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孩
半月前的一天，是本人的生日。我像很多男士一样，从来不给自己过生日。然而，今年的生日，我却意外收到来自秀秀的速递礼物——一件圣大保罗品牌的红色T恤衫。打开包装，里边还有秀秀的字条。上写：祝亲爱的红老师生日快乐，好作品多多。
秀秀是公安系统的小警花，前几年到北京参加一个文学活动跟我认识的。秀秀在公安局政治部工作，搞外宣，她白天写新闻，编警情反映，晚上写散文写小说。这几年，她在全国报刊发表了几十篇作品。我跟他们省里的好多作家都很熟悉，他们都说秀秀特别知道感恩，走到哪儿都说她是我的学生。
我不大同意秀秀的说法。咱就是个报纸副刊编辑，帮人家发几篇作品，给人家的稿子提点建议，怎么就成了人家的老师，这也太逗了吧？我始终认为，作家写作，是一种天赋，任何人都没有把别人培养成作家的可能。
这让我想起北京某名刊的一个老编辑。八十年代文学热的时候，一个默默无闻的业余作者，要是能在这个刊物上发一篇作品，很快就能引起轰动效应。如果是农民作者，可以转户口吃商品粮；如果是工人，可以调到机关，或者进入专业文艺单位。话说这位老编辑，在当年从北京某钢厂发现了一位业余作者，经过他多次帮助谈话、修改小说原稿，不到几年的工夫，这老兄在京城里就出人头地了。很快，他被调到宣传文化部门，九十年代，竟然当上了副部级。也许是官当大了，见的人太多了。自从在那个名刊火了以后，副部级就很少跟老编辑联系，开始几年，还寄几张贺年卡；后来，索性连贺年卡也不寄了。去年的春节，在首都文艺界春节茶话会上，老编辑远远地看到了副部级，他对我说，我想和他握握手，三十年前我还发表过他的小说呢？你说他不会拒绝我吧？看着老编辑忐忑的样子，我说应该不会吧，人咋能这么健忘呢？
老编辑听了我的话，趋步向副部级走去。等他快到副部级近前时，副部级的秘书左手举着领导的呢子大衣，右手搀着领导的胳膊，对几个走过来寒暄的人说，对不起，领导还要参加下一个活动。然后，一一和寒暄的人握手。老编辑是最后走上前去的人，他在和副部级握手时，礼貌地说了句“×部长您好”，他想副部级一定此刻会认出他，甚至会激动地叫他一声“×老师”。然而，老编辑的想象错了，副部级只是和他象征性地握了一下手，那力度可能还不如之前的几位。最为重要的是，副部级一句话也没说，不，是一个字也没说。
老编辑晃动着身子回到原来的座位上。他失落地喃喃自语地说，他怎么能这样呢？我难道真的变得让人一眼认不出来吗？我目睹了老编辑刚才的全过程，我给他倒了一杯茶，说，这个世界的人和事本来就不是让我们都记住的，记得多了，烦恼就会多。就说这个副部级。当初您帮他，是出于编辑的本能，你是没指望人家将来飞黄腾达来报答你啊。如果他今天还是个无名的作者，你会像在乎副部级一样在乎他吗？
我的话让老编辑顿开茅塞。他连忙说，对，对，喝茶。
话虽这么说，从茶话会回家的路上，我在想，这么多年来，我是不是也有一个或几个特别在乎的人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譬如，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叫黄秋菊的女知青。
黄秋菊是七十年代末到我们京郊农场插队的女知青，她被分配在果园。我儿时住的村子，与这个果园只隔一条公路。一年四季，我都是伴着果园长大的。我记忆最为深刻的，一个是在春季，苹果花、桃花盛开的时候，我每天早晨都要到果园里去读书，那花香、蜂鸣、蝶飞，如诗如画。另一个是冬天，我会在白白的雪野中寻着野兔的足迹，去发现它们的归巢。我只是好奇，绝没有伤害它们的意思。还有一点，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捡树枝。
那个年代，不论农场还是农村，烧煤气还不能普及。绝大部分家庭，还是靠烧煤和烧树枝的。记得1978年冬季，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到果园捡树枝了。这捡树枝也是有规矩的，大些、粗些的，一般工人们剪完后他们会打理成一捆，然后绑定在自行车行李架上，等下班时在我们艳羡的目光中带走。而我们只能在他们走后，将剩下的细小的树枝捡在一起，再用竹筐背家走。有些胆大的孩子，往往趁工人在树上剪枝时，将一些粗大的树枝快速地抢走。为此，工人和我们捡树枝的孩子经常会发生纠纷，甚至出现果园工人打孩子的事件。
