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是德高望重的老一代革命家。他长期身居要职，20世纪80年代还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很多鲜为人知的要闻轶事，他了如指掌。1993年他从国家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很多老同志建议他撰写回忆录。后来，他经过认真考虑，接受了这个意见。按惯例写回忆录一般是由本人口述，别人做文字整理，而他是把一些老同志请来，大家共忆往事，在此基础上，梳理出一批问题，经过必要的准备，作系统讲解。讲解时，大家随时插话，提问题，展开讨论，气氛活跃，好像在开党史研讨会，体现了他一贯发扬民主、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他组织纪律性极强，为撰写回忆录，他亲自给中央写报告。经中央批准，在中央文献研究室领导同志的主持下，成立了“杨尚昆回忆录整理组”，才正式开始工作。杨尚昆对“回忆录整理组”要求十分严格，他规定整理组人员不能多，不能住宾馆，不能向任何单位“募捐”，要坚持节俭办事的原则。为了写好回忆录他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
撰写回忆录是一件政治性很强的工作
1997年10月22日，杨尚昆在住地党支部的支委会上说：
我向你们交心，起初我是不愿意写什么回忆录的。后来，大家又是督促，又是鼓励，希望我搞的人越来越多，那就搞吧。开始是探索性的，做些准备，主要是读点书，看点材料，引起一些回忆，也谈过几次。后来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李琦建议我给中央写个报告，我就给中央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我已90岁，很想把一生的经历记下来；这件事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协助完成，并需中央档案馆提供档案；回忆录写成后，在出版前当送中央审定。信是4月29日写的，5月1日泽民同志就批了。随后，几位常委也都圈阅了。这以后的情况就变了，一下子给我搞了个写作班子，叫“《杨尚昆回忆录》整理组”。这样，规模越搞越大。
写回忆录，按照惯例就要求我从童年写起，一直写到我退休，整个回忆一遍。从那年（指1996年—编者注）在青岛开始，每个月谈一两次，一谈最少两个钟头，到现在已经谈了几十次，主要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往事。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情况也谈了几次，但不多。谈一次要准备几天，很累。我现在有点后悔，但是事情搞起来了，后悔也不行，还得搞下去。
写回忆录是一件政治性很强的工作，要严肃对待。回忆录也算是一种史书，从个人的经历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历史大背景。因此材料必须翔实可靠，绝不可望风捕影，尽讲些花花絮絮的东西，哗众取宠；更不可借写回忆录夸耀自己。对于自己应该一分为二，是即是，非即非，要实事求是地总结一生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给后人以启迪。现在班子组织起来了，基本上是原来中央办公厅的一批老同志，加上中央军委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几个同志，一共有十多个同志参加这件事。现在已经明确新中国以前这一段，就是回忆录的第一册，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完成。昨天上午我还同中央文献研究室原研究员、任弼时传记组成员章学新他们谈了两个钟头，长征这一段谈完了，北方局这一段还没有谈。现在，他们已经写出了前四章，修改了两遍，第三稿改出来了，我还没有看。前两章我仔细看过，觉得还有些问题，主要是材料不够集中，取舍缺乏标准。今年（指1997年—编者注）暑期，我在北戴河的时候，同李琦谈过，我说原来想自己动手写一部分，请你们看，提出意见再修改。后来我想，如果我自己写，不一定写得很好，还等于定了框框，别人不好提意见。说你写得不好就好像对你不尊重。所以我不准备写了，还是先找他们一段一段地谈，让他们写，我提意见让他们去改，最后由我定稿的办法比较好。因为我这个回忆录，你说容易也容易，你说不容易也不容易。人家对我这个东西期望值很高，写得平平淡淡就很不好。后面，中央办公厅这一段最难写。当时中央的重大决策，我是参与者，又是执行者，比较复杂。还有，不管是哪个党，办公厅主任这个职务由一个人干上20年，恐怕都是空前的。你看，日本的官房长官，一下子换了，一下子又换了。中央办公厅的20年，应该是我的回忆录的重点，但是这一段很难写。第三册，主要是军委这一段，写什么，怎么写，下一步再说。
