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廷龙（1904～1998年）江苏苏州人，版本学家、书法家。1931年毕业于上海持志大学。1932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曾任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馆长。
顾廷龙置身书林，坐拥书城，无日不和书打交道。他的一生是以服务他人为宗旨，以方便读者为追求，他有自己独特的读书方法。
以目录学为读书门径
目录之学乃为学第一要紧事，顾廷龙从读书之始便注重目录版本之学。近代学者王同愈是顾廷龙的外叔祖，王同愈当年曾从长洲叶昌炽处借抄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中有许多不同版本的批注。当时二十出头的顾廷龙便以《鄙亭之见传本书目》为底本，将王氏所藏抄本中的仁和朱学勤的批注用朱笔一一过录，又设法从归安陆心源之子陆树声处借来陆氏批校本，用绿笔将陆校一一过录，这些汇校文字均以蝇头细楷校于莫友芝目录的天头地脚，可谓精美绝伦。1999年4月21日，在顾廷龙去世半年之际，顾廷龙之子顾诵芬将其父生前所藏九百多种、三千多册图书及一批书画捐给了上海图书馆，其中就有当年顾廷龙用五色笔过录各家批注的《鄙亭之见传本书目》，据此可以窥见顾廷龙当年严谨的治学态度。顾诵芬在捐赠仪式上说：“这部书父亲生前老带在身边，这次我们专程从北京带来送给上海图书馆，不仅是请上海图书馆珍藏，更重要的是让后继者知道怎样去研究版本目录。”
20世纪30年代，顾廷龙在燕京大学担任采访部主任时，曾受大学图书馆的委托，对清末学者章珏遗存的藏书进行整理。章氏藏书斋名为“四当斋”，意取宋人尤袤“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衣，孤寂读之以当朋友，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之语。整理章氏藏书的成果就是顾廷龙所编就的《章氏四当斋藏书书目》。这部书目的编制体现了顾廷龙因书制宜和方便读者的目录编纂宗旨。陈先行在《顾廷龙生平述略》（载《顾廷龙先生纪念文集》，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99年8月）一文中谈到了顾廷龙编纂这部书目的特点：“章氏的藏书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手自校勘及传抄之书，乃其一生心力所萃，其中著名者如手校《资治通鉴》、《读书敏求记》等，极为精审，曾各以专书付梓流传。其次是宋元旧刻、明清精刻及名家抄本，均为不可多得之善本。第三类系普通习用古籍，但在当时亦已不便购求。他遂根据其特点，依上述三种情况分为三卷，每卷各以经、史、子、集别其部居；对前两类书，又采取前人藏书志编例，凡章氏的题跋、友人的识语及章氏移录前人题记不经见者全部备录，以资读者参考。此外，凡校证之本有章氏假自前人者，他还在各题识之后加以按语，就见闻所及，记其姓氏、爵里、行谊之概略，以详渊源。这样做，在当时可作析疑之助，在后来可充文献之徵。”
自1939年顾廷龙由北京南下上海主持私立合众图书馆馆务后，就十分重视书目的编制。如《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番禺叶氏遐庵藏书目录》、《杭州蒋氏凡将草堂藏书目录》、《杭州叶氏卷盒藏书目录》等。上海图书馆成立后，顾廷龙又先后主持了几部大型联合目录的编制，《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都是在他的主持下完成的。人们将这两部大型书目称为检查中国古籍的“雷达”。（参见胡道静《顾老与古籍版本目录学》，载《顾廷龙先生纪念文集》）顾廷龙之所以致力于目录的编制，这与他的“专为整理，不为新作；专为前贤形役，不为个人张本”（《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的做学问的旨趣是联系在一起的。
要养成每天点书的习惯
古今中外的文献可以说是浩如烟海，一个人的生命有限，选择哪些书来读就显得十分重要。顾廷龙在教育后辈和学生时，十分注重原始资料阅读。
顾廷龙是文学史专家曹道衡的姨丈。1946年，曹道衡在无锡国专念书，因要写读书报告，便去借阅合众图书馆的藏书。当时曹道衡面对许多书不知读哪一本好，就借了几本当时流行的著作泛读，拼拼凑凑完成了作业。顾廷龙看到这种情况，便对曹道衡的学习方法提出批评：“你现在还年轻，正是打好基础的时候，你应该多读原始的材料，而不是满足于一些概论性的东西。有些年轻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一味去读一些别人的文章，从中转引材料，加以发挥，写成文章，急于成名，这样是危险的。因为基础不扎实。今人的著作，本身也是从原始材料中来的，不过是经过他们消化之后，才提出自己的结论。这种结论，有的是对的，有的就不一定对。他们引的材料，只是经过他们选择之后，才举出的一小部分。其实他们在写成文章以前，所要阅读的资料远远不止这一些。