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盛宣怀和袁世凯之间矛盾的由来，切莫以为仅仅是京汉铁路改线那么简单。铁路改线那是摆到了明处两人不能不争的面子问题，其实他们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利益冲突。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年末，袁世凯由山东巡抚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所谓疆臣领袖的职位，此前在李鸿章离任后已经历了四任前任：他们是继任者王文韶、荣禄、裕禄两位满员以及李鸿章又回任了一次。
原来，甲午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赴日议和，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成为举国唾骂的众矢之的。为了平息众怒，朝廷不得不开去他盘踞了二十多年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调任两广，以示“薄惩”。年近耄耋的中堂李大人心灰意冷，倒也落得在广州优哉游哉，苟度残年，满以为今生必将终老岭南无疑，谁知几年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北方大乱，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陷落，慈禧和光绪仓皇西逃。最后要与洋人议和的时候，逃到西安的小朝廷这才想起了“素以对外交涉见长”的李鸿章，于是匆忙下旨让他回任直隶总督，敕命全权大臣与洋人议和谈判。
李鸿章不肯再接这份烫手的差事，在广州拖延着，找各种借口不肯北上，可他终究还是不敢抗旨。当他最后不得不从广州启程北上路过上海时，这位北洋的老东家感慨万千地对跟随他多年的小伙计盛宣怀说：“和议成，我必死。”后来的事果然被他不幸言中。光绪二十七年九月《辛丑条约》签订，李鸿章咯血死于北京贤良寺，时年七十九岁。直隶总督的位置空缺了出来，袁世凯的机会也到了。靠着在戊戌政变中出卖维新派而讨好了慈禧，后又疯狂镇压义和团，他终于得到了疆臣领袖的职位。
盛宣怀为了袁世凯的上台也曾不遗余力。
早在“东南互保”时，盛宣怀即为袁世凯继任李鸿章之位大造舆论，他致信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说：“……合肥老矣，旋乾转坤，中外推公。”那时盛宣怀说“中外推公”，恐怕还不仅仅只是奉承之言，更是以他敏锐的眼光预见到了袁世凯未来在政坛上的崛起。这次在李鸿章死信传出之前，盛宣怀又秘密电告袁说：“傅相昨日两点钟已不能言，神气恍惚，病势甚危。……北门锁钥，非公莫属。”接着又凭借专折奏事的特权，索性向朝廷举荐袁世凯：“……唯俄约未定，天津未还，直督一席，慰廷（袁世凯字）颇孚众望。”盛宣怀是何等精明之人，他绝不会无缘无故为袁世凯叫好。他已经把满朝文武仔细权衡了一遍，确认这个小他十五岁的袁某人是北洋新东家的最佳人选。盛宣怀很看重直隶总督的人选，因为北洋是他的起家之地，现在虽然已不在北洋做官了，供职中央（庚子年由四品太常寺少卿超升正三品宗人府府丞，第二年加官“太子少保”，又迁授正二品的工部右侍郎，同时还担任着中国铁路总公司的督办大臣），但他还兼着轮船招商局和中国电报总局的督办，那些都是依靠北洋起家的企业，至今还在北洋名下。盛宣怀之所以看好袁世凯，那是因为两人都是李鸿章的门下。虽然早年间两人一个抓经济一个抓军事，并且年龄悬殊，彼此交往不多，但毕竟有同门之谊，将来在重大事情上互相援引关照也并非不可能。其二，最重要的是政见相同。此前在练兵、变法、洋务以及对外交涉、义和团等一系列问题上，两人都有着惊人一致的立场和观点，这就保证了他们将来不会产生根本的矛盾和冲突。
但是，盛宣怀想错了。
他绝不会想到，袁世凯的心里正扒拉着另外的小算盘。
袁世凯的政治野心是逐步膨胀起来的。甲午战后的第二年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袁世凯奉命收编淮军残部并招募新勇共七千余人，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式陆军。他大胆改革兵制，聘请德国军官为教官，按照西法训练军队，并大量培植私人亲信，成为未来北洋新军的核心中坚。几年之后，这支新式陆军成为清廷的精锐之师，部伍整齐、装备先进，让人耳目一新。戊戌变法期间，这支军队也一度成为维新派所倚重的力量。就连慈禧所发动的戊戌政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依赖了这支军队。袁世凯后来之所以能超越张之洞、刘坤一等一班老臣而坐上直隶总督的宝座，毫无疑问除了慈禧的恩宠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手握重兵。袁世凯已经初尝了练兵和掌握兵权的甜头，他不会就此打住。果然，在上任直隶总督的第二年，在兼任了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后，他就名正言顺地拿出了一个要训练六镇北洋新军的计划，每镇一万二千五百余人，合计近八万人。这支大军从装备到兵饷需要一笔庞大的开支，而这笔钱朝廷是拿不出来或是不能足额拿出来的，袁世凯不得不动起了脑筋——他的眼光盯上了北洋的洋务企业，这其中主要是盈利丰厚的轮船招商局和中国电报总局。
轮、电二局三十多年前创立时即明确了官督商办体制，这个“官”即是直隶总督，早期投入的官本也在盈利后已经偿还。盛宣怀虽是轮、电二局的创始人，但很长一段时间他被排斥在外，只是一个挂名的会办。后来他看准时机将控制权夺了回来，兼任了轮、电二局的总办——后来改为督办，并一直兼任至今。如今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盛宣怀及其家族已经成为轮、电二局最大的股东。轮船招商局两万股中，盛宣怀及其家族占去了一万一千多股；而电报总局的两千原始股中，盛氏家族占了九百股，已成为事实上的控股人。袁世凯现在凭借官势要空手夺利，这无异于剜心割肝之痛，盛宣怀当然不会同意。
