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清晨，天气严寒，冷风刺骨，我却觉得热血沸腾，精神振奋。我忘却了自己身处险境，也忘却了自己即将开启一段前程不明的远行。我调整好状态，下楼去吃早餐，发现彼得余怒未消，仍在生气。餐厅门口擦肩而过时，他咕哝着说了一句，他对昨晚斯图姆尖酸刻薄的嘴脸和卑劣行径记忆犹新，觉得特别恶心。中尉一直和我们待在一块，我和彼得根本没有私下谈话的机会。彼得爱在床上抽烟，晚上试着出去找几根火柴时，结果发现我们房间的门被锁住了。
负责给我们带路的中尉打了个电话，随即说带我们去看战俘集中营。上午，斯图姆带我们观光，下午他才带我们到了那儿。“你会发现，”他告诉我们，“人类是多么的仁慈。你也会发现一些向我们缴械投降的英国战俘，他们都曾是自己本国的重臣元老，你看后一定很高兴。”
我们乘坐出租车穿过城郊，来到地势平坦的乡间，它如同花园般美丽，又像集市般繁荣；随后，一片树林茂密的低矮山丘慢慢进入我们的视野。一个小时后，车子驶进一个看起来像教养所或医院的重要地方。我猜它以前是穷人家孩子的收留站。大门口岗哨林立，带钩的同轴铁丝网密布。薄暮时分，我们穿过一扇拱门，它放倒下来像个吊闸。中尉出示了通行许可证，车随后开进一个用砖铺路的院子。我们来到司令办公室，这儿更是戒备森严。
司令不在办公室，他的副手迎接我们。副司令脸色苍白，年纪轻轻就几乎秃顶。他用德语进行了自我介绍，并作了一番优雅的演讲，赞颂德国是多么的仁慈正义和英勇善战等。中尉给我们做翻译，将这些译为荷兰语，便于我们听明白。随后侍者呈上了三明治和啤酒，吃罢，我们一行人组成了一支视察队伍，其中有两名医生，他们戴着眼镜，面相温和，一些监狱看守—他们是遵纪守法的副干事，虽然年迈但体格依旧健壮，甚至有些盛气凌人。兴许就是这股气质和精神浇筑了奥斯曼德国军魂。一般来说，德国人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更别提文官武职了，即便如响当当的皇家卫队和勃兰登堡兵团也是如此。但是，这个国家似乎却能涌现出源源不绝的士官，他们意志坚强，能力超群。
我们参观了洗澡间、放风场、厨房、医院—里面除了一名流感患者外，并无其他患者。条件看起来还不错。我估计，整个地方是供军官们专用的，给美国来访者展示展示罢了。如果听到的他们讲的一半是真实的，那么德国南部和东部肯定还有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禁闭室。
我并不是很喜欢这样的场合。
在我看来，沦落为战俘是人生中最悲哀的事情。看到德国佬横尸遍野时我暗自得意，但看到他们羁押的战俘时，我时常悲痛难耐。此外，我也承认以后再看到这种场景的机会微乎其微。因此无论在走廊里碰到谁，我一直都待在暗黑的角落，不与人照面，所幸的是遇见的几个战俘根本就没兴趣搭理我们。他们向年轻的副司令致敬行礼，很少留意到我们。毋庸置疑，他们认为我们是一群好奇的德国人，仅仅是来这幸灾乐祸地瞧瞧而已。战俘们看起来精神状态不错，只是眼睛四周稍显浮肿，好似长久缺乏锻炼的人。他们长得偏瘦。用副司令的话来说，这儿的食物是没有什么好吹嘘的。其中一间房里有人在写信。房子很宽敞，却只配备了一只小小的炉子取暖，窗户紧闭，房内氛围冷清又沉闷。另外一间房里，有人一边在讲，一边在黑板上画图。下面坐着十多个听众，有的穿着普通卡其布面料军衣，还有的穿着破布拼接起来的旧衣服，大多数穿着厚厚的大衣。看到这些俘虏，我禁不住想起往日在一起拼杀敌人的战友。对他们除了抱一线希望祈祷平安之外，我无能为力。
