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一直称他为先生，所以这里也隐去真名实姓，只称他为先生。这并非出自对世人的忌惮，而是因为对我来说，这个称呼才最自然。每当关于他的回忆被唤醒时，我就不由得想叫一声“先生”，伏案捉笔时也是同样的心情。如果使用洋文的首字母称呼他，我就感觉生分。
我与先生邂逅是在镰仓，当时我还是一介青涩的书生。一个朋友利用暑假去海边游玩，寄来一张明信片，叫我务必去消遣一下。我决定筹措一笔钱就动身。筹措这笔钱花费了两三天时间。不料我到镰仓还不到三天，叫我来的那个朋友突然接到老家发来的电报，催他速回。电文上称母亲患病，可是他却不相信。老家的父母很早以前就安排了一门他并不情愿的亲事，逼他接受。从现在的习惯来说，他结婚为时尚早，最关键的是他本人没有相中对方。他这才故意跑到东京附近游玩，回避回老家。他把电报给我看，问我怎么办才好，可我也不知如何是好。不过如果他母亲真的病了，他理所当然要回去。于是他最终还是回去了。我特地赶过来，却成了孑然一身。
离开学还有很长时间，当时的处境下，我既可以继续留在镰仓，也可以回去，不过还是决定住在原来的旅馆里。那位朋友是中国[1]地区的一个富家子弟，家境比较阔绰。可是他毕竟在学校读书，又年纪轻轻，不能随便花钱，生活境况与我也不相上下。因此即便我孤身一人，也不必大费周章另找个更合适的旅馆。
旅馆位于镰仓的偏僻之处。要赶时髦打个台球或吃个冰淇淋都得走很长一段田埂，乘车去要花两角钱。不过这里零零星星地盖有好几栋私家别墅，离海又近。洗海水浴这里倒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
我每天下海游泳。穿过一片陈旧的房子，这些房子的稻草屋顶被风雨侵蚀得黑乎乎的。我来到海滨，看见许多前来避暑的男男女女成群结队在沙滩上涌动。我直纳闷：这附近怎么住着这么多城里人？有时大海犹如一个大浴池，上面蠕动着一群黑压压的脑袋。其中我没有一个熟人，只是夹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或慵懒地躺在沙滩上，或任凭阵阵浪花拍打着膝盖四处飞溅，优哉游哉。
我正是在这片嘈杂中发现先生的。那时海滩边有两家茶棚，一个偶然的机会促使我习惯了去其中的一家。在长谷那边拥有大别墅的人除外，一般的避暑游客没有各自专用的更衣室，无论如何都需要一个公共更衣室。他们在这里喝茶休息，除此之外还在这里洗洗泳衣，冲洗咸津津的身体，或寄存帽子、伞之类的物品。我没有泳裤，也怕东西被人偷走，所以每次下水前都去这家茶棚把衣服脱得只剩一条裤衩。
二
我在茶棚遇到先生时，他刚脱完衣服正要下水。我恰好相反，任凭海风吹拂着湿漉漉的身体走上岸来。两人之间隔着无数个涌动的黑脑袋，遮住了视线。正常情况下，也许我就会与先生擦肩而过了。海滩如此嘈杂，我又是如此漫不经心，可我却马上留意到先生，这是因为先生陪着一个洋人。
那个洋人皮肤白得出奇，一进茶棚就吸引了我的目光。他穿着一件地道的日本式浴衣[2]，脱下来往长凳上一甩，叉着胳膊面朝大海兀立着。除了我们穿的那种裤衩，身上几乎一丝不挂。这一点首先让我颇感诧异。两天前我就来到由井浜，蹲在沙滩上久久地眺望着洋人下水的情景。我坐在略高的沙丘上，旁边就是一家宾馆的后门。我观望的时候，见到许多男人出来冲洗身上的咸水，但却没有人裸露出胴体、胳膊和大腿。女人们往往更是把身体遮得严严实实。人们大都头戴橡胶头巾，绛紫色、藏青色、天蓝色……五颜六色的头巾漂浮在波浪间。这样的情景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因此众目睽睽中竟然站着一个只穿条裤衩的洋人，在我看来实在太稀罕了。
过了片刻，他朝自己身边瞥了一眼，对那里弯着腰的一个日本人说了一两句话。那个日本人正在拾起落在沙滩上的毛巾。拾起毛巾后马上包在头上，朝着大海的方向走去。那个人就是先生。
我纯粹是出于好奇心，目送着他俩并肩走下沙滩。只见他俩径直前行，踏着浪花，穿过在礁石边的浅滩戏水的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到较宽敞的水域后，就朝着海的深处游了过去，两个脑袋越来越小。不久他们又折返回来，笔直地游到岸边。回到茶棚后，也不用井水冲洗，而是直接把身体擦干，穿上衣物，匆匆离去。