当然，袁世凯还得假惺惺地装样子。他依靠当时的领军机大臣荣禄，自己躲在幕后，而是让户部出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户部给时在上海的盛宣怀发来一份电报，吓唬说舆论对盛宣怀独揽轮、电、铁路、纺织、银行等利权多有诟病，御史们已准备联名弹劾他；还说他身兼十六个肥差，是“一手握十六颗夜明珠”；建议他将轮、电二局收归官办，“归入户部筹饷”，以“平息非议”。盛宣怀很生气，回电表示强烈反对，坚决抵制。
当然盛宣怀并不知道袁世凯是主谋，他发电报向袁世凯诉苦说：“轮、电发端于北洋，宣怀系文忠（李鸿章）所委，而非钦派……二十余年不过坚忍办事而已。至于利息盈亏，皆股商受之。局外不知，辄以独揽利权为诟病。时局如此，亦愿藉此卸肩。”后面那句话原不过是发牢骚、说气话，言不由衷的故作矫情，但袁世凯要的就是这句话。
袁世凯心想事成，不久他的机会来了——九月二十三日，盛宣怀之父盛康在常州去世。接到噩耗，盛宣怀心里叫苦不迭。根据惯例他必须马上向朝廷报丧，奏请开去本兼各职，回籍守孝三年，名为“丁忧”。也就是说现在再也用不着袁世凯出面来强夺了，不管盛宣怀愿不愿意，他都必须拱手交出职权。老父亲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去世，真是天不助我啊！盛宣怀的心里不禁一阵悲怆。“丁忧”三年，不仅要开去差缺停发官俸，还要失去很多机会，因此贪恋仕途的官员，多有隐匿父母之葬不报者。但朝廷对此现象也有着非常严厉的惩罚措施：一旦御史举报纠参查证落实，轻则革职查办，重则治罪入狱。盛宣怀不愿在这节骨眼上让御史抓住把柄，他赶忙草拟了一份丁忧守孝、奏请开去各项差缺的电文发往京城。但他不甘心就此失去轮、电二局，冥思苦想着对策，忽然他眼前一亮，想起了历史上的“夺情”。
所谓“夺情”，就是本应回籍“丁忧”守制的官员，因工作岗位重要而无法离开，由皇帝亲自出面挽留，留职戴孝为国效劳，谓之“夺情”。被“夺情”的官员遇此情况都要婉言推辞，不管真心还是假意，不能一开始就满口应允，要向皇帝反复哀求收回成命，以表明自己是一个孝子。一直到“戏”演够了，最后“圣命难违”，这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明朝的万历皇帝和本朝的康熙、乾隆爷都有过“夺情”先例。因为“夺情”是夺人所孝，只有皇帝才有这个特权，况且谁都不愿意背“不孝”的恶名，所以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丁忧”的官员自请“夺情”的。这可怎么办？盛宣怀想来想去，忽然想起了张之洞，当晚就给他发去了一份电报，言明自己即将回籍“丁忧”守制，所兼任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和汉阳铁厂督办依例也将被朝廷免去，而这正是当年接办汉阳铁厂的先决条件。根据当初章程条款的规定，一旦没有了这个先决条件的保证，双方的合作即告终止，由湖广总督衙门收回铁厂，发还商款。盛宣怀的要挟有点明目张胆，但他相信通古博今的张之洞应该能明白他的真实意思。发完电报，盛宣怀又与沪上受他节制的几位总办通了电话，交代安排了公务，然后便携了妻妾儿女回常州奔丧去了。
盛家在常州城里有两处老宅：一处是老父盛康致仕后，在青果巷老宅原址上扩建的九进祖宅，当年盛宣怀就出生成长在这里，整个盛氏家族也都住在这里。后来盛康陆续娶了四房姨太太，兄弟子侄多了住不下，盛宣怀也发迹了，他就在周线巷另买了地大兴土木，又建起了一栋前后十一进的大宅院，往后他这一支系每年回常州团聚，就住在周线巷。这两处大宅院相距不过百米，重檐叠嶂，蔚为壮观。这次丧事的终七道场就在青果巷老宅里举行，“满七”后再移柩苏州留园的家祠，停厝三年。
盛宣怀回到家穿上毛边麻衣，孝帽孝带扎束停当，先去拜见了父亲的遗容，接着又探望了四位姨娘，好言抚慰了一番，征求了她们对丧事的意见，然后就做主操办起来。盛宣怀是家里的长子，他本来还有同父异母的三位弟弟，但是二弟寯怀和四弟善怀都早夭，三弟星怀甲午战争中帮办淮军营务在前线阵亡，所以四房的孝子中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盛家是常州城里的官宦世家、名门望族，盛宣怀又是名满天下的洋务大员，所以盛家丧事的排场很大。《讣告》在《申报》刊出后，各地的唁电如雪片般飞来，江浙一带的亲朋故旧、同僚部下、商贾同仁，乃至上海租界里的买办大班、洋人领事都纷纷赶来吊唁，真是宾客盈门，香客不绝于途。丧礼中的很多事情，依据习俗都必须孝子亲力亲为，盛宣怀也是年近六旬的人了，一边迎来送往，一边心里还在惦记着“夺情”，眼巴巴地望着，所以他这个孝子当得很累。
这一年芦汉铁路的建设进入了关键时候，南北两端同时开始大规模地铺轨；黄河大铁桥已经开始动工兴建；从萍乡到株洲的运煤铁路已经修到了湖南醴陵，年底醴陵火车站也即将竣工；而不久前经奏请朝廷批准，遴选华员出洋考察泰西各国钢铁厂的计划也已付诸实施，由三品京堂衔的汉阳铁厂总翻译李维格带队，日前已从上海登轮放洋。千头万绪，种种的局面铺排，整个的洋务事业都有条不紊地按计划进行，这些都离不开盛宣怀的操持、策划和安排。不难想象，如果没有了盛宣怀，这些事情会搞成什么样子？盛宣怀在心里很自信：至少在目前朝廷还找不到能代替他的人，他还是洋务的“头牌”“金不换”，所以在他看来，皇帝出面“夺情”挽留应该不成问题，更何况他还借重了张之洞的资望呢！他甚至连假意推辞的话都想好了。
但事与愿违，“头七”刚过，以军机处名义发来的“奉上谕”到了，一道简短的电文仿佛当头一记闷棍，把盛宣怀敲蒙了。皇帝并没有“夺情”挽留，而是“允准盛宣怀回籍‘丁忧’守制三年，保留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和汉阳铁厂督办的职务，其他所有本兼各职一概免去。……拟派张翼督办轮、电二局。”
盛宣怀无比愤怒！他甚至有点情绪失控，当着家人和宾客的面将电报撕了！张翼何许人也？他是庚子年间出卖开平煤矿给英国的罪魁祸首。皇帝不“夺情”也就罢了，怎么可以“钦派”这样的人来督办轮、电二局呢？出于对轮、电二局前途的忧虑，盛宣怀当即发电报给时在开封的袁世凯求援：
“公督办商务，此为中国已成之局面，公既意在维持，愿勿令其再蹈开平覆辙。伏乞主持公论。”盛宣怀将全部希望寄于袁世凯一身，在他看来，即便自己不得不交出轮、电二局，那也得交个可靠的人手上吧？盛宣怀愤怒过后便是沮丧。想到这些年来为了国家不计个人怨谤，自己竟落得一个这样的下场，不禁内心好一阵悲凉。此刻“夺情”不成，他甚至还有点迁怪张之洞，认为是张之洞怕他在汉阳铁厂问题上翻案，所以只奏请朝廷让他保留中国铁路总公司和汉厂督办。其实盛宣怀愤怒也好沮丧也罢他怨不了别人，事情注定了就是这么个结局。因为他的“丁忧”正是袁世凯求之不得的机会，袁世凯和领军机大臣荣禄早就密谋布置好了圈套，要趁机赶走盛宣怀，夺回北洋的“钱袋子”。这种情况下还指望皇帝“夺情”挽留，那岂不是痴人说梦？只可惜盛宣怀还蒙在鼓里，还直把袁世凯引为知己。可叹！
