动中的地位问题。在当时，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间，在人民与所谓“反革命分子”之间，横着一条其宽无比其深无比的鸿沟。一位同我比较要好的“革命小将”偷偷告诉我，他看到军宣队的内部文件，我是被排在“临界线”上的人。我被排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中间那一条界线的人民这一边。再往前走一步，就堕入敌我矛盾了。
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到北京来的人实在太多了。上头做出决定，劝说盲流到北京来的人回自己的原地区、原单位去。劝说了一些日子，外地来京串联的高潮渐渐过去，外地来京的“革命群众”渐渐都离开了北京。回到学校以后，仍然有让我颇值得高兴的事情。首先是海淀区人民代表的选举。这一次选举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风暴过后举行的。我幸而还留在人民内部，从而保住了选举权。而且生活并不单调，也时有兴味盎然的小插曲。
我就是这样度过了快活半年。
自己跳出来
在新北大公社之外，风起云涌，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革命组织。终于汇成了两大流派：一个是正宗的、老牌的、掌权的新北大公社，一个是汇集众流、反抗新北大公社的井冈山。两派都努力拉拢教员和干部，特别是那一些在群众中有影响的教员和干部，以壮大自己的声势。
我最初下定决心，不参加任何一派。为了个人的安全，我还是参加了新北大公社的学习班。后来两派的信徒，特别是学生，采用了车轮战术来拉我。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心干脆下海。我就这样上了山（井冈山）。此时，流言极多。在我的日记里，我几乎每一周都要写上一句：“暴风雨在我头上盘旋。”我就是在这种惴惴不安中度过的。
抄家
1967年11月30日深夜，抄家的来了。我没有来得及穿衣服，就被赶到厨房里去。只听到我一大一小两间屋子里乒乓作响，声震屋瓦。楼上横扫完毕，车库里我心爱的书籍也遭殃了。接着，他们逼我交出记载着朋友们地址的小本本，以便进行“瓜蔓抄”。
一夜之间，我身上发生了质变：由人民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到了抄家后的第三天或第四天，来了两个臂缠红袖章的公社红卫兵，把我押解到外文楼去受审。
第一次审讯，我态度非常“恶劣”，同审讯者硬顶。最初审讯我的人有时候还微露窘相。可是他们的态度变得强硬了。可能是由于他们掌握的关于我的材料多起来了，他们心中有“底”了。
第一个底是一只竹篮子，里面装着烧掉一半的一些信件。他们说我烧的全是一些极端重要的、含有重大机密的信件。我对审讯我的人说明真相，结果对方说我态度极端恶劣。第二个“罪证”是一把菜刀，是抄家时从住在另一间小房间里我婶母枕头下搜出来的。我把真相说明，结果对方又说我态度更加极端恶劣。第三个“罪证”是一张石印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这是我在德国哥廷根时一个姓张的“留学生”送给我的。我对蒋介石的态度，从1932年南京请愿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好过。审讯者硬说，我保留这一张照片是想在国民党反攻大陆成功后邀功请赏的。我向他们解释。结果是对方认为我的态度更加极端恶劣。
我百喙莫明。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
一年多以来，我看够了斗争“走资派”的场面。原来我还可以逍遥旁观，而今自己已成瓮中之鳖。
我何去何从呢？
我必须做出抉择。
抉择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忍受一切，一是离开这个世界。第一条我是绝对办不到的；看来只有走第二条道路了。我平静地、清醒地、科学地考虑实现这个决定的手段和步骤。我找了一个布袋子，把安眠药统统装在里面，准备走出门去，再过一条小河和一条马路，前面就是圆明园。
一切都准备就绪，只等我迈步出门——
千钧一发
然而门上响起了十分激烈的敲门声。红卫兵又光临了。
我被押上了批斗台，又踉踉跄跄地被推搡到台的左前方。我影影绰绰地知道了，今天我不是主角，我只是押来“陪斗”的。被斗的主角是一个姓戈的老同志。
这是我活了五十多年第一次受到的批斗。
命捡到了，很好。但是捡来是为了批斗的。原来只让我做配角，今天升级成了主角了。批斗程式，一切如仪。我不知道，批斗总共进行了多长的时间。真正批得淋漓尽致。我忽听得大喊一声：“把季羡林押下去！”然而革命热情特高的群众，革命义愤还没有完全发泄出来，追在我的身后，仍然是拳打脚踢。这时候我已经快逃到了民主楼。这时才觉得浑身上下又酸又痛。我就这样走回了家。
我又经过了一场血的洗礼。
