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人生中第三十五个生日的那一天，A女士突然放弃了她的固执。在我看来，比起她的其他特点，这个特点尤为突出。她笔直地躺在那张对于她的身体来说过于宽大的床上，告别了我们所了解的这个世界。
那天早晨，我到机场去接诺拉。由于工作的关系，她刚刚出了趟短差。已经是十二月了，冬天的脚步仍旧迟疑不前。高速公路两旁单调而又一望无际的景色蒙上了一层薄雾，变得苍白，仿佛在模拟决意不肯到来的雪景。诺拉接起了电话，但并未多说，而是在专注地倾听。随后，她说她明白了，好的，下周二。接着，她又加上一句，而经验告诉我，在必要的时候，这句话表示没有更合适的话可以说。她说：“或许这样更好。”
我在第一个服务区拐弯，让她能够从汽车上下去，独自走向停车场里一个不知名的角落。她默默地哭泣着，右手合拢，捂住了鼻子和嘴巴。在十年的婚姻生活中，我了解到妻子身上无数的东西，其中就包括在痛苦的时刻封闭自己的毛病。她会突然间变得无法靠近，也不允许任何人施以安慰。我被迫站在那里，徒劳地目睹她的悲伤。我时常认为，她的这种忸怩其实意味着不够慷慨。
在余下的行程中，我始终保持缓慢的车速。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应有的尊重。我们谈到A女士，回忆起从前的一些轶事，尽管那些并非真正的轶事。我们对于她的事情并不了解，所知也仅仅是日常琐事罢了。这些琐事与我们的家庭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在我们看来显得尤其特别：每天早上，我们还在熟睡，她就会准时把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有关星座的消息讲给我们听；她将家中的某些区域据为己有，比如说厨房，以至于当我们想要打开自己的冰箱时，都需要请求她的批准；她本着自己的原则阻止我们做一些事情，因为在她看来，那都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制造出来的不必要的麻烦；还有她那威风凛凛，充满男子气概的脚步，以及无法治愈的抠门。还记得那次吗？我们忘记给她留下购物用的钱，她掏空了装零钱用的小罐，连最后一个硬币也没有放过。
沉默几分钟之后，诺拉又说：“不过，我们的芭贝特，她是一个多么与众不同的女人啊！她永远都在。即使是这一次，她也在等我回来。”
其实，她刚刚还将我排除在整幅画面以外。不过，我并没有提醒她这一点，也没有勇气向她承认，就在那一瞬间，我正在想着：A女士是在等待我的生日，然后才肯离去。所以说，我们都在为自己营造一个小小的、个人的安慰。面对某人的离世，我们唯一能做的，就只有编造出一些能够减轻痛苦的事情来，使逝者最后一个关心的举动恰恰落在自己的身上。我们重新安排那些机缘巧合，以便赋予它们某种含义。然而今天，时间造成的那种无法避免的冷漠，令我难以相信这一切都是事实。痛苦将A女士从我们、从所有人的身边带走，而这件事发生在那个十二月的早晨之前很久。痛苦促使她走到孤寂世界中的一个角落，就好像刚才在高速公路服务区的时候，诺拉离开我一样。然后，就是从那里，芭贝特转身离我们而去。
