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到城里来了，住在一座白色的二层楼房里，它很像一口可装下许多人的大棺材。楼房是新的，但有点像营养不良而浮肿的人，又像是一个暴富的、一下子吃胖的叫化子。楼房的侧面朝着大街，每层有八个窗户，正面每层四个。一楼的窗户对着一条狭窄的小胡同，从二层楼的窗户里，可以望见围墙外面洗衣女工的小屋和肮脏的排水沟。
这里没有我所理解的那种大街。楼房前面就是一个肮脏的排水沟，筑了两道很窄的堤。左边，排水沟直通囚犯苦工连[12]，各家的垃圾都往排水沟里倒，所以沟底是一片深绿色的污泥浊水。右边，排水沟的尽头处，有一个积满淤泥的池塘，散发出酸臭气味。排水沟的正中，恰好对着楼房。排水沟的一半被倒满了垃圾，上面长出了荨麻、牛蒡、团酸模，另一半是多里梅东特·波克罗夫斯基神父培植的果园。园子里有一座用细板条搭起来的凉亭，油着绿漆。假如把石头投到凉亭上的话，细板条准会咔嚓咔嚓地断裂，坍塌下来。
这地方极其枯燥，肮脏不堪。秋天把这片垃圾成堆的黏土地糟蹋得不成样子，把它变成了粘脚的红褐色焦油。我从未见过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有这么多的脏东西，我已经习惯了田野和森林的清洁，对城里的这个地方感到十分厌倦。
排水沟对面是一道道破旧的灰色围墙，在这些围墙中，我远远地看见去年冬天我在鞋店当学徒时住过的那座褐色小屋。离那所房子这么近，这更加使我苦恼。我为什么偏偏又这样无奈地住在这条街上呢？
这家主人我倒是认识，从前他常常领着他的弟弟到我母亲那里做客。他弟弟老是可笑地尖声叫唤：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他们兄弟俩还是从前的老样子：哥哥长着鹰钩鼻子、长头发，讨人喜爱，好像还挺善良；弟弟维克托仍然是那张马脸，长满雀斑。他们的母亲是我外婆的妹妹，脾气暴躁，爱大吵大闹。哥哥已经结婚，他的妻子又白又胖，像个大圆面包，长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
我刚去的头几天，她对我说了两次：
“我送过你母亲一件镶珠边的斗篷[13]呢……”
不知为什么，我不愿相信她会把东西送人，也不相信我母亲会接受她的礼物。当她第二次向我提起这件斗篷时，我对她说：
“送就送了，不必夸耀。”
她大吃一惊，一下子从我跟前跳到一边。
“什……么？你在对谁说话呢？”
她的脸泛起红斑，瞪着大眼睛，把她丈夫叫来了。
他手里拿着圆规，耳朵上夹着铅笔，来到厨房。他听完了妻子的诉苦，对我说：
“你对她以及对所有的人说话，都要称呼‘您’。不准说没有礼貌的话！”
接着，他不耐烦地对妻子说：
“别老用这些婆婆妈妈的小事来烦我！”
“什……么，婆婆妈妈的小事？你的亲戚……”
“什么鬼亲戚呀！”男主人大叫了一声，跑出去了。
外婆的这些亲戚，我也不喜欢。据我观察，亲戚之间的关系比外人还糟，因为他们比外人更了解彼此间的丑事和荒唐事，搬弄起是非来更恶毒，吵嘴打架更是家常便饭。
我喜欢男主人，他老是很潇洒地把头发往后一甩，抿到耳后，使我觉得他和“好事儿”[14]有点相似。他常常显出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总是笑呵呵的，灰色的眼睛温厚和善，鹰钩鼻子周围显出几道滑稽可笑的细小皱纹。
“你们该骂够了吧，凶母鸡！”他对妻子和母亲说，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露出碎玉般的白牙。
婆媳俩天天对骂，说吵就吵起来了。这使我觉得很奇怪。一大早，两人头还没有梳，衣扣也不系，就开始在屋里跑来跑去，好像家里着了火似的。她们整天瞎忙乎，只有在吃午饭、晚饭及喝晚茶时才消停。她们吃得多，喝得多，每顿都要喝醉、吃累了才肯罢手。午饭时，她们谈论饭菜，懒洋洋地拌嘴，为大吵一场做着准备。不管婆婆做什么饭菜，媳妇总是说：
“这饭我妈可不这么做。”
“不这么做，那就做得更难吃呗！”
“不，比你做的好吃！”
“喏，那你就上你妈那儿去呀。”
“我是这里的女主人！”
“那我呢？”
这时，男主人插话说：
“够了，凶母鸡！怎么，你们都发疯了吗？”
家里的一切都奇怪和可笑得无法解释，从厨房到饭厅，必须经过住宅里唯一的一个又小又窄的厕所。这里是往饭厅里端茶送饭的必经之路，因此，厕所成了开心逗乐的对象，也成了滑稽可笑的误会的发源地。我要干的是往厕所马桶里灌水。我睡在厨房里，正对着厕所门和旁边的正门门廊。睡觉时，头冲炉灶烤得发热，脚对门廊风又吹得发冷，所以我把铺在门前擦鞋底用的粗地毯都收起来，盖在腿上。
大厅的窗间墙上挂着两面镜子，几幅《田野》杂志赠送的图画镶在金色雕花饰条的镜框里。虽有一对牌桌、十二把维也纳式椅子，但仍显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一间小会客室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细软家具，几个玻璃橱柜里摆着“陪嫁”的银器和茶具。会客室里还有三盏装饰灯，一个比一个大。在没有窗户的黑暗的卧室里，除了一张大床之外，还有箱子和衣柜，散发出一股叶子烟和臭虫药粉的气味。这三个房间老是空着，而他们一家却都挤在那间小饭厅里，互相妨碍。八点钟，喝过早茶，兄弟俩立刻把桌子摆好，在桌子上面摆上白纸、制图仪器、铅笔和绘图墨水，一个在桌子这头，一个在桌子那头，开始工作起来。桌子摇摇晃晃，占了整个一间屋子。这时，保姆和女主人从儿童室走出来，轻轻碰到桌角上。
“你们别在这里瞎晃悠！”维克托喊道。
女主人委屈地哀求丈夫说：
“瓦夏，告诉他，别让他冲我吼叫！”
“那你就别摇晃桌子了。”男主人和气地劝说道。
“我有身孕，这地方又这么窄……”
“那我们就到大厅里去干活。”
可是，女主人火了，叫道：
“天哪，哪有在大厅里干活的？”
马特连娜·伊万诺夫娜老太婆从厕所门后边探出那张狞恶的、被炉火烤红的脸来，大声喊道：