碰巧朝廷来谕旨那天，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也来常州吊唁。陪同他来的还有刚刚辞去清政府实业顾问、正式出任八幡制铁所常驻大冶铁矿监督的西泽公雄。西泽此前做过一任日本驻汉口总领事，他这次来大冶任职，是根据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日本原外相伊藤博文访华时，通过张之洞的牵线，由日本八幡制铁所与盛宣怀正式签订的《煤铁互售合同》中的有关条款的规定。宾主坐在客厅里喝茶说话，看得出来盛宣怀今天心情很不好，情绪有些低落。小田切以为他还沉浸在父葬的悲痛里，便劝他节哀顺变。但是西泽公雄却一语道破了盛宣怀的心事。
“杏翁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丧亲之痛吧？”西泽浅浅地笑了笑，“我刚从北京来。据我所知，杏翁的不情之请遭到了朝廷的拒绝，轮、电二局也保不住了。”
“的确如此，”盛宣怀不由得在心里暗暗佩服日本人的精明，他老实承认说，“朝廷今天刚刚来了谕旨。本来我希望办完丧事就能尽快投入工作，但是朝廷不同意，他们给了我三年假期，在家守孝。”
“我知道这是‘丁忧’，大清的制度。”西泽说，他来大清已经二十多年了，是典型的“中国通”，“不过万幸的是，杏翁铁路督办和汉阳铁厂督办的职务保留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合作。”
盛宣怀苦笑道：“如果我连这也免了，那你们该麻烦了。”
西泽公雄接道：“是的，那样我们将不得不同新的伙伴打交道。通常情况下我们不希望更换合作伙伴，因为那样又得重新去相互了解。”
小田切自负地说：“但是我们确信不会发生那样的情况。”
“你们凭什么确信？”盛宣怀问道。
小田切笑道：“别忘了我们还有外交途径。只需通过我国的驻京公使与贵国政府交涉，稍施压力，贵国政府就能满足我们的请求。”
“当然这只是假设，幸好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西泽公雄接着说，“但我们却从轮、电二局的结局看到了汉阳铁厂未来的危机。”
“这话怎么讲？”盛宣怀问。
西泽公雄解释道：“轮、电二局跟汉阳铁厂一样，也是官督商办企业，但大清的官场向来无信，况且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谁能保证汉阳铁厂将来不会落得同样的下场？真到那时候谁来保证我们的利益？”
盛宣怀的心里咯噔了一下，说实话，此前他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他沉思了一下，问：“依二位的意思，那该怎么办？”
“首先以立法来保护公司的利益，这是西方的通行做法。我在北京任实业顾问时就曾多次向当局提议尽快出台《公司法》，但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西泽公雄说。
“其次要使汉阳铁厂尽快摆脱‘官督商办’的‘官督’二字。”小田切接着说，他们好像事先商量好了，一唱一和，“成为纯粹的商办注册公司，撇清跟官府的所有关系，这样才能根本消除官府的觊觎之心。”
盛宣怀道：“可汉阳铁厂的股本里还有四百六十万两的官本。”
小田切回道：“那就偿还官本！”
“说得容易。可是……钱从哪里来？”盛宣怀有些犹疑。
小田切答道：“商办后招商扩股，或者借外债。日本的银行愿意继续贷款给阁下。”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的建议。”西泽公雄故意卖关子。
盛宣怀有些不耐烦：“请说。”
西泽公雄继续道：“脱离官督商办后，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归并组合，组建成一个新的纯商办的汉冶萍公司！”
“……请说！”闻言，盛宣怀的眼睛一亮。
西泽公雄信心满满地说：“它将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大型股份制公司。”
“中外合资？”盛宣怀有些讶然。
“对！由中日合股商办。”小田切说，“日本财团可以为未来的公司提供充足的资金，日方现有的对华借款则以债权的方式入股。”
盛宣怀警觉起来，冷冷地说：“二位好像对合办很感兴趣？”
小田切答道：“很简单，我们要确保在未来若干年内，大冶铁矿石能源源不断地供给我们的八幡制铁所。”
“二位的建议倒是不错。关于组建汉冶萍公司的问题，其实并非阁下的首次提出，有人早就想到并向我建议了，但是目前的时机不成熟。如西泽先生所言，首先是没有立法的保证；其次汉阳铁厂的官方监督是湖广总督衙门，改变体制、脱离官督商办，这些都必须呈报张之洞大人同意并奏请朝廷允准。至于将来是否可能中日合办，那更是后面考虑的事情了，现在说这话为时尚早。”盛宣怀巧妙地玩了一下太极推手。
日本人表示理解，起身告辞。临走的时候他们又提了一个新的问题：根据《煤铁互售合同》，日方自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开始，就派出矿轮“大冶丸”和“饱浦丸”运送焦炭来中国，并回程载运铁矿石。但大清海关只允许日轮在上海港装卸货物，日方矿轮想直航大冶，遭到了海关的拒绝。他们的理由是：长江内河港口并非对外通商码头，日轮直航大冶有损国家主权。
“这个问题，你们应该去向北京的外务部提出。”盛宣怀委婉地说，“也就是从前的总理衙门，外务部尚书仍是庆亲王奕劻。”
西泽公雄解释道：“这个我知道，我已经向外务部交涉了。但是一牵涉到国家主权，他们就都不肯作声了，人人谨小慎微，生怕因‘丧权辱国’遭到御史言官的弹劾。庆亲王的意思，还是希望杏翁先拿个意见出来。”
“这有什么好怕的？”盛宣怀的火气又上来了，“他们怎么不想想，日轮直放大冶对双方都有好处！日本的进口焦炭可以直接卸到汉阳铁厂的晴川阁码头，日轮也可以直接从大冶装运矿石出口，双方都减少了途中的转运装卸过程，降低了成本，何乐而不为？”
小田切回道：“我们也是反复跟外务部讲这个道理，但是他们听不进去。”
盛宣怀气恼地说：“有这么一批做官在上的人，他不管你办事的人有多大难处，他们要做的只是掂量风险，保乌纱帽。——二位请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
“谢谢！”日本人鞠了一躬，走了。