我边不停往前走，边心不在焉地听副司令大声解释和中尉咕咕唧唧翻译。这时，我突然想起这次视察何时将结束。我们经过一间类似于康复疗养的大房子，里面坐着几个病人，想必这是整栋楼最暖和的地方。尽管如此，它还是显得闷浊不堪，令人生厌。六七名战俘有的在看书，有的在玩游戏。他们眼神黯淡无光，瞧了我们一眼后，又干起自己的事。我估计，由于还处在恢复期，他们遇见外来人员时，可以不必起身敬礼。
我们绕过一张小桌，桌边只有一名战俘在那玩纸牌。这些曾经在战争前线流汗流血的英雄好汉，如今被关押在德国佬的狱牢里度日如年，此情此景真是惨不忍睹，我心中异常伤感。彼得开始对监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和副司令走在前面，紧随其后的是中尉和一名医生，之后是两名看守，我和另外一名医生排尾。片刻间，我有点心不在焉，走在了队伍最后面。
这时，玩纸牌的战俘突然间抬起头来，我恰好看到了他的脸。我敢用人头担保，他就是卢斯战役中的多利·里德尔，在我们团里担任机枪队指挥官。我听说德国人在采石场轰炸矿山时将他抓获了。
正当他惊得目瞪口呆，要和我讲话时，我明白自己得机灵应对，以免被我前方一步之遥的医生察觉。
我假装被绊倒，有意将他的纸牌散落在地板上。随后我跪下去捡拾的时候，趁机揪了一下他的膝盖。他低头来帮我捡，我在他耳边小声说了几句。
“没错，我是汉内。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声张。我在这儿执行秘密计划。”医生转身查看发生了什么，我马上用荷兰语又说：“老兄，振作点，我们会赢的。”
讲完后，我收拾好纸牌。多利配合得很出色，他像被猴子滑稽的表演逗乐了似的笑了笑。其他人闻声赶来，副司令呆滞的眼睛里露出愤怒的神色，大吼道：“不准和战俘说话！”
我迷惑地看着副司令，直到听了中尉的翻译才明白他的意思。
“那家伙是谁？”多利用英语向医生问。“他搅了我玩牌的兴致，后来又跟我叽叽喳喳地讲高地（德国中部和南部）德语。”
我懂官方英语，多利那样讲话是给我暗示。我假装对他这个讨厌的英国人很生气，故意和那个发着牢骚、豺狗模样的副司令挨在一起走出了房间。之后，我不得不行为收敛了一些。最后我们来到战俘禁闭区，这里关押着那些不受管教，犯规逾矩的战俘。他们看起来意志衰颓，毫无生气，但是我佯装得满心欢喜，还告知中尉说自己很乐意看到这些，他将我的话又翻译给其他人听。我很少见到他这样的卑鄙小人，中尉曾在柏林附近的鲁赫本战俘营当职过。返程时，他和我们谈论了诸多关于战俘和集中营的事情。彼得不止一次被投进监狱，因此对监狱里的人和事饶有兴趣，一直不停地问中尉。中尉讲了一件趣事，他说他们经常让一些假战俘混入其他战俘中作间谍。如果有战俘策划逃跑，卧底间谍就乘机参与其中，并积极怂恿。逃跑计划开始实施后，这些卧底才暴露自己的真面目，并得嘉奖祝贺。看来，德国佬禁闭战俘只是找一个欺凌和残害他们的借口罢了。
当天下午，我和彼得被隔离开来。他留下来和中尉一道，而我则背着行李，在一位后备军中士的陪同下前往车站。看样子彼得对这种安排深表不满，而我对此却并不在意。听说斯图姆要和我一同前行时，我顿时精神为之一振。斯图姆再次想见我，想必他一定是觉得我还有点价值；要是他决定起用我，他肯定是想将我纳入了他的游戏中。我喜欢斯图姆，就像狗喜欢蝎子一样。其实，我希望早日融入他的圈子。
我身上佩戴着后备军的标饰，省去了购票的麻烦。我在站台找不到自己的同伴，只好待在那等待。这时一大群人涌来，大多数都是士兵，从我身边摇摇摆摆地走过，挤满了车头前面的几节车厢。一名军官粗声粗气地告诫我站到木制轨道后面的一旁去。我听从其命，这时突然间发现斯图姆正低头直视着我。
“你会讲德语？”他厉声问道。
“就会几句，”我漫不经心地答道。“我去过纳米比亚的温得和克，学了几句德语应付日常所需。我的朋友彼得—也会说几句。”