劳改的初级阶段
跟着来的是一个批斗的高潮期。
从1967年冬天到次年的初春为批斗和审讯阶段；从初春到1968年5月3日为批斗、审讯加劳动阶段。
我被“打倒”批斗以后，北大的工人不甘落后。工会的风暴还没有完全过去，北大亚非所的“革命群众”又来揪斗我了。
忽然有一天，东语系公社的领导派人来下达命令：每天出去劳动。从今以后，我就同我在上面谈到的首先被批斗的老教授一起，天天出去劳动。
这样劳动，我心里有安全感了没有？没有。我仍然要随时准备着，被揪去批斗。
无论是走去劳动，还是劳动后回家，我绝不敢，也不愿意走阳关大道。像我这样的人，一看就知道是“黑帮”分子，任何人皆可得而打之。
劳改初级阶段的情况，大体如此。
大批斗
1968年5月4日，我们这一批“囚徒”一个个从家中被押解到了煤厂。我们每一个人的脖子上都被带上了一块十几斤重的大木板，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
这一次行动真是非同小可。比上几次的批斗和游斗都不一样。我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我完全垮了。抬眼看到身旁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张学书，一个是王恩涌。是他们俩把我扶了起来，把我扶回了家。这种在苦难中相濡以沫的行动，我三生难忘。
太平庄
就在大批斗的第二天，我们一百多号“黑帮分子”接到命令，到煤厂去集合，去太平庄劳改。
押解我们到这里来的“革命”小将和中将，十分害怕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黑帮”会团结起来举行暴动。所以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是手持长矛。到了夜里，更是戒备森严。
我们的生活——如果还能算是“生”，还能算是“活”的话——简单到不能再简单。除了干活和吃饭睡觉外，别的任何活动都没有。
但是，我们也有特殊的幸福之感：这里用不着随时担心被批斗。
自己亲手搭起牛棚
有一天，接到命令：回到学校去。到了学校，下车的地点仍然是渣滓洞阎罗殿煤厂。第二天，我们这一群“黑帮”就被召到外文楼和民主楼后面的三排平房那里去，自己动手，修建牛棚，然后再自己住进去。
同过去一样，他们打开了民主楼的后门，直接通牛棚。后门内外设置了很多防护设施，夜里重门紧闭，害怕我们这群“黑帮”会起来暴动。
劳改大院建成之后，他们在大院子向南的一排平房子的墙上，用白色的颜料写上了八个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从此以后，我们这一群“囚徒”就生活在这八个大字的威慑之下。
牛棚生活（一）
牛棚里面也是有生活的。我觉得，“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始至终所搞的一切活动，要提纲挈领的话，纲只有一条，那就是：折磨人。
（一）正名
我们这一群被抄家被“打倒”的“罪犯”应该怎样命名呢？初搬进大院来的时候，每一间屋的墙上都贴着一则告示，名曰《劳改人员守则》，后来换成了《劳改罪犯守则》。把“人员”改为“罪犯”，只更换了两个字，然而却是点铁成金。从此以后，就戴着“罪犯”的帽子，把我们全身，特别是脑袋里的细胞，都万分紧张地调动到最高水平，这样来实行劳改。
（二）我们的住处
“罪犯们”被分配到三排平房中去住。这些平房，建筑十分潦草，里面尘土累积，蛛网密集，而且低矮潮湿，霉气扑鼻。实际上是无法住人的。
这时候，比起太平庄来，劳动“罪犯”的队伍大大地扩大了，至少扩大了一倍。事实上，从入院一直到大院解散，经常不断地有新“罪犯”参加进来。
（三）日常生活
早晨跑步也是折磨“罪犯”的一种办法。
在出发劳动之前，我们必须抄录今天要背诵的“最高指示”。每一个“罪犯”，都必须背得滚瓜烂熟。任何监改人员，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可能让你背诵。否则就要受罚。
既然叫做“劳改”，劳动当然就是我们主要的生活内容。不管是在劳动中，还是在其他活动中，总难避开同监改人员打交道。见了他们，同在任何地方一样，我们从不许抬头，这已经是金科玉律。
（四）晚间训话
每天晚上，吃过晚饭，照例要全体“罪犯”集合，每天总有一个监改人员站在队列前面训话。晚间训话的程序大体上是这样的。“罪犯”们先列队肃立，监改人员先点名。说不定训话者高声点到了谁的名字，就有两个年轻力壮的监改人员，走上前去，把他倒剪双臂，拳头按在脖子上，押出队列，上面是耳光，下面是脚踢。
（五）离奇的规定
在“黑帮大院”里面，还有一些不成文法或者口头的法规。有两个例证：一是走路不许抬头，二是坐着不许跷二郎腿。
除了在个人的牢房里以外，在任何地方，抬头是禁止的。在干活时，比如说抬煤筐，抬头是可以的。至于跷二郎腿，在“劳改大院”里也是被严厉禁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