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丁
郑州经七路河南省文联家属院里，庞嘉季是我最老的老朋友。这里的最老，不是指年龄，他虽然90岁了，在这院里，还算不上是最老的。是指我与他相识相交的时间。我与嘉季1949年时就在华东新闻学院同学，又于那年秋一起到开封《河南日报》工作，1950年春又一起由《河南日报》调到河南省文联。算起来，我与嘉季相识相交至今已是66个年头，够老的。
他住在一号楼，为三层建筑，大屋顶，两个单元，一个单元六户，是1965年建成的，房龄已经50岁，也够老的。他住在二楼，80多平米的样子，三室一厅一厨一卫，设计倒蛮合理，只是略嫌袖珍玲珑，他与夫人黄玉梅两个老人住，也还算可以。一卧室一书房，朝北的几平米的小屋放些杂物。书房约10平米，四壁皆是书报杂志，嘉季就被这四周的印刷品逼仄地包围在一张写字台前，戴着年轻时近视如今老花的什么眼镜，近来那眼镜前又要用手举着一个放大镜，在读着什么，他有做读书卡片的习惯，有时就也在那卡片上写点什么。他们老两口有四个子女，两男两女。大女儿在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做副社长，刚刚退休。大儿子在加拿大行医。小女儿在郑州工作，也已退休。小女儿已有了孙辈，嘉季玉梅就升成了太姥爷太姥姥。小儿子在郑州，也早另立门户。小女儿、小儿子会常来看望他们。
黄玉梅，从医，将自己修炼成儿科高级大夫。她于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也是离休干部。如今在家承担全部家务，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照护嘉季，嘉季老来身体多病，心脏不好，数次骨折，全亏玉梅照顾护理，数十年以来，玉梅恐早已将自己又修炼成高级老年科大夫了。黄玉梅比我年轻两岁，从前我称她为小黄，如今她已82岁，也成为耄耋之人，就改称她为玉梅。隔十天半月，我爱去嘉季家串门小坐说话，玉梅会倒一杯茶来。说话时，玉梅有时也会参与进来，家事国事天南海北任性随意，三个离休老头老太，或是两个老头谈兴甚浓，也是一大快事。
嘉季是个编辑，河南省文联的文学刊物，从1950年的《翻身文艺》开始，到后来的《河南文艺》《奔流》《莽原》，他都编辑过，直到1985年离休。共和国建国以来，河南的两代作家，他们的文学童年时的趔趄学步，他们的文学青春期的成长壮大，大约都是在河南的文学期刊完成的，编辑们在期待他们，迎候他们，为他们的入门梳妆，为他们的出道打扮。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他们和他们的习作和作品了。在河南文学期刊各编辑部做得最久的，就是嘉季。嘉季热忱认真敬业投入，数十年如一日。
热忱，认真，敬业，投入，嘉季使这几个干巴巴的概念动起来，活起来，有声有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武陟县某乡村小学有位教师张有德，是个儿童文学作者。嘉季从来稿中发现此人颇有创作潜能，就向领导请命背起行李由开封柳园口坐渡船到黄河北岸，或搭车或步行找到了那小学，找到了张有德，与其面对面地交谈写作。一个乡村小学的业余作者，省城里的一位戴着眼镜的文学编辑老师不辞辛苦专程来看望自己，面对面辅导自己创作，受到的感动受到的激励，可以想见。有德的创作日渐进步也可以想见。五十年代中期有德被调入河南省文联搞专业创作，八十年代初时做了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有德的短篇小说《辣椒》获新时期首届全国短篇小说奖，为新时期以来获全国文学奖第一人。
舞钢市有位杨稼生，1954年在《河南文艺》发表过短篇小说《春梅和秋莲》，1956年，作为河南代表之一参加过全国文学青年创作者会议。在1957年那场风暴中遭遇厄运，被划为右派分子。稼生在号召大鸣大放中并未说话，据说那罪名就是“不鸣不放，软抵硬抗”。后去当地的北湾林场劳动改造，在深山老林中终日与树为伴和鸟说话，一待就是一十八年。平反复出后，嘉季曾去舞钢稼生家中看望，促膝谈心。后稼生重拾纸笔潜心写作，陆续推出散文集《海蓝海蓝的眼睛》《我女儿必经此地》《叩问童心》《北湾》，皆可称为有品位的上乘之作。其间，嘉季与稼生的通信数以百计。杨稼生在心里敬着爱着他这位编辑朋友嘉季，他认为是嘉季激励着他的文学，从而温暖了他的人生。
