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震撼人心的消息如暴风骤雨一般卷入这座小城，“沙皇被推翻了”。
城里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天，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驶进了车站。两个身穿大衣、肩背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袖口上戴着红袖标的革命士兵，从车上走下来。车站宪兵、老上校和卫戍区司令都被他们逮捕了。这下城里人才相信了。数千人沿着冰雪覆盖的道路来到广场。
人们贪婪地听着一些新词语：自由、平等、博爱。
闹闹嚷嚷、充满兴奋与欢乐的几天过去了。一切又复归寂静。现在，在市政厅里执政的是孟什维克和“崩得[1]”分子。一面在市政厅大楼顶上飘扬的红旗——在诉说着已经发生的变化。而其余都一如既往。
冬末，一个近卫重骑兵团驻扎在城里。每天早晨，一连人马到车站去抓从西南战线开小差下来的逃兵。
近卫重骑兵们一个个脸色红润、身体健壮。军官里最多的是伯爵和公爵，他们的肩章是金色的，马裤上镶有银色的绶带，一切都跟沙皇在位时一模一样——就好像根本不曾有过一场革命。
1917年就这样从身边过去了。对于保尔、克里姆卡、谢寥沙来说，什么都没有变。主人还是从前那些人。只是到了多雨的11月份，才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车站上晃动着一些新人的身影，多数是从前线来的士兵，他们都有一个奇特的外号：“布尔什维克”。
这么强有力的称呼究竟是从哪儿来的——谁都不知道。
近卫军很难阻止那些从前线下来的逃兵。车站的玻璃越来越多地被噼噼啪啪的枪炮射击声震碎。逃兵们成群结伙地从前线溃逃下来，遇到阻拦就会用刺刀开路。12月初，逃兵们开始一车一车地涌入小城。
近卫军封锁了车站，想要阻止逃兵。但他们被机枪的嗒嗒声压下去了。已经习惯于死亡的人们从车厢里蜂拥而出。穿灰军装的士兵们把近卫军都赶进了城里后，他们又返回车站。然后，载着逃兵的火车就一列又一列地开走了。
1918年春天，三个好朋友从谢寥沙家出来往回走，他们刚在他家玩完“六十六点”。路上，他们拐进柯察金家的花园。朋友们坐在草地上，都觉得有点儿烦闷。所有玩法都玩过了，都腻了。大家在琢磨怎么消磨这一天好。身后传来一阵马蹄嗒嗒声，只见路上过来一个骑马人。那匹马一下子就跳过了公路和园子中间低矮的篱笆墙。骑马人朝躺在草地上的保尔和克里姆卡挥动着手中的马鞭，说：
“喂，小伙子们，过来！”
保尔和克里姆卡站起来跑到篱笆前。骑马人浑身是土，他那推到脑后的帽子和保护色的制服和裤子上，覆盖着厚厚一层尘土。他身上坚韧的士兵皮带上，还挂着一支左轮手枪和两颗德国手榴弹。
“小伙子们，给我弄点儿水喝！”骑马人请求道。保尔立刻跑回屋里去取水，骑马人对盯着他看的谢寥沙说：“告诉我，现在城里什么人掌权？”
谢寥沙连忙向来人讲述起城里所有的新闻来：
“我们这里已经有两星期没有任何政权了。自卫就是我们的政权。夜里全体居民轮流保卫本城。而您是什么人呢？”他反问来人。
“啊，知道得越多，老得越快。”骑马人笑着回答道。
保尔从屋里跑出来，手里端着一大杯水。