捡树枝人少的时候还好办，人多的时候，你就得早早地来，在几棵树下等，经常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冬天的果园不比夏天、秋天，冷极了，尤其是刮风下雪的天气，常把人的脸冻得通红通红。我们那时家里穷，通身穿着薄薄的青布棉袄，里边什么衬衣衬裤也没有，冷风吹过，能从头凉到脚。有几次，我真想不来了。可不来又怎样呢？家里还真需要树枝烧呢！
大约捡了半个月树枝，忽然来了一个高个子果园女职工，同事都亲切地叫她小黄。这个小黄不仅个子高，而且长得漂亮，圆脸，大眼，皮肤圆润而白净，特别是两条长辫子甩在脑后，别提多漂亮了！或许是出于对漂亮女职工的好奇，我们一帮小孩子都老远地围在树下，看着小黄剪枝的样子。那个年代，别人我不知道，对于女知青我还是很熟悉的。因为1972年到1975年，我家就住着三位女知青，人长得虽然没有小黄漂亮，但也不难看。至于村里知青点的女知青，我也都熟悉，她们经常到我们家来串门儿。我所以写这些，无非是想告诉你，小黄也是女知青，我是听果园工人聊天时知道的。我还知道，她还没有男朋友呢。
小黄剪树枝的身段煞是好看，她剪树枝的声音清脆得很，我们想形容像啄木鸟，但又觉得那声音比啄木鸟的还好听。这大概出于每个孩子都被小黄的美丽给迷住了。一天，有同伴问，谁敢到小黄的树下去偷树枝？伙伴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吱声。同伴又说，他发现一个秘密，每次小黄下班，她都不要任何树枝，骑车就走。这话我听在心里，第二天我想第一个就到小黄剪枝的树下等。
印象中，七十年代的学生寒假要比现在的时间长，留的作业要比现在少。即使这样，在捡树枝的空隙，我也愿意拿本书读。第二天早晨八点半，我第一个来到小黄剪枝的树下。再过几分钟，我发现陆续又有几个伙伴往这边走，见我在这里，他们失望地转向别处。我两眼看着小黄上树灵巧的样子，有些地方实在够不到，她还要搬梯子。这时，我便自然地跑过去，用通红的双手帮她扶梯子。这人字梯四角杵在地下，一般很牢固，即便这样，人潜意识地也需要有个人帮她扶一下梯子，即使扶梯子的是个小孩。小黄见我认真的样子，她问我：“小同学，你多大了？”
“11岁。”我怯怯地回答。
“哦，你和我小弟弟一般大啊！你叫我姐姐吧。”小黄爽朗地说。
“你为什么不要树枝啊？”我很关心这个问题。
“我家在城里，烧煤气，不用树枝。”
小黄说这话时口气很轻松，但并没有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劲儿，这让我内心里非常地喜欢她。
“你弟弟在城里寒假玩什么呀？”我好奇地问。
“去北海溜冰，去胡同里玩打仗。”
“我爷爷家也在城里，”我想努力与小黄拉近距离，“可是——只有春节时我爸爸才带我去。”
“你爷爷家住在哪里啊？”
“白塔寺。”
“哦，离北海不远。我家住在北新桥。”
小黄家住的北新桥在哪里，当时的我一无所知。不过，她说她弟弟溜冰的地方北海离白塔寺很近，无形中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此刻，我真的想叫她一声姐姐啦。
十分钟后，小黄将南面一侧的树枝剪完，她在歇息的空当对我说，从明天起，你不用这么早来，天多冷啊！你在家好好读书，等快十一点半你再来，下午五点以前来，我会把树枝理成捆给你留着。
小黄姐姐的话让我很感动，很温暖，只可惜我那时还不会说“谢谢”二字。
从那以后的二十多天，我每天都按小黄姐姐说的时间去背树枝。有几次我提前到了，她会冲我甜甜地暖暖地一笑。我若是去晚了，她会坐在捆好的树枝上等我。每次我把树枝绑在筐上，接着费力起来的时候，小黄姐姐都会在后面用力地帮我起来。对于小黄姐姐对我的好，许多村里的伙伴都很嫉妒，他们背后总爱对我说“大美妞看上你了”。我知道他们没怀好意，我开始还跟他们争执几句，再后来我理也不理他们了。
春节到了。果园放假了。过了正月十五，学校就要开学了。我多么希望天天能见到小黄姐姐的身影啊！可我们上学放学的时间，跟小黄姐姐永远不在一个点上。最初的那几天，我的心里失落落的。我何时才能见到我的小黄姐姐呢？
