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月1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省议会大厅如期开幕。到会代表256人，全国22个行省、3个特别区、4个特别市，除新疆无党部代表外，其余各省区都有代表出席。代表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其中各省区党部代表106人，海外党部代表33人，工人党部代表33人，军队军校及军事机关党部代表70人，行政机关党部代表11人，中央党部代表11人，学校党部代表2人，女代表16人，约占6％，各地各系推选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了1／3以上，约90席位。蒋介石以浙江省代表身份参加。周恩来当选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出席大会的代表，后由于第一军政治部工作繁重，无法脱身，未参加大会。大会主席团成员有汪精卫、谭延闽、邓泽如、谭平山、恩克巴图、丁惟汾、经亨颐（后未到，由宋庆龄替补）7人。大会秘书长吴玉章。1日上午9时举行开幕典礼，广州四周各炮台鸣礼炮致礼，两架飞机翱翔天空，散发五颜六色的纪念卡片。汪精卫主持了开幕式，致开幕词，表示要牢记孙中山总理遗嘱，唤起民众，联合平等对待中国的力量，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接着在东校场举行了阅兵式和群众游行。10余万各界民众和朱培德为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官兵高举旗帜，接受检阅。"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行总理遗嘱"、"实行三民主义"、"集中革命势力以统一全国"的大会口号声此起彼伏。整个大会期间，广州各界民众，特别是省港罢VT人几乎天天游行集会，到处可以听到热情高涨的群众所唱的《国民革命歌》和《国际歌》的歌声。
4日以后，大会进人正式议程。汪精卫做了《接受总理遗嘱经过》的报告，并且代表上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会上提出了《接受总理遗嘱，并努力履行之》的议案。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个议案。接着，汪精卫又作了政治报告，主要论述了国民党"一大"到"二大"间的重要事实经过；林祖涵在会上作代表大会筹备经过报告；谭平山作了党务和代表资格审查报告；毛泽东作了宣传工作报告；邓颖超受何香凝委托，作了妇女运动报告；蒋介石作了军事报告；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作了大会发言。此外，宣中华、夏曦、吴玉章、侯绍裘、董必武等，分别代表浙江、湖南、四川、江苏、湖北各省国民党党部，于树德、刘伯垂、刘重民等分别代表北京、汉口、上海各市国民党党部，作了各地党务工作的专题发言。
大会期问还出版了日刊，由高语罕、朱季恂作编辑，向全国进行报道和宣传。
8日，宋庆龄抵达广州出席大会，被增补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她号召国民党加强合作，以实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同时她严厉谴责了右派的分裂活动。会议在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和吴玉章等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工人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等重要文件。
大会宣言分析了世界现状、中国现状及国民党为中国革命所做努力的经过，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联合世界上革命的先进国家、一切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大多数被压迫人民，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建立人民自己的军队，组成廉洁政府，提倡保护国内新兴工业，保障工农团体，扶助他们发展，以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工具——军阀和官僚买办土豪。大会重申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强调维护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大会还指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的苏联。同时承认孙中山总理容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共同致力于国民革命的做法，认为这是促进国民党成功的唯一原则。大会认为，帝国主义和反共分子进行的"反共产与‘赤色帝国主义"’的宣传，目的是破坏国内和国外的联合战线。因此，必须向会议揭露他们的诬蔑和错误之处，以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大会还强调，工农群众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要坚持扶植农工的政策，致力于农工组织，对工人运动要予以伟大的帮助，对农民运动要从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予以支持。
大会的另一个重要议程是讨论和处理西山会议派问题。大会认为西山会议派的所做所为是中了帝国主义及军阀分裂革命的毒谋，纯属违法，足以危害国民党的基础，阻碍国民革命的前途，如不严厉处置，则不足以严肃党纪，巩固国民党的团结。大会一致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对西山会议诸人，依情节轻重，分别予以处分：将西山会议派首要分子邹鲁、谢持永远开除党籍；对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叶楚伧、邵元冲、林森、张继、张知本等12人由大会提出书面警告，指出其错误，责令其改正。若两个月内不接受大会警告，即报告中央执委会开除其党籍。大会还认为戴季陶未得中央执行委员会许可，擅自以个人名义发布《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以致在党内造成不良影响，惹起党内纠纷，决定由大会予以恳切的训令，促其猛醒，不可再误。
大会再次就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当时，出席大会的黄埔军校代表提出，国民党内发生两派纠纷的原因在于有人认为共产党的党务不能公开，而且在加入国民党和其他具体工作中并没有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有些代表认为，要解决国民党左右两派的纠纷，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入党时申明自己的身份；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需该地党部批准。针对这一问题和三点建议，毛泽东、范鸿劫、张国焘、高语罕、方维夏都发了言，说明了共产党员身份不公开的理由：一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没有法律地位。若是公开身份，会遭不测，这会使国民革命军的一支力量受重大打击。二是无论什么党派，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不应有什么限制。后来，大会在所通过的《中央党务报告决议案草案》中再次肯定了孙中山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如果再有纠纷可在党部指导与监督下公开讨论。解决纠纷也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解决。大会决定继续聘请鲍罗廷为国民政府顾问。为了表示奖励，赠银鼎一座，上面镌刻"共同奋斗"四字。
