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纳穆诺生平简介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1864—1936）是西班牙著名哲学家、文学家。他出生在北部的毕尔巴鄂，是巴斯克人。巴斯克人是居于比利牛斯山南北的古老民族，在西班牙和法国都属于少数民族。作家幼年丧父，由母亲一手养大，所以和母亲的关系，对母亲的感情，都非同一般。乌纳穆诺的父母是舅甥通婚，也就是说，母亲是父亲的外甥女，也是作家自己的亲表姐。这似乎是乌纳穆诺某些文学主题的一个来源。乌纳穆诺兄弟姐妹之间关系紧张，唯一的例外是他毕生崇拜一个当了修女的妹妹。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张使人联想到本书所收多篇小说里的情状。生平经历和文学虚构当然不能对号入座，但是乌纳穆诺的全部哲学和文学归结起来可以说是一个“我”字，所以，关于乌纳穆诺的家庭关系在此一提，不为啰唆。
乌纳穆诺二十岁获得博士学位，二十七岁当上萨拉曼卡大学希腊语教授，后来也教过西班牙语等其他课程。萨拉曼卡大学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名校之一。1901年他成为该校大学校长，1914年因政治原因被撤销校长职务。1924年他因抨击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的独裁政权而被流放到远离西班牙本土的加那利群岛。流放期满他选择自我流放到法国，先后在巴黎和西法边境的昂代市侨居，直到独裁政权倒台。1930年乌纳穆诺凯旋马德里，成为举国欢迎的英雄。1931年第二共和国成立，他被任命为萨拉曼卡大学终身校长。1936年，内战爆发，他同情佛朗哥将军的叛乱，被撤销校长一职。在此之前，鉴于共和国的乱象，乌纳穆诺已经对当局表示过失望。佛朗哥进驻布尔戈斯后恢复他的职位。然而，乌纳穆诺不久亲眼目睹叛军的残暴。同年10月他抗议叛军暴行，公开忏悔自己的政治立场，留下了“你们会赢，但不会服人”这句名言。他再次被剥夺职位，并被软禁在家。1936年的最后一天，乌纳穆诺逝世。对于乌纳穆诺的死，大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这样说：“那些不知道乌纳穆诺的声音熄灭是一场国难的人，只能对他们说：主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晓得自己失去了什么。”
乌纳穆诺来自笃信天主教的中产阶级家庭，但是大学期间他逐渐失去儿时的宗教信仰。作家一生为信仰问题、自我身份和人格危机而挣扎，而这种心路历程又成了他作品的题材。1897年，他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精神危机。一般认为，这是他的思想和创作生涯的转折点。他的一个孩子（生于1896年）得了脑膜炎，脑膜炎又导致脑积水，并最终于1902年死去。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乌纳穆诺对这个病孩子比对别的几个孩子格外关心，甚至把他的摇篮放在自己书房里，尽量和他在一起。他看着这个儿子畸形的脑袋，想到自己父母近亲结婚的事实，频频陷入怀疑自己理智的边缘。他多次想到自杀，但他又是个家庭观念极强的好丈夫、好父亲。他还有尘世间的义务，有一大家子人口要养。另外，对于永生问题，他终究还有疑问而不能定夺。1897年3月的一个深夜，心中的折磨使他不能入眠，终于痛哭出声。身边的妻子把他搂在怀里，叫他“我的孩子”！这一情景以后在乌纳穆诺的许多作品中，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反复出现，本书所选多篇小说里也能找到痕迹。