骑马人贪婪地、一口气就把水喝得干干净净，把杯子还给保尔，扯了扯缰绳，立刻头也不回地朝小松林跑去。
“他是什么人？”保尔疑惑地问谢寥沙。
“我怎么知道？”谢寥沙一耸肩膀。
“看来，又要更换政权了。你没看见列申斯基一家昨天出城了吗。既然有钱人都逃跑了，那就是说，来的是游击队。”谢寥沙坚决而又不容置疑地解决了这个政治问题。
他的理由是那么充足，所以，保尔和克里姆卡立刻就同意了他的推断。
还没等孩子们认认真真讨论一下这件事，就听见公路上响起了马蹄声。三人连忙跑到篱笆墙跟前。
在森林后面，在护林人房后，小伙子们隐约看见，一群人和马车在行进，而离公路不远处，有大约十五个骑兵，他们的马鞍上都横着一杆步枪。骑兵队伍前面有两个人：一个中年人，穿着一身保护色弗伦奇[2]式上装，系着军官皮带，胸前挂着望远镜；他身边的另一个小伙子正是他们刚才见过的那个骑马人。中年军官身上还有红绶带。
“我说什么了？”谢寥沙用胳膊肘捅捅保尔说道，“看见红绶带了吗。是游击队。如果不是游击队，让我眼睛瞎了……”说着，谢寥沙喜悦地大喊一声，像一只小鸟似的翻过篱笆跑到街上。
两个朋友连忙跟在他身后跑去。三个伙伴站在公路边望着向他们走来的骑兵队。
骑兵们已经走到他们身边了。其中他们认识的那位熟人朝他们一点头，用马鞭指着列申斯基的房子问道：
“这屋住的是什么人？”
保尔竭力不被骑马人落下，说道：
“是律师列申斯基家。昨天跑了。显然，他怕你们……”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呢？”中年军官笑着问道。
保尔指着他身上的绶带说：
“这是什么？一看就知道了……”
居民们纷纷拥到路边，好奇地看着正在开进城里的队伍。几个好朋友也站在路边看着满脸尘土、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
石头路面上轰隆隆地走过队伍里唯一一门大炮和拉机关枪的马车，小伙子们跟在游击队后面，直跟到队伍到了城中心，分散驻扎在各家后，才依依不舍地回家。
当天晚上，在列申斯基家的大客厅里，游击队司令部四个成员围坐在巨大的桌腿雕花的大桌前，三个指挥部成员和指挥员布尔加科夫同志——就是已经有了白头发的那个中年人。
布尔加科夫把一张全省地图摊在桌上，用指甲在上面画着线路，他向坐在他对面颧骨突出、牙齿结实的人说道：
“叶尔马琴科同志，你说应该在这儿打一仗，而我认为我们应该在清晨撤退。实际上最好今夜就撤，可是同志们太累了。我们的任务是趁德国人还没有赶在我们前面，及时撤到卡查京附近。以我们的力量实施抵抗那是太可笑了……我们只有一门炮，三十发炮弹，二百把刺刀，六十把马刀，吓吓人还可以……德国人如钢铁巨浪一般扑来。只有和其他后退的红军部队联合起来，我们才能打一仗。同志，我们必须注意到，除德国人外，一路上我们还会遇到许多各种各样的反革命匪帮。我的意见是，明天一早我们就撤退，撤退前把车站后面的小桥炸掉。德国人把桥修复好，恐怕也得两三天以后了。而在铁路上，他们的运动也会受阻滞。同志们，你们的看法呢？我们来决定一下吧。”他对坐在桌前那人说道。
坐在布尔加科夫斜对面的斯特鲁日科夫咬着嘴唇，瞥一眼地图，又瞥一眼布尔加科夫，最后才费力地说出卡在喉咙里的话：
“我……同意布尔加科夫的意见。”
那位穿工作短衫的年轻人也表示同意：
“布尔加科夫说的是实情。”