盛宣怀当即拟了一封电报，直接发给庆亲王奕劻，反复说明日轮直航大冶对双方的好处，表明自己“不囿于名而重于实”的观点。不久外务部咨文海关，日本矿轮自此即获允准可以直航大冶了。
这天，盛宣怀的小老乡、中国电报总局会办陶湘从上海赶来常州吊丧。陶湘也是常州人，字兰泉，号涉园，幼时即怀实业救国的理想，后在盛宣怀的举荐下，以县学生保送鸿胪寺序班，现在已官至候补道员。盛宣怀很看重陶湘的精明能干，当年重掌轮、电二局后即擢拔重用了他。这一年陶湘刚刚三十出头，比盛宣怀整整小了二十七岁，是名副其实的“忘年交”。
“兰泉，”盛宣怀和陶湘在客厅里坐了下来，叫着他的字，“你来得正好，我也有事正准备找你商量。”
“恩公请吩咐。”陶湘毕恭毕敬地说。因为盛宣怀对他有知遇之恩，所以他一直引盛宣怀为师长，执弟子礼。
“你不在上海干了，我想咨调你去京师任职。”
“去京师？”陶湘有点意外，“是不是轮、电二局要收归官办了，新东家要来了，恩公提前给我们做个安排？”
“也不全是，是对你另有重用。”
“恩公，只怕是……”陶湘沉吟着。
“怎么，你心里不是一直想去京师吗？”盛宣怀有些诧异。
原来陶湘是一个大藏书家。他不专重宋元古本，而以明本及清初的精刊本为搜求目标，比如毛氏汲古阁本及内府“殿版”（清初武英殿版），其中尤嗜好开花纸本。所谓开花纸，是明代原产于浙江开化县的开化纸，久而久之以讹传讹叫成了“开花纸”。也有人说是这纸上偶有淡红色的晕点，所以又叫“桃花纸”。这开花纸薄而坚，色莹白，细腻腴润，精洁美好，无与伦比。开花纸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雅名，被称为“榜纸”——意即科考后写榜的用纸。清初的“殿版”书多用开花纸印，只可惜这种造纸技术在清初以后失传了。陶湘凡开花纸本必收，不问何类，故藏书界一时有“陶开花”的雅号。陶湘藏书主要在三十多岁之前，此时的他年纪轻轻便已有藏书三十万卷；到了三十多岁以后他又开始散书，主要精力则致力于实业界和金融界，民国后出任过汉冶萍公司董事、天津中国银行经理以及受聘担任过故宫博物院的专门委员。陶湘在实业界有何成就不为后人所知，但他却在史上留下了大藏书家的赫赫名声。
“是的，能在京师任职，公私兼顾，这是晚生一直以来就有的想法。”在恩公面前，陶湘老老实实地承认。原来清末辛亥以前，这开花纸本的内府“殿版”流落到江南和民间的并不多，主要还是集中在京城的皇族权贵、高官大吏以及文人雅士手里，所以藏书界有句话说：江南无开花，说明收藏开花纸“殿版”的主要地点还是在北京，“晚生担心的是才疏学浅，恐不能胜任新职，辜负了恩公所托。”
“没问题！那原本就是个可闲可忙的差事，以你的精明能干一定能胜任！”盛宣怀大包大揽，旋即压低了声音，“你的对外公开身份是芦汉铁路北段养路处机器厂总办。”
“对外……公开身份？”陶湘糊涂了。
盛宣怀点头笑道：“当然不仅仅如此，你还另外负有重任。要是单纯这点小差事派你陶兰泉去，那岂不是大材小用？”
“恩公请明示。”
“未来三年守制，我将待在这苏常之地不能动弹，犹如鸟兽之困于笼中，井蛙之与世隔绝。天下大事，充耳不闻；朝中政局、官场百态，概莫晓焉！想想三年后重返官场，那时已恍若隔世，可悲啊！你愿意我做这样的人吗？”
“当然不愿意。况且恩公也不是甘于受困之人。”陶湘老实回答说。
“所以我需要有个人，将天下发生的大事，朝廷政局的细微变化，乃至京城官场上的一举一动，都能适时地传达给我。”
“晚生明白了！”陶湘说，“恩公是想与朝廷暗通声气，在京城安插个耳目。”
“是这么个意思。”盛宣怀点点头，“不仅仅是暗通声气，还有官场上的应酬打点也是必不可少的。从前傅相在世的时候，我等都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官场上该操的心自有他老人家操，我等顶多只是去跑跑腿而已。而今不行了，凡事得自己操心了，该烧香的庙到了日子就得去进香，拉下一次你就得罪了庙里的菩萨。所以得有个人在京城里盯着，时时刻刻提醒一下。”
“恩公说得极是。”
“兰泉，你去身份最为合适。你在京城里收藏那些内府殿版图书，少不了要跟那些皇族亲贵、达官显宦交往，你的消息渠道多又能掩人耳目。况且你人又很聪明机灵，所以我挑来挑去这才挑中了你。”
“恩公请放心，晚生一定不负所望！晚生即日便启程前往保定。”
“不是保定，是京师。”盛宣怀纠正。
“芦汉铁路北段养路处，那不是设在保定吗？”
“养路处设在保定，但是你把机器厂搬到京城里去。”
“明白了！”陶湘笑了笑。
“还有，”盛宣怀临送陶湘走的时候又低声叮嘱，“这件事一定要保密，往来的电报都要走电报局，电报局现在不是我们的了，所以一定要使用密码，尤其是牵涉重要的人事，务必要用密码指代。这些年你在电报总局也研究过密码，临走之前你编一套密码本出来。”
“是！”陶湘满口应允。
几天以后陶湘送来了一个密码底本，密码底本里的人名倘不点破，是万万猜不到是何许人的。比如“青莲”指的慈禧跟前的红人李莲英，语出李白的号“青莲居士”；而“青公炉房”则指李莲英开的银号。“卧雪”指的袁世凯，语出《后汉书·袁安传》中“袁安卧雪”的典故。“三藏”指的是唐绍仪，用了唐僧玄奘的名字；“段干木”指的段芝贵；“承泽”指的奕劻，因为海淀的承泽园是赏赐给奕劻的私家花园，“乔梓”则指的是奕劻、载振父子，“贝”则专指贝子载振；“九公”“那公”指军机大臣瞿鸿禨、那桐；“曲江”专指张荫棠，因唐代诗人张九龄是曲江人；“纯阳尚书”则是指外务部尚书吕海寰，此处用了唐代吕洞宾的号“纯阳子”……
盛宣怀仔细地翻看着密码底本，连声说“好”，之后在两人之间使用了好多年。
每年十月大沽口封冻，北洋停止对外通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官邸和办公地点都要照例由天津搬到保定。但是今年不同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重阳刚过，袁世凯就早早地率领着他的工作班子和妻妾家人浩浩荡荡地开到了保定。威风凛凛的总督仪仗行进在古城保定的街头，惹得在一旁“回避”的市民百姓窃窃私语，议论纷纷：
“制台大人每年都是冬天来保定，今年怎么提前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袁大人去年署理，今年实授了。”
“恐怕还是练兵吧？北洋大练兵，据说天津小站练不下了，陆军学堂也建到了保定，今后北洋练兵主要在保定了。”
谁也不知道袁世凯为什么心血来潮，这一年提前来到了保定。