乌纳穆诺的哲学和文学创作
乌纳穆诺和阿索林、皮奥·巴罗哈、安东尼奥·马查多、巴列·英克兰等人构成文学史上的九八年代一派。九八年代这个名称的由来是1898年的美国西班牙战争。新兴的大国美国击败老牌帝国西班牙，夺取了古巴、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等西班牙殖民地。这些作家受政治和文化危机的刺激，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探索西班牙衰败的原因。乌纳穆诺的写作涉及祖国的政治和文化命运、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文艺的革新等几个大题目，作品类型包括哲学论著、小说、诗歌、戏剧、游记、文学批评等等。他是西班牙语世界地位崇高的文化巨人；在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拉丁国家，他被视为天主教世界的文化代表；在世界范围内，乌纳穆诺以存在主义思想家而闻名，名字经常和叔本华、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舍斯托夫等人列在一起。
乌纳穆诺中学时代开始接触康德、笛卡尔、黑格尔、费希特、牛顿等人的学说，早年也受斯宾塞的实证主义浸染。思想成熟以后的乌纳穆诺抨击理性主义，蔑视哲学体系，自称非理性主义者。他的哲学代表作有《生命的悲剧意识》（1912年）、《信仰骑士堂吉诃德》（1913年）、《基督教的挣扎》（1931年）等书。《生命的悲剧意识》最有名，流传最广。该书的基本意思是反对“智人”、“经济人”、“社会契约人”等抽象概念，提出回到有血有肉的人（hombre de carne y hueso）。按照乌纳穆诺对斯宾诺莎《伦理学》的理解，这血肉之躯的本质是保持自身而不愿灭亡。[1]存在就是“在”和“想在”，人生的本质就在于想一直“在”下去，所谓永生。在乌纳穆诺看来，人若不信上帝，不信自己永垂不朽，那简直太不可思议；可是理性却同时告诉人，上帝和永生云云是不可能的。这个理性和信仰的矛盾就是乌纳穆诺说的悲剧意识。[2]“理性和信仰”这句话中间的连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深渊鸿沟，乌纳穆诺是在这深渊里痛苦而勇敢地跳跃挣扎的争斗者。他自造新词称这一形象为“agonista”，称自己小说中的人物是“agonista”，而非一般意义上的“protagonista”。[3]
乌纳穆诺可以说是个唯我论者，他借自己钟爱的法国作家塞南库尔在《奥伯曼》里的话说：“对宇宙来说，我什么都不是，对我自己来说，我就是一切。”他的“我欲故我在”也集中体现在“成全自己并成为一切”（serse y serlo todo）这一表述里。这是乌纳穆诺式的自我成全，天人合一。他甚至不满意泛神论者斯宾诺莎关于永恒的说法，因为他所要的，他所欲望的，不是冷冰冰的永恒，不是升入天堂之后被上帝吸收，与众得福者一起成为失去自我面目的恒河之一沙，他要的是“血肉之躯”不灭的不朽和永生，永远成为自我。这个思路与东方思想中放下我执的寂灭论大相径庭。他赞扬学养不深却能坚守耶稣基督神性说的公元3世纪亚历山大港主教圣阿塔那修，因为正是道成肉身、复活升天和共领圣餐等教条才使基督教信仰接了地气，成为信众广泛的群众运动。墨西哥诗人帕斯有一次提到乌纳穆诺时说，乌纳穆诺要的是连自己的鞋子也能进天堂的永生。照乌纳穆诺的思路，他可能会这样反问：“为什么不呢？”乌纳穆诺的“悲剧情感”之说，道出的其实是人心最深处最具体切实最根深蒂固的欲望。[4]本书所收小说《殉道者圣曼努埃尔·布埃诺》里有一个情节颇能见出作者的宗教观。叙述者安赫拉的母亲行将离世，关于天国和来生，村里的神甫是这么对她说的：“您不走，……您留在这里。您的身体留在这片土地里，您的灵魂也留在这里，继续在这个家里看着您的孩子们，听他们说话，虽然他们看不到也听不到您。……上帝就在这里，孩子，因为上帝无处不在，您将从这里看到他。从这里就可以了。”