何况别人引用材料，往往要使之适合于自己的论点，如果不知道这段话的上下文，那么这段话是否完全符合原书的意思，也是可以怀疑的。”顾廷龙认为，既然要读史，就必须先用功读几部书。为了打好基础，首先应该仔细精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其次，为了真正读懂古书，必须对文字学有一定的了解，因此要阅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再次，针对曹道衡主攻先秦两汉史的情况，要其精读《史记》和《汉书》（包括《史记》三家注和颜师古《汉书注》）。顾廷龙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读书方法，如用红笔在书上圈点断句，不但要点正文，而且要点附注；要养成每天点书的习惯，一天抽出一定的时间，读《资治通鉴》一卷、段注两页、《史记》或《汉书》一页。后来曹道衡在指导他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时，也向他们建议采用这种读书方法。（参见曹道衡《诱掖后进，诲人不倦》，见《顾廷龙先生纪念文集》）
1980年起，顾廷龙担任了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兼职教授，指导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的研究生。我于1982年至1985年间也有幸成为他的研究生。记得第一次去顾廷龙上海淮海中路寓所，他给我开了两书，一是清人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一是清末藏书家瞿镛所编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我的专业方向是校勘，而这两部书恰恰是校勘学的必读文献。顾廷龙还曾给另一位新入学的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的研究生开过书单，书目为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和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同样，这两部书也是研究中国古典文献所需读的基本书，这两部书看了，再读其他的古籍，就容易看懂了。顾廷龙曾长期在上海图书馆担任馆长，在此期间，他十分重视培养青年人。如70年代一批青年人进入上海图书馆后，顾廷龙曾向一些青年赠送了他所编的《涉园序跋集录》，这部书将张元济所著善本序跋汇于一册。经常翻翻这部书，会有益于了解古籍，这部书也是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原始资料。
“合众二十五万册藏书，我本本翻阅一过”
顾廷龙数十年从事图书馆工作，对馆藏文献可谓烂熟于胸中。他曾经自豪地对工作人员说，长乐路书库（原合众图书馆旧址）二楼的每一部书，晚上就是不开灯我都能摸得到。他对上海图书馆的年轻人说：“要识书熟书，须得亲自阅览原书，合众二十五万册藏书，我本本翻阅一过，所以能像认识的朋友似地一回想就能记起他们。因为泛览群籍，就难顾及自己的兴趣，我最初也有这种遗憾，身在书海之中，却不能从容浏览，有如庖丁烹饪盛宴，为主人享客，而自己不得染指。但久而久之，也就乐在其中了，图书馆就是为人民服务嘛！”顾廷龙博览群书，博闻强记，但其为人提书、为读者服务的思想却是始终如一的。这从几位当年在合众图书馆看书的大学者的回忆中便可见一斑。冯其庸回忆说：“三十五年前，我在上海读书，除上课外，剩下的时间绝大部分是在顾起潜先生主持的合众图书馆看书，有时我整天在图书馆，有时是半天在图书馆，当时我就是在撰写《蒋鹿潭年谱初稿》。使我十分感谢的是，我时时能得到顾老的指点和关照，我读的书图书馆单给我存置一个书架，每天到后就取出阅读，不浪费一点时间。”《张謇传记》的作者刘厚生回忆说：“《张謇传记》的材料百分之七十都是向图书馆搜集，而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特别热心，不嫌烦琐，我所指定的史料，顾先生能于十分钟内在杂乱的书城中取出供我阅读。顾先生待我这热心，使我深为感谢，其胸中的渊博，尤不能不使我表示钦佩也。”“合众图书馆对于研究学术之贡献极其伟大，尤其如顾君起潜之博闻强记，小叩小应，大叩大应；而且对于馆务，埋头工作，愿以此业终其身，环顾国内，罕见其俦。”
在顾廷龙一生的读书生涯中，对其影响较大的是清代末年的大学者吴大潋。他曾经将吴氏《读书偶见录》中的一段话作为自己治学的座右铭：
“书不熟读则疑不出，事不深思则疑不生。大抵无疑可问者，只是浅尝浮慕，未尝着实用功耳，非真无疑也。学问之功，须于无疑中看出有疑，更于有疑中办到无疑，方是真得力。”
顾廷龙一生的治学，正是将熟读与深思作为自己的治学方法，他的《吴愙斋先生年谱》、《古陶文孴录》、《章氏四当斋藏书书目》、《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都是在这样的读书方法的指导下编就的。
王世伟上海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