他俩离开后，我仍然坐在原来的长凳上一边抽着烟，一边愣愣地揣摩着先生这个人。我总觉得似曾相识，却想不起来在何时何地见过他了。
当时的我与其说是无忧无虑，不如说是百无聊赖。因此第二天，我盘算好昨天见到先生的时间特地去了茶棚。这天是先生一个人来的，戴着一顶草帽，不见洋人的身影。先生摘下眼镜，放在台子上。随即用毛巾裹好头，疾步走下海滩。他和昨天一样，穿过嘈杂的戏水人群，独自一人游了起来。我突然心生一念，尾随他而去。于是我从浅滩处挥臂游起来，水花溅到我的头顶，一点点游入深水。这时我瞄准先生用拔手泳[3]游了过去，不料先生一改昨天的游法，划着一道弧线从意想不到的方向游回岸边。因此我没能追上他。我上了岸，甩着滴水的手走进茶棚，这时先生已经换好衣服往外走，与我擦肩而过。
三
第三天我还在同样的时间去海边，又遇到了先生。第四天也是如此。可是两人之间并没有搭话的机会，也没有寒暄的契机。并且先生的态度显示出他不擅长交际。在固定的时间独来独往，卓尔不群，不管周遭何等喧闹，他都看似淡定从容，不为所动。先生总是一个人，起初陪伴他的那位洋人以后再未露过面。
有一次，先生照例利索地走上岸来，拎起脱在老地方的浴衣正要穿上。不知何故，浴衣上却沾满了沙子。于是先生背过身去，抖了两三下浴衣，想把沙子抖掉。不料放在衣服下面的眼镜从板凳缝隙中掉落下来。先生穿上白底蓝花浴衣，系好腰带，似乎这才发现眼镜不见了，于是急急忙忙四周寻找起来。我迅速低头，把手伸进板凳底下，拾起了眼镜。先生说了声“谢谢”，从我手上接过了眼镜。
翌日我紧随先生扑入大海，然后跟他朝同一个方向游去。游出二百多米远，先生回过头和我搭话。蔚蓝色的海面一望无际，四周只漂浮着我们两人。极目远望，炫目的阳光照耀着山山水水。我的肌体充满自由和喜悦，挥动着臂膀在水中腾跃翻滚。先生突然仰面朝天，躺在波浪上小憩。我也学着先生的样子躺在水面上。天空湛蓝如洗，灼热的阳光照得我睁不开眼睛。我喊道：“好舒服啊！”
过了一会儿，先生调整了姿势，支起了身子。他催促道：“该回去了吧。”我体力比较好，本想在水中再多玩一会儿，可是先生开口了，我立即爽快地答应：“好的，回吧。”于是我俩就顺着原路返回海滩上了。
从那以后，我就和先生亲近了起来。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先生住在何处。
我记得时隔两天，正好是到了第三天的下午，我又在茶棚遇到了先生。这时先生冷不丁问我：“你打算在这里待很久吗？”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一时语塞，随口答道：“还不知道呢。”看到先生笑嘻嘻的表情，我突然觉得很尴尬，不由得反问道：“先生您呢？”这就是我用“先生”这个词称呼他的开始。
当天晚上，我去了先生下榻的旅馆。说是旅馆，其实却是位于大寺院内的一幢别墅模样的建筑，与一般的旅店迥然不同。我还得知住在里面的人并非先生的家眷。我张口闭口称呼他“先生”，先生露出苦笑的表情。我辩解说，这是我称呼长辈的口头禅。我打听前几天遇到的那位洋人时，先生打开话匣，说了许多他的事情，如性情古怪，已经离开镰仓了，末了还说自己都觉得诧异，跟日本人都不太来往，却和这个外国人交上朋友了。我最后对先生说好像在哪里见过他，可就是想不起来了。年轻的我当时暗自揣测先生说不定也有同感，心中对先生的回答满怀期待。可是先生沉吟片刻说：“我印象中没有见过你，可能你记错人了吧。”我感到一阵莫名的失望。
四
到了月底，我回到了东京，远远晚于先生离开避暑地的时间。与先生告别时，我问：“以后可以不时去府上拜访您吗？”先生只是淡淡地说了句：“行啊，来吧。”当时我满以为已经和先生混得很熟了，所以内心期待着情意绵绵的话语。这么轻描淡写的回答，多少挫伤了我的自信心。
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让我对先生感到失望。先生对此似乎有所察觉，似乎又浑然不知。虽然我反复经历了轻度的失望，却不曾有过离先生而去的念头。恰恰相反，每当在不安中内心产生动摇时，就更想靠近先生一步。我想如果再靠近一步，相信先生总有一天能接纳我，让我如愿以偿。我虽然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可不会对所有的人都率真地倾洒一腔热血，为什么偏偏对先生才有这份心意，这一点连我自己都解释不清。直到先生离开人世的今天，我才明白过来，先生从一开始就不讨厌我。先生不时对我不冷不热的寒暄以及貌似矜持的举止，并非感到不快而有意疏远我。先生的心灵有过创伤，他是以这种方式向试图亲近他的人发出警告：自己不是一个值得亲近的人，就此打住吧。先生拒不接受别人的好意，似乎在藐视别人之前，早已藐视了自己。