1979年，传来高考和知青返城的消息。村里的知青蠢蠢欲动，农场里的知青也在摩拳擦掌，看着知青们一个个离开村里，父亲和乡亲们是那样地依依不舍。很多知青纷纷到我们家串门，一天不行两天，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我妈对我说，到多天儿都不能忘你有一帮知青好哥哥好姐姐啊。是他们帮咱们家盖房子打家具啊！任劳任怨，起早贪黑，没吃过一顿饭啊！
我记住知青与我们家之间的情谊。那时，我还没有告诉我父母，在那年寒冷的冬天，有一个知青姐姐她用一双剪刀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冬季。
这年夏天，农场请来一个城里的评剧团到果园慰问演出，我们学校也请假前去观看。中午天气很热，用苫布围成的临时剧场里边更热，很多人都忍不住跑了出来。我没想到，就在我跑出来的瞬间，正看到小黄姐姐从对面的马路过来。夏天的她，上身穿白底红花的衬衫，下身是标准的黑色筒裤，脚蹬白色高跟凉鞋，头发散着飘在脑后，咋看都跟电影明星似的。我不由得大声喊道：“小黄姐姐！”听到突如其来的喊声，小黄姐姐一怔，但很快认出了我，她兴奋地叫道：“是你？小红。”我再也忍不住，一下扑到小黄姐姐的怀里，任泪水扑簌簌地流下来。小黄姐姐说：“小红不哭了，姐姐也挺想你的。”她接着问了我一些学校和学习的情况，临分别时，她特意买了两根雪糕冰棍给我。
等到了十月，农场招工，我母亲被安排在果园食堂。在食堂工作好处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认识人多。大约一个月后，我向母亲打听，你们单位有一个姓黄的城里知青吗？母亲说，有啊，不过我来几天她就调回城里了，那女孩挺漂亮的。母亲的话让我几乎崩溃了，我多想对我母亲喊，您怎么不早告诉我，我多想再见小黄姐姐一面啊！
人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所谓的缘分，有的往往仅仅是匆匆的一瞬。你想永远地抓住它，它给你的永远是后悔是思念。三十多年来，包括以后进城的二十多年，我一直思念着小黄姐姐，每当自己有了一点进步，或遇到什么挫折，我多希望跟她说一说。哪怕是在公交车、地铁站、百货商场，我总希望她能出现，哪怕一分钟也好啊。可是，没有。机缘这个狐狸精再也没让我碰到。
几天前，我听一个朋友说，你要找一个人很容易，公安系统有内网，只要把姓名、身份证号码一输，很快就能知道那个人所在的位置。我一听，立刻来了精神。我打电话给秀秀，希望她能帮忙查找小黄姐姐的下落。我告诉秀秀，小黄姐姐的名字叫黄秋菊，身份证不知道，她应该属于五十年代生人，家住北新桥一带。秀秀说，你等我半个小时，查清楚马上告诉你。时间一秒一秒地过着，我想象着秀秀一会儿告诉我后的惊喜样子。大约过了一小时，秀秀打电话过来说，你说的我给你反复查了，有两个，一个是1952年的，在北京郊区。另一个是1957年的，在北京某部队大院。我问秀秀，你能把她们的照片传给我吗？秀秀说可以。几分钟后，我一看秀秀传来的照片，顿时傻了眼，这两个人不论是气质还是外貌，同我的小黄姐姐都相差甚远。我不禁追问秀秀，就这两个人的信息吗？秀秀肯定地回答，没错，就这两人，再有就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了。秀秀反问我，你是不是把名字记错了？我说，这怎么可能呢？准是有特殊情况，你帮我分析分析。
秀秀说，人失踪有三种可能，一种是这个人出国了，加入了新国籍，或者去了外地。另一种是犯罪，被判刑，户口被取消。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人已经死亡了，户口已经被注销。秀秀的话说得很专业，我无法相信也无法猜测是哪一种情况。但就我的内心而言，就是给我十万个理由，我也不相信我的小黄姐姐属于第三种情况。我始终坚信，她那样的好人，怎能不长寿呢？我期待着今生今世与她的重逢。真的，好期待。永远的期待。
2015年7月2日 西坝河
刊于《上海文学》2015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