只有叶尔马琴科，那个白天和小伙子们说过话的人，不赞成地摇一摇头，说：
“既然这样，那我们当初把队伍拉起来是为了什么？就为了不放一枪地在德国人面前后撤吗？我认为我们就应该在这儿和他们交手，我对逃命腻味儿透了……如果是我当家，我一定就在这里和他们打一仗。”他猛地推开椅子，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动。
“布尔加科夫说的是实情。”
“打仗也得凭智谋，叶尔马琴科。让战士们去送死，明知他们会被消灭和粉碎，这种事儿我们不干。况且这么做太可笑了。追赶我们的是整整一个师团，有重炮，还有装甲车……叶尔马琴科同志，我们可不能冒傻气……”接着，他转向其他人说，“就这么定了吧——明天一早撤退。”
“下一个是通讯问题，”布尔加科夫继续主持会议，“由于我们是最后撤出的，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在德国人后方组织地下工作的任务。这里是一个很大的铁路枢纽，城里居然有两个车站。我们应该考虑安排可靠的同志到车站工作。现在我们决定一下，看我们当中谁留下来建立组织好。请大家提出候选人。”
“我认为应当把水手朱赫莱留在这里，”叶尔马琴科走近桌边说，“第一，朱赫莱是本地人；第二，他当过钳工和安装工，到车站工作没问题。没人看见过他跟我们队伍在一起过——他是夜里进的城。此人很有头脑，这儿的工作他应付得了。我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布尔加科夫点了点头。
“说得对，我同意你的意见，叶尔马琴科。同志们，你们有不同意见吗？”他又问了一下其他人，“没有。这么说，这个问题也解决了。我们给朱赫莱留一些钱和需要的证件。”
“现在，讨论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留在城里的枪支。城里有整整一座军火库——沙皇军队留下的两万支枪。枪被埋在农家的棚子里，差不多已经被人忘掉了。棚子的主人——一个农夫告诉了我这件事。他想把这些枪弄走……我们当然不能把这座军火库丢给德国人。我认为应该把枪烧掉。我们应该立即决定怎么办，天亮以前应该一切都处理完毕。只是用火烧有点儿危险：棚子坐落在城边，周围都是穷人的院落。农家房也可能被烧掉的。”
身体结实、很久未刮络腮胡子的斯特鲁日科夫摇晃着身子，说：
“为……为……为什么……要烧掉呢？我认……认为应该把枪支分给当地居民。”
布尔加科夫马上转过身去问他：
“你是说把枪分发了？”
“对。说得对！”叶尔马琴科赞许地说道，“把枪发给工人和其他愿意要的居民。一旦德国人把他们逼急了，至少还能用枪给德国人一些麻烦。要知道德国人按照惯例肯定会压迫当地居民的。小伙子们一旦到忍无可忍时，就会拿起枪来的。斯特鲁日科夫说得很对，是得把枪分发出去。如果能运到乡下去那就更好了。农民会把枪藏得更牢靠，德国人怎么搜查得干净呢，那里可是太需要枪了啊。”
布尔加科夫笑着说：
“那倒是，可要知道，一旦德国人下令交枪，他们便会统统交回去的。”
叶尔马琴科不同意这种说法：
“嗯，可并非所有的人都肯交出去的。有交的，也总会有不愿交的。”
布尔加科夫询问地环视着在座的同志。
“分发吧，分发吧。”青年工人赞同叶尔马琴科和斯特鲁日科夫的意见。
