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涉及作者的多位前任同事。他们中有人尚在中情局工作，有人则已离职。在他们的要求下，作者将书稿交给中情局“出版物审定办公室”进行审查，以免泄露情报和机密。《审判萨达姆》先后历经两次严格的审查，由此带来两个后果：其一，书籍面世的时间不幸延后；其次，各位读者在书中看到的“删除”[1]字样都是中情局方面要求修改的地方。由此造成的不便，本人深表歉意。此外，由于删除内容大多并非机密，在此也表示遗憾。
约翰·尼克松
John Nixon
“参与历史事件的人，对于历史的记录总能有那么一点关键的贡献。因为他明白，在那纷繁的思考当中，是哪一种想法导致了他的决定；众多的史料摆到面前，他也能准确地从中找出反映事实的那一份；他可以想到那些他看重的意见，也会忆起被他遗忘的观点。历史学者一定能够通过亲历者的回忆录找出事件的真相。即便（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据的涌现，事情的更多方面摆到眼前，也不会扭曲它。”——摘自亨利·基辛格所著《白宫岁月》。
伊拉克境内宗教极端主义的滥觞，本是一场可以避免的灾难。倘若美国布什政府能够容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继续掌权，打着“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2]（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 Shams，简称ISIS）旗号的宗教极端分子也不至于如江河决堤，泛滥成灾。况且，那时的萨达姆不但年岁渐老，手中的权柄也不如从前那般牢靠。笔者绝不是要为萨达姆辩护或鸣冤，许多年来，此人面临着各方面的指责，他也确实并不清白，萨达姆其人，就是一个无情而残忍的“独裁者”。很多情况下，他的决策都让不少地区局势陷入混乱，甚至导致流血冲突的连续不断。
不过，无数美国青年浴血征战、英勇牺牲换来的新局面，似乎比萨达姆统治下的境况还要不堪。更别提，伊拉克的重建工作已经花去了足足3万亿美元。至今，我们仍在为此买单。两相比较之下，当初启动战端就愈发地显得不划算了——当然，这一切都是“马后炮”。
2003年12月到2004年1月，我正在伊拉克执行公务，要负责一场为时长久的内部审讯工作，而对象正是萨达姆·侯赛因。自他沦为阶下囚以来，我是第一个正式聆讯他的美国人。
此前的5年，作为中央情报局分析专家的我，一直在搜集伊拉克和伊朗的相关情况。审讯开始的时候，我以为还是很了解萨达姆的。几个星期过去，却发现美国方面对这个人有着大大的误会。而且，美方还错判了萨达姆与伊斯兰世界里宗教极端潮流之间的关系。其实，他一直是宗教极端主义的强硬对手，即便是逊尼派（Ahl a1—Sunnah）[3]中的极端分子也把他看作眼中钉。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sm）[4]一直在竭尽全力，要把萨达姆打成“9·11”事件的案犯、“基地”组织的同伙，而萨达姆本人却觉得美国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遇袭是一次契机，可以拉近伊拉克复兴党[5]（Ba'th Party）政权和华盛顿当局的关系。这样的认识上的“反差”真是极具讽刺意义。在萨达姆看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美国和伊拉克两国是天然的盟友。他不明白，为什么美国方面没和自己“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个疑惑，他在被审讯当中多次提及。
作为逊尼派，萨达姆的复兴党秉持阿拉伯民族主义[6]和社会主义[7]。他认为，逊尼派宗教极端主义会危及自己的权力根基。萨达姆一向以“无畏”自居。不过，他多次告诉我，他很畏惧伊拉克境内日益壮大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萨达姆很清楚，自己的暴力机器大都由逊尼派组成，而自己的对手所鼓吹的逊尼派原教旨主义又极具煽动性。要想仰仗前者去和后者交锋，其难度和危险性可想而知。
根据以色列学者阿玛吉亚·巴拉姆（Amatzia Baram）的观察，萨达姆一向警惕伊拉克国内那些可能与他争夺权力的势力。无论是宗教势力，还是世俗主义者，“对手”就是他的威胁。萨达姆觉得，伊拉克只能有一个领袖。他还曾经警醒自己：“你要记住：全伊拉克的人都在算计你——特别是那些什叶派（Shi'ites）[8]！”
1958年，伊拉克爆发革命，结束了君主制时代，建立了伊拉克共和国。如果各位读者了解此后的历史，就一定知道萨达姆所言不虚。在此期间，伊拉克政坛一直处于派系斗争之中。好几次，萨达姆与敌对势力都闹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人们总以为，萨达姆并不信教。或者说，他只是利用宗教以便达到自己的政治统治目的，而且，他的这点伎俩似乎还很拙劣。其实，萨达姆对于宗教本身并无恶感。他只希望伊拉克境内的一切宗教活动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下。他是个信徒，只不过他还有他自己的一套准则。因此，他又和一般信徒有所不同。1991年海湾战争[9]结束后，伊拉克的公众生活之中，宗教色彩愈发浓厚。这，显然出自萨达姆的授意。