类似的情节也被用在另一篇小说《棋手堂桑达里奥》里，但是故事中的叙述者却认为相信这种永生正是某些人的头脑简单之处，或者说是头脑简单的幸福。对同一情节的不同处理很能说明乌纳穆诺文风的一个总特点。他常常自我矛盾，自我解构，而且并不回避这一点。[5]上述情节也使我们看到作者在信仰问题上的不确定性。
失去盲信的乌纳穆诺在新教神学家的著作里寻找慰藉，受了里奇耳、哈纳克和克尔凯郭尔等人的影响。他发现自己的气质和关注的问题和克尔凯郭尔尤其类似。为了直接从原文阅读这位哲学家，他自学了丹麦语。乌纳穆诺和新教传统的精神渊源可以被读作他那个时代西班牙社会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知识界视他为积极的盗火者；但是不管他追求信仰和自我解剖的道路有多么真诚，多么痛苦，天主教会出于护教之心对他的著作是深加猜忌的。他的《生命的悲剧意识》、小说《殉道者圣曼努埃尔·布埃诺》和长诗《贝拉斯克斯的基督》作为异端邪说而被列在梵蒂冈的禁书名单上。另一方面，像稍后的萨特这样主张积极入世的无神论者，又会对乌纳穆诺所谓的“悲剧意识”不以为然，当今学人研究乌纳穆诺的文献里也不乏类似的批评。当然，也有马塞尔和海德格尔这样的哲人对乌纳穆诺或表示赞赏或承认其影响。世间多有乌纳穆诺那样为自己的生死和信仰问题而苦恼挣扎的芸芸众生，乌纳穆诺的读者也代不乏人，这一点应该最能说明他的普遍意义和对我们的价值吧。
乌纳穆诺作为文学家以小说、抒情诗和戏剧见长，特别是叙述方法上的实验探索使他成为不得不被提到的现代主义重要人物，他的名字也因此常常被和皮兰德娄、纪德、黑塞等人列在一起。作为诗人，乌纳穆诺以宗教信仰、哲学思想、西班牙（特别是卡斯蒂利亚地区）风景和传统、家庭生活等题目入诗，诗歌作品大致上可以说是哲理诗。他排斥当时流行的“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对文艺上的唯美派、颓废派等皆持否定态度。在诗歌形式上，乌纳穆诺公开表示自己轻视诗的音乐性，并一度附和他所佩服的《失乐园》的作者弥尔顿，说押韵是女里女气的事情。乌纳穆诺的美学态度如此，但是从实践来看呢，他倒是现代西班牙语诗坛上一个重要的格律诗写手。他的《精神十四行诗集》（1911年）包括将近130首十四行诗，使他成了现当代西班牙语诗坛上十四行诗一位孜孜不倦的耕耘者。他的代表诗作《贝拉斯克斯的基督》（1920年）是由长短不一、每行十一音节的89首诗构成的长达2500多行的长诗。全诗虽然不押韵，甚至避免押韵，但也并不是现在所说的自由诗。每首诗都以一个重读的仄声字结尾，其中匠心不言而喻。他发表第一部诗集时（1907年）已经以思想家和哲学家享誉文坛，人们倾向于忽略作为诗人的乌纳穆诺。而乌纳穆诺最愿意自视为诗人，认为一切真正的创造都是诗（详见本书《作者序言》和《棋手堂桑达里奥》一篇的跋文）。诗人晚年诗歌创作不断，把诗写成了自己的精神日记，诗作数量庞大。乌纳穆诺的同代人，诗坛领袖达里奥识别乌纳穆诺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二七年代诗人塞尔努达也给予乌纳穆诺在西班牙诗歌史上以崇高地位，认为他的十四行诗可以和巴罗克诗人克维多比肩；文坛晚辈博尔赫斯写信感谢乌纳穆诺写了《无神论者的祈祷》那样的诗篇。博尔赫斯在若干方面是乌纳穆诺的精神传人，两人都是所谓的哲理诗人，都特别关注自我和异化问题，都为镜子这一意象而着迷。随着乌纳穆诺经典化的进一步深入，作为诗人的他也越来越受重视。