“那好吧，就这么办，把枪分发了吧，”布尔加科夫同意了，“现在我们可以休息到天亮了。等朱赫莱一到，叫他立刻去找我，我要和他谈一谈。叶尔马琴科，你去查查哨。”
只剩下布尔加科夫一人后，他走进主人带有客厅的小卧室里，把大衣铺在垫子上，睡了。
保尔一大早从电站下班回家。他在那里当锅炉工助手已整整一年了。
城里的气氛异常活跃。这活跃的气氛立刻进入他的眼帘。路上他不断碰到居民，碰到的人越来越多，每个人都扛着一支或两支甚至三支枪。保尔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只想早点儿到家。在列申斯基庄园附近，他看见昨天那几个熟人坐在马上。
保尔跑进家里，匆匆忙忙洗了脸，母亲告诉他阿尔焦姆还没回家。于是，保尔跑出家门，一溜烟似的跑去找谢寥沙，他家住在城里的另一头。谢寥沙是火车副司机的儿子。他父亲有一间自己的小屋和一些家当。
谢寥沙没在家。他母亲是一个胖乎乎的白脸女人，她不满地瞥了保尔一眼。
“鬼知道他在哪儿！天一亮就跑了，就跟鬼催着似的。听说，什么地方在发枪，这不，或许是奔那儿去了。应该用树条抽你们，拖鼻涕的家伙儿。太野了。这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个儿还没瓦盆高，也往那儿奔，领什么枪。你告诉那个小坏蛋，哪怕他拿回家一颗子弹，我也会揪掉他脑袋。什么破烂都往家拿，以后就等着挨罚吧。你怎么，也想奔那儿去吗？”
可保尔已经顾不上听谢寥沙的妈妈唠叨了，他拔腿跑到街上。
公路上走来一个男人，两边肩上各背着一杆枪。
“喂，叔叔，枪在哪儿得的？”保尔跑过去问那人。
“在维尔霍维纳街，那里正在分发呢。”
保尔拔腿朝那人所说的地方跑去。跑过两条街，他忽然撞上一个小孩，小孩拖着两支沉甸甸的带刺刀的步枪。
“你是在哪儿搞到的？”保尔拦住他问道。
“游击队员正在学校对面分发，不过已经发完了。全都被人拿光了。整整发了一夜了，现在那里就剩下一只只空箱子了。我这拿的已经是第二支了。”小男孩骄傲地说道。
小男孩说的消息令保尔沮丧极了。
“哎呀，见鬼，一开始就往那儿跑就对了，干吗先回家呀！”他绝望地想，“我怎么把这么好的事儿给误了呢？”
突然，他有了一个念头，于是，他猛地一转身，跑了几步追上了已经离开的那个小男孩，猛地一下子从男孩手中夺下了枪。
“你已经有一支足够了。这支该给我了。”保尔以不容反驳的口气说道。
被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激怒的小男孩，向保尔扑了上来，可保尔往后跳了一步，端起刺刀，喝道：
“滚开，小心刺刀戳着你！”
小男孩伤心地哭着，敢怒又不敢言，只得骂骂咧咧的。心满意足的保尔跑回了家。他翻过篱色墙，跑进棚子里，把抢来的枪塞进棚顶的大梁下，然后吹着口哨，走进屋里。
在乌克兰，像舍佩托夫卡这样的小城镇，它的中心是市区，近郊是农村，夏夜是多么美好啊。
在这样宁静的夏夜里，所有年轻人都到外面来了。姑娘小伙子们，或三五成群，或成双成对儿，有的坐在自家门口的台阶上，有的坐在果园里和院子里，有的就在大街上，坐在搞建筑而堆在外面的圆木堆上。歌声嘹亮、笑声朗朗。
空气由于黏稠和馥郁的花香而震荡。天空深处如萤火虫般的星星在隐约闪烁，欢笑声传得很远很远……