“喂，瓦夏，你瞧瞧，你在干活，四间屋子还不够她产崽子的。格列别[15]来的贵妇人，笨蛋一个！……”
维克托幸灾乐祸地笑着，男主人喊道：
“够了！”
可是儿媳妇伶牙俐齿，用恶毒刻薄的话劈头盖脸地冲婆婆甩过来，然后倒在椅子上，哼哼唧唧地说：
“我走！我去死！”
“你们别打搅我干活，活见鬼！”男主人大声斥责道，气得脸色发白。“简直是座疯人院——为了你们，为了养活你们，我拼死拼活地干！哼，凶母鸡……”
起初，这些争吵使我害怕，特别是当女主人抓起餐刀，跑进厕所，锁上门，在里边发疯似的大声吼叫时，我简直吓坏了。屋子里安静下来，后来，男主人两手抵住门，弯下身子，冲我喊道：
“爬上去，把玻璃打碎，把门钩从扣环里摘下来！”
我麻利地跳到他背上，打碎了门上边的玻璃，可是当我把身子弯下去时，女主人用刀柄使劲敲我的脑袋。可我还是把门打开了。于是，男主人一边打一边把妻子拉到饭厅，夺下她手里的餐刀。我待在厨房里揉着挨了打的脑袋，忽然猜到，我是白受苦了：刀子原来是钝的，甚至连面包也切不开，那么皮肤更是割不破了。当时我也不必爬到主人背上，只要站在椅子上就轻而易举地把玻璃打碎了，而且，大人的胳膊长，他去摘门钩更方便。自这件事以后，我就不再害怕他们的吵嘴打架了。
兄弟俩参加了教堂唱诗班。有时，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小声唱。哥哥唱男中音：
亲爱的姑娘送给我一枚戒指
我却把它掉进了海里……
弟弟用男高音接唱：
连同这枚戒指
我毁掉了人生幸福。[16]
儿童室传来女主人轻轻的喊声：
“你们俩发疯了？孩子在睡觉呢……”
又说：
“瓦夏，你都结婚了，大可不必姑娘不离口地唱呀唱，这是何苦呢？再说，彻夜祈祷的钟声就要敲响了……”
“那我们唱教堂里唱的……”
可是，女主人提醒说，教堂里唱的可不能随处乱唱，何况这里……她富于表情地用手指了指那个小门。
“得把住房调换一下，要不然——真岂有此理！”男主人说。
他也没少说得换一张桌子，这话他一说就是三年。
听他们谈论别人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鞋店——那里也是这一套。我知道，这家主人也认为自己是这座城里的上等人物，他们最懂得为人处世的规范，并根据我所不明白的这些规范，毫无怜悯心地、残酷无情地对别人评头论足。这种评判，引起我强烈的厌倦和懊恼，反对和破坏他们这套规矩，我觉得很开心，很过瘾。
我每天要干的活儿很多，简直就是女仆。每星期三擦洗厨房的地板，清洗茶炊和铜器；每星期六擦洗各个房间的地板和两座楼梯。还要劈柴、搬柴生炉子、洗餐具、洗菜、跟女主人去市场，跟在她后面提篮子，跑店铺，跑药房。
我的顶头上司就是外婆的妹妹，一个爱大吵大闹、脾气暴躁的老太婆。她每天早上六点左右起床，匆匆洗一把脸，只穿一件衬衣，便跪在圣像前，向上帝抱怨自己的生活，抱怨儿子和媳妇。
“上帝啊！”她唏嘘地感叹道，把三个手指捏在一起，按在前额上。“上帝啊，我什么都不求，什么都不要。只求你赐我休息，用你的力量使我得到安宁，上帝啊！”
她那悲凄的叫声把我吵醒了。我从被子底下望着她，提心吊胆地听着她热烈的祈祷。从厨房的窗户里，透过被雨水浇湿的玻璃望去，秋天的早晨雾蒙蒙的。在清冷的昏暗中，只见一个灰色的身影跪在地板上，忧虑不安地来回晃动着手。她那稀稀落落的浅色头发披散到脖子和肩膀上，小脑袋上戴着破头巾，头发老是滑落下来。老太婆急躁地用左手整一整头巾，含混不清地嘟哝说：
“唉，真该死！”
老太婆使劲地拍打自己的前额、肚子和肩膀，发狠地小声说：
“上帝啊，请看在我的份上，惩罚我的儿媳妇吧。把我所受的一切屈辱，都报应在她身上吧！请你让我的儿子睁开眼睛，看看她，看看维克托鲁什卡！上帝啊，保佑维克托鲁什卡，赐福于他吧……”
这时，维克托鲁什卡正在厨房里的高板床上睡觉。他被母亲的哀怨声吵醒了，用懒洋洋的声音喊道：
“妈，您又一大早就大嚷大叫了！真要命！”
“好啦，好啦，你睡吧。”老太婆负疚地喃喃说。她默默摇晃着身子，大约一两分钟光景，冷不丁地又心怀仇恨地高声喊道，“让他们个个都挨枪子儿，死无葬身之地吧，上帝……”
即使我的外公祈祷时，也没有说过这么吓人的话。
她一边祈祷，一边把我叫醒：
“快起来，要想睡懒觉，往后就别住在这里了！……烧上茶炊，把劈柴抱来。昨晚上把引火柴准备好了吗？哼！”
我拼命地尽快把一切做好，为的是不要听老太婆絮絮叨叨的埋怨。可是，要想做到使她满意是不可能的。她在厨房里跑来跑去，像冬天的暴风雪似的，而且不住地抱怨，怪声怪气地嘘叫：
“小点儿声，鬼东西！要是把维克托鲁什卡吵醒，我可要给你个厉害瞧瞧！快到铺子去一趟……”
平时吃早茶，总是买两磅白面包，另外给年轻的女主人买两戈比的劣质小面包。每当我买回面包，两个女主人总是疑神疑鬼地把面包看来看去，放在手上掂掂分量，问道：
“没有添头吗？没有？那好，你把嘴张开！”于是她们得意地叫喊道，“你把添头吃了，瞧，牙缝里还有渣子呢！”
……我很乐意干活——清除房子里的垃圾泥污，擦铜器、通风小窗和门把手，这些活我都喜欢干。我不止一次听到那两个女人在不吵架的时候这样说我：
“挺肯干的。”
“也爱清洁。”
“就是太粗鲁。”
“嗨，妈呀，谁教养过他呢！”
她们两个都想培养我对她们的尊敬，可是我把她们视为疯子，不喜欢她们，不听她们的话，跟她们说话总是针锋相对。年轻的女主人大概发觉有些话对我不起作用，所以常常说：
“你应该记住，你出身寒微！我送过你母亲一件丝绸斗篷，还是镶珠边的呢！”
有一次，我对她说：
“为了这件斗篷，莫非要我把身上的皮揭下来还您不成吗？”
“天哪，你要放火啦！”女主人惊惶失措地大声喊道。
放火，为什么要放火，我简直惊呆了。
她们俩常常在男主人面前告我的状，于是男主人严厉地对我说：
“喂，你小子可要当心点！”
但是有一次，他冷冰冰地对妻子和母亲说：
“你们可真行啊！拿一个小孩子当骟马使唤，要是换了别人早就逃跑了，要么干脆累死……”
听了这番话，两个女人气得直掉眼泪，妻子跺着脚，火冒三丈地大声喊叫：
“怎么能当着他的面这样说话呢，你这个长头发傻瓜！我以后还怎么使唤他呢？我还怀着身孕呢。”
母亲哭哭啼啼地说：
“愿上帝饶恕你，瓦西里，你记住我的话，你会把这孩子宠坏的！”