嘉季的认真，看看他签署过的稿签就知道，条分缕析，那字也工工整整，一丝不苟。
数十年间，嘉季给作者写过多少信？他自己也不知道。反正相当多就是了。他是个有信必复的人。那时候没有电脑，信是一笔一画写的。这种投入需要多少时间多少精力，也无法计算。
他当然也写评论，针对作者针对作品有的放矢发表议论，那评论文字朴实严谨可以服人。对于我，他就评论过两次，我将其中一篇两次选入我的小说集中。他的评论文字数量可观，可以编一本评论集出版，他没有，他仿佛并不热衷于此。
嘉季的青春，就是在对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各类投稿或约稿的阅读、修改、筛选、编辑中逝去的，他的岁月就是在稿签上签署意见，与作者通信，为作者写评论文字中流走的。那逝去的青春流走的岁月中有喜有忧。发现了一篇好稿，作者的进步，刊物发行量增多，等等，都是快乐的理由。当然也有忧虑，所发作品受到批判，那批判暴风骤雨上纲上线，是有政治运动背景的，或曰压制新生力量，或曰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或其他别的什么罪名，在嘉季的编辑生涯中多有发生。时间证明，都批错了。这要在忧虑中等待，在苦闷中煎熬，等待与煎熬漫长，才能得到这证明。那青春那岁月就在这喜忧交错中逝去和流走，在这逝去中青丝变成白发，在这流走中额上添了皱纹。还有还有，那眼睛由近视而老花。
在编辑工作中，有一件事使嘉季多少有点骄傲。他在2004年8月6日给支部的汇报中写道：“我在编辑工作中还有一件大事，即‘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主持编辑的《奔流》竟没有转载姚文元写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这篇文章被称为发动‘文革’的信号，当时全国的报刊杂志都纷纷转载了，《奔流》是个异类，这不是说我的政治觉悟有多高，能预见到‘四人帮’的覆灭。但这件事，可以看到我不是一个跟风趋时的人。办刊物得有一点这种‘独立’的精神的。这是我获得的一条宝贵经验。”
时间开了个玩笑，嘉季离休时，单位里评定职称的工作尚未开始，就是因为这种时间差，如嘉季这样资深的敬业的有工作实绩的德高望重的老编辑离休时是没有职称的，专就此点而言，可算是“裸退”。没有任何学术职称的编辑家，听起来有点别扭有点可笑。在嘉季前有比他略年长的两位——徐安石、王大海，情况与他相似。当年我正在文联管事，扮演主席和党组书记的角色吧，很想为这三位编辑家补办个高级职称，也算公平公正，也算对这三位我尊敬的兄长有个交代，对他们的精神也算是个慰藉。碍于当时的政策吧，未能办成。我很引以为憾。我曾在两篇文字中提及此事。在2003年所写《嫁衣》中，开头就说：“嫁衣是美丽的。做嫁衣的人却常被人忘记。”文中简述三位的编辑劳绩，因为与嘉季更熟，略多讲了他的点滴细节。文章结尾：“我向为他人作嫁衣的默默无闻的令人尊敬的劳作，鞠躬。”
嘉季当然看到了我发表于《大河报》的这篇文章，他在2004年2月19日给杨稼生的信中做出回应，他认为是过誉了，远没有所写那么好，说是他近日清理书籍杂物，发现四篇未给作者寄回而压在他那里多年的稿件，未能及时处理好，把人家稿子耽误了，真是很对不起作者，很惭愧。他在信中还说：“南丁用‘嫁衣’为题借喻编辑工作，我自省也不是这种思想。‘嫁衣’即‘为人作嫁’成语的缩写，此典来自唐代诗人秦韬玉题为《贫女》的七律：‘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我不是用这种自伤自怨自怜的感情从事编辑工作。我想想，大概是用一种‘工具伦理’或‘工具理性’来从事编辑工作的吧！一切服从组织分配，所谓‘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编辑为党编刊，作者写稿、投稿，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其中没有什么个人想法的。我一向不同意所谓这位编辑培养作家之说。为了编好刊物，编辑不发表这位作家稿子，也会发表另一位作家稿子的，其中有多少私人的东西，充其量也只是提供一个‘契机’而已。有一次文联开的什么会上，记得省委书记韩劲草同志也参加了，我发了一通这议论。”