“那么，”斯图姆说道。“好吧，上车。不是那节！这儿，笨蛋！”
我遵照他的命令上车，车门马上就关上了。斯图姆站在月台的另一端时，我看不清其无耻的轮廓，觉得没有必要提防。我不知道斯图姆是否对我产生了怀疑，但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我既精通荷兰语，又熟悉德语，假如他突然用德语对我发问，就容易泄露自己的底细。这样做起来可不那么简单。
火车朝乡下驶去，窗外结满了霜，一片模糊，我无法看清外面的风景。斯图姆忙着看他的文件，把我撂在一旁。我看到车上一则禁止吸烟的告示，为了佯装不懂德语，我故意拿出了烟斗。斯图姆抬起头察觉后，粗暴地命令我收起来，好像一位讨厌烟味的老妪。
接下来的半小时，没有报纸阅读，也不能抽烟，因此我无聊透顶。走廊上不时有人影穿梭，但是无人想进包间来。毫无疑问，他们看见了这位身穿制服，块头高大的军官，而且知道此刻他想独处。我想着去走廊伸展一下双腿，正要起身时，有人将门向后滑开，刹那间一个高大的身躯挡住了灯光。
此人身穿粗呢大衣，头戴绿色毡帽，向斯图姆敬了个礼。斯图姆抬起头，尽管面带怒色，却还是对我们俩微微地笑了笑。
“打搅一下，先生，”来人说道，“你们这还能多坐一位吗？我车厢里的勇士们抽烟把我熏得受不了，胃隐隐作痛……”
斯图姆站起身，眉头紧锁，满脸怒气，似乎要将这个闯入者扔下火车去。然后他似乎止住了不悦，让自己镇定起来，那人马上友好地咧开嘴笑了。
“哎呀！原来是斯图姆上校啊，”他大声说。（他念“斯图姆”名字时，发音特别像英语单词“胃”的第一个音节。）“上校，再次见到您非常高兴！那晚我很荣幸在使馆结识您，我猜杰勒德大使没有弄清我们的意思。”他说着一屁股跌坐在我对面的角落。
我先前就确定将会在德国与布伦基伦相遇，但未料到这么快。此刻他坐在那儿睁大双眼，一边失神地凝视着我，一边向斯图姆唠叨着那些陈词滥调。斯图姆早已不耐其烦，还是竭力保持自己的仪态。这个时候，我假装郁郁不乐，满脸狐疑地打量这个不速之客。
“希腊萨洛尼卡战势陷入僵局”，布伦基伦先生想以聊天的方式打开话匣，然而斯图姆指向一则告示，上面写着“火车上禁止军官与他人谈论军情。”
“抱歉，”布伦基伦说道，“我看不懂你们那墓碑文式的语句。我想那则告示是针对不速之客的，对我俩来说，它没有任何意义。我想这位先生也是和您一起的吧？”
我绷着脸坐在那，神色疑惑地盯着布伦基伦。“他是荷兰人，”斯图姆说道：“南非裔荷兰人，他讨厌听人讲英语，所以不高兴。”
“在这点上，我也是这样啊！”布伦基伦诚恳地说道。
“谁说我讲英语？我讲的可是纯正的美语。振作点，伙计。正如我家乡俗话所言，不是任何声音都能唤得住马鹿。我讨厌剧毒的响尾蛇，但我更加讨厌英国佬。斯图姆上校会告诉你的。”
我敢肯定斯图姆会跟我讲。恰在此时，火车开始减速进站，斯图姆起身准备下车。“祝你愉快，布伦基伦先生，”他扭头叫道。“如果你想旅途开心，就不要再跟陌生人讲英语，他们可分不清英式美式呢。”
我紧跟在斯图姆的后面走着，布伦基伦叫住了我。
“朋友，等等，”他大声呼喊，“你的手提包落下了。”他从行李架上把包递给我，并未显露出认识我的丝毫迹象。我最后看了他一眼，他神情沮丧地坐在火车角落，将头埋在胸口，仿佛要睡觉的样子。他是那种精心扮演角色的人。
外面停着一辆小汽车—那种常见的灰色军车—我们开始在颠簸的林间道路上急速前行。斯图姆早已将他的文件装进公文包，一路上只跟我偶尔说一两句话。
“我还没有决定留不留你，勃兰特，”他郑重地说。“你可能是个傻瓜，也可能是个无赖，还可能是个好人。要是个无赖，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毙了你。”