当她们怒气冲冲地离开之后，男主人厉声地对我说：
“看见了吧，鬼东西，因为你都闹翻了天！我马上打发你走，找你外公去吧，重新捡破烂去吧！”
我忍受不了这种屈辱，说道：
“当捡破烂的也比在你们这里过得好！收了我做学徒，可是您教我什么了？成天倒脏水……”
主人一把揪住我的头发（他很小心，揪得不疼），看着我的眼睛，惊诧地说：
“脾气倒不小！我可不吃这一套，小伙子，不……不……”
我以为会把我撵走，可是过了一天，他手里拿着厚厚一卷纸、铅笔、三角板和尺子，来到厨房。
“餐刀擦干净了，把这个画下来！”
一张纸上，画着一座有许多窗户和雕塑装饰的两层楼的正面图。
“给你圆规！把所有的线都测量一下，在纸上把线的两端各画上一个点，然后用尺子照着，用铅笔画出两点之间的线。先横着画，画出的线叫做水平线，接下来竖着画，这叫做垂直线。动手画吧！”
让我干这种干净的工作，开始学艺，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是，我怀着虔敬的恐惧看着纸和工具，不知从何下手。
然而，我立刻洗干净了手，坐下来学习。我在纸上画出一条条水平线，检查了一遍——挺不错！虽然多画了三条线。接着，又画好了垂直线，可是一检查，我惊讶地发现，房子的正面七扭八歪，窗户也画歪了，其中一扇窗户悬在墙外，跟房子并在了一起，简直不像样子，门廊也画高了，快挨到了第二层，墙檐安到了房顶中间，天窗开在了烟囱上。
我几乎含着眼泪，久久地看着这无法挽救的怪物，试图弄明白怎么会搞成这样。可怎么也弄不明白，于是我决定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行修改。我在房子正面的屋檐上和房脊上画上了乌鸦、鸽子和麻雀，在窗前的地上画了一些罗圈腿的人，打着伞，但这伞并不能完全掩饰他们的丑陋。然后我在整个画面上画了一些斜线，把作品拿去交给师傅。
他高高地扬起眉毛，挠挠头，问道：
“这是什么呀？”
“天正在下雨，”我解释说，“下雨的时候，所有的房子看上去都是歪斜的，因为雨本身就是歪斜的。小鸟——你看，这些都是小鸟——躲在房檐底下。下雨时，它们往往是这样。而这些是人，他们正急急忙忙地往家里跑。你看，这位太太跌倒了，这个是卖柠檬的……”
“太感谢啦！”主人说道，把身子俯在桌子上，头发在纸上扫来扫去，哈哈大笑起来，高声喊道，“哎呀，真该狠揍你一顿，捣蛋鬼！”
女主人来了，挺着像只木桶似的大肚子。她看了看我的作品，对丈夫说：
“你得狠狠抽他一顿！”
但是主人温和地说：
“没关系，我刚开始学的时候，还不如他……”
他用红铅笔标出歪歪斜斜的正面图，又给了我几张纸。
“再来一次！就画这个平面图，直到画好为止……”
我画的第二幅草图好多了，只有一扇窗安到了门廊上。可是我不喜欢让房子空着，于是我就让各种各样的人住进房子里：窗口坐着一些手拿扇子的太太和吸着烟卷的男伴，其中一个没有吸烟，让大家看他的长鼻子。大门口站着一个车夫，一条狗卧在地上。
“你为什么又胡乱涂抹？”主人生气地问。
我向他解释说，没有人居住的房子显得太冷清，可他骂了我一顿。
“这统统见鬼去吧！如果你想学的话，就认认真真地学！你这纯粹是瞎胡闹……”
我终于画好了一张跟原稿一样的正面图，他很高兴。
“你看，学会了吧！看来，这样下去一定会成功的……”
他给我留了作业。
“制一幅住宅平面图：画出各个房间，合理地安排门窗，让它们各在其位。我什么都不告诉你——自己干吧！”
我来到厨房，苦思冥想起来——从哪里下手呢？
可是我对绘图手艺的学习，到此中断了。
老主妇走到我跟前，恶狠狠地问：
“你还想学习制图？”
她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脸撞在桌子上，以致把鼻子和嘴都弄破了。她跺着脚，一把抓过图纸，撕了个粉碎，把桌子上的绘图工具使劲地摔到地上，然后双手叉腰，扬扬得意地叫喊道：
“给你，画去吧！不行，这办不到！让外人把本事学去，而把自己唯一的骨肉兄弟撵走吗？”
男主人跑来了，他的妻子也晃晃悠悠地跟过来。于是，一场猛烈的大吵大闹开始了。他们三个人跑来跑去，互相碰撞，啐唾沫，哭叫。当两个女人死去活来地哭闹起来时，男主人对我说了这样的话，才算罢休。
“你把这个先停下来，不要学了。你看看，闹成什么样子了？”
我觉得他很可怜，一副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的窝囊样儿，成天被婆娘们的吵闹弄得晕头转向。
我早就知道，老太婆不愿我学制图，故意给我捣乱。每次坐下来学习制图之前，我总是先问问她：
“还有活要干吗？”
她阴沉着脸回答说：
“有活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你就待在桌子那边，瞎鼓捣吧……”
不一会儿，她便支使我到这儿到那儿，要么就说：
“前面的楼梯扫干净了吗？犄角旮旯里净是垃圾、尘土！快去，打扫打扫……”
我去看了看——根本没土。
“你敢跟我顶嘴？”她喊道。
有一次，她把克瓦斯[17]泼到我所有的图纸上。还有一次，她把圣像前的灯油倒在图纸上。她像个小姑娘，常常搞恶作剧，耍小孩子的诡计，但又像孩子那样幼稚得不会掩饰。我从未见过像她这种人，动怒发火对于她简直是易如反掌，迅速莫测，对一切人，一切事她都好挑眼，看不惯，简直像上瘾似的。一般地说，人们都爱抱怨，但是她抱怨起来像唱歌一样，简直是一种特别的享受。
她非常疼爱小儿子，爱得近乎疯狂，她那股劲头使我感到可笑又可怕，我只能把这股劲头叫做忘乎所以。常常有这样的事，做完晨祷，她站在炉前的小台阶上，胳膊肘靠在床边，嘴里热烈地叨咕着：
“我的儿子，你是上帝不常有的恩宠，是妈的心肝宝贝，你热情、纯洁，像金刚石，像天使翅膀上的一根羽毛那样轻盈！你在睡觉——睡吧，我的孩子，做个快活的梦，梦见你的心上人。你的心上人是天下第一美人，是公主，是富翁、商贾的女儿！愿你的仇人在娘胎里就死掉，愿你的朋友长命百岁，愿姑娘们成群结队地追随你左右，像一群母鸭追逐一只公鸭那样！”
听了这些话，我忍不住发笑：维克托生性粗鲁懒惰，像只啄木鸟——满脸雀斑，大鼻子，又固执又迟钝。
