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洛阿当新闻记者的第一篇文章出自管森林妻子之手，文章给他带来了作为记者的最初声誉。在管森林夫妻的帮助下，他成了名记者。但他野心勃勃，发财心切，还是忧虑自己的好运来得迟缓，尤其苦恼的是自己地位的平凡。究竟由哪一条路线可以爬到名利双收的高级地位？当他了解到只要设法进入上流社会就可以发迹，他就决定打开对他一直关着的巴黎上流社会的大门，结识那些有助于自己前程的妇女。于是他去拜访马莱勒太太、一个巴黎上流社会的有夫之妇。他利用自己的长相和吸引力很快就将她征服。此后，杜洛阿就涉足上流社会了。这项快得莫名其妙的成功，使得杜洛阿的“种种希望，关于提高地位，获得成绩，享受盛名以及黄金和美人的希望，错乱地构成了一种幻境，在这幻境里，他徒然发现一连串出色的、有钱有势的女人如同寓言幻剧最后一幕里排列成行的女配角一样，都带着微笑，一个跟着一个走过来再躲到他幻梦中的黄金云雾里。”
为了在报社取得更多的好处，得到更高的地位，他去拜访日报总经理的夫人洼勒兑尔太太，他玩弄手腕，施展骗术取得了夫人的青睐，拜访的结果，他升了“本市要闻”的编辑主任，收到了赴晚宴的请帖。在晚宴上他真的变成了一个很有气派的真正的上流社会的人了。其后，他又采用卑劣手段诱奸了洼勒兑尔太太，然后又残酷地嘲笑她，侮辱她，可又利用她在摩洛哥事件中赚了7万法郎。真是下流透顶。
朋友管森林的妻子玛德莱茵聪明伶俐，交游甚广，又有手腕，“对于一个想向高处爬的男人那是一个宝库”。因此，在朋友活着的时候，杜洛阿就觊觎朋友的妻子，在老朋友刚刚咽气时就想着征服她，他这样“匆忙并非因为对她存有一丝一毫的爱情，完全是出于一种利己的动机”，“同着她在一块儿，他会变成很强干的，和令人害怕的，他真会发展得快而远”。他之所以要结婚，也是因为要在社会上取得地位。与玛德莱茵结婚之后，他的日常工作由妻子代作，没有她，杜洛阿是算不了什么东西的。依仗妻子的交际和文笔，他升了“政治消息”的主编。并在一些政治团体中出了名，扩大了社会影响。当妻子继承了沃德雷克100万法郎的遗产时，他又施展阴谋，装着保护妻子贞节的名义，抢劫了妻子一半财产。他靠妻子提高了社会地位，靠妻子发了财，但对妻子像对其他女性一样，从未真心相待，只不过是“利用”而已。
在征服摩洛哥的战争中，洼勒兑尔赚了5000多万金法郎，在不多几天之间“成了世界主人们中间的一个，全能的资本家中间的一个，力量比国王还要强些……”用巨款买了一座豪华的住宅。杜洛阿漫步其中，非常惊异它的气派，感到这是应该来过活的地方。他思虑着：既然别人暴发了，为什么我将来不会暴发？他盘算种种暴发的方法。他找到了：只须和老板的女儿西茶茵作夫妇就可以，她会给他带来他梦想的一切。相比之下，他感到妻子现在对他成了一个束缚，不会给他带来多少远大前程。于是在取得西茶茵的允诺之后，就设计圈套，揭发了妻子的奸情，和她离了婚。玛德莱茵被他用完了，就一脚踢开，另寻更大的发财与升迁的工具了。他知道公开求婚不会被允，于是就设计拐骗了西茶茵，迫使洼勒兑尔承认了这桩婚姻。他成功了，由于这桩婚姻，他得到了报社总编辑的位置，由于作了西茶茵的丈夫，通往内阁的道路也为他打开了。
通过杜洛阿如何利用女人而发财升迁的过程的描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资产阶级世界道德的沦丧。建立在金钱关系上的资产阶级家庭，又没有任何感情作为维系，夫妻之间的变心是彼此双方面的，在这里，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资产阶级家庭崩溃解体的具体图画。在资产阶级社会特别是上层社会里，一切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腐朽糜烂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上流社会的马莱勒太太到巴黎街头的妓女乐色儿，从堂堂内阁到巴黎街头的咖啡馆，到处都是一样的卖淫，一样的无耻欺诈，一切都淹没在情欲之中，第三共和国时期的巴黎，真正是个“荒淫无度的巴黎”。
杜洛阿的政治生涯同他的私生活一样卑鄙龌龊，充满了欺骗。他进报社工作并非想将自己造就成一个出色的新闻记者，而是“像小偷利用梯子一样利用报纸”，目标“是向充满战斗的政治、议会，不同的生活和道路走去”。杜洛阿的信条是“世界是归强有力者管辖的，应当做强有力者，应当超于一切之上”。杜洛阿要做强有力者，要进议会做部长，要发财要升迁，不是凭聪明才智，更不是靠努力奋斗，而是靠无耻欺骗。他利用骗术骗取女人的爱情，骗取人家的信任与金钱。例如，他抢劫妻子所继承的遗产是欺骗；为开拓更远大的“前程”拐走西茶茵是欺骗；他在《法兰西生活日报》上为了自己所投靠的洼勒兑尔金融财阀，为了自己的升迁，说谎做假制造了无数的骗局。正如马莱勒太太痛斥他时所说的：“像欺骗一切人，像剥削一切人，像四处寻金钱与快乐。”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前程是滑头们的”！杜洛阿身上一切卑劣的品性不仅没有妨碍他，反而成就了他，使他到处畅通无阻，如愿以偿。
洼勒兑尔老板提拔杜洛阿任日报“本市要闻”的编辑主任，就因为经过探测、试验和考察，看出了杜洛阿是个狡猾勇敢和善于临机应变的人，他有“天生的狡猾去每天预测老板的秘密念头”，为洼勒兑尔邦的利益，为自己被收买，能够巧妙地机警地利用种种“言外之意”去散布谣言，否定事实。当洼勒兑尔发觉杜洛阿把女儿拐走，自已被玩弄了的时候，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决定将女儿嫁给他，因为他在杜洛阿的拐骗行为里，竟看出了杜洛阿“居然是精明能干的”，“是个有前途的人，他将来是要做国会议员和部长的”。非常惊异和赞赏杜洛阿从前怎样用3篇文章就打倒了外交部长拉洛史，怎样毅然做了一个人在丈夫地位不十分容易处置的事情。