嘉季非但漠视我的赞赏，而且驳斥了我的“嫁衣”说。我对他的驳斥半是赞同，半是存疑。赞同他的谦逊态度。存疑的是，他对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之解释，我以为不尽然，他自己也不是这样做的。
新世纪始，河南省文联河南著名老作家丛书，陆续推出。过程中，我有个想法，如果将嘉季数十年间与作者的通信，他签署的稿签，他写的对作者作品的评论，经过筛选编辑成书，就可编出一本共和国第一代文学编辑精气神的画卷，凝聚在嘉季身上的这种热忱认真敬业投入的编辑精神，不仅是当代年轻的文学编辑应当继承的传统，即使普通读者也会留下一些感动。我将此想法，一面向嘉季做动员，一面向时任文联的领导提建议。此事，拖延了些时日，结果出来了，那就是嘉季给当时管此事的文联副主席王洪应写了封信。
信写于2009年9月26日，他在信中说：“听您说，领导上有意将老同志历年写的东西汇集成册，以做纪念，其中也拟将我与作者信，编一本书。我非常感谢领导对老同志们的盛意关怀。但是为我出一本书，觉得不很妥当。”接着述说为一些有作品、评论发表的老同志出书是有意义的。转而又说为他出书为何无意义：“私人通信，特别是编辑与作者的通信却不然，那都是就一篇稿子的取舍问题谈一点个人意见，思想很单一，也不会有什么能打动人的真知灼见，读来是不会有什么兴趣的。而且，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准备发表的，写信时有时不免胡谈乱扯，言不及义，在文字上又难免有不通纰漏之处。所以这些文字是不宜收集子发表的。我给作者写的那些信，现在已记不起来说了些什么了。总的感觉是不能收集子发表，实在没有发表的价值。”旋即又进一步阐述之所以没有价值：“我是一个普通的凡人，与那些有声望的名家不一样。名家的书信，有供后人研究探索价值，有启发作用。像我这样的凡人，毫无意义的书简，竟然收集子发表，那真是要贻笑大方了。千万不妥！”感谢又来了：“我很感谢您和文联诸位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关爱，他们已经给了我许多荣誉和鼓励，像‘编辑三十年奖’‘老干部德艺双馨奖’‘创作六十年奖’，已经不少了，使我感激莫名，万分惭愧！因为名不副实啊！”信的结尾，他又推荐了尚未收入丛书的几位老人，说：“是不是把有限的经济资源用在他们身上，为他们出本纪念集，请考虑。”云云。
我看到这封信，有点小小的生气。我到他家去，当着他和他夫人的面，发了点小小的脾气，以泄我的不满。我以为他不能理解和体会我的用心和情意。半个多月都不想搭理他。
我的用心是什么？我认为，文学的风景线是文学人共同编织而成的。文学创作人，文学编辑人，文学评论人，文学出版人，在文学界做组织工作领导工作服务工作的人，统可称为文学人，正是由这些文学人共同编织而成。我从少年到老年，一生都泡在文学界，编辑、创作、评论、组织领导服务各项工作我都做过，我的这种“认为”，是由我数十年间的实践经验中得出的颇为顽固的认识与结论。我之所以不惜精力与口舌，一会儿现任文联领导那里一会儿嘉季本人这里两边做工作，想要推出嘉季与作者的通信这本书，是想要借他这个个案展示那编织文学风景线的幕后的少为人知的不可或缺的辛苦的真诚的也是精彩的劳作。他老兄一纸信就将我的精力与口舌、我的良苦用心毙掉。谦虚的美德令人敬佩，但我却认为自谦过度过度自谦就是种病。嘉季老兄就有这种病。我还知道，他的这种病也是顽固得很，也可称为一种顽疾，我无法治好它，只能徒唤奈何，也只好理解万岁了。