有时候，母亲的声音把他吵醒了，他就迷迷糊糊地嘟哝说：
“妈，见您的鬼去吧，老冲着我的脸瞎咕噜什么呀！叫不叫人活了！”
有时，她顺从地从台阶上下来，笑着说：
“喏，睡吧，睡吧……说话没轻没重的东西！”
但有时也有这种情况：她把两腿弯曲起来，在炉边上啪地碰一下，张开嘴，大声地吁吁喘气，好像舌头被烫了一下似的，说出一串辛辣刻毒的话：
“什……什么？你叫你妈滚开，狗崽子？哎哟，你个见不得人的丑东西，该死的刺儿头，是魔鬼把你硬塞到我怀里的，你怎么不在出生前就死掉呀！”
她说的那些肮脏下流、街道醉鬼才说的话，让人听了恶心。
她睡觉很少而且不安生，有时候一晚上起来好几次，挨着我躺在长沙发上，把我弄醒。
“您怎么了？”
“别说话，”她小声说道，一边画着十字，仔细望着黑暗中的什么东西。“上帝啊……伊利亚先知……受苦受难的圣徒瓦尔瓦拉……保佑我免于暴死吧……”
她用颤抖的手点上一支蜡烛。她那长着大鼻子的圆脸紧绷着，惊慌不安地眨着灰眼睛，仔细望着被昏暗改变了模样的东西。厨房很大，可是摆满了柜子和箱子，夜里看上去并不大。厨房里洒满了宁静的月光，圣像前长明灯的火苗颤动着，挂在墙上的餐刀犹如冰柱一般闪闪发亮，搁板上放着黑乎乎的煎锅，像一张张没有眼睛的假面具。
老太婆小心翼翼地从炉台上爬下来，那样子就好像从河岸上下到水里去似的，光着脚，啪嗒啪嗒地向角落走去。在那里，泔水盆上方挂着一个带耳把的悬壶洗手器，那样子很像一个被砍下来的脑袋，旁边还有一只盛着水的水桶。
她一边喘着气，一边咕嘟咕嘟地喝水，然后透过玻璃上一层浅蓝色的霜花，从窗户里往外望着。
“饶恕我吧，上帝，饶恕我吧。”她低声乞求道。
有时候，她把蜡烛熄灭，跪在地上，委屈地喃喃道：
“谁会爱我呢，上帝，谁会需要我呢？”
她爬到炉台上，对着烟囱口画了个十字，用手摸索着，看风门是不是关严实了。她沾了两手烟黑，便破口大骂，不知怎么，又一下子睡着了，似乎一种神秘的力量要了她的命。当我受了她的窝囊气时，我常常这样想：幸亏外公没有娶她，不然的话，少不了挨她的骂！不过，她也难逃责罚。她经常欺侮我，但也有这样的时候，她那张胖得发圆的、鼓鼓囊囊的脸变得阴沉沉的，眼睛泪汪汪的，令人信服地说：
“你当我活得容易吗？生了孩子，照看他们，把他们一个个抚养成人，图个什么呢？你看，我现在给他们当老妈子，我这是在享福吗？儿子娶了老婆忘了娘，这好吗？啊？”
“不好。”我真心诚意地说。
“啊哈？说的就是嘛……”
于是，她厚颜无耻地说起了自己的儿媳妇：
“我跟儿媳妇一起洗澡，看见了她的身子！真不知道他看中了她什么？这种女人也能叫做美人吗？……”
关于男女关系，她讲的那些脏话简直不堪入耳。起初，她的话使我感到极其厌恶，不久，我便习惯了，怀着很大的兴趣用心听她讲，觉得这些话的背后有一种令人痛苦的真理。
“女人就是一种力量，她连上帝都骗过了，想不到吧！”她絮絮叨叨地说，一边用手掌拍打桌子，“就是因为夏娃的缘故，世人才都得下地狱，你看看！”
谈起女人的力量来，她可以滔滔不绝，没有休止，而我往往觉得，她想拿这些话吓唬什么人。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那句：“夏娃骗过了上帝。”
我们的院子里有一座跟正房一样大小的厢房。两栋房子有八套住所，其中四套住着军官，还有一套住着团队的神父。整个院子里都是勤务兵、传令兵。洗衣女工、女仆和厨娘常常到他们那里去。每家厨房里都不断搞出争风吃醋的风流韵事和悲剧，经常听到哭骂声、打闹声。那些士兵之间互相打架，还跟房东家的挖土工人和其他干活的人打架，他们还打女人。院子里老是闹哄哄的，都是因为贪淫好色，纵欲无度——身强力壮的青年人克制不住强烈的肉欲饥渴。这种生活充满了占有者残酷的肉欲、无聊的虐待和下流的炫耀。我的主人们在每顿午餐、晚茶和夜餐时，总要不厌其详地、恬不知耻地议论一番。老太婆对院子里的什么事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讲起来眉飞色舞，幸灾乐祸。
年轻的女主人默默地听着，咧着厚厚的嘴唇发笑。维克托哈哈大笑，男主人皱着眉头说：
“够了，妈……”
“天哪，连话都不叫我说了！”老太婆抱怨道。
维克托鼓动她说：
“讲呀，妈，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反正都是自己人……”
大儿子对母亲又厌恶又可怜，尽量避免跟她单独在一起。如果不巧碰在一起，母亲就对儿子说许多数落媳妇不是的话，并且一定向他要钱。他匆匆忙忙塞给她一个或三个卢布，或者几个银币。
“您要钱没用，妈，不是我舍不得，你要钱真没用！”
“我要钱布施叫化子，我去教堂还要买蜡烛……”
“得了，哪里有什么叫化子！维克托非得叫您给惯坏不可。”
“你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不爱，真是作孽啊！”
他不耐烦地走开了。
维克托一向对母亲粗暴无礼，不是嘲笑就是挖苦。他非常贪吃，老是喊饿。每逢星期日，母亲都做油煎饼，总是留出几个，藏在瓦罐里，放在我睡觉的长沙发底下。做完午祷回来，维克托拿出瓦罐，嘟哝道：
“你就不能多留几个吗，大掌柜！”
“你快吃吧，别让人看见……”
“我偏要说出去，说你偷了油煎饼，给我留着。嘿，这就叫捉双！”
有一次，我拿出瓦罐，偷吃了两个油煎饼，维克托因此打了我一顿。他不喜欢我，正像我不喜欢他一样。他经常捉弄我，让我一天给他擦三次皮靴。他躺在床上时，使劲摇晃床板，往板缝里啐唾沫，千方百计想啐到我头上。
维克托的哥哥常常说“凶母鸡”，他大概是学哥哥的样儿，也常常说一些俗语，但这些俗语简直荒谬之极，无聊透顶！
“妈，从右向后转！我的袜子在哪儿？”
他常常拿一些愚蠢的问题刁难我。
“阿廖什卡，你来回答：为什么‘蓝色’要这么写？为什么‘海枣’要这么读？为什么读作‘大钟’，而不读‘木桩旁’，为什么说‘到树那边’，而不说‘我在哪里哭泣’？”[18]
我不喜欢他们这样说话。我从小受到外婆和外公优美语言的教育和熏陶，起初根本听不懂这样一些不能在一起搭配的词句，譬如“可笑得吓人”，“想吃到死”，“快活得可怕”。我认为，可笑的并不一定就吓人，快活的并不一定就可怕，人人都要吃饭，直到死的那天为止。