“如果我是个傻瓜呢？”我问道。
“我们会将你扔进伊瑟河或者是德维纳河里喂鱼。你不会死得很难堪。”
“你们不能那么对我，除非我心甘情愿。”我说道。
“不能？”他不怀好意地笑着说道。“你可记住，你现在连国籍都没有了。严格说来，你是个叛徒。如果你去投靠英国人，他们要是稍动点脑子的话，就会绞死你。伙计，你在我们手里，只能凭我们摆布。”
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若有所思地说道：“我可不觉得你是个傻瓜。你可能是个有点用处的小混混，不过那点用处足够了。其他无用之辈，我们很快就会调查清楚，就用绳子勒死他们。”
“倘若我是一个好人呢？”
“和平常人一样，你也能拥有这个值得骄傲的特权，那就是可获得一次为德国效力的机会。”此时这个陌生人说话语气诚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汽车穿过林子，驶进一座公园。公园里栽种着一排排树苗。朦朦胧胧中，我看见前面有间稍大的房屋，像个生满杂草的瑞士度假别墅。院子里有一条吊门装饰的拱道，露台上仿制了一些城垛，看起来像是灰泥垒砌起来的。我们在哥特式的前门旁边停下车，一名身着射击装的瘦个子中年男人等候在那里。
走进灯火通明的大厅，我仔细看了看屋子的主人。他身材清瘦，皮肤黝黑，双肩佝偻着，好似牢牢地骑在马背上一样；他头发斑白而又七零八落，胡须粗糙且蓬乱不堪；眼睛近视但十分滑稽可爱。
“尊敬的上校，欢迎您的到来，”他说道。“这位就是您提及的朋友？”
“是的，他就是那个荷兰人，”斯图姆说道。“他叫勃兰特。勃兰特，上前来见见高迪恩先生。”
毫无疑问，我熟悉高迪恩这个名字，在我职业生涯中这样的精英并不多，他是全球最富盛名的铁路工程师之一，负责修建了连接巴格达和叙利亚的铁路以及德国东部新开辟的铁路。我估计他是热带地区交通建设方面最具权威的人物。他熟悉东方国家和非洲地区；显而易见，与他相比，我不值一提。
一位金发碧眼的女仆将我领进房间，里面除一个火炉外，空荡荡的，地板擦得光亮光亮的，窗户似乎故意设计成开放式的，和我见过的大多数德国房子窗户不一样。我洗漱后下楼来到大厅，只见大厅四周挂满了旅行归来带回的纪念品，有托钵僧穿的长布袍，非洲马赛族人防身用的盾牌，还有一两只完整的野牛头。不一会儿铃铛响了，主人陪着斯图姆走出来，我们一起到餐厅共进晚餐。
我早已饥肠辘辘，若非时刻警惕着绞尽脑汁地回答问题，我想自己会吃得心满意足。斯图姆和高迪恩用德语交谈着，有问题问我时，他就帮忙翻译。没问我时，我就四处张望，装着无所事事的样子，骗他们听不懂德语。这样的偷听机会实在难得，我必须听清楚每一个字。同时，我还得随时准备回答问题，并装出不知晓他们先前交流的内容，以此打消他们对我的警觉和疑虑。为让他们相信我并非酒囊饭袋，我的回答还不能弱智得出尽洋相。这着实有些难度。我感觉自己像是被告席上的证人，正面对严苛的盘问；又或是一名国际象棋手，同时以一对三，击败挑战者。
我听到斯图姆将我的主要意图透露给了高迪恩，这位工程师摇摇头表示不妥。
“太晚了，”他说道。“起初就该这样，我们忽略了非洲。你知道这其中的原因。”
斯图姆大笑起来，说道：“冯·艾内姆！也许，她的魅力很奏效呢。”
我在忙着吃橘子沙拉的时候，高迪恩瞟了我一眼，然后对斯图姆说：“关于非洲，我有好多事要告诉你。请耐心听。你的朋友所言甚是，乌干达是英国的战略要地，如果在那里重炮袭击，将会让他们心惊胆寒。但是如何攻击呢？他们至今还守着海岸线，而我们的补给日渐短缺。”