杨稼生的散文篇章，有许多发表在台湾地区的《联合报》等报刊上，在海峡对岸略有影响。如此，稼生就与《联合报》的副刊编辑、诗人痖弦有了通信关系——作者与编者的通信关系。痖弦与稼生同是河南南阳人，算是小同乡，在文学上又有许多相同相近的见解与爱好，那通信就愈繁密，成为同乡加朋友的通信。痖弦前几年回南阳探亲，还应稼生之邀专门拐到舞钢市稼生家里小住了几日，两人第一次见面，相谈甚欢，此后通信，称呼就由先生改为兄弟，痖弦1932年生人，比稼生年轻一岁，对稼生和他夫人就以兄嫂相称。2014年，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痖弦、杨稼生的通信集，各选百余封，书名曰《两岸书》，反响甚好。在此书的出版过程中，稼生给我电话，又重提与嘉季合出通信集事，并说，嘉季给他的信，近二百封，他已请人输入电脑，逐篇校正后出了打印稿，一切准备皆做好，只等嘉季同意。请我再给嘉季做做工作。我转告了稼生所述，嘉季依旧摇头。去年5月间，河南省文学院召开《两岸书》研讨会，稼生偕夫人来参会，会前，先去嘉季家拜访，后来我家小坐，说是又向嘉季提起出书事，仍不同意。那也就只好这样吧。
嘉季的写作，始于学生时代，1948年，他在上海暨南大学新闻系就读，上海《大公报》发起一场知识分子动向的讨论，嘉季也著文参加，题为《论知识分子下乡》，洋洋洒洒数千言，发表在当年12月2日的《大公报》上，文中批判了渐进变革思想，认为需要改革当时的制度，文中尖锐地指出“垃圾堆长不出鲜花的，旧的制度不革除，一切乡村工业的建设、农村的现代化，都是镜花水月，空洞地想想而已”。整篇逻辑严密立论尖锐。这篇文字带来灾祸，当时主持监管报刊舆论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潘公展将《大公报》负责人兼任暨大新闻系教授的许君远先生传去，追问稿件来源，许君远坚持未予透露，保护了他这个面临生死危险的学生。嘉季早就是一个进步学生，他于1945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学习时，即参加了中共的外围组织活动，参加了“一二~一”学生运动，在上海时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参加了中共地下党为迎接上海解放的准备工作。他在《论知识分子下乡》文中所说需要改革当时的制度，那指向是十分清楚的。这篇文字，嘉季自视为他的开笔之作。时年23岁。
嘉季也写小说，记得大约是1950年或是1951年，他即有短篇小说《挑拨》《风波》发表，并由当时的三联书店出版，为袖珍的掌中书，装帧精致典雅，让我等好生羡慕。也有散文偶见报端，记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有一篇《场》，文字潇洒。他说他的封笔之作为《山寂》，也是篇散文，思想深邃。时在1987年，他62岁。他的创作极少，他的文学创作才能都湮没在他的文学编辑生涯的时光里。
嘉季酷爱读书，日不释卷，这是他离休后的日常生活，也是数十年如一日。他的藏书除极少数为友人赠书，多为他买来的，或逛书店购置，或通过邮购，或让他在北京工人出版社工作的大女儿庞洋代购。他读书较杂，范围较广。有的书是他于大学读书时老师们早年的著作或译作，由于各种因素，于近年才得以出版，他都邮购来作为纪念，如丁山先生所著的《古代神话与民族》，詹文浒先生所译《西洋哲学史》，他还在书的扉页上恭敬工整地写下纪念文字，以不忘绵绵师恩。我在他书房，看到四壁皆书，书柜塞满，又整齐地堆放在柜前，看到那种拥挤那种逼仄，我就劝嘉季，不要买书了。前年底，庞洋通过快递寄一包书来，嘉季弯腰去提，腰尚未挺直就腰骨折断，治了大半年，才逐步恢复。我又劝嘉季，不要买书了。
嘉季不但热衷于买书，还热衷于赠书，遇到好书，就多买一本赠送友人。我就收到过他的赠书，是写陈寅恪、吴宓等学者的著作。我知道他给好几位友人赠过书，外地的或不在这院里住的，还要去邮局付诸邮寄。赠书时往往还要附一封信，介绍书的内容，自己对此书的看法，不觉就数百言。
