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特点，实事求是
而要协调好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单从新闻界的角度看，他们的特点决定了成功、顺利、友好交流的难度。比如他们所提问题的广泛性，千奇百怪、无所不包。他们往往掌握着谈话的主动权，常常以出其不意的方式提出问题。新闻从业人员往往具有较强的判断分析能力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人难以下台的咄咄逼人的发问，很容易使那些不掌握真理或者应付能力低下的领导者当众出丑。
回避问题是做不到的，正确的态度是进行深入的研究，把握一些值得借鉴的规律性的认识，来指导实际的交流过程。
新闻界的职业特点是重视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及时性和公正性，而不受其他势力左右。领导者必须尊重新闻界的职业特点。这就要求尊重新闻记者地位的独立性，而不能把新闻界纯粹当作宣传本组织的工具，诱使或强迫报道有利于本组织的消息。否则就等于轻视新闻媒介的社会地位，结果得不到他们的合作和支持。而且，新闻媒介讲求实事求是，喜欢真实，反对弄虚作假，因此领导在同新闻界打交道时，一定要诚恳、真挚，实事求是，提供的新闻素材要真实可信，没有人为因素。不要对记者封锁新闻，哪怕是不利于本组织的新闻，提供新闻时切忌自吹自擂，撰写的新闻稿要保质保量，避免滥竽充数。新闻媒介所提出的问题，一般都是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重大事件，涉及面广，与国家政策、形势走向等重大问题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情况，更要求领导者说话要讲求实事求是，是什么就说什么。确实涉及重大机密，不能向新闻界透露时，也要用外交辞令委婉地表达出来，不要弄虚作假。某些领导者为了炫耀自己的口才，往往言过于实，说一些过头话，夸夸其谈，不仅有可能不经意泄露出本应属于机密的东西，而且给人以不真实的感觉，引起听者的强烈反感。
另外，与新闻界交往还要考虑对方的具体情况，考虑到听众、观众的心理状态。
区别情况，具体分析
沟通交流中如果不考虑到对方的心理情绪，单纯站在自己一边叙述自己的观点，向对方灌输，甚至强词夺理，强迫对方接受你的观点，就不会给人以实事求是、真实可信的印象。
周恩来总理对待任何事情都是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忠于职守，对于党的事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在工作中的谨慎细致、事必躬亲是出了名的，为求一字准确，他往往要从《辞源》、《辞海》一直查到《康熙字典》。为了保证生产建设和计划项目上的数字的准确性，每个数字他都要亲自核算一遍。在对待新闻界的态度上，他也十分严谨认真。有一次为了准备一个新闻通气会的情况通报，他又是拉计算尺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核对，秘书见总理太辛苦，难免又是整天整夜不得合眼，便劝说了一句“别人都算过了，差不多的话就不用算了……”秘书话未说完，总理一下子皱起眉头说：“怎么讲差不多的话？对待新闻媒体更要求真求实。”说着又埋下头去工作。正是这种实事求是，使总理在一生中始终能得到媒体的信任和高度的赞誉。
分寸适度，把握火候
由于领导者与新闻界交谈时所涉及问题的多样性和敏感性，更要求领导者的语言把握好分寸。尤其是在涉及政治领域的时候，一言不慎可能招来弥天大祸。
所谓分寸感是指语言表达者对情感、政策尺度准确把握的感知。分寸感也是衡量领导者政治素养、思想水平的重要方面。分寸感要求领导者在与新闻界交谈时，态度感情必须恰到好处，既不能不够，也不能过火。“过犹不及”的箴言应该始终牢记于心。
要准确地把握分寸，就需要表达者加强思想修养，增强政治素质，提高政策水平。
平等相待，一视同仁
组织领导对所有的新闻机构和媒介，不论地区远近，不论级别高低，都要平等相待。接待这些媒介机构派出的记者、编辑来采访，要一视同仁，以礼相待，使他们都能够平等地获得本组织所提供的各种信息，切忌厚此薄彼，“看人下菜碟”。对于曾经批评过本组织的新闻机构和记者，要不计前嫌，不结新嫌，更不能挟嫌报复，侵犯记者的人权，而应像对待其他机构和记者一样热情接待，为其新闻报道提供方便，保证他们的正常工作。
毛泽东同志对待新闻媒体的态度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楷模。1936年，红军刚刚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军队需要休整，工作亟待开展，外界的封锁有待打破，各种谣言有待澄清，红军及陕北根据地的整体形象迫切需要向全国、全世界作客观公正的介绍。对于曾经大肆报道过我红军反面形象、污辱谩骂共产党的美国媒体，毛泽东并不是拒之门外。相反，这年秋末，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美国记者斯诺，特许其在红色区域自由转了好几个月，并多次与他进行恳切的深谈，结果斯诺写出了一本《西行漫记》，既让这位美国人为我们做了宣传，又巧妙地向外界传递出这样的信息：中国共产党反对美蒋反动派，但乐意与友善的美国人民交朋友。这种宣传的效果是很大的。