我返回东京，自然打算去探望先生。回来后离开学足足有两周时间，于是我想开学前去探望他。但是两三天一过，探望先生的心情渐渐不如在镰仓时那么迫切了。加上大都会五光十色的氛围唤醒了我的记忆，强烈地刺激着我的感官，同时也深深地感染了我的心。每当看到街上来来往往的学生的面孔，我就对新学年既充满憧憬，又感到紧张。于是一时竟把先生忘在了脑后。
开学后约莫过了一个月，我的心松弛下来了。我开始若有所失地在街上晃悠，或用饥渴的目光环视自己的房间。脑海里再一次浮现先生的面庞，于是又决意去探望先生。
第一次登门造访时，先生不在家。记得是在其后一周的星期天我第二次去了先生家。那天风和日丽，朗朗晴空仿佛要沁入肌体。不料先生又不在家。在镰仓时，先生亲口告诉过我，他不喜欢出门，无论什么时候他一般都在家的。可是我来了两次都没见到他的人影，想起他曾经说的那番话，心里涌现一股莫名的怨气。我没有马上离开大门口，望着女佣的脸，犹豫不决地站立在那里。女佣记得我上次给过她名片，于是让我等着，自己进屋去了。不久走出一位相貌端丽的夫人模样的人。
夫人彬彬有礼地告诉我先生的去处。据夫人说，先生有个习惯，每个月的今天他都要去杂司谷墓地献花凭吊一位逝者。夫人怀着歉意说：“他刚出门，大概十分钟之前。”我颔首致意后就离开了。我朝着闹市方向走出一百多米，萌生一种好奇心：何不遛着弯去杂司谷碰碰运气，说不定能见到先生呢。想到这里，我便转身往回走了。
五
墓地前方有块苗圃，我从苗圃的左边走进去，沿着两边种着枫树的大道一直往里走。这时，从道路尽头处的一家茶馆里蓦然闪现出一个人，模样很像先生。我疾步追赶这个人，直到看到这个人的眼镜框反射着阳光的距离，这才冷不丁地大喊一声：“先生！”先生戛然止步，凝视着我。
“这是咋回事？咋回事？”
先生重复了两遍同样的问题，他的问话伴随着一种异样的声调，回荡在万籁俱静的白昼中。我顿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
“你一直跟着我吗？这是咋回事？”
先生的态度反倒显得从容不迫，声音也很镇定。可他的表情中却流露出一丝难以言表的阴郁。
我向先生解释了来这里的原委。
“我妻子说我给谁扫墓？说出他的名字了吗？”
“没有，这个什么都没说。”
“是吗？这倒也是。她和你初次见面，不会告诉你的，没有这个必要嘛。”
先生这才显出会心的样子，可是我却完全不懂其中的奥妙。
先生和我穿过墓地，朝着道路走去。在依撒伯拉某某之墓、神仆洛金之墓的旁边竖立着一座塔形墓标，上面写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有的还写着“全权公使某某”的字样。我在一座刻着“安德烈”三个汉字的小型墓碑前停下来，问先生：“这个名字怎么念？”先生苦笑着回答：“大概念成andore。”
先生对这些墓标各不相同的式样并没有像我一样觉得滑稽可笑。我指着圆形墓石、细长的花岗岩墓碑，喋喋不休地说三道四。起初先生还默默地听着，最后问我：“你还没有认真考虑过死的问题吧。”我哑口无言。先生就此打住，不再多说了。
墓地边缘巍然屹立着一棵遮天蔽日的大银杏树。走到银杏树下时，先生仰望着高高的树梢说：“再过几天就漂亮了，树叶一片金黄，周围的地面上铺满一层金色的落叶。”原来先生每个月都从这树下走一次。
对面有一个男子正在平整凹凸不平的土地，修建新的墓地。他停下手中的铁锹，望着我们。我们从那里往左一拐，走上了道路。
接下来我茫无目标，只是跟着先生的后面行走。先生比平时更加沉默寡言。可是我并不怎么感到拘谨，继续溜达着前行。
“您这就回家吗？”
“嗯，没有什么地方可去。”
两个人又沉默了，往南一拐，走下了斜坡。
“先生家人的墓地在那里吗？”我又开口问道。
“不是。”
“那是谁的墓地？是您的亲戚吗？”
“不是。”
先生除此之外，不多说一句话。我也没有刨根问底。走了约莫一百多米后，先生突然返回到我刚才的问题。
“我的一个朋友的墓地在那里。”
“您每个月都给朋友扫墓吗？”
“是的。”
除此之外，先生那天再也没有说什么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