李佩甫收到嘉季2006年6月7日信，及赠他的梅里美与都德的短篇小说集各一册，供他暇时赏阅，望能为他书架增添一点“秀色”。佩甫为此写了一段动情文字：“在纷乱的日子里或是在路上，回头的时候，不由想，我们是否遗失了什么？六月，见到了庞嘉季老师寄来的书及信，不由血热。是啊，许多年过去了，我们大大小小也算是棵树了。可育苗的人在哪里？嘉季老师是文联的老编辑家，现已是八十高龄的人了，还时时关念着我们这些后学，怎能不让人感动！嘉季老师对河南文坛是有大功的，他先后担任过《奔流》《莽原》两大刊物的主编，从五十年代起，就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园丁，有许许多多的业余作者都是在他的培养下走向文坛的。曾记得，他当年曾背着被子到乡下找作家张有德先生(那时还是业余作者）组稿；曾记得，他给作者写的信及稿签无以计数，若是编辑出版的话，足可以著作等身了；曾记得，当年我作为一毛头小伙初到文联，嘉季老师留一便笺并标以一图示，请我们几个作者到他家吃饺子的情景……对先生的默默奉献，后人是该记下的。现奉上嘉季老师的一封书笺（先生先后给许多作者都寄书），以飨读者。”佩甫将嘉季的信及他自己写的文字交《河南文艺界》，发表于当年7月30日。我在《河南文艺界》上读到信，嘉季的信，凡八百言，介绍了梅里美与都德，述及中国坊间对两位法国十九世纪作家不同译本的优劣。特别指出都德的《做间谍的小孩》与中国的京剧《赵氏孤儿》《法场换子》，与同是法国作家的梅里美的《马铁奥·法尔多尼》，与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这些作品相比，在处理以忠义、刚韧、豪侠的名义，把亲情与正义对立起来，牺牲亲情、张扬正义这样同样题材与主题方面的异同。2006年，嘉季81岁，已是耄耋之人，这要调动他的记忆，颇费思量与笔墨。怎么？他以为已是一棵树的佩甫不懂这些吗？也是编辑习性改也难就是了。
嘉季向我说，他一生一无建树，凡人一个，最可聊以自慰的有一件事。1959年秋反右倾时他被划为右倾分子，下放到方城县田河岭村劳动改造，那正是中国历史上三年大饥荒时，1960年春，情况尤为可怕，连种子都吃光了。那么秋天怎么办？岂不是要饿死人？他想起种南瓜，村里没有种子，他就信件电话求告他的亲友，请寄南瓜子来，又专门跑到郑州，找到农业厅，获一箱被老鼠咬得惨不忍睹的南瓜子，将其淘洗筛选整理后带回田河岭村，得以种了数十亩南瓜，那年，二百余人的田河岭村没有饿死一个人。至今，他还保存着田河岭村的干部群众给他的感谢信。事过多年，他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三期上看到一篇文章《大饥荒中的县委书记王永成》，他在这篇文章中做了眉批：“我当时以严重右倾戴罪之身，下放方城农村劳动改造。王永成同志时为山东昌乐县委书记，他想到种南瓜以解民困，与我在方城县一致。只是王永成是一县之长，可惠及一县，而我当时只是编甲为民的一个人民公社的一个普通社员，只能为村上父老兄弟，略尽绵薄之力而已。”
每每去他家串门，总看到他在伏案读书。我就劝他，你少读点书，在屋里走动走动，好天气时去楼下晒晒太阳。再去时，又看到那桌上依旧放着翻开的书卷，书卷旁还放着放大镜。
一次聊天时，我问也在场的玉梅，说：“你们老夫老妻数十年，这一生中，嘉季最感动你的一件事是什么？”玉梅看了看嘉季，看了看我，略一思索，然后摇头回答：“没有。”我在那瞬间捕捉到了她的眼神，看嘉季的是爱怜，看我的是狡黠。我就悟到我问了一个多么愚蠢的问题，嘉季感动玉梅的岂止是一件事两件事，那是他整个的人。
前年，嘉季88岁时，所谓米寿，我在宣纸上写了毛笔字送他，是苏轼句：“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他对我的毛笔字还夸了几句。
今年嘉季90，我仍拟在宣纸上写毛笔字送他，词已想好：“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抄来之句正合吾兄录以祝贺嘉季大兄九十大寿。”
想了想，抄来之句，抽象概念不说，也不足以表达我对他的情谊，就再写《嫁衣》，算是我送给我的兄长的九十大寿的生日礼物。
少读点书吧。好天气时晒晒太阳吧。对于你老兄，那阳光比那书籍更重要。
2015年2月4日，立春之日
首发于《莽原》2015年第4期，《海外文摘·文学版》2015年第9期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