我问他们：
“难道可以这样说吗？”
他们开口骂道：
“看呀，好一位老师！等着瞧吧，非采下您的耳朵不可……”
可是“采下耳朵”这句话我觉得也别扭，因为只有草、花、榛子才可以说采。
他们试图向我证明，耳朵也可以采下来，但这没有使我信服，于是我得意地说：
“到底没有把耳朵揪下来吧！”
周围有那么多残忍的胡作非为和卑鄙下流的可耻勾当——比库纳维诺区满街的“窑子”和“窑姐儿”还要多得多。在库纳维诺区，那种下流和胡作非为的背后似乎有一种东西，可为这种不可避免的下流和胡作非为作解释，那就是忍饥挨饿的艰难的生活和繁重的劳作。这里的人们却饱食终日，轻松悠闲，他们的工作就是令人费解的、毫无必要的无谓瞎忙。而且这里的一切都有一种带讽刺意味的、令人恼火的沉闷无聊。
我在这里的生活很糟，但比这更糟的是外婆每次来看我时，我心里出现的那种痛苦的感觉。她总是从后门进来，走进厨房时，面向圣像画十字，然后向妹妹弯腰鞠躬，就是这个鞠躬，犹如千斤重担一样压得我喘不上气来。
“噢，是你呀，阿库利娜。”女主人总是这样漫不经心地、冷若冰霜地接待外婆。
我没有认出外婆：她谦卑地紧闭着嘴，脸孔变得认不出来，她在门口泔水桶旁边的长凳上轻轻坐下，像干了错事似的，默不作声，恭顺地小声回答着妹妹的提问。
这令我痛心，于是我生气地说：
“你怎么坐在这里呀？”
她温和地向我使了个眼色，用教训的口吻说：
“你少多嘴，在这里你可不是主人！”
“他老爱管闲事，不管是打还是骂，他就是不改。”女主人开始告状了。
她常常幸灾乐祸地问姐姐：
“怎么样，阿库利娜，还是靠乞讨度日吗？”
“这算不了什么……”
“只要不怕丢脸，这倒也算不了什么。”
“据说，基督也讨过饭呢……”
“这种话都是那些蠢货、异教徒瞎说的，可是你，老傻瓜，也听信这胡说八道！基督不是乞丐，是上帝的儿子，他享有荣耀。据说他来到世上是要审判活人和死人——连死人也要审判。请你记住！这是躲不过他的，老婆子，哪怕是烧成灰烬……从前，你们有钱的时候，我向你们求助，可是……基督一定会替我报应你和瓦西里[19]的傲慢的……”
“我可是尽力帮助过你的，”外婆镇静地说，“你知道，上帝已经给我们报应了……”
“太少了！太少……”
她用她那三寸不烂之舌喋喋不休地奚落了外婆一顿，弄得外婆心烦意乱。我听着她那恶言恶语，心里又难过又困惑：外婆怎么能忍受得了这口恶气呢？在这种时候，我就不喜欢她。
年轻的主妇从房间里出来，客气地向外婆点头。
“请到饭厅里去吧，没关系，去吧！”
外婆的妹妹冲外婆的背影叫嚷道：
“把脚擦干净！乡下人总是一把泥一把水的！”
男主人见到外婆显得挺高兴。
“噢，绝顶聪明的阿库利娜，过得怎么样？卡希林老人家还好吧？”
外婆露出由衷的微笑。
“你还是这么辛辛苦苦地干呀？”
“天天都这么干！像个囚犯。”
外婆跟他谈话很亲切，很投合，但却不失长辈风度。有时，他也提到我的母亲：
“是啊，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真是个有骨气的女人，像个男子汉，不是吗？”
这时，他的妻子转向外婆，插话说：
“您还记得吗，我送过她一件黑色的丝绸斗篷，还是带珠边的？”
“怎么不记得……”
“那件斗篷还完全是好好的呢……”
“是啊，是啊，”男主人喃喃说，“什么斗篷啊、棕榈啊，生活可是个大混蛋！”[20]
“你说什么？”妻子多疑地问。
“问我吗？没什么……快活日子好过，好人易逝……”
“我不明白，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女主人担心地问。
后来，他们领外婆去看望新生儿，我收拾桌上的脏茶具。这时，男主人小声地、若有所思地对我说：
“你的外婆是个好人……”
我深深感谢他这句话，可是剩下我和外婆单独在一起时，我痛心地对她说：
“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为什么呀，你明明看得见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唉，阿廖沙，我什么都看得见。”她回答说，一边望着我，非常好看的脸上露出善意的微笑。可是我却感到很惭愧：当然，她什么都看得见，什么都知道，甚至连我现在心里想的什么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她十分小心地回头看了看是否有人来，然后把我搂在怀里，亲切地说：
“如果你不在这里，我是不会来的。我找他们干什么？你外公病了，我成天伺候他，没有干活，没有钱了……还有，我儿子米哈伊尔把萨沙赶出来了，我现在还得养活他。他们说好一年给你六个卢布，所以我琢磨着，他们现在至少也得给一个卢布吧？你都在这里干了半年了……”然后，她凑到我耳边低声说：“他们叫我教训你一顿，责骂你一顿，说你不听话。你要想在人家这里待下去，小宝贝，就得忍耐，忍耐一两年，直到你长大成人。你一定要忍耐，啊？”
我答应外婆要忍耐，可是做到这一点很难。这种一贫如洗、浑浑噩噩、一切都是为了糊口而忙碌的生活，使我感到压抑，就好像生活在梦中一样。
有时我想：应该逃跑！可是正值该死的冬天，每天夜里，暴风雪肆虐，阁楼上寒风呼啸，屋架冻得紧缩起来，发出喀喀的响声——往哪里逃呢？
他们不许我出去闲逛，而且我也没有时间闲逛：冬天白昼短，不知不觉便在忙忙碌碌的家务中飞快地过去了。
但教堂我是必须去的。每逢星期六，我都去做彻夜祈祷，节日里要去做晚祷。
我喜欢上教堂。我爱站在一个空阔的昏暗角落里，远远地望着圣像壁——它仿佛在烛光中慢慢融化，变成一道道浓烈的金色溪流，流到读经台灰色的石砌地板上。圣像那深色的影子轻轻摇晃，圣幛的金色花边快活地飘摆，烛光好像金色的蜜蜂，在淡蓝的空中悠悠颤动，而妇人们和姑娘们的脑袋宛如花朵一般。
周围的一切与唱诗班的歌声和谐地融会在一起，一切都像童话般那样神奇，整个教堂犹如一张摇床，在像焦油一样的黑漆漆的空间慢慢地摆动。
我有时觉得，教堂深深沉入湖中，从地面上消失了，去过一种特别的、标新立异的生活。这种感觉大概是我听了外婆讲的基捷日城的故事之后所产生的，而且我常常跟着周围的东西一起迷迷糊糊地摇晃着身子，被唱诗班的合唱声、沙沙的祈祷声和人们的叹息声弄得昏昏欲睡，默默地背诵着旋律优美、哀怨悲戚的故事。