洼勒兑尔，拉洛史和杜洛阿同属一类人物，都是资本主义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毒菌。只不过在争夺权利的狗咬狗的斗争中，被杜洛阿这个强有力者所打败、所玩弄而已。
杜洛阿这个狡诈的骗子的胜利说明，他的这些恶德正适应了日益堕落的资产阶级的需要，特别是金融垄断集团为了控制操纵国家的政治经济及一切宣传工具，总是要物色一批“精明能干”的代言人，越是凶狠，越是贪婪，越是无耻，越是狡猾对于资产阶级就越是有价值。因为这时的资产阶级已经不是靠说真话而是靠欺骗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了。这就是杜洛阿得以发迹的真正的社会原因。拉法格赞誉“莫泊桑是现代作家中的唯一的例子，他敢于在他的小说《漂亮的朋友》中揭开帷幕的一角，暴露巴黎资产阶级报界的贪污与无耻……”
《法兰西生活日报》原是巴黎一种卖淫式的可疑的下流小报。“它类似政治骗子和交易所中坐享其成的匪帮们的通讯社”，它变成金融掠夺者的巢穴，是进行讹诈和制造赝品的工厂。总经理洼勒兑尔是政府的议员、银行家和企业家，是个十足的拜金主义者。他办报纸的真正目的是支持他的投机活动和企业活动，报纸只是他发财的工具而已。日报的真正编辑者“原是半打左右和报馆总经理所经营或者所支持的投机事业有关的众议员”，被称为洼勒兑尔邦。特别是其中的拉洛史，他是日报的主要股东之一，是《法兰西生活日报》的隐名的但却是真正的编辑，是报纸的灵魂。杜洛阿只是他的传话工具，通过杜洛阿在《法兰西生活日报》指挥着整个政治战场。因此，《法兰西生活日报》虽是个可疑的小报，但它从一开始就是“在国家的背景上和政治的基层上航行的”，随着它的股东们政治地位的提高，特别是拉洛史任外交部长之后，它几乎就变成一张官方的报纸了。他们利用这张报纸以实现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进行控制与渗透，他们利用这张报纸“传播消息，散布谣言，影响读者和公债”。
拉洛史之类的人物的聪明，全都关在两堵墙之间，“关在金钱和政治之间”。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利用国家机器，以加速资本的集中，他们从事政治乃是为了赢利。拉洛史原是议员，他垂涎部长的职位，于是就利用摩洛哥问题，通过杜洛阿在《法兰西生活日报》发动了一场巧妙而激烈的笔战，进攻负有政治责任的内阁，制造政治风潮，造成了一阵大的骚动，给政府当局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使之陷入困境。当屠朗内阁被打倒，麻乐奉命组阁时，拉洛史作了外交部长。于是他就成了“洼勒兑尔邦这个金融集团在政府里的代理人了”。新内阁刚刚组成，洼勒兑尔就在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被称之为“简单宣言”，其中暗示了部长们应走的路线，从这里可以看出金融家具有左右政府的力量。
拉洛史进入内阁，表明金融集团与政府的人事结合越来越密切。通过他们所担任的要职，给政府的内外方针政策施加巨大影响，或成为它的决策者，摩洛哥问题就是明显的一例。
拉洛史从做外交部长那一天起，就决定占领摩洛哥，于是通过黑市经纪人瞒过另一系财阀，一步一步买进摩洛哥借款债票的全数。为了怕别人识破他们的计划，拉洛史授意杜洛阿在《法兰西生活日报》发表文章制造骗局：“请您对于派遣军队只说那是应当实现的，一面却听凭读者好好地悟到那在将来并不会实现，请您使读者从字里行间看清楚我们决不会加入这种冒险行动。”以此影响社会舆论，掩饰他们暗地里的投机活动。当占领摩洛哥以后，政府保证摩洛哥被占领前所发的借款债务，结果洼勒兑尔赚了5000万金法郎，拉洛史与另一阁员赚了2000万金法郎。
从作家深刻的揭露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野蛮残酷的殖民掠夺，而且看到了金融集团如何运用国家的力量，以隐蔽巧妙的手段把巨额的战争利润转移到垄断资本集团手里。这种肮脏的财政黑幕与欺骗行径，是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全部历史中几乎都贯穿着的鬼蜮伎俩；同时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国家同垄断集团的融合，法国政府当局占领摩洛哥完全是为了交易所大老板的利益而进行的殖民活动。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法兰西生活日报》充当了金融界的走狗，完全按照主子的命令发表文章制造骗局，而根本不顾事实真相。资产阶级新闻界对金融界的卖身投靠，对政权当局的攀附，被揭露得可谓淋漓尽致了。
资产阶级报纸同资产阶级的一切投机和商业活动一样，毫无信用可言，幕后的阴谋诡计，反映为报纸上的公开论战，无非是为了排挤对手的狺狺狂吠；一场接一场的骗局，一团又一团的迷雾，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制造谣言，无非是为了勒索、敲诈和抢劫。