但萨达姆对宗教的宽宏态度也是有限度的。聆讯期间，他向我坦承：“我向宗教人士打过招呼，他们想要守护信仰，我完全接受。不过，他们要想利用宗教来干预政治，我是万万不会答应的。”他口中的“宗教人士”实际是指什叶派。其实，对于逊尼派的原教旨主义分子，他的原则也是如此。在前面那番话中，他特地点了穆罕默德·巴克尔·萨德尔（Muhammad Baqr al-Sadr）和穆罕默德·萨迪克·萨德尔（Muhammad Sadiq al-Sadr）这两名什叶派宗教领袖的名。两人都和他关系不和睦，甚至曾经发出威胁，准备掀起一场“伊斯兰革命”来推翻萨达姆政权。同样的事情，1979年曾在伊朗上演。伊朗国王也因此下了台。最后，两位宗教领袖都被萨达姆杀害了。
过去20年来，“瓦哈比思想”（Wahhabism）[10]在海湾地区阿拉伯诸国国内得以迅速传播。这种思潮源自沙特阿拉伯，其追随者的宗教信条内容质朴、严苛（类似的信条曾在先知穆罕默德[11]的时代大行其道）。萨达姆对“瓦哈比主义”的威胁有着深刻见解，对于伊朗没有打压的恐怖主义活动，以及伊朗当局与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宗教极端分子之间的关系，他的看法同样令人信服。在他的构想当中，伊拉克就像阿拉伯民族的第一道防线，抵挡了从伊朗而来的波斯人。而且，伊拉克也是逊尼派的防波堤，可以控制境内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信众不会生事。
不过，自打20世纪90年代以来，瓦哈比分子在伊拉克境内开始落地生根。这些情况，萨达姆看在眼里。他还风闻，瓦哈比分子正在他的国家开辟据点。在同我的交谈之中，萨达姆曾经发表过一番颇具先见之明的看法：“瓦哈比主义席卷阿拉伯各国的速度，将会超乎一切人的料想。原因在于，大家都把瓦哈比当成一种思想，当成抗争的工具——伊拉克将变成一片战区，人人都会为了反抗美国而拿起武器。现在，面对面的交锋已经迫在眉睫了。”
萨达姆的倒台留下了一片权力真空。真空中，伊拉克的教派冲突演变成为血腥冲突。一开始，什叶派人士只想通过选举获得权力。正因如此，面对阿布·穆萨卜·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12]等逊尼派宗教极端武装分子的暴行，他们尚能克制和忍受。不过，由于遇难者人数的节节上升，什叶派武装终于也开始了报复行动。
2010年10月，突尼斯爆发了后来被称为“阿拉伯之春”[13]的“群众起义”。到了2011年，这股风潮相继吹到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巴林、沙特阿拉伯和约旦。而后，埃及的军事政变和也门、利比亚经历的内战，又开启了一段“阿拉伯之冬”[14]。当然，叙利亚的内战，才是“冬日来临”的最大信号。
2011年，叙利亚国内爆发示威活动。人们走上街头，反对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的极权统治。总统方面选择了武力镇压，内战由此一触而发。最初，反对派还只是一群比较温和的逊尼派信众。一年过后，“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 Emblem）[15]加入了反政府的阵营。较之“温和派”，“穆斯林兄弟会”的武装色彩更为浓厚。当然，他们和“伊斯兰国”宗教极端武装分子相比却又相差甚远。逊尼派信众人口众多，占据叙利亚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巴沙尔所属的阿拉维派[16]则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占叙利亚总人口中的比例不足十分之一。
到了2013年底，叙利亚大规模内战造成的动荡不安局势，已经吸引了大批“基地组织”成员和“伊斯兰国”宗教极端武装分子加入其中。2014年2月，“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领导层又因为理念与战略方面的不合而分道扬镳。5个月后，“伊斯兰国”头目自命为“哈里发”（Khalifah）[17]。来自中东和西方的宗教极端分子，纷纷投靠到了“伊斯兰国”的帐下。“伊斯兰国”发布的视频影像，记录了大量砍头与集体杀戮的内容，就好像“色情片”一样令这些新加入的成员欲罢不能。
除以上描述的混乱境况之外，这段历史让人不堪回首：长期内战使成千上万的人失去生命，数百万叙利亚人失去家园，流离失所的百姓差不多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宗教极端组织的“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窃据了大片土地，成立了“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同时，参与这场多边战争的“玩家”也越来越多——美国、土耳其、伊朗扶持的什叶派武装——黎巴嫩真主党[18]相继登场，当然，其中最重量级的角色大概要算俄罗斯。