保定街头还残留着两年前“庚子拳变”的痕迹，当年这里是义和团进攻的主要目标，原因是保定城里的洋人多。保定城里的洋人主要不是传教士，而是芦汉铁路聘请的工程技术人员。洋人多，自然跟在洋人屁股后面的“二毛子”也多，这些人都是义和团“杀无赦”的对象。保定围城后，刚刚铺轨的芦保铁路又被义和团拆毁，洋人断了后路，也没法撤退到北京。事后统计，保定城陷后，城内四十多名洋人及其家属，最后侥幸活下来的只有九人。几个月后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联军统帅瓦德西在主持紫禁城阅兵后，立即分兵进剿北京周边被义和团盘踞的城镇，保定再次又成了进攻目标。时任直隶总督的裕禄已在天津自杀，受命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还慢吞吞地行走在来北方的路上。保定城里官衔最高的官员是直隶布政使廷雍，李鸿章发出电报命令他万勿与联军对抗。廷雍听了李鸿章的话，打着白旗迎接联军入城。谁知联军进城后疯狂报复，还经过所谓“国际审判”处死了廷雍等一批官员。联军最后离开保定的时候，将他们抢劫的财物装了数百辆大车。
历经两次劫后余生的保定，今天迎来了它的新主人。
浩浩荡荡的仪仗在督署门前停下，辕门前跪伏接驾的是保定地方的府州县官员以及芦汉铁路北段总务署的员司。当初芦汉铁路动工兴建，朝廷曾划定南北段分别由湖广总督和直隶总督督办负责，因此铁路机构都名正言顺地挂靠在了总督衙门。芦汉铁路北段总署最早是和直隶布政司衙门合署办公的，义和团进城后放了一把火给烧了。后来《辛丑条约》成，芦汉铁路复工，保定城里的衙门除了督署大多损毁，于是铁路北署又搬到了总督衙门的西跨院办公。
“各位请起！请起！”袁世凯下轿，微笑着弯腰来扶跪在地上的官员。当他搀扶起一位面皮白净、骨骼清瘦的中年候补官员时，仔细端详了一会，问道，“如果本部堂没猜错，阁下可是朱葆第？”
名叫朱葆第的官员受宠若惊，赶忙打拱回道：“回禀慰帅，卑职正是直隶候补知州、芦汉铁路北段备料处总管朱葆第。”
“听说前年联军进城前，阁下是最后几位还留在廷雍大人身边的人？”
“是。当年布政使廷雍大人准备跟洋人和谈，因为卑职懂外语，廷雍大人便让卑职留在身边，以便随时听用。”
“可后来你并没有充任和谈翻译。”
“是，卑职后来，后来……”
“你后来干什么去了？”袁世凯双目炯炯。
“卑职后来……奉命出城，可是不幸落入拳匪之手。待卑职侥幸脱身逃回，联军早已入城，廷雍大人等已经罹难。”
“那你是否知道，在联军进城前，直隶藩库里的那十万两银子还在不在？”
“什么……十万两银子？”朱葆第直翻白眼，“卑职并不知晓。”
袁世凯打住不说了，径直往前走去，继续去搀扶别的官员。
朱葆第呆站在那里，脸色渐渐地有些难看了。
袁世凯问的是桩无头公案。那年联军进入保定后，存放在直隶藩库里的十万两官银突然不翼而飞，民间因而有了种种传说。有的说，那批银子实际在联军进攻前就已经不在了，掌管藩库的直隶布政使廷雍明知覆巢之下没有完卵，他索性让义和团提前将银子转移走了。也有人说，那是廷雍大人企图买命暗中贿赂了洋人，但洋人言而无信，拿走了银子最终还是没有放过他。甚至还有人说，那是廷雍大人明知联军进城后自己性命将不保，索性临死前再捞一把，贪污掉了。但是谁都没有料到，这一年袁世凯就是为了这桩悬案而提前来保定的。
那一夜，朱葆第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未眠。
朱葆第，字东奎，盛宣怀的小同乡，常州武进人。同治末年经盛宣怀保荐，成为首批留美幼童，赴美攻读邮电专业。成年回国后长期在盛宣怀手下从事洋务技术工作，得到信任和器重，曾出任上海电报局总办、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翻译、芦汉铁路北段备料处主管等职务。
没有人知道，朱葆第其实就是这桩无头公案现在唯一幸存的涉案人。说起他跟这桩案子的关系，传奇而富于戏剧性。
原来联军进城前，直隶布政使廷雍就得到了消息，此次联军是专为蓄意报复而来，他们在攻下了束鹿、永清等县城后，不仅大肆烧杀，还公然抢劫了县库。此时直隶藩库里还存有十万两库银，廷雍担心联军入城后官银不保，便寻思找个可靠的地方提前将这些银子藏起来。朱葆第立功心切，便献计说可以转移到保定南门外的法国教堂，说他跟那座教堂的莫里克神甫是莫逆之交，知道教堂里有个很秘密的大地窖。原来朱葆第还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入了耶稣教，在保定的这几年，因为经常去南门外的教堂做礼拜，跟莫里克神甫建立了很厚的私交，所以他知道教堂里的这个秘密。但是廷雍听说，南门外的法国教堂不久前刚遭到义和团洗劫焚毁，已经成为一片废墟，莫里克神甫至今生死不明。朱葆第说正因为如此那里才最安全：其一，因为是废墟，所以不被人关注；其二，义和团去过了，他们不会再去；联军为保护洋人的利益而来，他们更不会去找教堂的麻烦。廷雍觉得朱葆第的话有道理，就同意了。他还当面许诺事成之后，以护卫官款有功向朝廷请赏，擢升朱葆第为直隶候补道。为了保险起见，朱葆第白天特地乔装去南门外侦察了一番，他在教堂的废墟上还真的找到了那个地窖的入口。是夜，三十多只大木箱满装库银，分码在三辆大车上，上面还覆盖了柴草作伪装；廷雍又从布政使衙门挑选了一班精壮健硕的衙役，化装成平民，暗藏刀械，在一名藩库小吏的率领下随车护卫。他们趁着夜色神不知鬼不觉悄悄出了保定城南门，谁知走到半道上，那个藩库小吏突然心生歹念，他将朱葆第叫到一旁密商，说是眼下天下大乱，朝廷和皇上都跑得没了影儿，咱们不如趁这机会将十万两银子私分了，朱大人多得，他们愿少得，然后大家各自逃命。书吏的话遭到了朱葆第的怒斥，在他的凛然正气威慑下，书吏和众衙役暂时放弃了邪念。后来大家将库银运到了目的地，藏进地窖。在藏银的过程中，朱葆第竟在地窖里意外遇见了受伤后躲藏在此、奄奄一息的莫里克神甫。朱葆第决定留下来救助莫里克神甫，他让藩库小吏带领众衙役连夜回城去向廷雍大人禀报。在回城的路上，藩库小吏和众衙役贼心不死，越走越不甘心，他们又重新商定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返回去杀了朱葆第和那个洋神甫，将银子私分然后大家逃走。谁知就在他们返回教堂的路上，他们偶遇了联军的先头部队，联军误将他们当成了“拳匪”，迎头一排乱枪，把他们全部消灭了。朱葆第对此一无所知，他还在地窖里精心照料着莫里克神甫。几天后神甫的伤势渐有好转，朱葆第决定回城，他这才在路上看见了那个藩库小吏和众衙役横陈的尸体。他没有料到，在他离开后的这几天，保定城里的形势也大变：联军进城后果然抢劫了藩库，但是藩库里空空如也，联军恼羞成怒，在保定城里大肆烧杀掠抢，疯狂报复；他们还在督署里“升堂”，联军指挥官自称是“国际法官”，“开庭审判”所谓“犯罪”的中国官员。他们宣布：直隶布政使廷雍、保定守尉奎恒、参将王占奎，因犯“怂恿和默许拳匪滥杀无辜”、“戕害外国侨民”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完毕后，三人当即被拉到城南的凤凰台上，“枭首以示众”。