小说是乌纳穆诺作品中公认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他的全部小说如下：《战争中的和平》（1897年）、《爱与教育学》（1902年）、《死亡之镜》（1913年）[6]、《迷雾》（1914年）、《亚伯·桑切斯：一种激情》（1917年）、《图利奥·蒙塔尔万和胡利奥·马塞多》（1920年）、《三部训诫小说和一篇序》（1920年）、《图拉姨妈》（1921年）、《殉道者圣曼努埃尔·布埃诺外加三个故事》（1933年）。
长篇小说处女作《战争中的和平》是作者积多年之功，以现实主义的细描法写成的历史小说，集中体现了早期思想家乌纳穆诺在《论真正的传统》（1895年）一书中提出的“内历史”（intrahistoria）这一重要概念。所谓“内历史”简单说来就是名不见经传的老百姓的历史，是不见之于报刊电视的日常生活，是传统，是历史的潜流。这本书写的是作为集体的人类生活（故乡毕尔巴鄂在卡洛斯战争中被围城的经历），技巧上继承19世纪，和此后关注挖掘个人内心现实的小说大不一样。
《爱与教育学》（1902年）是一部讽刺哲理小说，写一位父亲试图把自己儿子培养成一个完美之人。此人用的是实证主义教育方法，书中并另有一个信奉德国唯心主义的人物，给他提供咨询和指导。故事以被培养对象自杀而告终。1902年被称为西班牙小说的奇迹之年，乌纳穆诺这本书和巴罗哈的《完美之路》、阿索林的《意志》、巴列·英克兰《秋天奏鸣曲》都在同一年出版，而且不约而同地与以模仿为特征的现实主义路线分道扬镳，开启了现代小说形式实验。这些作家的小说带有浓重的哲学色彩，爱讨论问题，被称为哲理小说。美国学者罗伯塔·约翰逊认为，九八年代作家之所以选择哲理小说这种形式，是因为19世纪末有形形色色不能调和兼容的哲学流派从欧洲涌入西班牙，而他们没有专业的哲学训练（乌纳穆诺除外），也无法达成综合协调各家的哲学取舍，索性就借小说这种形式，通过人物之口让各派思想各呈其说，作者反倒不必如写论文那样明白表达自己的观点。自笛卡儿以来的200多年间，反宗教改革的西班牙是经院哲学的一统天下，直到19世纪的复辟时期（1874—1931）才有德国哲学家克劳斯[7]的思想被广泛引入国内。西班牙哲学的落后局面，按照约翰逊的说法，客观上促进了九八年代的作家们打破传统小说形式，超越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表现论框架，使得西班牙的现代主义比欧洲各国早了十好几年。
乌纳穆诺的下一本小说《迷雾》（1914年）是他探索叙述形式的顶峰之作，也为作家带来了广泛的世界声誉。小说写的是一个空虚迷茫的年轻人因恋爱挫折找不到生活意义而最终自杀的故事。书中的心理描写受了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意识流”理论的启发。意大利的西班牙语学者发现该书中人物从虚构世界（来）到现实世界找作者这一情节设想比皮兰德娄的荒诞剧《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1921年）里的类似思路早了七年。《迷雾》在叙述形式上的创新使它成为西方小说艺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作为一部哲理小说，它上承伏尔泰，下启萨特和昆德拉，是这类文学里的重要作品。
为了回敬评论界对《爱与教育学》的负面评价，作者在《迷雾》中说他写的不是小说（novela），而是“雾说”（nívola）。这样一来，别人就不能再说三道四了。乌纳穆诺认为他的“雾说”里写的才是人类真正的现实，心理、意识和性格的内在现实；而现实主义作家，特别是自然主义作家，他们的本事只是描写装饰性的、无关紧要的现实皮毛而已。关于乌纳穆诺的现实观和他与现实主义流派的争吵，详见本书作者序。