试想一下，萨达姆或者他的继承人——尚在伊拉克屹立不倒，历史又会呈现出怎样一种面貌呢？我们不妨做一番推演：显然，萨达姆尚能掌权，他的武装力量也不会分崩离析；他手下那些重要将领也不至于投奔“伊斯兰国”，以至于大大提升了极端武装分子的军事能力；面对伊拉克国内的宗派关系，萨达姆也一定会出手整治。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如果美国没有出手推翻萨达姆政权，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的强人统治不会松动分毫。各地民众固然不满，也只能“忍气吞声”地“维持现状”。
萨达姆对于叙利亚境内“穆斯林兄弟会”的秘密赞助可谓为时长久。那么，他的举动是不是出自理念上的相识相惜呢？答案并非如此。阿萨德家族[19]一直在和萨达姆争夺阿拉伯复兴运动的领导权，而“穆斯林兄弟会”则是阿萨德家族的反对者。出于打击敌人的考虑，萨达姆方才选择向“穆斯林兄弟会”伸出援手。“穆斯林兄弟会”的反抗活动一旦指向萨达姆，肯定会迅速遭到后者的镇压。
萨达姆并非知识分子。对于外部世界的局势，他甚至也有些陌生。美国政府对这根“肉中刺”的种种举动与态度，最是令他困惑不解。当然，某种程度上说，这也不怪萨达姆懵懂无知。对于他，美国政府的举动与态度反复无常。“两伊战争”[20]期间，美国还和他站在一起；到了“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21]时期，双方却又反目相向。
正是这种不连贯的政策，让萨达姆昏招迭出。最终，他在2001年上了乔治·沃克·布什的黑名单，成了美国新总统“必须铲除”的对象。我并不是要为萨达姆开脱，在萨达姆执政期间，他的罪行“罄竹难书”；在外交与军事方面，他的种种举动尤其显得失策。
古希腊人认为，上帝在对某人施加惩罚之前，必先让他最为渴求的事情成为现实。从1990年到2009年，华盛顿方面一直渴求推翻萨达姆政权。至于其后的结果，美国政府却未曾考虑过。我们并不了解萨达姆的世界观，更不清楚他是如何压制了国内政坛的汹涌暗流。伊拉克战争之中以及其后的占领时期，美国方面都因为无知而连连吃亏。
我认为，我们的无知，折射出美国外交事务方面的严重缺陷。自打建国以来，这层缺陷就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国家。面对外部威胁，美国的反应总是显得那样盲目无措。无论威胁来自俄罗斯还是阿拉伯世界的统治“强人”，我们似乎都不知道如何权衡利弊，根据现实作出考量。要让美国的领袖站在国外统治者的角度之上思考问题，实在困难。如果那位统治者是个说一不二的独裁者，要想达成理解那就是难上加难。
2009年，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执政的第一个年头，我读到了一本名叫《灾难的一课》的书。作者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借此书表达了自己对于美国干涉越南事务的观点。当时，这本书在华盛顿引发了轰动。那一阵，奥巴马似乎正要向阿富汗增兵，历史好像因此又会重演。对了，让我捧起《灾难的一课》还另有一个重要原因：我上大学的时候，正在邦迪门下攻读。他这个人，我很欣赏，从来不固执己见。要知道，邦迪在担任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的顾问期间可是个铁杆鹰派。那时的他，一直在为美国出兵越南竭力辩护。四十多载光阴逝去，他却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当年的自己。正是那时的草率决策，让美国陷入了战争泥潭。邦迪的诚恳给了我启发。
回望自己这13年的中情局生涯（我在中情局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的总部做过情报分析专家）以及那一段伊拉克前线经历，我也察觉到了同样的思想变化。如今我的想法竟和当年相去很远，对于这一点，我自己也十分惊奇。回忆之中，我还发现了美国政府的种种失误，那是一场我们主动发起的战争。不过，战前布什政府却并不真正了解伊拉克的“政治生态”。对于当地宗派冲突的真实情况，更是一无所知。
萨达姆拥有顽强的意志力以及敏锐的政治嗅觉。他能爬上伊拉克的权力之巅，正有赖于这两种本事。能够夺取权柄的萨达姆，自然也精于诡计和欺诈。不过，在许多其他方面，他却知之不多。毕竟，萨达姆出身贫苦家庭，从未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因他丧生的伊拉克人不计其数。他挑起的“两伊战争”，更是夺走了70多万条生命（其中包括十多万平民）。为了达到目标，他不惜动用化学武器，并因此落下“巴格达屠夫”的恶名。即便如此，面具之下的萨达姆·侯赛因也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我们必须了解他的为人以及他行事的驱动力。本书中，我们将面对面地审视他的好恶，观察他的世界。