藩库小吏和众衙役死了，廷雍大人也死了，朱葆第马上意识到，藏银这件事已经死无对证，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幸存的涉案人，而那个被他救活的法国神甫则是唯一的知情人。这时候一个可怕的贪鄙念头，在他怒斥了那个藩库小吏几天之后，竟然也开始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并挥之不去。他最终还是没能经受得住那十万两银子的白花花的诱惑。战乱平息后的某一天，在法国神甫的协助下，朱葆第秘密地转移走了那批藏银——当然，他没忘记给法国人也留下了两万两，尽管他对他有救命之恩，但他还是以此作为他保守秘密的酬谢。第二年《辛丑和约》签约，联军撤军，太后和皇上回銮，重新修建的保定南门外的法国教堂也已竣工，随后莫里克神甫就被调到南方教区去了，这件事从此在直隶境内就再也没有第二个人知晓。如此说来袁世凯那天的问话又是什么意思？他是故意诈唬还是已经听到了什么风声？朱葆第仔细回忆了这件事的经过和每一个细节，又觉得是天衣无缝没有任何疏漏。不过，那些天他的心里很忐忑不安。
朱葆第的厄运终于临头了。那天，直隶按察使司衙门的衙役奉命把他“请”到了臬司衙门的刑讯室。袁世凯没有出面，由按察使大人亲自审问。朱葆第拒不承认他跟这件事有任何联系。但袁世凯不怕你不承认，他们是有备而来（他们此前在廷雍的遗物中发现了他蒙难前记下的日记。）按察使大人拿出廷雍的日记让朱葆第自己看。廷雍的日记里面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记录了这件事，朱葆第抵赖不过了，便改口说廷雍大人的确委派他秘密转移过这批库银，但银子运出城后即遭到了联军抢劫，押运的衙役也被杀死了，有尸体作证；朱葆第本人也落入了联军之手，九死一生好几天之后才侥幸逃脱回来。按察使大人当即戳穿了他的谎言，他请出了一个朱葆第意想不到的人来对证，原来他们早已从南方教区请回了莫里克神甫。神甫说那两万两银子他并没有据为己有，而是补贴到教堂的重建中去了。朱葆第无言，双膝一软，不由自主地跪在了地上。
后面的事情再没有了悬念，朱葆第被投进了直隶的大牢，等待朝廷的发落。他整天哭哭啼啼万念俱灰，后悔自己一时鬼迷心窍动了邪念。当然退赃是必需的，按照《大清律》，念在系初犯，而且平日官声尚可，退出贪赃所得兴许还有一条活路，但革职、流放、苦役，哪一条活路都是朱葆第难以接受的。不久这出戏的“总导演”终于亲自登场了——那天袁世凯亲自莅临大狱巡视，朱葆第“扑通”一声跪倒在他面前，喊了一声“慰帅救命”！然后是拼命磕头苦苦哀求。袁世凯终于心软了，长叹一声“人才难得”，后来真的设法将朱葆第保下来了——抑或有人说他根本就没有将这件事上奏朝廷，而是自行作了处置了断。朱葆第从此公开投靠袁世凯，他后来还出任了袁世凯督办的京张铁路的会办兼备料总管，他和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是留美同窗好友，据说詹天佑当初也替他求过情。但明眼人一眼看出来这些都是表面原因，真实的内幕是袁世凯和朱葆第作了一次暗中的交易：朱葆第是盛宣怀手下少数几个能掌握他核心商业机密的亲信之一，因为每次与洋人的商业谈判，都几乎是朱葆第在场充任翻译。这是袁世凯目前最急于拿到手的情报，也是朱葆第之所以能投靠袁世凯的资本。
而正在南方忙于父丧的盛宣怀，此时还被蒙在鼓里。
袁世凯要亲自来常州吊唁，这更是盛宣怀所始料未及的。
此前盛府老太爷的丧闻不仅在《申报》上刊登了讣告，还依据当时江南的绅商习俗，特地在印书铺里印了好几千份讣闻，分别寄送给全国各地的官场故旧、上司同僚、商贾同仁、亲朋好友等，以示郑重。因此来自全国各地的唁电、祭文、挽联以及赙仪每天如雪片般飞来。有些交情稍深的外省督抚如张之洞等，还派了代表来。在亲自到场祭奠的官员中，官衔最高的要数与盛宣怀平级的江苏巡抚了，在他的率先垂范下，江苏省内包括上海道在内的司道府州县官员几乎全到了，只有咫尺之遥的南京城里的两江总督却端着架子还没有到。如今远在千里之外的“疆臣领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却屈尊驾到了，生前只有道员衔的盛老太爷，在死后真是享尽了哀荣。
袁世凯原本也是来过唁电的，在盛宣怀看来这就已经足够了，很给面子了，他没有更高的奢望。而袁世凯事先也没打任何招呼，借着在河南办理公务的机会，突然心血来潮，决定要来常州吊唁。他绕道武昌，乘兵船在江阴登岸，轻车简从，也不张扬，直奔常州而来。直到进了常州城后，这才派了一个随从来盛府通报。盛宣怀闻讯受宠若惊，赶忙大开中门迎接。
鼓乐声中，骑在马上的袁世凯远远而来。盛宣怀身着麻边孝衣、腰扎孝带、头戴孝帽，率领子侄跪倒路边。
袁世凯远远地即跳下了马，健步过来，亲切地搀扶起盛宣怀及其子侄。
盛宣怀拱手道：“家严不幸谢世，有劳慰帅远道来唁，合门感激不尽！”“应该的，应该的。”袁世凯连声说，“杏翁与袁某同出傅相门下，多年知交，情如手足，理应在令尊大人灵前一祭。”
袁世凯当场送了一千两银子的赙仪，然后步入灵堂，命随从抬上祭品，在灵前燃香三揖，亲自宣读了祭文，又是三揖，方才礼毕。接着袁世凯步入灵堂深处，将率领子侄跪在灵堂右首白幛后的盛宣怀执了手，连声道：“杏翁请起，请起！——各位子侄也请起！”
当晚，袁世凯留宿盛府，两人秉烛夜谈。
“外界有传闻说，杏翁这次丁忧，本意是希望朝廷出面‘夺情’挽留的，可有此事？”闲聊了一会，袁世凯忽然笑眯眯地问。
“没有，没有，绝无此事。”盛宣怀矢口否认。
“怎么，没有此事？”袁世凯偷眼觑着盛宣怀。
“绝对没有！慰帅是从哪儿听说的？”
“我可是从领军机大臣、中堂荣禄大人那儿听说的。他说是张之洞在奏折里提出来的，如果不是杏翁所托，张之洞怎会说那话？”
“那……也许只是张香帅的好意吧？”盛宣怀赶忙掩饰，“的确不是盛某的本意。为人者忠孝二字是根本，这点盛某还是记得的。”
“我也想这应该不是杏翁的本意。”袁世凯又赶忙给盛宣怀搬来“梯子”，“因为杏翁在给我的电文中，就有‘时局如此，也愿藉此早日卸肩’的话。”
“盛某的确说过这话。”盛宣怀老实承认。
“除非杏翁是言不由衷。杏翁是聪明人，分明已看到了眼下时局不利，正好借此机会急流勇退，免成众矢之的，这是明智之举。”
盛宣怀讷讷地说：“盛某在慰帅面前，不敢言不由衷。”
“所以实不相瞒，当中堂荣大人征求我的意见时，问我是否要为杏翁向朝廷请求‘夺情’，我当场就表示坚决反对。——杏翁可知袁某为何要反对？”
盛宣怀望着袁世凯道：“因为慰帅知道，那原本不是盛某的本意？”