保尔喜欢拉手风琴。他把维也纳制造的双键手风琴搁在腿上。他灵活的手指交替地从琴键上端疾速移到下端。低音键发出沉闷的叹息，接着，又奏响疯狂而又喜悦的乐曲……
手风琴被拉得弯了起来，到了这种地步，谁还会不即刻投身于狂舞呢？任何人都抵御不了这样的诱惑——双腿自己就会动作起来。手风琴奏着奔放的曲调——生活在世上多么好啊！
今天晚上的气氛特别欢快。喜欢热闹的年轻人聚集在保尔家门口的圆木堆上。而其中嗓音最嘹亮的，是加拉奇卡——保尔家的一个邻居。这个石匠的女儿喜欢和小伙子们唱歌跳舞。她是个女中音，浑厚的嗓音如天鹅绒一般。
保尔有点儿怕她。她的嘴很尖刻。她和保尔并排坐在圆木上，紧紧搂着保尔哈哈大笑着：
“喂，你听着，勇敢的风琴手！可惜，你还没长大，要不然倒是我的好丈夫。我喜欢风琴手，我一见风琴手心就要化了。”
保尔连耳朵根都红了，幸好天黑别人看不见。他想挪得离这个淘气鬼远一点儿，可她把他搂得更紧了——不让他走。
“嗯，你想到哪儿去，亲爱的，想跑？嗯，我的小丈夫。”她开玩笑道。
保尔肩头能感觉到柔软而又有弹性的胸脯，这种感觉令他心慌，周围人们的笑声打破了街上往常的寂静。
保尔用手推着加拉奇卡的肩膀，说：
“你妨碍我拉琴了，挪开点儿。”
周围又爆发了笑声，人们在取笑、揶揄他俩。
玛露霞插话道：
“保尔，拉个忧郁的、能让人心动的曲子吧。”
风箱被慢慢拉开，手指静静地拨弄着琴键。这是一首大家都熟悉喜爱的曲子。加林娜第一个开口唱了起来。随后，玛露霞和其他人也随着她唱起来：
纤夫们爬上了岸，
来到心爱的农舍前。
在这里我们心欢快，
这里是我们心所爱，
让我们在这里把歌儿唱起来。
年轻人嘹亮的歌声飘向远方、飘进林中。
“保尔！”
是阿尔焦姆的声音。
保尔合上琴箱，扣上皮扣。
“在叫我，我回去了。”
玛露霞请求道：
“不，再坐一会儿，再玩一会儿嘛。回家来得及的。”
可保尔却急着走：
“不了。明天再玩儿，现在得回去了。阿尔焦姆在叫我。”说完，他便穿过街道回了家。
他一打开门，就见屋里桌前坐着阿尔焦姆的同事罗曼以及另一个不认识的人。
“你叫我？”保尔问道。
阿尔焦姆对保尔一点头，转身对陌生人说：
“喏，他就是我弟弟。”
那人向保尔伸出了一只粗糙的大手。
“是这么回事，保尔，”阿尔焦姆对弟弟说道，“你不是说你们电站电工病了。明天你打听一下，他们要不要一个懂行的人来代替他。如果要，你就回来说一声。”
陌生人插话说：
“不用了，我和他一起去吧。我自己和老板说。”
“当然要人了。今天电站就没开工，因为斯坦科维奇病了。老板跑过来两次，一直想找一个能代替他的人，可没找到。可让电站就靠一个锅炉工开动，他又不敢下决心。电工得了重感冒。”
“这不就是了，这事成了，”陌生人说道，“明天我和你一块儿走，咱俩一块儿上班去。”他对保尔说。
“好吧。”
保尔的眼睛与陌生人那双灰色的、平静的、正在专注地凝视着他的眼睛相遇了。这双坚定的、一眨不眨的眼睛看得保尔有些不好意思了。此人穿一身灰色西装上衣，纽扣从上到下都扣得紧紧的，坚实的宽肩阔背挺得笔直。看起来，他往那儿一站，连主人都觉得地方狭小了。他肩宽，脖子粗壮，全身充满力量，就像一棵粗矮而又壮实的老橡树。
分手时，阿尔焦姆说：
“现在看一切还算顺利，朱赫莱。明天你和我弟弟一去，事情就办妥了。”
游击队撤退三天后，德国人进了城。几天来变得孤零零的车站响起了机车头的汽笛声。它宣告德国人进城了。消息立刻传遍了全城：
“德国人来了。”