现代主义作家乌纳穆诺的小说不再符合卢卡奇所说的“小说是资产阶级史诗”这一名言。他描写的其实是现代西方世界所谓的“主体危机”。在小说形式上，乌纳穆诺也相应地剥去了传统小说里常见的冗长的环境、风景和人物外表的描写，叙述付诸大量的对话，做到开门见山地直呈人物灵魂。这种手法的好处是省去了读者经常会跳过去的长篇累赘的描写，减轻了读者的阅读负担，而且以对话承载的小说内容全是类似于舞台上看到的“好戏”，又仿佛某部大篇幅的长篇小说的缩写，读来全无拖泥带水之感，能够抓住读者的注意力。
有学者总结，乌纳穆诺的全部写作的宏大主题分别是西班牙身份表述、宗教信仰、自我人格、文艺创造等四个，综合这些主题的作品则有哲学著作《信仰骑士堂吉诃德》、长诗《贝拉斯克斯的基督》和本书所收小说《殉道者圣曼努埃尔·布埃诺》等三部。虽然这几个大题目并不绝对分割，但是相对来说每个时期各有侧重之不同。从1897年的精神危机到1913年的《生命的悲剧意识》可以说是宗教信仰时期；从《迷雾》到《图拉姨妈》是小说时期，宗教信仰问题让位于对人格内在矛盾的分析。小说的内容在于展示人物“自我成全”（serse）的过程，中心思想就是作者自己说的“人格的神秘”。长诗《贝拉斯克斯的基督》也属于这个“成为你自己”的小说时期，诗中第二人称的耶稣基督是以理想人格的形象出现的。与耶稣的理想人格相去甚远的是种种不理想的，有缺陷的，或者说病态的人格类型。乌纳穆诺生前在欧洲是个畅销作家，他的小说在当时被翻译为各国文字，引起了精神分析学派的批评家的注意。此类关于人格的研究集中在本书所收的从《亚伯·桑切斯：一种激情》到三部训诫小说《两个母亲》、《伦布利亚侯爵》、《不折不扣一条汉子》的各个故事中。
乌纳穆诺在这些文本里往往借助《圣经》典故、神话和文学中的原型，使小说带有明显的寓言品质。本书诸篇中反复出现的是《创世纪》中兄弟姐妹相争的神话，包括该隐杀亲弟弟亚伯，双胞胎兄弟以扫和雅各在娘肚里就开始相争，不孕的拉结嫉妒自己姐姐并和姐姐争宠等等典故。作者挖掘并解剖人性深处不可告人的黑暗地带，使我们看到权利意志、傲慢、嫉妒、仇恨、自恋等种种激情和欲望如何作为本能力量操纵人类，形成一般所说的人格。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作者的意图并不在作是非判断、道德说教。西班牙哲学家胡利安·马里亚斯非常准确地指出，小说在乌纳穆诺手里是一种认知工具。小说家的兴趣不在说教，而在于科学，在于客观呈现人格现象，探究伦理道德之深层心理基础。而训诫之谓，我想其意主要在于为读者点拨揭示“人心惟危”的种种心理现实吧。下面就本书所收各篇略作说明。
《亚伯·桑切斯：一种激情》里的医生华金·莫内格罗对自己的好友画家亚伯·桑切斯终生怀有嫉妒之情和仇恨之心，小说讲的就是华金受嫉妒心折磨的内心挣扎。结构全篇的基本母题是《圣经·创世纪》里的该隐杀弟事，同时，故事也糅合了乌纳穆诺作品中常见的许多主题。小说以第三人称叙述为主，夹以第一人称的片断，把嫉妒心理写得扣人心弦，令人信服。这篇故事就其剖白人类黑暗心理的深度和彻底程度，令人联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本篇叙事节制冷静，虽然主人公内心极其病态，但是表面上大致还算是正常人，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的那个自白者那样思绪联翩，滔滔不绝。所以说，它似乎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因为世上的大部分人都在所说的常态之内，并不疯的。