“错矣！错矣！”袁世凯摇着头，“袁某是为了保全杏翁。”
盛宣怀愣道：“慰帅此话怎讲？请赐教。”
袁世凯也不说话，起身去公文夹囊中取出了几份奏章，放在了盛宣怀面前。
“杏翁请看，这些都是御史们弹劾阁下的奏章，军机处把它们都压下了。中堂大人好意，让袁某特意带来给杏翁一睹。”
“不过老调重弹。”盛宣怀满不在乎地说，“盛某不用看就知道，御史们无非还是那几句‘损公肥私’‘独揽利权’的话，不新鲜。”
“哎呀杏翁，你错了！”袁世凯惊乍地喊着，拿起一份弹章硬塞给盛宣怀，“你一定要看看，这回可是跟从前不同了！”
盛宣怀狐疑地接过那份弹章，看着看着，脸色渐渐地变了；又拿起了一份，不待看完已是满脸阴云，错愕在那里。
“怎么样杏翁，袁某没说错吧？你看这份折子里，把阁下所有的底细都抖搂出来了。”袁世凯指着先前那份弹章，念道，“芦汉铁路首期向比利时国借款三百万镑，按时下通例以九折实付，可得回扣一成，约三十万镑，合白银三百万两，中外经手人各得半数，便是一百五十万两之多。……正太铁路借款合同已同俄国华俄公司签约，另外三条铁路汴洛、沪宁、道清也正在与英、比两国公司洽谈中，此四路中方经手人可得佣金七十万镑，约合白银七百万两；连带芦汉路所得，五路共得佣金约合白银八百五十万两，皆落入盛宣怀一人私囊。这还不包括铁路备料采购所得，所以人送盛宣怀绰号‘五路财神’。……”
“佣金为西方商业交往规则所允许，是合法的。”盛宣怀讷讷地说。
“但你是借朝廷的差事敛财！借国家的铁路公司发财，借洋务发财！而且是个人发财，吃独食，同僚和属下都没份。俗话说一家保暖千家怨，人家能不跟你急，能不眼红，能不由妒生恨吗？官场同僚能不弹劾你吗？”袁世凯高腔大嗓，“——你看，还有这份弹章：电报局看似清水衙门，每年向国外采购大批电线、电料，回扣亦在五六十万两之巨。光绪二十四年电料采购合同改签出价最高之英国，皆因彼国提高了佣金回扣比例之故。……”
盛宣怀好像被当众扒光了衣服，尴尬得无言以对。
“杏翁，没话可说了吧？”袁世凯冷冷地问，“这回御史的弹劾可都是有根有据，实实在在，言之凿凿，铁证如山！这是老调重弹吗？——难道你还没看出来吗？这些都是知根知底的知情人爆出来的！”
“知情人？”盛宣怀愣住了，“他是……谁？”
“话既然挑明了，袁某也就不隐瞒你了，是你的心腹弟子朱葆第。”
听到这个名字，盛宣怀的心咯噔往下一沉。
原来如此！怪不得弹章里面说得有鼻子有眼，不是知情人哪知道这么详细，可见袁世凯并没有说假。可朱葆第为什么要背叛自己呢？此前倒是听说他曾偶尔流露过怨言，意思是埋怨盛宣怀的手伸得太长、抓得太死，责怪他把芦汉铁路的备料采购签约权都拿走了，轮到他这个备料总管什么好处也得不到。可盛宣怀真是想不明白：难道他得到的好处还少吗？他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出息，不都是因为自己的提携吗？人怎么能忘掉别人对你的大恩大德，老是揪着眼前的蝇头小利放不下呢？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从前杏翁也曾多次遭到过御史们的弹劾。”袁世凯又说，“不过其一，那时候御史们都是捕风捉影，还不知道底细；其二，也是最主要的，傅相在世。有傅相这棵大树在头顶上罩着护着咱们，风来雨来都让他老人家给挡回去了。如今不同了，这折子只要递上去，立马就能捅破天。杏翁信不？”
“我信，我信。”盛宣怀诺诺连声。
“所以荣中堂把这些东西都扣下来了。他也是念杏翁是北洋的老人了，不忍心杏翁老来跌倒；再则令尊大人仙逝，杏翁也正好趁此机会借坡下驴，老老实实地在原籍蛰伏几年，躲过御史们的风头，免成众矢之的，岂不正是好事？何必还要恋恋不舍，舍不得撒手呢？”
“不，舍得，舍得。”盛宣怀言不由衷地说。
“该撒手时就要撒手。荣中堂也曾私下对袁某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鄙见盛公此时果能及时告退，群疑即息。朝廷需才汲汲，决不能容彼久居林下，转瞬东山再起，声光必以韬晦而愈明，岂不大妙？’”
“荣中堂……真是这么说的？”盛宣怀的眼睛倏地睁大了。
“当然！袁某之亲来贵籍，一是为了吊唁令尊，二则也是奉了中堂大人之命专程为此事而来，将御史们的弹章送杏翁过目，当面说清楚这件事情。”
“中堂大人和慰帅的回护之恩，盛某没齿难忘！”盛宣怀站起来深深打了一拱，“其实也并非盛某舍不得撒手。军机来电让户部接手轮、电二局，归于筹饷，盛某也是实在想不通！轮、电二局乃北洋创办，跟户部从来就没任何关系！他凭什么来接管？况且让张翼来督办轮、电二局，更是盛宣怀所不许！”
“杏翁以为该当如何？”小瓜皮帽下袁世凯那双灼灼大眼在问。
“轮、电二局要官办也只能归北洋，不归户部！督办大臣万不可用张翼！”
“杏翁这么一说，袁某心里有底了。”袁世凯等着的就是这句话，“现在袁某还想听听杏翁的意见，阁下认为轮、电二局收归北洋官办后，商股怎么退还？”
“当然是按市价加股息退还！”盛宣怀脱口而出，似乎他早已想好了，“仅以电报为例。股票面值原为一百两，据光绪二十八年三月所估，二十一省电报陆线总计值银二百四十万两，摊到每股已达一百七八十两，以年派七厘利息计算，实际股价已近每股二百两。这还不算水线价值，加上津沪海线和恰克图出洋线，股价还要略高于陆线。”
“这恐怕不大可能吧？”袁世凯瞪大了眼睛，“北洋出不了这个价！”
“那慰帅打算出价多少赎回商股？”
“以股票面值价赎回，且分期分批，在若干年内赎完。”
“慰帅这不是明火执仗，官夺商利，以石压卵吗？”盛宣怀急了。
“杏翁，你急什么呀？——对！话虽说得不好听，可你说得没错，就是这样！”实话跟你说吧，北洋现在最大的要务就是筹饷练兵。北洋拿不出那么多钱来赎回商股！北洋还指望着以轮、电之利来练新军呢！告诉你，有六个镇近八万人的北洋新军正在北方等着军械、兵饷，犹如嗷嗷待哺的婴儿！袁世凯终于道出了实情。
“可是商人们不服呀！他们会以略低于市价的股价，将股票竞相抛售给洋人。洋人一旦掌控了我国之电报，国家将毫无秘密可言！”盛宣怀有堂而皇之的理由。
“当年电报局招商章程上已经说得清清楚楚，袁世凯也早就想好了对应之策，持股人必须是中国人，洋人持有该股等于作废。收归官办后袁某将再次登报重申，你看有哪个外国人还愿意干这只赔不赚的买卖！”
盛宣怀摇着头说：“慰帅如此作为，实难服众。”
“商人们有什么服不服的？”袁世凯也有些耐不住了，“这几十年来他们的股价，早已连本带利数倍地拿回来了。现在举国救亡图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难道连这也不懂吗？”
“在商言商。商人逐利，天经地义。”盛宣怀分辩说。