复活节晨祷的时刻，
一队可诅咒的鞑靼人，
穷凶极恶地
闯进光荣的基捷日城……
啊，主啊，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圣母！
啊，保佑您的奴仆吧，
让他们平安做完早祷，
让他们专心聆听圣书吧！
啊，不要让那些鞑靼人
亵渎神圣的教堂，
不要让妻子女儿们蒙受耻辱，
不要让幼童心灵受创，
不要让老人横遭杀戮！
啊，圣明的上帝听见了，
慈悲的圣母听见了，
听见了人们的诉苦，
基督的哀矜。
于是，圣明的上帝发话了，
告诉大使者米哈伊尔：
“去吧，米哈伊尔，
掀起基捷日的大地震，
让整个城市沉入湖底。
让人们在那里祈祷吧，
日日夜夜，年年月月，
既不休息，也不疲劳，
从晨祷直至彻夜祈祷，
让教堂神圣的礼拜，
永生永世，万代千秋！”
那几年，我脑子里装的尽是外婆的诗歌，就像蜂房里装满了蜂蜜。我甚至连想事的时候，也套用外婆的诗歌形式。
我没有在教堂里做祷告，因为我不好意思在外婆的上帝面前重复外公那些愤愤不平的祷告词和哀伤的赞美诗。我坚信，外婆的上帝不喜欢这些祷告词和赞美诗，正如我不喜欢它们一样，而且这些书上都有，就是说，像所有识字的人一样，上帝已经将它们熟记于脑了。
因此在教堂里，每当我为某件事情而生出一丝淡淡的惆怅或是过去一天中的一些小小的屈辱刺痛和扰乱我的心时，我就努力编造自己的祷词。只要一想起令人不快的命运，那些话便自然而然地、毫不费力地变成诉苦：
天哪天哪，我好寂寞！
但愿我能快快长大！
不然，这种生活无法过，
宁愿上吊把命毙——饶恕我吧，上帝啊！
学徒如今一场空，
马特连娜鬼婆娘，
冲我吼叫似恶狼，
再活下去——令我更悲伤！
我编的许多祷词，至今仍记忆犹新——小时候脑子里想出来的东西像一道道深深的疤痕留在心里，一辈子也无法平复。
在教堂里挺好，可以得到休息，就像在森林和田野里那样。已经受过许多屈辱、被丑恶粗暴的生活所玷污的幼小心灵，在这些朦胧炽烈的幻想中被洗涤干净了。
但是，我只在最寒冷的天气或是暴风雪肆虐的日子里才上教堂。每当这种时候，天空就好像冻住了，风卷着密密层层的雪花漫天飞舞，雪堆下边的大地仿佛也冻结了，永远不再复活，不再苏醒。
在静悄悄的夜晚，我最喜欢沿街在城里漫步，到很远很远的僻静的地方去。有时候走在街上，宛如展翅飞翔；独自一人，好像天空的月亮；自己的影子在面前徐徐移动，遮住了雪地上闪烁的光点，可笑地撞在街道护栏和板墙上。一个守夜人在街心走着，手里拿着哐啷作响的报更用具，穿着厚重的皮袄，身边有一条狗，抖动着身子。
这个笨拙的人像个狗窝——他从院子里出来，沿着大街，不知要走到哪里去。狗显出一副难过的样子，不情愿地跟在他身后。
有时候，要是碰见一些快乐的小姐和她们的男伴，我便想，他们也是在做彻夜祈祷时溜出来的。
有时，从灯光明亮的窗户上的通风小窗里，悠悠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气味，弥漫在清洁的空气中。这是一种奇妙的、从未闻到过的气味，暗示着我所不知道的另一种生活。站在窗户底下，闻一闻，听一听，猜一猜：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住在这所房子里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教堂里正在做彻夜祈祷，而他们却在开心地喧闹、放声欢笑，弹奏一种特别的吉他，铜弦的铮铮声从通风小窗里传出来。
在人烟稀少的季洪诺夫街和马尔特诺夫街拐角上，有一座矮小的平房，引起了我特别的兴趣。这座房子是我在谢肉节前夕的一个冰雪融解的溶溶月夜意外碰上的。一种非同寻常的声音，带着热气从正方形的通风小窗里缓缓地传出来，好像有个体魄强健而善良的人闭着嘴在唱歌。歌词听不清楚，但我觉得这首歌熟悉极了，明白极了，铮铮的琴声妨碍了我，令人讨厌地打断了轻曼悠扬的歌声。我在护栏上坐下来，脑子里想象这一定是用一种大音量的提琴奏出来的，因为这首曲子几乎使人感到难受。有时，这首曲子奏得特别雄壮有力，仿佛震得整个房子都在颤抖，窗玻璃哗啦作响。冰水从屋顶上滴下来，泪水也从我眼睛里涌出来。
守夜人悄悄地走到我跟前，把我从护栏上推下来，问道：
“你在这里干什么？”
“听音乐。”我解释道。
“管你听不听呢！走开……”
我飞快地绕着这段街道跑了一圈，又回到了窗户底下，但房子里的弹奏已经停止了，热闹的欢声笑语从通风小窗里传到大街上，无论如何，这欢悦的喧闹不像我刚才仿佛在梦中听见的那种幽怨凄婉的音乐。
差不多每个星期六我都跑到这座房子跟前。但只有一次，那是在春天，我在那里又听到了大提琴声——几乎不间断地一直奏到午夜。我回到家里，挨了一顿揍。
披着冬夜的繁星，悠悠走在阒无人迹的街上，这使我增长了许多见识。我特意选择了远离中心区的大街，因为在中心区路灯多，我会被主人家的熟人发现，到那时，主人就会知道我没有去做彻夜祈祷。最碍手碍脚的是那些酒鬼、警察和妓女。在远处的大街上，如果屋子的窗户没有结上厚厚的冰花和里面没有放下窗帘的话，便可以往里窥视。
我从那些窗户里，看到的景致可谓五花八门：有做祈祷的，有接吻的，有打架的，有玩牌的，还有忧心忡忡地低声交谈的。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幅无声而冷漠的人生全景图，就像花一个戈比看看西洋镜。
我看见在一个地下室里，有两个女人，一个年轻的，一个年纪稍大一些，坐在桌子跟前。一个长头发的中学生坐在她们对面，正在给她们读书，一边挥动着手。年轻的那个冷峻地蹙紧眉头，靠在椅背上听着。年纪稍长的那个——面庞清秀、头发蓬松——突然用手捂住脸，肩膀瑟瑟颤抖起来，中学生立刻把书放下了。而当年轻的那个霍然站起，跑开去的时候，中学生一下子跪倒在头发蓬松的那个女人面前，吻起她的手来。
在另一家窗户里，我偷看到一个大胡子的男人，让一个穿红上衣的女人坐在自己腿上，像哄孩子似的摇着她。他瞪着眼睛，大张着嘴，好像口中唱着什么。她笑得浑身像筛糠似的抖动，身子后仰，两脚乱蹬。那男的把她身子弄正，重新开始唱，她又大笑起来。我看了他们好半天，直到我明白他们准备这样通宵作乐时，我才走开。
