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金融改革进入第二阶段的标志，是2004年12月日本金融厅公布的“金融改革计划--面对金融服务立国的挑战”。金融发展取向从重视稳定的金融体制转向重视有活力的金融体制，即从对坏账的紧急应对转向以实现将来的理想金融体系为目标。
日本金融监管当局认为，理想的金融体系不是以“官”为主导，而是以“民”为主体力量。金融体系应该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人、以合适的价格可以得到优质、多样商品的金融体系，是方便性、价格优势、多样性、国际性、可靠性卓越的金融体系。要通过建设充满魅力的市场，实现“从储蓄到投资”的转化，从而能够最终实现“金融服务立国”。
“金融服务立国”重点在五个方面：一是重视利用者需求与彻底贯彻保护利用者原则；二是完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有效利用IT战略强化金融机构竞争力；三是构筑开放的金融体系和国际化的金融监管；四是为地方经济做贡献；五是建立值得信赖的金融监管。
日本的金融改革正在进行中，金融的改革对日本经济的复苏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虽然短期内会给经济带来阵痛，但对日本经济的长期发展有利。结构改革是一项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会触及许多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情况十分复杂，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自然也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连新陈代谢速度很快的美国，改革历程也经历了20多年的岁月。日本这样死水一潭的国家的改革恐怕将会需要更长的时间。
附录：经验借鉴
（1）政府的政策支持。
日本政府在战后是按照解除金融管制这一思路而发展金融市场的，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发展采取的是限制而不是鼓励的政策，发行公司债券在资格与数量上要受严格审查，企业增发新股也只能按票面价格而不是市场价格进行。进入70年代后，为了刺激内需，缓解石油危机对经济增长的损害，日本开始大规模发行国债。为增强债券的流动性，便利国债的发行，日本政府放松了对公司债券发行的各种限制，这直接推动了东京债券市场的发展。为了适应70年代后形成的国际金融多极化发展的时代要求，日本政府于80年代初期在亚洲国家中率先推行了以“自由化”与“国际化”为标志的金融改革，放松对内金融管制与扩大对外金融开放的各项政策对东京金融市场的扩展起到了双向促进作用。金融自由化的内容包括1977年开始的“利率自由化”与“取消银行业务范围限制”，1978年开始的“公开的国债流通市场”，1980年开始的“国内外资金流动自由化”，l985年开始的“金融业务自由化”与“新金融产品创新激励”。金融国际化的中心内容是1980年开始的“资本自由化”与l985年开始的“日元国际化”。日本的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改革有利于解除东京金融市场发展的各种约束条件，推动了货币、债券、外汇等金融市场的繁荣发展，为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2）离岸金融业务的助推。
1986年12月1日，东京离岸国际金融市场正式开业。初期市场规模为800亿美元，有280多家银行加入。它以非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吸收有剩余资金的非居民存款并把它借给需要资金的非居民，是典型的离岸金融中心。在形成方式上是典型的政府主导推动型。在市场结构方面，东京采取境内外市场分离的方式，在境内及离岸业务之间筑起一道隔离墙。所有离岸交易均需透过独立的账户进行，资金从离岸市场转移到境内市场，必须遵循兑换日元的规则办理。在经营方便及优惠方面，东京同纽约、伦敦一样，豁免利息限制及取消存款准备金要求。同时还采取豁免非居民存款利息预扣税措施，但不豁免离岸公司业务所得税。在经营业务方面，东京既可以进行欧洲货币市场的各种外币交易，也可以进行本国货币--日元的交易。但为保证内外市场隔离，东京不准经营可转让存款证以及银行承兑汇票等具有转让性的证券业务。
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的成立是东京金融中心发展的关键一步，它标志着东京已经成长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了。为了使东京离岸金融市场更具吸引力和更具国际竞争力，日本金融当局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措施，如实行自由利率，存款免征利息所得税，存款不受利息管理和存款保险制的约束，不缴存款准备金，减免法人税和地方税，等等。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速度相当惊人，仅在初建的两年时间里，即到1988年底，其资产额就超过纽约“国际银行便利”的资产额，仅次于英国，更远远高于香港和新加坡。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的成立同时又成为日本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的重要环节，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对日本国内原有的金融秩序带来冲击，特别是离岸市场的利率不受限制，必然要给日本国内货币政策的推行带来困难，在客观上要求日本国内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而国内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发展则又反过来促进东京离岸市场得到更快的发展，在这种意义上，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成长是一个金融对外开放反作用于金融对内开放的典型案例。