《图利奥·蒙塔尔万和胡利奥·马塞多》的主题是西方文学中常见的双重人格。这类作品颇不少，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面人》、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博尔赫斯的《博尔赫斯和我》等等。在这部小说中，分裂的自我人格为了合二为一而结局悲惨，“成为自己”和“自我成全”说说容易做来难。作为公众人物的乌纳穆诺长期受到内在自我和外在形象这一问题的困扰，特别是他的宗教现实（口口声声讲灵魂永生的道理而实际上无法持信），使得他对双重人格、多重人格、本真和异化等主题格外关注。这篇小说后来被作者改编成剧本《梦之影》（1926年）。乌纳穆诺在多部小说和戏剧作品里反复探索过这些主题。
本书所选的《两个母亲》、《伦布利亚侯爵》、《不折不扣一条汉子》等三篇于1920年以《三部训诫小说和一篇序》之名结集出版。《两个母亲》讲一个不育的寡妇迫使情人和别的女人结婚并把他们所生的孩子据为己有的故事。作者点明的故事蓝本一是《创世纪》里雅各妻子拉结不孕事，二是《列王记上》中所罗门王智断二女争子事，没有明说的是对西方文化中的唐璜神话的颠覆性改写。小说中的胡安（通译唐璜）周旋于两个女人之间，但他不是征服者，而是尼采式超人的反面，一个绝对缺乏意志的被玩弄者。一个男人陷入两个女人的怀抱并导致毁灭这种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在文学中也可算古来有之。可以合理假设，演绎类似情节的古希腊悲剧，索福克勒斯的《特拉基斯女人》和欧里庇得斯的《安德洛玛刻》，希腊语教授乌纳穆诺一定不会陌生。理解《两个母亲》的要点是，小说中的寡妇拉克尔不孕这一事实是她整个生命的重心，是她所有的悲剧情感，是她一切言行的本能基础。细心的读者在拉克尔抱着刚出生的婴孩用无人能懂的神秘语言哼摇篮曲这一情节里可以见出一些端倪。渴望有孩子而自己不生育的女强人在长篇小说《图拉姨妈》里又被深化为圣母式的女家长形象。
《伦布利亚侯爵》讲的是姐妹两个争一位男人的故事。小说的母题来自《创世纪》里孪生兄弟以扫和雅各在娘胎里相争以及该隐杀亲兄弟亚伯的神话，只不过兄弟被换成了故事中的姐妹。故事里的男主人公特里斯坦也像胡安那样，是一个被女人控制的意志薄弱者。乌纳穆诺以夸张的手法通过胡安和特里斯坦这类人物表现了所谓的“主体危机”。他的这些作品对二七年代诗人洛尔迦的创作产生了切实可信的影响，为洛尔迦如何书写个人危机指出了一条路径。《两个母亲》中的女子不孕的绝望悲情和女强男弱这两个主题都出现在洛尔迦的诗体悲剧《叶尔玛》中；而《伦布利亚侯爵》里姐妹之间的嫉妒仇恨以及死气沉沉的家庭气氛也同样贯穿洛尔迦的另一部悲剧《贝尔纳达·阿尔瓦之家》。
《不折不扣一条汉子》在这部集子里情节相对复杂，写的是通过自我奋斗而成功的强者亚力杭德罗和美女胡利娅的爱情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权利意志、物化与反物化、疯狂、爱欲与死亡的寓言。和前面两篇里男弱女强的情形不同的是，本文中的男女“争斗者”可谓棋逢对手的唯意志论强人。小说的另外一个重要主题是生活和文艺的关系。胡利娅自始至终执意要听丈夫亲口说他爱她，而不折不扣的男子汉亚力杭德罗每每嘲笑妻子，说这是小说中才有的罗曼蒂克矫情。这位鄙视文艺的男子汉实际上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演绎了一段极具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这篇小说被改编成戏剧上演，获得了很大成功。
《殉道者圣曼努埃尔·布埃诺》、《棋手堂桑达里奥》、《一个可怜的富人或曰生命的喜剧感》是作者1930年从法国流放归来不久一气呵成的三部力作，1933年以《殉道者圣曼努埃尔·布埃诺外加三个故事》结集出版（其中的《一个爱情故事》本书未译）。