有许多这样的情景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而且我经常由于被这些情景所吸引而回家晚了。这引起了主人们的怀疑，于是他们盘问我：
“你去哪个教堂了？哪个神父当主持？”
他们认识全城所有的神父，知道什么时候该读福音书的哪一章，他们什么都知道，抓我撒谎，对他们来说易如反掌。
婆媳俩所崇奉的是我外公的那位性情暴烈的上帝，这位上帝要求人们对他心怀敬畏。两个女人经常把他的名字挂在嘴上，甚至吵架的时候，她们还互相威胁：
“等着瞧！上帝会惩罚你的，他会叫你变成罗锅儿，贱货！……”
大斋节第一周的星期日，老太婆烤了煎油饼，但是都烤煳了。她被火烤得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喊道：
“哎，真该死……”
忽然，她闻了闻煎锅，脸色阴沉下来，把煎锅的活把往地上一扔，号哭起来：
“我的老天爷啊，煎锅有荤腥味，不洁净啊，星期一吃斋的那天，我没有把它烧干净，天哪！”
她跪下来，含着眼泪乞求道：
“上帝啊，饶恕我这该死的老婆子吧，看在你受难的分上！不要惩罚我这老傻瓜，上帝啊……”
烤煳的油煎饼都给狗吃了，煎锅烧干净了，可是吵架时儿媳妇还是不依不饶地对婆婆大加指责：
“吃斋的时候，您还用荤油煎锅烤东西……”
她们把自己的上帝硬拉进一切家务琐事中，拉进自己狭隘生活的各个角落。因此，这种贫乏浅陋的生活具有了表面上的意义和重要性，好像是在为最崇高的权力者献身。这种把上帝拉进无聊小事中的做法使我感到十分压抑，我总觉得有人在暗中监视我，不由自主地要向各个角落张望。夜晚，一种恐惧紧紧笼罩着我，令人发瘆。这恐惧来自厨房的一角，那里燃着长明灯，供奉着黑色的圣像。
格架旁边有一个大窗户，当中一根立柱把窗框一分为二。深邃无底的蓝色天空像一个大洞，向窗户里窥探，好像这屋子、厨房和我都悬挂在这个空洞边缘，只要一有动作，这一切就会统统掉进这个冷冰冰的蓝色窟窿里，与星星擦身而过，无声无息地跌入死一样的沉寂中，犹如投进水中的一块石头那样被淹没。我一动不动地躺了好半天，不敢翻身，等待着恐怖快快过去。
我不记得我是怎样摆脱开这恐怖的，但是我很快恢复了平静。当然，这是外婆的大慈大悲的上帝帮助了我。我认为，当时我已经体会到一个朴素的真理：我没有干过任何坏事，我无罪受罚，这不合规矩，而对别人的罪孽，我不负任何责任。
午祷我也不去做了，尤其在春天，那股不可战胜的力量硬是不放我去教堂。如果他们给我两戈比的蜡烛钱，让我去教堂，那我就彻底完了，因为我买了一副羊拐子，整个午祷期间，我都在外边玩，不用说，回家肯定晚了。有一次，我竟把给我用来买追荐亡魂名录和圣饼的十个戈比输个精光，不得已，我便偷了执事从圣堂里端出来的别人的圣饼。
我一心只想玩，简直玩疯了，在各种游戏中，我都表现得足智多谋，高人一筹，很快就成了方圆左近几条街上玩羊拐、玩球和玩击木游戏的高手。
大斋节期间，他们非得叫我斋戒不可，我便去邻居多里梅东特·波克罗夫斯基神父那里去做忏悔。我原以为他是个很严厉的人，在许多事情上，我都对不起他，譬如，我用石头砸他家果园里的凉亭，跟他的孩子们作对，总之，他可以向我提出各种惹他不高兴的事来。这使我感到非常不安，当我站在那间简陋的教堂里，排队等待做忏悔时，我的心怦怦直跳。
然而，多里梅东特神父见了我很和善，用埋怨的口吻高声说：
“啊，邻居来了……嗯，跪下吧！你有什么罪呀？”
他在我头上盖了一块厚重的丝绒布，蜂蜡和神香的气味熏得我喘不上气来，令我说话困难，而且也不想说。
“你听大人的话吗？”
“不听。”
“你说——我有罪！”
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说出：
“我偷过圣饼。”
“这是真的吗？在哪里偷的？”神父想了想，不急不忙地问道。
“在三圣教堂、圣母教堂和尼古拉教堂……”
“好啊，在所有教堂里都偷过！兄弟，这不好，这是造孽，明白吗？”
“明白。”
“你说——我有罪！真荒唐。你是偷来吃的吗？”
“有时候是吃，有时候是玩羊拐输了钱，可是我得把圣饼带回家，所以我只好偷……”
多里梅东特神父开始念念有词地低声说着什么，听不清楚。然后又提了几个问题，突然严厉地问道：
“你读过禁书吗？”
当然，我没弄懂他问的是什么意思，反问道：
“什么禁书？”
“你看过不允许看的书吗？”
“没有，我什么也没看过……”
“饶恕你的罪过……起来吧！”
我惊诧地看了一下他的脸——一副沉思而善良的样子。我觉得很尴尬，很惭愧：主人让我来做忏悔时，说了许多有关忏悔的可怕而恐惧的事，说服我诚实地忏悔自己的一切罪过。
“我往您家的凉亭扔过石头。”我说。
神父抬起头，说：
“这也不好！走吧……”
“下一个！”多里梅东特神父连看也没有看我一眼，直接叫后边的人了。
我走了，心头有一种被欺骗、被侮辱的感觉：忏悔时，我觉得那么紧张，那么可怕，而实际上并不可怕，甚至毫无意思！唯一使我感兴趣的是，神父问到的那些我所不知道的书。我想起了在地下室给两个女人读书的那个中学生，想起了“好事儿”——他也有很多厚厚的黑皮书，带有莫名其妙的插图。
第二天，主人给了我十五戈比，派我去领圣餐。今年复活节来得晚，积雪早已融化，街道都干了，路上尘土飞扬。这是一个阳光明媚，令人快乐的日子。
教堂围墙旁边，有一大帮工匠正在不顾一切地玩羊拐赌博。我想，玩一会儿再去教堂也能赶上领圣餐，于是请求那些赌徒说：
“让我参加吧！”
“要想参加，先交一戈比。”一个棕红色的麻脸人傲然说道。
我也同样傲然地说：
“左边第二对，押三戈比！”
“好，把钱押出来吧！”
于是，赌博开始了！
我把十五戈比分开，在长长一排放赌注的地方，把三个戈比押在一对羊拐下边。谁击倒这对羊拐，谁就把钱拿去，要是没打中，他就得给我三戈比。我很走运：两个人瞄准我的注，结果双双没有打中——我从两个成年汉子手里赢了六个戈比。这一下，我的劲头来了……
可是有一个赌徒说：
“看住他，伙计们，别让那小子赢了钱就溜掉……”
我感到受了侮辱，一时怒起，砰砰甩了一句：
