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刚易折，柔弱胜刚强
老狐狸认为，过刚易折，柔弱胜刚强。
做人不要太刚，太刚容易让亲近自己的人受伤。光芒夺目的太阳周围是没有星星在闪烁的。历史上，有很多人由于过刚，而让周围的人受到很大的伤害。
马超是为人过刚的典型例子。作为三国中的骁将，他联合韩遂一起对曹操发动进攻，而且节节胜利。而曹操则利用马超过刚的弱点，用反间计来离间马超对韩遂的信任。马超过刚，他听不进别人的劝告，却听信了谗言，逼迫韩遂投降了曹操，使马超军队大败。后来马超又被杨阜算计，被屠了宗族。这都和马超为人过刚有很大关系。
如果一个人过分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过分地相信自己，过分地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就容易表现得过刚，自然也会伤害周围的人。
明成祖朱棣攻破南京后，让方孝孺为他起草诏书，方孝孺不愿意，朱棣一再逼迫，方孝孺于是拿起笔写了四个字“燕贼造反”。朱棣十分愤怒，对方孝孺说：“难道你不怕我诛杀你九族吗？”方孝孺回答说：“你诛杀我十族我都不怕！”于是朱棣真的把方孝孺的朋友、师生算作第十族一并诛杀。方孝孺的回答很硬气，但是他的那些朋友和师生却死得实在是太冤枉。
相对而言，五代十国的冯道做人就不那么刚烈，而是韧性很强。他的经历比较离奇，他生活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但并没有死在乱军之中，相反他最后活了七十三岁，与孔子同寿。冯道在五代十国时期十分有名望，他并没有像那些乱世诸侯一样揭竿而起，而是当了一辈子官。他当官不说，而且在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契丹六个政权中当官，在相位上近三十年。他五次被封公，死后被封为瀛王。
冯道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争议较大的一个人物，不同的人对他的评价不同，比如欧阳修说他不知道礼义廉耻，司马光说他是奸臣中最奸诈的；而苏轼却说他是佛，李贽把他归为圣人。这些有争议的评价我们暂且不管，关键问题是冯道在乱世中好好地生存了下来，而且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
人如果太刚不仅会让自己受伤，而且也会让身边的人受伤。太刚往往表现为太讲原则，很多事情认为自己办不到，即使丢掉自己现在的一切，也办不到。让他说别人一句好话，他做不到；让他揽上一个别人犯的错误，他做不到，他认为谁犯的错，谁就应该承担责任。这种人太刚，不能灵活机动，做人不够聪明圆滑。
冯道不是一个过分讲原则的人，他比较务实，怎样做对国家和百姓有利，他就怎样做。比如他并没有立石重睿为皇帝，而是去迎立石重贵。后世有人以这件事情为由来说明冯道这个人圆滑，是个奸佞小人。按照忠臣的一贯做法，无论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只要是先皇嘱托的，就一定要好好辅助。如果地方势力起兵造反，大臣就要组织抵抗，实在无法抵抗就要死节，而绝对不能投降。如果地方势力不造反，大臣就要尽心辅助幼主，即使幼主是个昏君，只要自己尽心，也可以被称为忠臣。到幼主长大成人，忠臣就要交权，但在这个时候交权最大的问题是容易被陷害，而且容易被安上谋反的罪名。后世会把忠心辅助幼主的过程叫做奸臣当道。与其惹出这么多麻烦，倒不如像冯道一样务实，去迎立长君。
老狐狸认为，人要学会变通，在变通中实现既定的目标。
对人不要太强势
老狐狸认为，无论在什么时候，对人都不要太强势，要学会温柔。然而，很多人得势的时候很强势，对人很苛刻，结果事情往往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商鞅原名公孙鞅，又名卫鞅。商鞅年轻时就喜欢刑名法术之学，侍奉魏国国相公叔座做了中庶子。公叔座知道他很贤能，准备向魏王推荐。这个时候正赶上公叔座得了重病，魏惠王亲自去看望他，魏王问他：“如果你有不测，国家将怎么办呢？”公叔座回答说：“中庶子公孙鞅，虽然年轻，却有奇才，希望大王能把国政交给他，由他去治理。如果大王不能重用他，就一定要把他杀掉。不能让他跑到其他国家去。”魏惠王听了以后无言。不久公叔座病死，惠王并没有重用商鞅，也没有下令格杀他。
后来商鞅听说秦孝公下令在全国寻访有才能的人，要重整秦穆公时代的霸业，向东收复失地，他就去了秦国。他求见孝公，跟孝公讲了富国强兵的治国方略，孝公很是高兴，决定重用商鞅。
孝公任用商鞅以后，打算变更法度，又恐怕天下人议论自己。这时商鞅对孝公说：“行动犹豫不决，就很难有成就；办事犹豫不决，就不可能成功。况且那些超出常人的行为，本来就经常被世俗非议；那些有独到见解的人，一定会被普通人嘲笑的。愚蠢的人事成之后都弄不明白，而聪明的人事先就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法；只要能够对百姓有利，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孝公表示认同，便大胆任用商鞅推行变法。
商鞅推行变法之前恐怕百姓不相信，就在国都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招募百姓中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给十金。百姓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因此没有人敢动。商鞅又宣布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五十金。结果有一个人把它搬走了，商鞅当下就给了他五十金，借此表明令出必行，绝不欺骗。事后商鞅立即颁布了新法。