（3）金融基础设施的构建。
东京具有完善的硬件基础设施和良好的软件基础设施，能够提供发展金融市场所需的软、硬环境。日本的通讯技术在国际上是非常先进的。东京具有便利的交通条件，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其市区交通、空中交通与海上交通四通八达。东京具有有利的地理位置，东京市场、纽约市场与伦敦市场各居一个时区、形成鼎足对应之势，可以在交易时间上对接、互补，由于日本是一个以科教立国、出口主导型的国家，东京还具有良好的人才优势，有一大批熟悉国际经济、贸易与金融等方面政策、法规与实务的从业人员，包括专家、学者、高级管理人员与专业经营人员。
第四（节）对外投资显身手
战后日本对外投资始于1951年，其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阶段：对外投资的恢复和缓慢发展阶段（l951-1967）；高速增长阶段（l968-70年代末）；投资规模空前扩大和国际投资地位迅速提高的阶段（1980-1989）；收缩调整阶段（自1990年至今）。这期间出现过几次投资高潮，其中又以80年代中期出现的对外直接投资高朝最引人注目，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最大。70年代初，由于高速经济增长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第一次迅速发展的高潮。1972年度，投资额一举达到23.38亿美元，1973年度增至34.94亿美元，分别相当于1971年度的2.7倍和4.1倍。这两年的投资总额相当于以往20年投资总额的1.3倍。然而，1974年以后，由于第一次石油冲击的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也处于下降和调整之中。直到1978年以后才有了改观，迎来了战后第二次投资高潮。1977、1978年度，在日元升值的形势下，日本对外投资额分别增至45.98亿美元和49.95亿美元，这次投资高潮和第一次投资高潮一样，也只持续了2年，1980年度，投资额又下降到46.93亿美元。1984年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了100亿美元大关，之后连年创纪录，平均每年增加100亿美元，到1989年达到675亿美元的高峰，比前一年增长了40.9%，也迎来了1985~1989年战后第三次直接投资高潮，由此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投资国。这次对外直接投资高潮显示了日本金融的实力，确立了其世界金融大国的地位。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进入长期萧条时期，对外投资总额一度陷入低谷。
一、投资动因：逐利而为
日本战后对外投资的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1.获取廉价、丰富的资源。日本是资源贫乏国家，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大部分依赖进口。日本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或直接进行资源的开发，或进行资源的初级加工，以保证资源供应的稳定性。
2.降低劳动力的成本。战后初期，日本国内的工资成本相对比较便宜，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国内工资成本迅速提高、劳动力数量减少，降低了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与之相比较，发展中国家有着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日本企业通过海外直接投资，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日本对东亚地区的投资，与这一因素有很大关系。
3.获取广阔的市场。日本企业为拓宽市场而进行的投资，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绕过贸易对象国采取的各种限制进口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同时有效地利用当地政府的国产化优惠措施和政策；二是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普遍优惠制关税待遇。普惠制是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对从发展中国家输入的工业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给予单方面的减免关税待遇。日本企业通过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生产产品，然后返销其它国家，就能享受这种普惠制待遇，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4.日元升值。进入80年代后，在美国不断施加压力下，日元对美元的比值一路上升。1985年9月，日元对美元汇率是242：1，到1987年，最低到达1美元兑120日元，创纪录高值。由于日本对美国出口占出口总额的30%，因此日元大幅度升值给日本出口贸易型经济带来严重困难，很多出口导向型的公司都因成本激增利润锐减而拼命挣扎，甚至大企业如日产公司20多年来也第一次出现亏损，大钢铁公司被迫实行部分职工“休息计划”。日元大幅度升值后，在国内生产很不合算，因而日本企业生产日趋国际化。此外，用升值的日元对美投资，无论是证券投资或直接投资显得极为便宜划算。80年代成了日本对美投资的黄金时代。