言简意赅，一针见血
在大多数场合下，领导者的语言都应言简意赅，一针见血。避免说废话、套话，这是领导者素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换句话说，能不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关键，也体现了一个领导者的水平。作为新闻工作者，对时间、效率的要求极高。在与新闻界交谈时，如果他们提出的问题，你不能尽可能简洁而又贴切地给以回答，不仅使对方产生厌倦，而且还会有损于领导者精明干练的形象。
邓小平同志简洁而精练的语言一向被众人所称道。他在与各国传媒打交道的过程中，始终给人一种十分干练的形象，这与他的语言风格也是分不开的。有一次，美国记者华莱士向他提问：“大陆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低于台湾，为什么大陆要与台湾统一？”言下之意便是大陆没有资格与台湾统一。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没有长篇大论，而是回答说：“我看原因主要有两条。第一条，中国的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一百几十年的愿望，一个半世纪了嘛。从鸦片战争以来，包括台湾在内，中国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第二条，台湾不回归祖国，不实现同大陆的统一，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别人拿去。现在国际上有好多人都想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一旦台湾和大陆统一了，哪怕它实行的制度等一切都不变，但是形势就稳定了。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海峡两岸的人都会认为是一件大好事，为我们国家、民族的统一作出了贡献。这不是哪个党哪个派，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邓小平的这个回答，抓住了两个要点，阐明了我们的观点，既坚定地表明了我们谋求祖国统一的决心和信心，又令人信服地摆出了理由，令这位美国知名记者也只有频频点头。
还有这么一则幽默，说的是美国前总统柯立芝与新闻界打交道一向以语言简洁为特征，从不多说一句废话。在一次酒会上，一位记者想试验一下，于是他挨近柯立芝，悄悄地说：“总统先生，我和别人打赌，如果我能使您说出超过两个字以上的话，他就输了。”柯立芝微笑地说“you lose”（意即“你输了”），真可谓是一语双关，十分巧妙。这虽然只是个笑话，但也间接反映了社会对于领导者语言的一般看法，即简洁明了。
约翰·阿代尔在《领导艺术》中写道讲话简洁、清晰，这一原则必须像硫酸那样清除那些使我们思想中的条理、推理和表达方式不能正常进行的腐蚀性的东西。你的讲话应该简洁明了，条理和层次清楚，以便使人们大体上了解他们在听什么，听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推理应尖锐和明确，不含混其辞，敷衍了事。首先，应阐明正在处理的问题的价值，因为这是最可能搞乱思想的领域。最后，要求我们避免引用晦涩的东西，虚无飘渺的话，很少有人能理解的引喻，或者是时髦但意思不清的词。他还认为蒙哥马利元帅是当代应用这一原则的大师，他在战时的《情况介绍》常为人们传诵，“他具有能以令人惊异的简洁语言来描述复杂的形势的本领，他有一种辨别问题的本能，并用惊人的清晰语言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主动积极，广交朋友
正是由于媒介的重要作用，要求领导者必须能与媒介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沟通。这就要求领导者能够主动积极地通过媒介宣传自己，使自己所领导的组织能更多地为人所熟知，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新闻媒介具有传播信息快、覆盖面广、可信度高的特点。社会组织要向国际公众树立自己良好的形象，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借新闻媒介塑造形象。
自从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以后，使我国传统的领导公共关系活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在我国近代史上，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运用报纸等传播媒介宣传的政治改良活动，就是在政治领域开展的一次出色的领导公共关系活动。客观地说，资产阶级维新派尽管依靠的是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对知识分子以外的公众力量以及舆论的重要性还是有一定认识的。例如康有为认为，在民族危亡之时，“果能合四万万人，人人热愤，则无不可为者，奚患于不能救。”梁启超则指出“凡欲为国民有所尽力者，苟反抗于舆论，必不足以成事”。