城里立刻慌乱起来，像被搅乱的蚂蚁窝，尽管人们早知道德国人要来。可是人们对这个消息似乎并不太相信。可你瞧，这些可怕的德国人这不说话就来了么，而且来的不是别的地方，就在这座城里。
所有居民都紧贴篱笆或院门站着。人们不敢到街上去。
德国人沿着公路两边鱼贯而行，把公路让了出来。他们穿着墨绿色的军服，个个端着枪，枪上都有一把宽得像手柄似的刺刀。头上戴着沉甸甸的钢盔，肩上背着巨大的背囊。他们连成一条不间断的线从车站往城里走，走得很小心，时刻准备反击，尽管实际上没有谁想反击他们。
队列前走着两个端着毛瑟枪的军官。公路中间是格特曼[3]中校，和穿着乌克兰蓝色短上衣、戴着毛皮高帽的翻译。
德国人聚集在城中心广场的深坑里，敲起了鼓。少数一些胆大的居民来了。一个穿着乌克兰短上衣的格特曼军官走出药房，站在台阶上，大声宣读卫戍司令柯尔法少校的命令。
命令如下：
第一条本城全体居民必须在24小时之内将所藏火器及其他各种武器交出。违反此令者，格杀勿论。
第二条城里宣布戒严，晚8点后禁止出门。
本城卫戍司令柯尔法少校
从前是市政府所在地，而革命后工人代表苏维埃所在的那幢大楼，现在住进了德国人的卫戍司令部。楼门口站的岗哨，戴的已经不是钢盔，而是带有巨大帝国鹰徽标志的头盔。就在这儿的院子里，成了堆积所交枪支的地方。
整整一天，受到枪毙威胁的居民交出了枪。成年人都没出现，来交枪的都是年轻人和小孩子。德国人没有扣留任何人。
那些不想交枪的人，夜里把枪直接扔到了公路上。早晨德国人的巡逻兵把枪捡起来，扔在军用马车上，运进卫戍司令部。
中午12点，交枪的最后时刻到点后，德国人清点了他们的战利品。交出的枪总共有一万四千支。这就是说，还有六千支枪德国人没有收回来。德国人随即进行的彻底搜查也没有什么收获。
第二天天亮时，在城外古老的犹太人墓地，两名在搜查时被搜查到枪的铁路工人被枪毙了。
阿尔焦姆一听到命令就急忙赶回家。在院子里他碰见保尔，把手搭在他肩上轻声细语地问：
“你是不是从军火库拿什么东西回家了？”
保尔本想不提枪的事，可要他对哥哥撒谎，他又不愿意，于是，就和盘托出了。
两人一起来到棚子里。阿尔焦姆把藏在大梁后的枪取出来，取出枪栓，摘掉刺刀，然后抓住枪管，使劲儿一挥，狠狠地把枪往篱笆墙的柱子上砸去。枪托顿时四分五裂。剩下的部分被远远地扔到园子外的野地里了。刺刀和枪栓也被阿尔焦姆扔进粪坑里。
做完这一切，阿尔焦姆转身对保尔说：
“你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保尔，你要知道，枪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东西。我要警告你：什么东西也不要往家里拿。你知道，为了这东西，如今是要掉脑袋的。小心不要骗我，你带回家的东西一旦被发现，首先枪毙的是我。而你这么个鼻涕虫，人家才不会动你一指头的。如今的形势很糟糕，明白吗？”
保尔答应不会带任何东西了。
兄弟俩穿过院子回家时，见列申斯基家门口一辆马车停了下来。律师和妻子、儿女——涅丽和维克多，从车上走下来。
“候鸟飞回来了，”阿尔焦姆恶狠狠地说道，“哎，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天下大乱了！”说着，他们进了家门。