《殉道者圣曼努埃尔·布埃诺》讲的是一个不信教条的乡村神甫的内心挣扎以及他的道德伦理取舍，被认为是乌纳穆诺的杰作，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重要经典。小说精心选择主人公生活中的某些典型片断，谋篇布局模仿传统的圣徒传略，叙述节奏如福音书缓慢庄重。小说反映的理性和信仰的冲突问题不但在现代社会具有普遍性，而且在基督教传统里也是一个其来有自的主题。[8]乌纳穆诺小说世界里的人格系列所展示的大多数是这样那样的主观强人。值得注意的是，殉道的乡村神甫是这一系列人物中唯一的利他主义者。这位带有母性的男子汉（varón matriarcal），被比作基督的圣曼努埃尔·布埃诺，而不是不折不扣的男子汉亚力杭德罗，才是乌纳穆诺心中的理想人格。小说中的许多片断试图传递的一个意思就是，神甫给予村民的乃是类似母爱的一种东西。乌纳穆诺1897年那次著名的精神危机时妻子给他安慰的情景在本篇小说中体现在两个女性形象身上：一个是神甫的母亲，她看出做圣事的儿子内心的痛苦，有一次坐在教堂的地上大呼“我的儿啊”；另外一个是神甫的女弟子安赫拉·卡瓦利诺，她对因不信永生而痛苦的神甫动了母亲般的恻隐之心。我们有“痛则呼母”的直观说法，而母爱应该就是乌纳穆诺心目中天主教圣母崇拜的一层至简真义。
这篇作品不但是乌纳穆诺小说艺术的一个高峰，也是他一生信仰冲突的一个总结，一次公开的忏悔。他应该是认识到了，自己作为公众人物多年来高分贝大讲特讲本质上倾向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新教神学，客观上挖了天主教会的墙角。也许启蒙了一小部分人，但是带给国人的安慰呢？其实是少之又少。九八年代作家有不少人都从早年的欧化论转到了传统派。以当代堂吉诃德自况的信仰骑士乌纳穆诺的立场最极端，曾经说出“让他们去发明吧”这样的话。他的意思是，虽然进步的西欧科技领先，但是西班牙有精神和宗教。不知他说的欧洲的发明是否也应该包括新教的神学。
《棋手堂桑达里奥》是作者剥离现实主义小说的“nívola”手法运用到极致的最高境界，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带有很强的先锋性，可以见出乌纳穆诺在当时的欧洲文坛果然名不虚传。关于书中人物桑达里奥，读者只知道他是个沉默寡言，百事不问，一心下棋的孤僻者，后来坐牢并死在狱中。桑达里奥和作者笔下众多的“争斗者”一样，都可以算是偏执狂的形象。作者借小说结尾处的元小说元素对自己的“雾说”做了一套理论总结，表示他的小说作出来了，需要情节的话读者自己去填。虽然我们对这个棋手几乎一无所知，但是小说中的“我”和堂桑达里奥可能互为翻版的暗示，还有镜子母题在故事中的突出运用，都使我们能够达到一种印象，觉得这个自我封闭、性格神秘莫测的下棋者的性格是鲜明的，有效的，普遍的。不难认出，他是现代人内心孤独的一个典型。棋盘上飞象卧马地驰骋，现实中独来独往的桑达里奥也多次被作者比喻成一棵树，这让我们联想到瑞士雕塑家贾科梅蒂令人难忘的《独行客》。存在主义文学里有不少类似的孤独者形象，例如荒原狼、局外人，或者萨瓦托的《隧道》里那个最后也犯杀人罪的画家（桑达里奥犯什么罪，乌纳穆诺让我们自己去做填空题）。在《一个可怜的富人或曰生命的喜剧感》这篇讽刺小说里，乌纳穆诺塑造了一个只知储蓄，生怕吃亏，不愿有担当，不愿投入生活的自私可怜者的形象。作品的标题显然是有意为了与《生命的悲剧意识》相对立。乌纳穆诺笔下的那些男女，不是女强男弱，就是男强女强同归于尽，那么像这个储蓄者一样索性避开异性会不会好一点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个自私而可怜的单身汉的性格也有神秘难解之处，因为他一辈子虚度光阴，性压抑得只能在街上跟踪谈情说爱的少男少女，在家里以悲惨的方法解决自己的性问题，到老了却又决定和从前打过他主意如今已经守寡的老女人结婚，徒使自己成为笑料。他要养活一大家子人，除了老婆和继女，还有继女婿，以后还要有继外孙，全家都吃他。自私者到头来竟自我成全为一个实际上彻底无私的利他者。乌纳穆诺以为，这种通过储蓄而“生生不息”，怕经济上吃亏而逃避婚姻家庭，逃避生活的人是不会死的，是常有的。