新法施行了整一年，秦国老百姓到国都说新法不好的人数不胜数。恰好在这个时候，太子触犯了新法。商鞅说：“新法不能顺利推行是因为上层有人触犯它。”于是决定依新法处罚太子。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是不能施以刑罚的，于是商鞅就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秦国百姓知道这件事情后，就都遵照新法执行了。新法推行了十年以后，秦国逐渐富强了起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百姓都非常高兴。甚至当初那些说新法不好的百姓又有来说法令好的，商鞅认为这些人都是在扰乱教化，于是把他们全部迁到边疆去。此后，再没有人敢议论新法了。
商鞅出任秦相十年，虽然使得秦国日益富强起来，但是却招来了很多皇亲国戚的怨恨。赵良去见商鞅。商鞅要和他交个朋友，赵良拒绝了。商鞅认为自己可以和五羖大夫比比功劳，然而赵良却说：“五羖大夫，是楚国偏僻的乡下人。听说秦穆公贤明，就想去投奔，但由于当时没有路费，于是他把自己卖给了秦国人，给人家喂牛。过了整整一年，秦穆公知道了这件事，于是把他提拔起来，让他凌驾于万人之上，秦国人对此没有谁不满意。他出任秦相六七年，向东讨伐郑国，三次拥立晋国国君，一次出兵救楚。在境内更是施行德化，巴国前来纳贡；施德政于诸侯，四方民族都来朝见。由余听到这种情形，便前来投奔。五羖大夫出任秦相，不辞辛劳，能够忍受酷暑严寒，走遍国中，从来不用随从的车辆，也不带武装防卫，他的功名载于史册，藏于府库，他的德行有来教育后代。五羖大夫死时，秦国不论男女都痛哭流涕。这才是五羖大夫的德行。而您得以见秦王，靠的是秦王宠臣的推荐介绍，这就说不上什么名声。您当了秦国国相以后，不为百姓造福而大规模地营建宫阙，这就说不上为国家建立功业。您惩治太子的师傅，用严刑酷法残害百姓，这都是在积累怨恨、聚积祸患啊！……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凭靠施德的昌盛，凭靠武力的灭亡。您现在的处境就好像早晨的露水，随时都有消亡的危险。”赵良劝商鞅把商於十五邑封地交还给秦国，自己到偏僻荒远的地方浇园自耕，同时劝秦王重用那些隐居山林的贤人，赡养老人，抚育孤儿，使父兄相互敬重，依功序爵，尊崇有德之士，只有这样才可以稍保平安。但商鞅没有听从劝告。
几个月后，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要造反，派人去逮捕商君。商鞅逃到边境关口，想住旅店。但旅店的主人说：“商君有令，住店的人没有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店主要连带判罪。”商鞅这个时候才叹息道：“没有想到制定新法的遗害竟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于是逃往魏国，魏国也怨恨商鞅曾经欺骗魏国公子，拒绝收留他，并把商鞅送回了秦国。商鞅回到秦国以后，就潜逃到他的封地商邑。他和部属发动邑中的士兵，向北攻击郑国以谋求生路，这个时候秦国出兵攻打商鞅，在郑国黾池大败商鞅。秦惠王把商鞅五马分尸示众，并且警告臣民说：“不要像商鞅那样谋反！”最后还诛灭了商鞅全家。
商鞅残忍少恩，而且在功成之后不知道身退，而是想继续享受荣华富贵，结果落得被诛杀的下场，还被定了叛国的罪名。商鞅的得势是由于太监推荐，这并没有积累起很好的出身资本。在他得势后，又十分残忍，所有的事情完全不讲究一点人情，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当然其中大部分是秦国的权贵。商鞅依靠秦孝公推行变法，却得罪了新的王位继承人，因此最后落得那样的下场。
赵良对商鞅的劝告切中要害，但商鞅没有意识到情形已经糟糕成那种程度，同时还贪图于自己的安逸生活。人一旦养成了习惯，就很难摆脱，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只有到火烧眉毛的时候才明白奋起抗挣的原因了。
老狐狸认为，与人交往，切忌过于强势和刻薄，真正的强者往往是温柔的。
厚积才能薄发，一时激情点不燃梦想
老狐狸认为，厚积才能薄发，一时的激情点不燃梦想。
一个人有理想，就会为理想去努力。为了理想实现的一刻，人们往往要花费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生的时间。当理想实现的那一刻，人们很可能会泪流满面。一生的时间实现了一个理想，确实很不容易，但是人生的意义难道仅仅是实现这个理想吗？
其实并不是。如果为了实现一个理想，而一辈子生活在痛苦之中，那么这个理想实现的意义并不是很大。实现理想固然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是在过程中懂得享受生活。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意思是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极度的艰辛中，产生了大成就。司马迁这段话是在自己受宫刑发奋创作《史记》时自我激励的话。很多人从中读出了要想有大成就，必须付出倍于常人的艰辛。甚至有人进一步下结论，人要实现理想，往往会活在痛苦之中。
事实上，司马迁的意思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很多人的意义延伸是不对的。要实现理想，获得大成功，固然需要有毅力，有决心，有努力，有付出，但是并不意味着人一定要活在痛苦中，在痛苦中不能自拔。艰难困苦中生活的人固然能够创造奇迹，但生活在幸福生活中的人也同样能创造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