大会选举出了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共36名，他们是：汪兆铭、谭延闽、胡汉民、蒋中正、谭平山、宋庆龄、陈公博、恩克巴图、于右任、程潜、何香凝、徐谦、顾孟余、经亨颐、宋子文、柏文蔚、伍朝枢、丁惟汾、林祖涵、戴季陶、李济深、***、于树德、甘乃光、吴玉章、李烈钧、陈友仁、王法勤、杨匏安、恽代英、彭泽民、朱季恂、刘守中、萧佛成、孙科。其中共产党员8名。候补委员24人：白云梯、毛泽东、许魂、周启刚、夏曦、邓演达、韩麟符、路友于、黄肇、董必武、屈武、邓颖超、王乐平、陈嘉柘、朱霁青、丁超五、陈其瑗、何应钦、陈树人、褚民谊、缪斌、吴铁城、詹大悲、陈肇英。其中共产党员6名。中央监察委员12人：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古应芬、王宠惠、李石曾、劭力子、高语罕、柳亚子、陈果夫、陈壁君、邓泽如。候补委员8人：黄绍兹、李宗仁、江洁、郭春涛、李福林、潘云超、邓懋修、谢晋。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如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林伯渠任农民部长，毛泽东仍任宣传部代部长。
国民党"二大"于1月19日闭幕。这次大会继承和发扬了国民党"一大"的革命精神，维护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打击了西山会议派的力量。孙中山逝世后，一度动摇了的国民党基础又趋于稳定，有利于国共合作的发展和国民革命的继续。但另一方面，在这次会议上，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也得以出席，而且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占据重要位置。同时，蒋介石也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大大提高。这些都使国民党和国民革命潜藏着失败的危机。
中共北京特别会议
五卅运动以后，中国的革命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广泛的社会阶层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憎恨更加强烈，渴望结束10多年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渴望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把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期待转向南方的广州政府。此时，奉系已取代直系成为北洋军阀中占支配地位的势力。它勾结段祺瑞，操纵北京政府，排斥冯玉祥的国民军。奉系军阀还把自己的势力向南扩张。1925年底，北方各地爆发了驱奉倒段的运动热潮。全国反奉运动的高涨，也促使奉军内部发生分裂。奉军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奉，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取得联系，约定共同反奉驱张。但这时日本以取得在东北更多的特权为条件，援救张作霖。郭松龄兵败被杀。北方的反奉斗争形势急剧逆转。为了对付倾向革命军的国民军力量的发展，吴佩孚停止了因奉系南扩而反奉的策略，改为与奉系联合进攻国民军。在此情况下，1926年初，华北、华中地区国民党地方党部和革命群众团体，纷纷致电或派代表到广州，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这时，两广的统一，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也对广州国民政府的力量有所增强。这些都为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促使中国共产党提出北伐的主张。
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现在的时局，实在是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的关头。固然应该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反攻，然而根本的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做主干。以农民问题作为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是有必然原因的。在五卅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首先退出统一战线，使无产阶级成为孤军。这种阶级关系的变化使中国共产党在认识上发生了变化，更深刻地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很不可靠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要使革命成功，必须转而依靠可靠的同盟者农民。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民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会议在认识了农民问题的意义之后，着重研究了如何才能把农民发动起来的途径。会议提出一个有效途径，即通过北伐战争以发动农民群众。只有国民党或国民军有政权的地方，农民运动，才能得以发展，因此，当使此政权推广及于各省，所以广东政府的北伐便成为第一等重要的问题。会议还指出：准备北伐，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战线必经的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处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就是说，要将农民运动同革命战争、夺取政权结合起来。
按照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国共产党的各地组织积极发展工农运动，为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作准备。1926年5月初，全国各地工会会员增加到120多万人；农民协会组织遍及全国10余省，会员发展到近百万。5月1日。在广州同时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出席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的，除广东66县选出的代表200多人外，还有湖南、湖北、广西、福建、江西、河南、浙江、江苏、山东、山西、贵州等省的代表。它实际上起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作用。这两个大会一致认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组织，建立紧密的工农联盟，并同革命军和各界革命群众结成大联合，督促和援助国民政府北伐，是当前的主要任务。两个大会联合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从速出师北伐，拯救处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宰割下水深火热中的民众"。1926年，毛泽东接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这届讲习所有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300余名学员。讲习所不仅对学员进行关于中国革命理论和农民运动的教育，还进行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为在北伐战争中发展农民运动培养干部，也为后来农民运动同革命战争的结合作了准备。
大沽口事件
3月12日，日本蓄意扶持奉军，威胁国民军而炮轰大沽口炮台所引发的流血事件。
大沽口事件的发生与这一时期的反奉倒段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奉系张作霖于1918年争得东北巡阅使头衔，当上了"东北王"。1924年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获胜，兵力加强。另一方面，他又向日本妥协，以维护自己在东北的霸权势力。1925年五卅运动进入高潮时，奉军邢士廉率部第二十师开进上海。9月19日，邢士廉封闭了上海总工会，镇压上海反帝群众运动。与此同时，张作霖在他的统治区内严禁人民的反帝运动。在吉林，禁止游行集会，公然不准抵制日货；在奉天，甚至禁止学生阅报。此外，在山东，在天津，都为了替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民族自由运动，封闭了许多工会，杀戮许多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