我们叫她芭贝特，而且喜欢这个绰号，因为它使人联想到一种归属。她也喜欢这个名字，因为这是完全属于她的名字。而且，由于那个法国腔，它听起来仿佛是一种任性的作法。我认为，埃马努埃尔始终没有弄明白这个名字的含义。或许某一天，他会碰巧读到凯伦·布里克森的故事，或者更有可能是看到那部电影，继而将它们和这个名字联系起来。尽管如此，从某个时候开始，他还是欣然接受了A女士变成芭贝特，他的芭贝特。而且，我怀疑他把这个亲昵的称呼（Babette）与她的拖鞋（ciabatte）联系在了一起，因为这两个词押韵。他的保姆一进家门，第一件事就是穿上那双拖鞋；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她也会把它们整齐地放在柜子旁边。当鞋底变得破烂不堪之后，诺拉给她买了一双新鞋。然而，这双新鞋却被她放进了储物间，从来不曾穿过。她就是这样的，从来不会改变任何东西，甚至反对身体或者精神上的任何改变。尽管她的这种固执十分可笑，有时甚至显得愚蠢，但我不能否认，我们喜欢她这样。那个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诺拉，还有埃马努埃尔的生活中，仿佛每天都在发生着革命，这个家就如同一株年幼的树，在可怕的风中摇摆；而她却岿然不动，如同一个庇护所，一棵古树，它的树干是如此粗壮，需要三双手臂合拢在一起，才能够将它环抱。
她变身为芭贝特的那一天，是个四月的星期六。埃马努埃尔已经开始说话，但仍旧坐在婴儿专用的高背椅里面。所以，事情应该是发生在五年，或者六年以前。此前的几个月里，A女士总是坚持要我们至少到她家里去一次，吃顿午饭。但凡嗅出邀请中包含着哪怕是非常模糊的家庭聚会的味道，我和诺拉都会婉言谢绝。在这方面我们可是行家。我们拖延了很久，但A女士并不灰心。每到星期一，她都会再次邀请我们周末到她家里去。我们屈服了。我们开车来到鲁比亚纳，神情极其专注，仿佛是去做一件并非出于本意，因而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习惯和A女士同桌进餐。尽管来往频繁，我们之间仍旧存在着一种不言而喻的等级关系：她站在那里忙活，而我们只管吃饭和谈论自己的事情。我们甚至有可能还没有彼此以你相称。
“鲁比亚纳，”诺拉疑惑地望着林木茂盛的山丘说，“想想要在这里度过整整一生。”
我们参观了那套有三个房间的单元房，而且极尽恭维之词。A女士在那里过着她孤寂的寡妇生活。对于她的过去，我们知之甚少。诺拉所知道的，也仅仅是略多于我而已。我们无法对眼前的地方产生亲切感，甚至觉得这里的环境显出一种无益的奢华，品味粗俗，但非常整洁。A女士将起居室里的圆桌布置得无可挑剔：印花桌布上，银餐具一字排开，沉甸甸的酒杯上镶着金边。我觉得，午餐本身仿佛是为了证明那些餐具存在的必要性。很明显，它们已经多年不用了。
她的菜谱吸引了我们，因为其中包括所有我们爱吃的东西：小麦兵豆汤；用醋和白葡萄酒腌制、搭配了蔬菜的肉排；撒上面包屑和奶酪丝进行烘烤的茴香，搭配清淡的奶白色酱汁；还有她亲自摘下并仔细剁碎的向日葵叶子，拌入芹菜和醋做成凉菜。在我的记忆里，至今仍旧残留着每道菜的味道，以及渐渐抛弃最初的僵硬，使自己沉浸在食物的抚慰中的那种感觉。
“真的就像芭贝特一样！”诺拉感叹道。
“像谁？”
于是，我们给她讲了那个故事。A女士激动地听着，仿佛看到自己就是那个厨娘：她离开英国咖啡馆，就是为了去伺候两个老处女；后来，她又倾尽自己所有的金钱，为她们准备了一顿难忘的大餐。A女士用围裙的边缘捂住了眼睛，然后立刻转过身去，装作在拾掇什么东西。
再次看到她哭泣，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那一次，她并非因为喜悦，而是出于恐惧。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相当熟识。所以，我并无尴尬地握住她的手，对她说：“你可以做到的。很多人都被打垮了，但你了解这种病，因为你与它较量过。你足够坚强。”
我当时的确是这么认为的。后来，我见到她如此迅速地衰弱下去，甚至没有给我们留些时间好好和她告别，或是找到恰当的话告诉她，对于我们来说，她到底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