《法兰西生活日报》并非一个偶然的事例。1887年2月1日劳·拉法格写信给恩格斯，告诉他《人民呼声报》出版者卡洛琳·塞维林同编辑们的冲突，以及他在报纸上袒护坏人的卑劣行径。恩格斯在回信时说道：“星期一晚上我看完了《漂亮的朋友》，我反复思考书中所描绘的巴黎新闻界，当时我认为这种景象一定是夸大了的，就在星斯二的早晨，你和保尔的来信使我看到了《漂亮的朋友》生活中完全现实的一幕。现在我应当向吉·德·莫泊桑脱帽致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莫泊桑在《俊友》中真实地再现了巴黎新闻界的现实，他所揭露的《法兰西生活日报》的肮脏内幕，对资产阶级报纸来讲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一种高度的艺术概括。
莫泊桑生活与创作的年代，正是法国自然主义泛滥的时期，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莫泊桑坚持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他认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他是艺术家的话，就不会把生活的平凡照相表现给我们，而会把比现实本身更完全、更动人、更确切的图景表现给我们。”
但是，莫泊桑并未完全摆脱自然主义对他的影响。在《俊友》中，他对资产阶级两性关系及性生活的描写是十分污秽的。当然，资产阶级的现实生活比起莫泊桑一切龌龊粗俗的描写来得更为令人作呕，但问题在于怎样去描写。
在莫泊桑的笔下，从他对资产阶级世界不堪入目而又难以启齿的无耻事物与肮脏生活所作的具体的描写里，我们感到作家对这些东西似乎带有某种兴趣，更令人惊异的是，当作家的笔触伸入到这个领域时，批判暴露的锋芒顿时变得迟钝了，缺乏明确的批判态度。于是资产阶级粗俗的情欲，爱情的虚伪被描绘成人的一种本能与天性，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罪恶，没有指出造成这种淫荡现象的社会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
因此，《俊友》中这些不洁的细节描写就成了作品的污点，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多余的有害的，它损伤了作品主题的严肃性。莫泊桑描绘了他不应该描绘的东西，违反了他现实主义的创作理论。
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深刻的矛盾，特别是资产阶级精神世界骇人听闻的腐朽与堕落，使莫泊桑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莫泊桑以敏锐的艺术家的眼光看到了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况：一切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了，而一切无耻的反动的东西却胜利了；爱情本来是一种美与幸福，但透过爱情的外壳看到的尽是虚伪与欺骗，于是他感慨美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个幻影。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酷与狠毒，使莫泊桑感到极大的孤独与寂寞，他感到邻居之间只一墙之隔，却把人隔离得如同星际般遥远。普通人的生活与命运，他们受到的死亡的威胁，以及作家对于自己健康的忧虑，使他得出了“生活就是死亡”的结论。人生与社会既然这样，“那么还留恋什么，向谁做不平之鸣？我们能够相信什么？”莫泊桑否定了宗教，认为它是幼稚笨拙的，那么“只有死亡是确实可靠的”。
在《俊友》中作者通过诗人伐仑之口抒发了这种思想情绪，表现了莫泊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恶痛绝。这种情绪不是莫泊桑个人的，而是属于那个时代的。随着巴黎公社革命高潮的低落，许多人只见遍地污泥而看不到未来的前景。由于阶级的局限，莫泊桑没有认识到解决资本主义矛盾，消除社会罪恶的途径，在法国早已辉煌地出现过，那就是1871年的公社革命，只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不成熟，它暂时失败了而已。
在《俊友》中，莫泊桑通过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他所描绘的生活画面，通过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暴露、批判和谴责，也通过他悲观苦闷的叹息，提出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引起了读者深沉的思考与极大关注。这势必“动摇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现存事物永世长存的怀疑”。尽管莫泊桑面对这些社会问题毫无办法，但他的《俊友》对于产生它的时代来讲，“也是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
萌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