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库中，《孟子》无疑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孟子》一书的作者，是孟子本人和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孟轲）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可见，孟子是《孟子》一书的主要作者，他的弟子万章和公孙丑等人参与了该书的编撰工作。
孟子（约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城东南）人，春秋时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孟子年幼丧父，其母对他的教育和成长环境十分重视，汉代的《列女传》记载了“孟母三迁”的故事，后来流传甚广的《三字经》则把这一事例作为贤母教子的典范告诫世人。由于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而子思是孔子的孙子，这就为孟子继承和发展孔子的学说奠定了基础。
孟子的一生，与孔子有着许多类似的经历，即：聚徒讲学、周游列国、短暂出仕、老年回国、著书立说、整理典籍。孔子和孟子这两位儒学传承史上的大师，在弘扬儒家学说的经历中，都秉持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历代知识分子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典范。
为了宣传和践行自己在孔子“仁”的观念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仁政”思想，孟子带领弟子先后到齐、宋、滕、魏、鲁等国游历，在向统治者进言的过程中，不厌其烦地阐述自己仁政治国的主张，并向梁惠王描绘了经济改革的蓝图。“由于各国间都以力相争，他却鼓吹以德为王，言仁义而不言利，终不能被任用，于是退而著书”（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
孟子晚年在公孙丑、万章等弟子的协助下编著的《孟子》一书，全面、系统地体现了自己的思想。《孟子》一书的精髓，是孔子毕生倡导的“仁”的观念。孟子之所以能成为孔子学说的传承者和创新者，并被后世尊为“亚圣”，就在于他能透彻地领悟孔子“仁”的观念的实质，并进而发展为自己的“仁政”思想。这种“仁政”治国的思想，虽然未能被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却在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孟子贡献给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孟子》“记载了孟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为研究孟子及思孟学派的主要材料”（上海辞书出版社第六版《辞海》）。透过《孟子》一书，我们既能感悟孟子的仁政思想、民本思想、人性本善思想、养心寡欲思想、人格平等思想，以及培养浩然正气、重视个人修养、主张民贵君轻、反对武力兼并、强调“天人合一”等观点，还能从“感情充沛、气势雄健、辞锋犀利、锋芒毕露”（方勇译注《孟子》）的行文中感受孟子的雄辩之才，从俯拾皆是的比喻和引人入胜的寓言中感受孟子的生活智慧。
孟子其人和《孟子》一书，虽然在孟子去世后相当长的时间没能得到统治者的足够重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治国兴邦的思想和文学艺术价值日益引起世人的关注。到了宋代，朱熹编撰的包含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四书集注》，正式确立了《孟子》作为“经”的地位，该书的注文更是科举考试的立论根据。从此，《孟子》和《论语》一样，在长达六百余年中成为参加科举考试的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籍。
孟子的学说走向世界，始于16世纪从欧洲来到中国的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把《孟子》译成拉丁文带到欧洲。罗明坚曾在中国生活十年（1579—1588年），是欧洲传教士、学者翻译《孟子》的第一人。“16世纪至19世纪，孟子及其著作多次被欧洲译介。文献与实物证明，孟子是最早被介绍到欧洲的哲人之一，而《孟子》则是最早翻译到欧洲的中国典籍之一。其间，孟子及其学说是作为儒家的次要代表和儒家思想的组成部分加以译介的。……译介过程中发生过诸如‘性向善’与‘性本善’的不同解读，反映了不同文化的差异，折射了不同文化间的调和与认知。译介《孟子》的语言经历了从单一拉丁文到兼用不同语言的变化，译介图书刊行经历了由无法印行到版本众多的变化，孟子及其著作的影响也随之逐步扩大”（姜新《走向欧洲的孟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35卷第5期）。20世纪初期，以胡适、冯友兰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的频繁交流，在传播中国哲学思想（胡适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著有《中国哲学简史》）的同时，使孟子的思想和学说在西方得到进一步传播。
同孔子一样，孟子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孟子是伟大的，孟子的思想和学说博大精深，充满着生活的智慧。但是，孟子毕竟是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家，他的某些思想和观点难免存在时代的局限性。因此，今人研读《孟子》，目的在于回归传统，与先哲进行心灵的沟通与交流，汲取孟子思想的精华，感悟孟子的仁政治国之道、修身向善之道、读书治学之道，以及民贵君轻、天人合一、养心寡欲等等观点，以陶冶自己的道德情操，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做一个具有浩然正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在诸子散文中，《孟子》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为了适应战国时代新的形势下进行论辩的要求，孟子不再采用《论语》的语录体形式，而采用宏大的长篇大论的散文形式。“《孟子》文章的最大特色，是那种雄辩的不可阻挡的气势，是那种说理的明朗性和形象性，是那种比喻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有时是用生动的故事作比喻），是那种严密的逻辑力量。孟子的文章，确实具有‘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的气势。”（冯其庸《逝川集·中国古代散文发展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孟子》一书的研究者甚多，古今注译《孟子》的著作也很多。古人注解《孟子》的著作，比较通行的有东汉赵歧的《孟子章句》、宋代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人焦循的《孟子正义》等。
本书的译注以中华书局1987年版2011年北京第8次印刷焦循撰《孟子正义》为底本，并借鉴、汲取了赵歧、朱熹、焦循、杨伯峻、金良年、刘兆伟、方勇、宁镇疆、侯柯芳等古今学者的部分研究成果。在此，谨向这些先哲和学人致以深深的谢意！在注、译和解读《孟子》的过程中，著者既广纳众说，又力求推出新意，融入自己感悟《孟子》的见解。
绵阳师范学院原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四川省高校文科教材编委会委员、北京大学访问学者张一璠教授，作为著者在20世纪70年代参加援藏（属四川省第二批援藏教师）时的高原同事、战友，对本书的译注、解读非常关注，并给予了指导。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向他表示由衷的谢意！
由于著者学力和水平有限，本书难免存在疏漏、不当之处，恳请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愿本书的出版能够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人们回归传统、品读经典、陶冶情操尽一份绵薄之力。
著者
2015年6月于蓉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