最近，我跟人谈，如果说原来我们这个支部的同志，只是为我养老服务，那么现在又加了一个写作班子。我想，写回忆录就是我今后的主要工作。这是一项政治任务，要向党负责。我们的党支部，要适应这个新情况，围绕写好回忆录这件事做好工作。
写回忆录成为我们工作的重点，就牵动了我整个的日程安排。比如，我要出去走走，我就得考虑，先要把写回忆录的事告一段落。出去以后又要很快回来，不然那么多人，我不讲他们就没有办法写。本来我退休以后，家里也没什么事，出去了早点回来也可以，晚点回来也可以。现在就不行了，出去最长个把月，不然写作班子没有事做。
写好回忆录，要做很多组织工作。组织班子，组织材料，你们搜集了不少材料，这些材料不管重要不重要，里面总有些东西，不能丢失，不能泄密。还有，我每次谈话，你们都录了音，这些都要有专人管。这么一弄，很多人都知道我写回忆录了，有些历史上说不清楚的事，或者还有争论的问题，都不断有人来找我，要我回答。比如，有关王稼祥的一些情况，安徽的同志就来问我，前些日子我同他们谈了，这件事算解决了。关于北方局的一些情况，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也想找我谈，我还得做些准备。有的问题，我也不甚了解，也很难回答。
还有一个抢时间的问题。按照现在的进度，回忆录要用三年到五年时间才能完成。不是我悲观，我已经是90岁的老人了，照这样慢慢腾腾地写下去，如果我活不了那么久怎么办？所以要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写回忆录这上面。我们的工作还刚刚开始，要做的事情很多，需要进一步摸索，看看怎么样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些。比如，原来写作班子是在这里办公、开会的，后来整理组之下又成立了一个秘书组，就搬到圆恩寺那个小院去了。我想，搬到圆恩寺问题就更大了。我就同人商量，把它搬回来。搬回来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保密，第二安全，第三节约。
说到节约，我简单地向你们汇报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从中央批准我写回忆录那一天起，我就给你们订了几条规矩：第一，要坚持节俭办事的原则。为了写书，中央批了点经费，我强调，只许节余，不许超支，不许中途向中央要求追加经费，更不许去“募捐”。我写书绝对不允许向人家伸手。哪怕你们只透露那么一点意思，人家就会说杨尚昆写回忆录向我们集资。这样做影响不好，对党对国家的影响都不好。第二，写作班子不准住招待所。应当说，在节约方面，你们是费了心的。比如，请人来，要吃饭，每人每餐只有6元标准；办公用品，尽量把我们办公室的闲置东西利用起来，修旧利废。还有纸张尽量两面用等等。应该精打细算。
现在我想，为了写好回忆录，将来恐怕还要访问一些老同志，访问一些知情人。我也曾想过，我出去的时候把他们带上，可是这样做人家会说你杨尚昆一出去就带着一大群人，那也不得了。你让他们自己出去，北京到广州一个人来回机票就要3000多元，还要住旅馆，那怎么行呢？八字还没有一撇，书没有写出来，钱就花完了。所以，写作班子只能集中在这里办公。现有的家具、电话、打字机等等都可以利用，开会吃饭也方便。你们在圆恩寺就没有这个条件。天气很快冷了，听说圆恩寺那里取暖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反复考虑，还是搬回来好。
今天我讲的主要意思就是要明确把写回忆录当做我们今后一个时期第一位的工作，支委会要保证这项工作顺利进行。
中央办公厅20年是回忆录全书的重点
1998年2月20日，杨尚昆同我和刘吉顺谈回忆录第二册问题时说：
中央办公厅的20年，应该是我的回忆录的重点，但是这一段很难写。第三册，主要是军委这一段，包括后来当选为国家主席。写什么，怎么写，下一步再说。
中央办公厅本身的工作，并不是我的回忆录第二册要写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回忆录第二册并非要写中央办公厅本身的工作。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主要是为中央服务。李欣查了不少资料，把我在中办20年的情况写了一大本，送给我看，我说，你写书怎么写都可以，我的回忆录就不能这么写。我的回忆录应该写我当办公厅主任期间中央发生了什么大事和中央办公厅怎样为中央处理这些事服务。既要坚持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貌，也不能只罗列一些事件，必须有材料、有观点，文字力求简练。
陈麒章整理的高饶事件那一篇，是写得不错的。但是还要研究一下，高饶问题在我的回忆录里要不要占那么大的分量。高饶问题、财经会议、组工会议、七届四中全会都要说到，因为这在党史上都是重要事件，我也都参与了。但这些都只能简要地写，如果每件事都独立成章，那这20年就不知道要写多少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