这一整天，保尔都在为枪的事闷闷不乐。与此同时，他的好朋友谢寥沙正在拼尽全力在一个被抛弃的旧棚子里，用锹在靠墙的地方挖坑。坑终于挖好了，谢寥沙把在分发时搞到的三支新枪用破布裹好，埋在坑里。他不愿把枪留给德国人。为此，他痛苦地折磨了一夜，舍不得和自己心爱的枪分手。
他把坑埋好，又瓷瓷实实地垫了一层土，随后又铲了好多垃圾和破烂堆在上面。他挑剔地打量了一会儿自己劳动的成果，感到满意了。于是，他摘下帽子，擦了擦额上的汗。
“好了，这下让他们搜去吧。他们即使找到了，也不知这是谁家的棚子。”
保尔和已经在电站上了一个月班的那位严肃的电工不知不觉成了好朋友。
朱赫莱向锅炉工副手展示了电机的构造，教会他如何干活儿。
聪明伶俐的保尔很喜欢朱赫莱。朱赫莱经常在休息日到阿尔焦姆家来。这个不苟言笑、深明事理的水手耐心地听着各种家常话，尤其是当保尔的母亲唠叨保尔各种调皮事儿时，他更是耐心地听下去。他善于安慰玛丽娅·雅科芙列芙娜，使她忘掉自己的所有苦难，情绪高昂起来。
有一次，在电站院里一个劈柴垛旁，朱赫莱叫住保尔，笑着对他说道：
“你妈说你爱打架。她说你‘就像只小公鸡一样好斗’。”朱赫莱赞许地大笑起来，“一般说打架没害处，只是要懂得打谁以及为什么打。”
保尔弄不懂朱赫莱是在嘲笑他还是在说正经的。就说：
“我不会平白无故跟人打架，每次都是为了正义。”
朱赫莱忽然提议道：
“你如果愿意，我教你怎么真的打架好吗？”
保尔吃惊地看了他一眼。
“怎么，打架还有真的？”
“嘿，你瞧着好了。”
于是，保尔听了第一堂简短的英式拳击课。
保尔学这门技术可没那么轻松，但他还是很好地掌握了有关的要领。不止一次，他被朱赫莱重拳打在腿上，甚至一个跟头飞出老远，但这个学生不但勤奋而且很有耐心。
有一天，天气很热，保尔从克里姆卡家回来，在屋里待了一会儿，没找着什么事儿干，就决定爬到自己心爱的地方——房后守园人的屋顶上去。他穿过院子，走进园中，来到木板棚前，踩着突出的木板爬上屋顶。他拨开垂在棚顶上稠密的樱桃树的枝叶，爬到屋顶中央，躺下来晒太阳。
守园人屋子的一面朝着列申斯基家的园子，如果爬到边缘，就能看见他家整个园子和屋子的一角。保尔把头探出屋角，看见院子的一角，那里停着一辆马车。从他藏身的地方，可以看得见住在列申斯基家的那个德国中尉的勤务兵，正在用刷子刷长官的靴子。保尔在列申斯基家门口见过那中尉好几次。
中尉个头很矮，红红的腮帮子，有一撇修剪得干干净净的小胡子，戴一副夹鼻眼镜和有漆皮帽檐的帽子。保尔知道中尉住在列申斯基家的厢房里，那屋的窗户从屋顶可以看得见。
此刻，中尉正坐在桌前写着什么。随后，他拿起写好的东西就出去了。他把信交给勤务兵，沿着园子里的甬道走到通到街上的园门前。中尉在螺旋形的小凉亭前停下来，看来，是在跟什么人说话。少顷，只见涅丽·列申斯卡娅从凉亭里走出来。中尉挽起她的手，领着她向街上走去。
这一切都被保尔看在眼里。他已经打算合上眼皮打个盹了，却见那个勤务兵进了中尉的屋，只见他把制服挂在衣架上，打开了面向园子的窗户，收拾了一下屋子，就出去了，临走前把门轻轻关上了。不一会儿，保尔就见他到了马厩里。
透过敞开的窗户，保尔对整个屋里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桌上有几条皮带，还有一件闪闪发光的什么东西。