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康、梁等人运用报纸等传播媒介，在社会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政治改良的活动。梁、康先后组织强学会、圣学会、保国会，创办《中外纪闻》、《强学报》、《新知报》等报纸，大力宣传变法，使资产阶级改良变法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一种社会风潮。胡绳先生曾指出“维新派打出了救亡的旗帜，唤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因而使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改良活动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展的宣传政治改良的活动是一次十分成功的领导公共关系活动。因为它在“唤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的同时，也使维新派与知识分子等公众建立了良好的公共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维新派与其他公众的公共关系。这与现代领导公共关系的传播活动是一脉相承的。
幽默诙谐，生动形象
领导者在与媒介打交道时，庄重严肃是一个方面，同时也应能恰到好处地使用一些幽默风趣的语句，这样不仅有利于改变领导者高高在上、僵硬死板的形象，活跃谈话氛围，而且能产生意想不到的作用，增强了宣传效果。
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与新闻媒介的交往中，留下了无数幽默风趣的佳话，这里仅仅撷取数例，以飨读者。
有一次，周恩来在接见外国记者时，有位记者不友善地发问：“敬爱的周总理，既然您始终声称中国人民是伟大的，正直的，积极的，那为什么我们美国人总是昂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却总是低着头走路？”周总理爽朗地一笑，答道：“很简单吗。因为你们在走下坡路，所以昂着头。而我们在走上坡路，自然要低着头。”一席多么精彩的回答。还有一次，周总理在外国访问时，有位外国记者问他：“为什么你们中国把道路称之为‘马路’？”周总理迅速地答道：“因为我们走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所以称为‘马路’。”风趣的回答既显示了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总理的角色要求，又巧妙地回答了一个看似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问题，可谓神来之笔。
1965年11月，著名美国女作家、记者斯特朗八旬寿辰，周总理为她在上海举行宴会祝贺，周总理在祝词的开场白中说：“今天我们为我们的好朋友，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祝贺四十公岁诞辰。”接着，他又对迷惑不解的客人解释到，在中国，“公”字是紧跟它的量词的两倍，40公斤等于80斤，40公岁也就是80岁。听了这番风趣的话，几百位中外来宾爆发出了一阵欢笑声。周总理接着说：“四十公岁，这不是老年，而是中年。斯特朗女士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写了大量的文章，她的精神还很年轻。我们祝贺斯特朗女士继续为人民写大量的文章，祝贺她永远年轻。”斯特朗听见总理说她只有40公岁，还很年轻，心里十分高兴。在座的客人无不佩服。周总理那机敏的思维，幽默风趣的语言，使得这次宴会始终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在外国优秀的领导人中，也不乏幽默风趣的例子。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不仅言谈幽默，而且在幽默中还含有一种冷嘲热讽和自我抑贬。一次，当肯尼迪乘坐飞机时，有一位记者问他如果这架飞机失事了，会发生什么事呢？肯尼迪听后，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地说：“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你的名字会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出现，但字体极小。”恰到好处的幽默，不仅活跃了气氛，而且使领导者在笑声中解决了问题，避免了很多不应有的麻烦，是一种有益且有效的方法。肯尼迪正是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
当然，所有这些要求归根结底还要通过领导者的个人素质体现出来，因此，如何提高自身的素质，加强学习和锻炼，才是领导者所应关注的。撇开这些基础性的东西，想通过一些所谓的技巧来达到自由应对新闻界的目标，只是舍本逐末之举，也是不会真正有所进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