“我们不能强行申请增援，可我们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资源吗？在这方面，我不是很满意。齐默曼说我们已经物尽其用了，但是特雷斯勒却不这样想，现在我们身边凭空出现个帮手，他的经历打消了我的疑虑。他似乎知道该怎么做，你可以试着用用他。”
于是高迪恩开始询问我，他问得非常详细。我想我的回答不多不少，足够取得他的信任。你可知道，我记忆力超强，一生中遇到过许多捕猎者和拓荒者，也听过他们的传奇故事，因此，对于那些我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可以杜撰一二。除此之外，我曾经在坦噶尼喀周围地区工作过，对乡下了如指掌。
“你是说，如若我们给你提供帮助，你可以在坦桑尼亚的边境，从三个方向跟英国人添乱？”高迪恩终于直接发问了。
“如果有人点火，我就可以沿路放火。”我答道。
“但是这么多部落之间都没有任何姻亲关系。”
“他们都是非洲人。相信我，所有非洲人有一点是大同小异的—他们容易变得发狂，这种疯狂能相互传染。英国人很清楚这些。”
“你会在哪里开始点火？”他问道。
“有干柴的地方，从北往上走。我对伊斯兰教一无所知，你们必须帮助我，我想你们会答应的。”
“为什么这么确信？”他问道。
“因为你们已经开始行动了，”我答道。
斯图姆一直在当翻译，他完全理解了我的话语，翻译得非常清楚。但是他却擅自更改了我回答的最后一句，他说，“因为荷兰人认为我们对伊斯兰世界有所企图。”然后，他放低了声音，扬起眉毛，好像说了一个类似“unmantle”的词语。
高迪恩迅速地瞟了我一眼，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上校先生，我们要单独谈谈，”他说道。“勃兰特先生，还请您原谅，您先自便一下。”说罢，他将一盒雪茄烟推到我面前，然后就和斯图姆离开了房间。
我将椅子挪到火炉旁，想坐下休息会儿，然而由于晚饭时神经紧绷，我十分疲惫。我假装自己是什么人，他们就把我当成什么人。斯图姆此时可能怀疑我是一个无赖，一个来自荷兰的无赖。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自己如履薄冰，处境危险。如果我完全陷进这个角色，一旦离开此地，将会对我不利。我得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外表和神态扮演成一名南非布尔人，但内心深处自己是一位英国情报人员。任何时候我扮演不好这两个角色，敌人都会对我高度警觉，并产生怀疑，最后导致送命。
斯图姆一贯毫不容情，心狠手辣。尽管我对这个大块头心生厌恶，但他却强烈地吸引住了我。显而易见，高迪恩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白种人，具有绅士风度。如果他的图腾和我的相同，我可能会选择和他一起共事。斯图姆并非普通的德国人，尽管他恶魔般地糟践德国，他还是有值得我欣赏的地方：他生活习惯良好，既不抽烟，也不酗酒，在肉欲方面保持谨慎。一方面，他残忍冷酷，早在德国西南部时我就有所听闻；另一方面忠诚爱国，并将这种爱升华成自己的信仰，值得赞扬。我纳闷，他能成为一名英勇善战的军人，为何没有得到提拔重用，也许在自己的团队里也算得上是响当当的人物。只要有他在场，连副部长等人都不多说几句，而且像高迪恩这样的人物对他也毕恭毕敬。我想，他那颗金字塔状的狡猾脑袋里，一定不缺智慧和权谋。
我坐在炉子旁边，思绪飞奔，回想自己是否探查到一丝情报。目前为止似乎尚无收获。斯图姆谈及过一名叫冯·艾内姆的女人，可能正是他前天见副部长时遇到的希尔达。希尔达许是某位大臣或大使的妻子，染指政事，对他的工作兴趣颇浓，关于她的事他没有多说。倘若我能参悟出斯图姆小声透露给高迪恩的话，那就太妙了。正是那些话促使斯图姆对我心生嫌隙，观察我时满脸狐疑。我仅仅听见一个类似于“unmantle”的发音，我确信这个词不是德文词。