“左面最边上一对，押九戈比！”
可是，这没有对那帮赌徒产生明显的作用。只有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男孩喊了一声，警告说：
“大家小心，他是个幸运儿，是星街绘图师的徒弟，我认识他！”
一个瘦削的工匠，根据他身上的气味判断，是个熟皮匠，挖苦地说：
“小鬼头？好……好啊……”
他瞄准我的注，用灌上铅的羊拐不偏不倚地打中了。他俯下身来问我：
“你要大哭大叫吗？”
我回答说：
“右面边上，押三戈比！”
“也归我了。”熟皮匠夸口说，但他输了。
坐庄不能超过三次。我开始打别人的注，又赢了四个戈比和一堆羊拐。可是，当又轮到我坐庄时，我下了三次注，把所有的钱都输光了。这时，午祷也正好结束，钟声响了，人们纷纷走出教堂。
“娶老婆了吗？”熟皮匠问，企图抓我的头发，可是我猛一挣脱，跑开了。我追上一个身着盛装的小伙子，有礼貌地问：
“您领圣餐了吗？”
“领了，您想干什么？”他说，一边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
我求他告诉我，圣餐仪式是怎样举行的，当时神父讲了些什么，如果我在场，我应该做什么。
小伙子板起面孔，用恐吓的声音吼叫道：
“你逃避领圣餐，是异教徒吗？哼，我才不告诉你呢——回家让你父亲剥你的皮吧！”
我跑回家去，认定他们会详细问我，必然会知道我根本没有去领圣餐。
可是，老太婆向我祝贺以后，只问了我一件事：
“你给了掌管圣餐酒的执事多少钱？”
“五戈比。”我随口诌了一句。
“给三戈比就算给他面子了，剩两戈比自己留着呀，呆子！”
……春天来了。每天都变换着新装，一天比一天绚丽多彩、楚楚动人。嫩草和白桦的新绿散发出醉人的清香。我非常想到田野里去，仰面躺在温暖的土地上，聆听云雀啾啾啼鸣。可是我整天刷洗冬衣，把它们装进箱子，切烟叶，掸家具上的灰尘，从早到晚总干那些我不需要的、令人厌烦的事情。
空闲的时候，我完全无事可做——我们这条简陋的街上空空荡荡，到远处去，又不允许。院子里净是脾气暴躁、劳累不堪的挖土工人，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厨娘和洗衣女工。每天晚上，他们都像一群发情的狗一样，在一起厮混，这使我感到厌恶，感到受辱，恨不得变成一个瞎子。
我拿了剪刀和各种颜色的纸，来到阁楼上，剪出各式各样的纸花，装饰在屋子的椽木上……这毕竟算是我苦闷中的一点精神食粮。我心里产生了一个令人忐忑不安的念头，就是一心想要跑到一个什么地方，那里少一些浑浑噩噩，少一些吵吵闹闹，不这么纠缠不休地向上帝诉苦，不这么常常暴跳如雷地责骂别人。
……复活节的星期六，把弗拉基米尔圣母显灵的圣像从奥兰斯基修道院迎到了城里。圣像将在城里停留到六月十五日，并在各教区挨家挨户走访。
在一个非假日的早上，圣像光临我的主人家。当时，我在厨房里刷洗铜器，年轻的女主人慌乱地从屋里叫嚷道：
“快去把大门打开，奥兰斯基修道院的圣母要光临我们家了！”
我急急忙忙跑到楼下，把门打开，浑身脏兮兮的，手上沾满了油污和砖粉。年轻的修士一只手里提着灯笼，另一只手里拿着香炉，轻声说道：
“您还在睡觉呀？帮帮忙……”
两个居民抬着神龛，走在窄小的楼梯上，我走在神龛的一边，用两只脏手和肩膀帮他们扶着。后边是一个个身材魁梧的修士，踏着楼梯，发出橐橐的响声，一边用低沉的声音不情愿地唱着：
“至高无上的圣母啊，请为我们祈祷上帝……”
我心头掠过一丝忧伤，坚信：
“圣母一定会怪罪于我，因为我这么脏就去抬她，我的两只手也一定会烂掉……”
圣像摆放在屋子正面的一角铺着干净床单的两把椅子上，神龛两侧各站一名修士，扶住神龛。两名修士像天使一般年轻英俊——眼睛炯炯有光，脸上喜气洋洋，头发浓密而蓬松。
做了祷告。
“啊，万民称颂的圣母。”一个身材高大的神父高声唱道，不停地用一根红红的手指去摸弄被蓬松头发遮住的胖乎乎的耳垂。
“至尊至圣的圣母啊，大发慈悲……”修士们无精打采地唱道。
我热爱圣母。听外婆讲，大地上的一切鲜花、一切欢乐——一切善良美好的东西——都是圣母种下的，是用来为穷人排忧解难的。当轮到我去吻圣像的手时（我并没有看见大人们是怎样吻的），我深怀崇敬和万分激动的心情，吻了圣像的脸和嘴。
不知是谁用有力的手一把把我推到门边角落里。我记不清修士们是怎样抬着圣像离去的，但我清楚地记得，主人们围着坐在地板上的我，怀着极大的恐惧和忧虑，七嘴八舌地议论说：这孩子将会怎么样呢？
“应该跟那个神父谈谈，他懂得更多一些。”主人说道，然后无恶意地骂我：
“没有教养的东西，不能吻嘴，你怎么连这点都不懂呢？亏你还上过学……”
一连几天，我都这样绝望地等待着——会发生什么事呢？我用脏手抓了神龛，不合规矩地吻了圣像——不会白白放过我的，我必定要受到惩罚的！
可是，圣母大概宽恕了我由于真诚的爱而无意中犯下的罪过。或许，她的惩罚很轻，以致使我在经常受到善良的人们的惩罚中没有觉察出来。
有时，为了故意气一气那老太婆，我便难过地对她说：
“圣母大概是忘了惩罚我了……”
“你等着吧，”她恶毒地说，“我们走着瞧……”
……当我用粉色茶叶包装纸剪成的树叶以及各式各样的东西装饰阁楼上的椽木时，我便用教堂赞美诗的曲调把脑子里随时想到的编成歌来唱，就像加尔梅克人在路上边走边唱那样。
我坐在阁楼上，
剪子手中拿，
把纸剪啊剪……
我呀，鲁莽汉一个，
心里好悲伤！
如若我是狗，
自由跑四方。
眼下人人骂，
忍气又吞声。
别动，住口，你这冒失鬼，
不许说话，不然打你个稀巴烂！
老太婆仔细看了我的杰作，笑了笑，摇着脑袋说：
“你要是把厨房装饰成这样就好了……”
有一天，主人来到阁楼上，一件件看了我的作品，舒了口长气，说道：
“你真有趣，彼什科夫，活见鬼……怎么，你要当魔术师吗？真叫人捉摸不透……”
他给了我一枚尼古拉一世时代的五戈比硬币。
我用细铁丝做了一个抓手，把硬币固定起来，挂在我那些五光十色的装饰品中最显眼的地方，宛如一枚奖章。
可是，过了一天，硬币不见了，铁丝抓手也不见了。我坚信，这一定是那老太婆偷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