我试图一点一点地还原历史，不过，我也明白，毫无漏洞而又连贯的历史故事很难建构，回忆和重建往事本身就劳心费神。而且，虽然一些亲历者已经说出了他们的故事，历史的记录却还是难以完整。完整、真实的萨达姆是什么样的？2003年12月13日落网之后，他又有过什么样的自白？相关的信息，几乎是一片空白。那段时间，我正和萨达姆待在一起，而且，在这之前已经对萨达姆研究多年。正因如此，我将尽我所能填补这个空白，希望自己的一点工作能够帮助未来的历史学家拨云见雾，掘出萨达姆的真实面目。
有人经常向我发问：“萨达姆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他们还很好奇：“他算不算是个疯子呢？”在这个世界上，涉嫌“杀人狂”的确实不少，但在审判期间，根据我的观察，萨达姆的精神状况是相当正常的。美国政府对于打倒萨达姆的执着着实令人好奇，而且，打倒他的理由似乎已经非常明显。我个人觉得，美国政府始终没能预计到：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中东局势竟会变得如此混乱。诚然，萨达姆的那些恐怖“事迹”我们都耳熟能详——他曾在伊拉克南部屠杀了10多万什叶派信徒；海湾战争当中，他杀害的库尔德人也同样众多；对于政治异己，他待以化学武器；“两伊战争”期间的多场屠戮，也需要他负主要责任。不过，我们在注意到他罪行的同时，却忽略了他在中东地区局势中的稳定作用。等到大家醒悟过来，他已经命丧黄泉。
2004年1月，我们结束聆讯回到国内。那时，许多同事都很好奇，想知道我和我的团队在萨达姆口中挖到了什么东西。不过，觉得聆讯毫无用处的批评家也大有其人。实际上，我们知晓了不少萨达姆的统治之术。他过去一些行为，也由此现出了原因。我们的一些发现，甚至可以为伊拉克战争作出辩护，同时也是美军推翻萨达姆政权的重要理由。但有一个从来没人问起，自然也就没有答案的问题，在我看来，又是尤为重要——美国到底该不该推翻萨达姆？其实，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种种理据都是子虚乌有的。这个说法，白宫的决策者们，还有在中情局大厦7楼办公室的各位领导可都不是那么欢迎。我曾经打过多次报告，想要把本书的内容汇编成册，仅供中央情报局内部参阅。不过，有关人士大多摆出一副“这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的态度。即便有人表现出了一点兴趣，也明显是出于不便推辞的原因。
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国务院的政策计划主管一职由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担任。而后，他又到外交关系协会出任主席。哈斯也不明白，为什么美国政府要选择卷入伊拉克战争？面对记者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他讲出了心中的这点疑惑。回首往事，哈斯对于美国决意出战那一刻印象深刻。一切“仿佛就在眼前”。在自己的回忆录《必要之战，选择之战》（War of Necessity,War of Choice）中，哈斯还曾有过一番高论。他认为，一场战争可以分作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大家通常会因为是否出兵的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通常发生在战争开启之前；至于第二个阶段，当然就是战争本身；到了第三个阶段，各方人士又会本着各自对战争结果与意义的不同理解，开启又一轮争辩。按照哈斯的这种说法，这本“小书”就是对第三个阶段的贡献，字里行间的内容，大都来自我聆讯萨达姆的所得与所获。
最后，我们要谈一谈本书的主角，也就是萨达姆·侯赛因本身。没错，他确实给美国在中东利益带来了很大危害，而中东地区又是美国政府维护权益的关键所在。在萨达姆掌权之前，伊拉克社会欣欣向荣。由于他统治不力，整个国家沦入了“黑暗的深渊”。执政后期的萨达姆，特别着意地想要青史留名。因为太过沉溺其中，他甚至很少参与外交决策。他这么做，仿佛是要弥补自己因为出身卑微而带来的遗憾。他和那些退休无事、沉迷历史频道的老年人有太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那么酷爱历史，却又难于以史为鉴。由于萨达姆的这点疏忽，伊拉克的外交决策权落入了鹰派分子的手中。这些人包括副总统塔哈·亚辛·拉马丹（Taha Yassin Ramadan）、“革命指挥委员会”（RCC）的副主席伊扎特·易卜拉欣·杜里（Izzat Ibrahim Douri）和前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塔里克·阿齐兹（Tariq Aziz）等。他们缺乏变通能力却又态度强横。其结果是萨达姆政权始终未能打破国际制裁和封锁。与此同时，萨达姆却在关心国内的安全问题。而且，他还抽出许多时间，去追逐自己的休闲爱好。哪怕身陷囹圄，他仍以伊拉克总统自居。不过，他也常常自称是个“作家”。总之，人生后期的萨达姆，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巴格达屠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