保尔心痒难耐，止不住的好奇心驱使他悄悄地从屋顶爬到一棵樱桃树干上，顺着树干滑进列申斯基家的园子里。他弯下腰，几步跳到打开的窗前，向窗里望了一眼。桌上是一条带有武装带的皮带，还有一把装在皮套里的十二响的毛瑟枪。
保尔心跳加剧。他内心的斗争持续了几秒钟，最后，果敢还是占了上风。他跳进窗户，抓起枪套，从里面掏出那把瓦蓝色的新枪，又跳进园子里。他警觉地四下里看了看，小心地把手枪塞进口袋，穿过园子跑到樱桃树跟前。他疾速爬上树，像猴子一样灵巧地爬到屋顶，回头看了一眼。勤务兵正在和马夫说话。园里静悄悄的……他从棚子上爬下来，一溜烟跑回家。
母亲正在厨房里做饭，见保尔连头都没回。
保尔捡起箱子后的抹布，搁进口袋，不被人察觉地溜出门，跑过园子，翻过墙，跑上通向林中的那条路。他用手摸着沉甸甸直拍打腿的手枪，拼命地向那座旧的、已经荒废的砖窑跑去。
他跑得脚不点地，跑得风在耳边呼啸。
旧砖窑一片寂静。木屋顶塌了，有的地方是一堆堆的破砖和已经被烧坏的炉膛，这一切更增加了几分凄凉。砖窑到处长满野草，只有他们三个好朋友有时会到这儿来玩。保尔知道这儿有许多秘密地方，可以藏匿他偷来的这个宝贝。他钻进炉膛，小心地四下里看了看，路上空空荡荡的。松树在寂静中喧哗，一阵阵轻风卷起路上的灰尘，四周散发着松脂的香味。
保尔把裹在破布里的手枪放在炉膛最底下的角落里，用一堆堆的像金字塔般的碎砖盖在上面。然后，他爬出来，把旧炉膛的入口用砖堆好，又在砖上做了记号，他重新回到路上，慢慢腾腾地走回家。
他的双腿不由得在发抖。
“这一切会有什么结果呢？”他想，随即心口怦怦跳个不停。为了早点儿离开家，他提前到了电站。他跟门卫要来了钥匙，打开放电机的宽大的车间门。在清理炉坑，往锅里放水和点燃木柴时，他一直在想：
“不知道列申斯基家别墅现在怎么样了？”
天已很晚了，夜里10点多钟，朱赫莱来找保尔。他把他叫到院子里，悄声问道：
“今天为什么搜查你家？”
保尔惊恐地颤抖了一下，
“搜查？”
朱赫莱沉吟了一下，又说：
“是啊，事情不大。你不知道他们在找什么吗？”
保尔知道他们在找什么，但他不敢对朱赫莱说他偷手枪的事。他惊慌地浑身发抖，又问：
“他们把阿尔焦姆抓走了？”
“他们没抓任何人，可是却把你家里的一切翻得底儿朝天。”
这句话使保尔心里松快一些了，可是，他依然惊慌不已。几分钟之内，两人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其中一个人知道搜查的原因何在，在为后果而担忧；另一个不知道这一切而从此更加小心。
“鬼才知道，或许他们闻到我的什么味儿了？阿尔焦姆对我一无所知，可为什么会对他家进行搜查？应该小心些了。”朱赫莱想。
他们默默地返回干自己的活儿去了。
中尉发现手枪不见了后，把勤务兵叫来查问。当得知手枪真丢失了后，一贯一板一眼、克制矜持的中尉抡起巴掌抽了勤务兵一耳光。勤务兵被打得趔趄了几步才站住。他愧疚地眨巴着眼睛，恭顺地等待着下文。
为了说明此事而被叫来的律师，也很气恼，并为他家里发生的这件不愉快的事表示道歉。
当时也在场的维克多·列申斯基向父亲提出一个推断，说手枪八成是被邻居家，尤其是那个小流氓保尔·柯察金给偷走了。做父亲的连忙向中尉说了儿子的推断。于是，中尉立即下令勤务班进行搜查。
搜查没查出任何东西。偷枪这件事使保尔确信，即使是这样冒险的行动，有时也会平平安安过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