内心焦灼的我恍恍惚惚，在梦中开始朦朦胧胧地思索着另外几个伙伴的行动。布伦基伦乘坐的火车行进到了哪儿处？他下一步作何计划？他同那些大使和名人相谈甚欢—是不是查探到些许蛛丝马迹？彼得呢？他情况如何？我怀疑他是否真的尽职尽责了，我衷心希望他全力以赴。还有，桑迪在哪儿呢？但愿他没有被爱琴海边的希腊人抓去驾船。然后我想起了自己的部队在吕什和拉巴塞之间，距离德国边境大约五百公里的地方，拼命地和德国佬厮杀。
梦境真是滑稽有趣，因此我乐醒了。晚上天气寒凉，我试图将炉火拨得旺些，却是白费力气。我起身在房间里四处走动。房间里挂着两张老年人的肖像，他们仪表庄重，我猜是高迪恩的父母；此外还有一些放大了的机械工程图片，以及一幅完好的俾斯麦相片。火炉边有个木箱，装满了卷在一起的地图。
我随手展开一幅地图，那是一幅德国地图，我花了些力气找到了自己目前所在的地方。从地图上看，我与自己的目的地相距甚远，而且我得一路过关斩将，才能到达东方。我必须先经过巴伐利亚，然后再进入奥地利。我注意到多瑙河向东流去，记住由此可以通往君士坦丁堡。
然后我又展开了另外一幅。这张覆盖面广，包括从莱茵河开始的整个欧洲，东面远到波斯。我猜它是为了展示整条巴格达铁轨路线，该路线起由德国，终到伊拉克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图上面有一些标记，仔细一看，我发现上面有蓝色铅笔乱写的日期，似乎是表示行程进度。日期从欧洲地区开始标注，然后继续向右边标注到小亚细亚，再向南边标注到叙利亚。
我猜自己可能碰巧撞见了一直费力寻觅的线索，那一刻我的心脏扑扑地跳动，之后我再也没有机会查看那张地图了。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我小心翼翼地轻拉滚轴，将地图卷上去后转过身来。就在我靠近炉子弯腰点烟斗时，门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高迪恩，他吩咐我加入到他们的谈论中。
我们一起走时，他亲切地将手搭在我的肩上，也许他认为我刚才受到了斯图姆的怠慢，有意主动向我示好。他只是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背，没有撂下任何话。
斯图姆待在原地，双肘撑在壁炉台上，宽厚的下巴非常凸出。
“听好了，”他说道，“我和高迪恩先生都想重用你一下。你要是骗人，你肯定会掉入困境，那是你自作自受；你如果耍流氓，你耍不过我们，有人会监视你；你倘若很无知，你会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假如你表现优秀，你将会享有公平待遇；假如你成功了，我们将会记住你的功劳。明天我就回家，你和我一起，听候命令。”
我转身立正，向他敬了个礼。
高迪恩说起话来和蔼可亲，像是在为斯图姆的专横独裁赎罪似的，“勃兰特先生，我们都爱自己的祖国，”他说道。虽然你不是德国的子民，但是至少你憎恨它的敌人，因此我们是盟友，我们应该互信。胜利由上帝来裁定，我们只不过是他的卒子。”
斯图姆一口气翻译完，口吻甚为庄重。他抬起右手，高迪恩也抬起右手，像在宣誓，又像牧师在为圣会祈福。
那一刻，我意识到了德国—这个国家的力量，她孕育出英雄和草莽，也培养出绅士和无赖，但是她可以让所有子民都对其心怀一丝狂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