注释：
[1]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三部分第六和第七命题如下：“每一个自在的事物莫不努力保持其存在。一物竭力保持其存在的努力不是别的，即是那物的现实本质。
[2]乌纳穆诺有一首十四行诗可以说明这个情理矛盾问题：听我说，你这个不存在的上帝，/请把我的牢骚收入你的虚无，/你从来不会对我们弃而不顾，/你多安慰人的把戏。求你告你/你全不拒，你洞悉我们的心思。/当你从我的头脑中渐远渐去，/温馨的故事我却更记得清楚，/听乳娘讲来，长夜啊，多么甜蜜！/我的上帝，你多伟大！你太伟大，/你只能是个理；再延伸再扩大，/现实还是小了，还是包不下你。/不存在的上帝让我受尽折磨，/要是你真存在，真有这么个你，/那我也真存在，真有这么个我。（《无神论者的祈祷》）
[3]争斗者（agonista）的希腊语词根“agon”是竞争的意思。主角（protos＋agonistes>protagonista）一词的构成就是“第一”加上“竞争者，演员”。争斗者是理解乌纳穆诺哲学思想和文学风格的一个重要概念。
[4]译者的一位邻居为自己的狗下葬，而且立上十字架。一般的美国信众会问收音机里传播福音的新教牧师这样的问题：“我的狗能不能进天堂？”译者听到过一次幽默而不失正统的回答：“不，因为它的眼睛是朝下看的。”想来这些都应该是人之常情。狗是否有灵魂，能否进天堂是基督教神学家讨论的问题。乌纳穆诺是让其名著《迷雾》里的狗奥尔甫斯为主人之死做了悼词的。乌纳穆诺也在一首诗里为自己死去的狗写了一首挽歌。
[5]“有人会在我说的所有话里看到根本性的矛盾，看到我一会儿渴望生活没有尽头，一会儿又说那种生活没有我们所赋予它的价值。矛盾？可不是嘛！心与脑的矛盾！心说是，脑说否。当然是矛盾。‘主啊，我信，帮我克服我的不信吧！’谁不记得福音书里这句话呢？矛盾！那当然！因为我们只能靠矛盾活下去，并且以矛盾的方式而生活。生命是悲剧，而悲剧在于无休止的奋斗，既没有胜利，甚至也没有胜利的希望。这是矛盾。”（《生命的悲剧意识》第一章）
[6]《死亡之镜》是包括25个故事的短篇小说集，近年出版的《乌纳穆诺短篇小说全集》（2011年）共搜集到88篇。
[7]克劳斯（1781—1832），德国哲学家，其学说在本国影响有限，但是在国外，特别是在西班牙和拉美，却产生了很大影响。克劳斯主义试图折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提出宇宙和谐论。它在宗教上提倡温和的世俗化，在国家理论上提倡法治，调和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教育上认为人可以通过教化而变好，而且认为教育是进步的关键。这一学说强调实践性，客观上改善了西班牙现状，影响也超出了纯哲学范围。其不足之处在于精英主义和家长作风（认为知识精英应该在文化上改善人民，使他们摆脱落后）。而仅限于强调教育而不触及社会经济结构的革新，也使它对19世纪和20世纪之间西班牙权力层的影响非常有限。西班牙一百多年来的内部矛盾总爆发为内战（1936—1939），克劳斯主义的和谐哲学最终没能化解干戈。
[8]拉斐尔的壁画《波塞那弥撒神迹》描绘一位怀疑圣餐是基督血肉的波希米亚神甫的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