5.国内资金大量过剩。70年代中期后，受世界经济发展影响，日本经济转入低速增长，过剩资本日益增多。特别是80年代以后，日本企业普遍投资意愿低迷，资金市场供大于求，“黑字经常化”即日本国内资金产生经常性盈余。而日本政府面对巨额财政赤字（1986年底日本国债累计达140万亿日元，每年需偿还到期本息11万亿日元）和日趋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试图充分利用民间资金来扩大内需，发展“内需主导型”经济这一对策方案，显然只是日本政府为尽快摆脱当前日益加深的经济困境而不得不采取的一项临时性“应急措施”，其效果不仅不能长久，最终还会使财政危机加深，促使日本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因而，解决日本国内资本大量过剩的唯一出路即以对外投资方式来疏导，而最理想的投资“天堂”就是美国。
6.贸易摩擦。由于日本经济本身的特点，日本一直奉行的是贸易立国的战略。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低速“滞涨”，反映在国际贸易领域，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日本与欧美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日本大量出口高附加值产品，而进入日本市场却受到严格的限制，日本对欧美顺差有增无减，这引起欧美国家的强烈不满，日本产品遭到各种关税、非关税的贸易壁垒报复。在直接出口受到越来越多限制的情况下，日本调整其发展战略，纷纷到欧美直接投资建厂，这也是促使八十年代日本电子工业、汽车工业对欧美输出迅速增长的原因。
7.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逐渐从重化工业为中心的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向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过渡。八十年代中期，日本在“前川报告”中，提出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战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有选择地集中力量发展高技术产业，而将一些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程度比较低的产业向国外转移。日本政府还制订了一系列产业政策，有计划地推行这一战略，这对推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起了重要作用。
二、投资历程：因时而变
日本的对外投资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也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和经济结构的发展而发展。从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日本的对外投资在投资对象、投资方式、投资产业等方面都经历了许多变化，可以说，日本的海外投资变化多多。
1.投资产业结构的变化
在60年代主要进行矿产资源的开发，之后70年代至90年代有着很大的变化。据统计，1973年末，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的分布为：商业占35.5%，有关资源业占31.3%，制造业占33.6%。即，大体上呈均匀分布状态。但是到1982年末，原来的均匀分布被打破，资源业降到24.5%，制造业微增到34.2%，而商业一跃增加到41.3%。
到80年代中后期，随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大规模的展开及第三次投资高潮的兴起，投资产业结构也有了新的变化。制造业由第二次投资高潮时的30.3%下降到25.2%，而商业、金融、保险业、不动产业等第三产业的投资由同期的27.5%扩大到32.2%。再从制造业内部结构来看，钢铁业投资明显减少，机电业投资却显著增加。更令人注目的是，在第三次投资高潮中，不动产业的投资剧增。在1986-1991年间。日本对外不动产业的直接投资累计为522亿美元，占同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9.4%。其中对欧美的办公楼、宾馆和娱乐场所的投资曾引起欧美国家的震惊和警惕。
进入90年代，日本的整体对外投资规模减少，金融保险业的投资却持续增加，其增长速度超过了制造业。在1997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分布为制造业35.8%，资源业6.1%，金融、保险、不动产业的投资占据56.9%，呈现出明显倾斜于第三产业的新的格局。
总之，战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由三大产业的均匀分布逐步转变为资源业绝对下降，制造业相对减少，金融、保险、不动产业直线上升的第三产业的倾斜性分布，呈现出由低阶段的资源开发型向高阶段的市场开拓型结构转变。
2.投资的地区结构曲折变化
战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遍布北美、中南美洲、亚洲、欧洲、中东地区、大洋洲、非洲等世界各地，分布范围之广，可谓无孔不入。投资的重点经历了一个先亚洲、后欧美、又亚洲、特别是中国与东南亚的过程。80年代以前，在日本海外投资总额中，对亚洲的投资居首位，而其中的重点是亚洲“四小”；80年代，其投资重点转向北美和欧洲；90年代以后，日本“离美返亚”，开始加大对东亚的投资比重，从1993年度起，中国已成为日本对亚洲投资最多的国家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