“商人逐利，那也不能贪得无厌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们不懂，难道杏翁你也不懂吗？”袁世凯咄咄逼人地问，“轮、电二局中杏翁都是大股东，还望杏翁能带头率先垂范，晓以大义，说服众商。”
“嘿嘿，盛某为商代言，这些话……委实有些难以开口。”
“杏翁现在觉得难以开口了，可从前都是说得冠冕堂皇的。”袁世凯揭老底，“几年前杏翁上了一道《条陈自强大计折》，袁某可是清清楚楚记得这么说的：‘泰西诸邦，用举国之才智，以兴农商工艺之利，即藉举国之商力，以养水陆之兵，保农工之业。盖国非兵不强，必有精兵然后可以应征调，则宜练兵；……’以商力养兵，白纸黑字，杏翁自己说的话莫非忘记了？”
“记得，记得。”盛宣怀的脸红了。
“这些年杏翁得洋务之利颇为丰厚，不说富可敌国，说沪上首富应该不假吧？”袁世凯敲打着眼前的那些弹章，弦外有音地说，“阁下还会斤斤计较于这股票之价吗？倘若因小失大，那可是辜负了荣中堂和袁某此来的一番好意啊！”
盛宣怀马上听懂了话里的意思，立时软了下来：“岂敢！岂敢！盛某草木余生，敢不知难而退，让出轮、电，尽心竭力，以助慰帅练兵？！”
第二天一早，盛宣怀亲送袁世凯至水埠码头，两个人打躬作揖，挥手告别。袁世凯不虚此行，他已经得到了他所想要的东西。直到这个时候盛宣怀才明白，袁世凯此来吊唁不过是名，为轮、电而来向他摊牌才是实。望着那位矮矮壮壮、套着宽大蓝袍马褂踌躇满志渐渐远去的背影，盛宣怀的心里没有一点由此带来的荣耀感，而是酸溜溜的不是滋味。
盛宣怀返身就给京城里的陶湘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他迅速调查此事，尤其是那个朱葆第的背叛。
不久陶湘的回电到了，据他在京城里多方密探打听，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北洋练兵无饷，卧雪（袁世凯）觊觎轮、电之利久矣，遂有谋夺之志。时串通军机大佬，于九月间以户部名义强夺遭公坚拒，复又盯住东奎（朱葆第）。卧雪手中握有东奎把柄，揪住不放，逼出实情；又在京组织一班御史，组成交相弹劾之势，准备先置公于死地而后再夺轮、电。岂料令尊仙逝，公回籍守制，卧雪觊觎之物此时已唾手可得，无须再动干戈，方罢手息事，公亦侥幸得以保全。眼下卧雪慈眷正隆，胃口甚大，此次志在必得，公宜委曲求全，万不可与之抵牾。先退而求自保，日后相机再图，方为上策。切切！”
“原来如此！”盛宣怀拍着电文，咬牙切齿，心中却禁不住百感交集。自己好心好意为袁世凯上台出力，想不到他恩将仇报，一上台就对自己反咬一口！轮、电是盛宣怀早期洋务的成功之作，是他几十年心血的结晶，也是他心中的最爱，不仅见证了他在官场上的争斗沉浮，也是他后来的洋务事业得以陆续展开的坚强后盾。比如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每年二十万两银子的办学经费，上海图书馆的开办经费，还有汉阳铁厂动辄数十万两的周转资金等，都来自于轮、电的腾挪。用盛宣怀自己的话说，轮、电就是一块“肥壤”，正因为有了这块“肥壤”，他才能源源不断地接济其他的“瘠壤”。如今眼睁睁地看着“肥壤”被别人攫走，如果不是丁忧守制身不由己，依盛宣怀的性格他是绝不会轻易让步的！而据理力争、抗争到底的后果，最后必然只会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盛宣怀哪里会想到，这其中竟然还包含了袁世凯精心谋划的一个阴谋呢？如此说来，倒是老父的仙逝在无意中保全了自己。此前还有些怪老父死得不是时候，现今才知道那是苍天有眼啊！袁世凯此次来常州名为吊唁，实为夺轮、电而来，他软硬兼施、恩威并用，手段让人不可小觑。谁说生姜是老的辣？自己这块年长袁世凯十五岁的“老姜”，偏偏还是玩不过他那坨“嫩姜”！当然官场不仅仅靠心智手腕，还要有凌人之上的官威和官势作资本，正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按理说盛宣怀的官也不算小了，可在袁世凯这样的新贵面前，他照样不能保护住自己辛辛苦苦创下的轮、电二局，照样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口袋中的真金白银被人掏走。商家的利益，唯有靠当大官、当更大的官才能维持！“以官护商，以商谋利”，这是盛宣怀又一次悟到的真理！这一次盛宣怀茅塞顿开：从前自己只顾埋头干事，根本无暇顾及官场升迁，那时有了成绩自然会有李鸿章举荐和朝廷的慧眼擢拔。但现在不行了，必须要变官场上的被动等待为主动经营，去为日后的飞黄腾达作更多的铺垫。既然官场上的人都这样做，他盛宣怀也不能免俗，当然也得这样做！由此他又想到了那尚在自己手中的汉阳铁厂。现在轮、电被人夺走了，汉阳铁厂将来是否能保得住呢？不错，它现在还是块“瘠壤”是个包袱，但盛宣怀看准了，将来它一准是个赢利的大户，是块人人都垂涎争夺的香饽饽，大肥肉！不能永远指望张之洞这个“保护神”。他已年届古稀，而且随时可能离任，谁能担保将来有一天继任湖广总督的不是“卧雪”者之流？是得未雨绸缪防患未然了。盛宣怀忽然想起不久前日本人来吊唁时，曾向他提到过的那个关于“汉冶萍公司”的建议，心里不禁怦然一动。三年守制，他有足够的闲暇时光来好好地琢磨这个建议，以及未来将要实施的全部细节。
不久轮、电二局被正式收归官办。关于电报总局，收回的理由冠冕堂皇，还使用了谕旨的方式：“奉上谕：‘各国电务，多归官办，凡遇军国要政，传递消息，最称密捷。中国创自商办，诸多窒碍，亟应收回，以昭郑重。’着即以袁世凯为督办大臣，直隶布政使吴重熹着开缺以侍郎候补，派为驻沪会办大臣。……”而关于轮船招商局，袁世凯则干脆直接来了一封免职、任职电报：“吾兄创办轮船招商局，功绩卓著……现撤销轮船招商局督办一职，札委候选四品京堂杨士琦为该局总理，不日来沪赴任。另委徐润复任该局会办，以资驾轻就熟。仍望吾兄随时指点匡益为盼。……”
接到这封电报，盛宣怀一口气堵在喉咙眼里半天出不来。袁世凯不仅夺走了轮、电二局，把他从局子里赶了出来，竟然又将他的冤家对头徐润请回了招商局。当年徐润接替唐绍仪出任过招商局总办，他和徐润斗了数十年，不料笑到最后的还是徐润，盛宣怀的心里难堪、屈辱、满腹愤怒！可那也仅仅只是难堪、屈辱、愤怒而已。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将这口怨气深深地埋在了心里。他在后来给陶湘回电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他对袁世凯的认识：“……‘卧雪’是只笑面虎，他对你张开血盆大口时，还要和你甜言蜜语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