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1912～1992年）政治理论家。江苏盐城人。著有《胡乔木文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
胡乔木享有“中共中央一枝笔”的盛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全得益于看书学习不辍。他认为：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不同年龄段，读书应有不同的要求。他自己的体会是，求学时代，要博览群书，以求知识丰富；参加革命工作后，要学以致用，“吾日三省吾身”；走上领导岗位，要用实践检验，勇于修正错误。
求学时代，要博览群书
胡乔木还在盐城鞍湖小学读书的时候，就不满足于老师在课堂上讲课的内容，常利用课余时间读他喜爱的书。他父亲胡启东，是当时民国国会众议院议员，家有很多藏书。每天晚上，他一人坐在家神柜旁、小油灯下，把父亲的藏书找来读，直到深夜。夏天有蚊虫叮，他就躲在帐子里读。有一次，胡乔木读了晚清陈玉澍的《七夕》诗，其一：
架得长桥鹊影寒，限人离别是狂澜。
娲皇若未将天补，漏尽银河水不难。
其二：
纵使天钱未易酬，何妨两度会牵牛。
他年我入钦天监，闰月都教在盂秋。
才十岁出头的胡乔木，就已经懂得了陈玉澍在诗中所表达的对银河、娲皇的批判和对牛郎、织女的同情，认为这两首诗从一个侧面表达了对世俗礼教的愤懑和抗争，写了一篇题为《读（七夕）》的文章，向同学推荐这两首诗。后来，这篇文章被外号为“张大肚子”的国文老师张持白发现了，觉得胡乔木小小年纪，能看出这两首诗的寓意，十分高兴，特地拿到课堂上去朗诵，边朗诵，边评点，给了很高评价。
胡乔木在扬州的省立第八中学（后与省立第五师范合并，改称扬州中学）读书时，八中的图书馆有很多藏书，为了方便学生阅读，每个教室里都设有图书柜，一次放上百余本书，任学生自由取阅，过一段时间更新一次。这一举措可正中胡乔木下怀，他自告奋勇担任业余图书管理员，负责去图书馆取书、还书。他还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很多书，如鲁迅、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的作品，都是这时读的。有一次，他读了郭沫若《三个叛逆的女性》，曾与丁冬方等几个要好的同学，进行了一番热烈的讨论。有同学说，上古没有妓女，唐宋以来才有，胡乔木立刻引经据典，说妓女古已有之，只不过当时不叫妓女，叫女巫罢了。他说得有根有据，令同学们听了不得不服。胡乔木后来回忆说：“扬州中学当时并没有指引我的革命道路，也没有教导我们许多革命道理，但是扬州中学给了我们‘正直向上，乐于求知’的教育，给我们宽松的读书环境，这使我们至今非常感激，对当时的许多教师和同学，一直不能忘怀。”
参加革命工作后，要学以致用
1930年底，胡乔木高中毕业，考入北平清华大学物理系。当时系主任是吴有训，凡新生入学，吴有训总先要找新生谈话，他对胡乔木说：“上物理课，要做许多实验，很费时间。”胡乔木据实回答：“希望能有时间，自己多读点书。”吴有训给他出主意说：“文科的读书时间多，何不转到文科去？”在吴有训的支持下，胡乔木转到了文科，本想进入国文系，可国文系新生名额已满，历史系尚有名额，于是胡乔木进入历史系就读。
这年年底，胡乔木由曾迪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团。那时，他经常步行往北平西郊香山附近的一所农民补习学校去讲课，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有一次，胡乔木讲了很长时间的课，下课天已大黑，他便雇了一辆人力车回校，车子拉到半路上，忽想起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教导，应该言行一致，自己是共青团员，与人力车夫是平等的，不能让人家出力流汗，自己坐在车上享受，忙叫车子停下，付了车钱，乃步行回到学校。
1935年，胡乔木在上海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担任领导工作时，“文总”领导着八个下属组织，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音乐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世界语小组，还创办了《文化月报》等刊物。因为工作的需要，胡乔木读书更刻苦，以便尽快熟悉“文总”下属各组织的工作业务。用胡乔木的话说，这是学以致用，先学后做，边学边做，学做结合。
胡乔木曾读过萧军写的《八月的乡村》，认为这部书是个“伟大的成功”，并特地写了一篇书评，称赞这部书“带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背景。中国文坛上也有过写满洲的作品，也有过写战争的作品，却不曾有过一个作品是把满洲和战争一道写的。中国文坛上也有许多作品写过革命的战争，却不曾有一部从正面写，像这本书的样子。这本书使我们看到了在满洲的革命战争的真实图画，人民革命军怎样组成的，又在怎样的活动；里面的胡子、农民、知识分子是怎样的互相矛盾和一致；对于地主，对于商人，对于工人农民，对于敌人的部队，他们采取着怎样的政策，做出来的又是怎样的结果。凡是这些都是目前中国人民所急于明白的，而这本书却用生动热烈的笔调报告了出来。这本书报告了中国民族革命的社会基础，在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当中，谁是先锋，谁是主力，谁是可能友军，谁是必然的内奸，它已经画出了一个大体的轮廓。它用事实证明这个基础不在知识的高下，不在性别，也不在年龄。它又暗示了中国民族革命的基础。此外，它又向读者说明了革命战争过程中无比的艰难，这艰难却不使读者害怕，只使读者抛弃了各种和平的美丽的幻想，进一步认识出自由的必须的代价，认识出为自由而战的战士们的英雄精神。”
胡乔木的这篇书评，发表在《时事新报》的“每周文学”第23期（1936年2月25日）上，对当时青年读者读书起了推荐引导作用，不少青年争着去读萧军写的《八月的乡村》，受到了教育，走上革命的道路。
走上领导岗位，要用实践检验
1941年春，胡乔木调去担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由于他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读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对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事实，感到由衷的敬仰和崇信，可是他并不盲从。
中共“八大”以后，毛泽东倡导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胡乔木等人陪读。毛泽东从书中得到启发，要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先后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称“三面红旗”。开始时，胡乔木紧紧追随毛泽东，1958年6月29日和9月4日，他曾两次给他家乡盐城的地委书记陈宗烈写信，说：“看到最近报载许多地方争取丰产田亩产万斤水稻（其中也包括苏南的两个县），而且小麦亩产最高记录也已达到5466斤（湖北谷城），因此想到建湖和其他各县试验田争取五千斤的计划，必须更前进一步，大力加强田问管理，争取有一两处达到万斤才好。”
可是实践检验的结果，并非那回事。1959年7月，胡乔木在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开头部分“形势和任务”时，他就如实地把大跃进中发生的做假、虚夸等问题提了出来，会上有人批评胡乔木对“大跃进”的“成绩讲得不够”，而“缺点写得很具体”，胡乔木勇敢地站出来申辩，他说：
“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是把缺点夸大了。缺点不应该夸大，也不应该缩小。……说虚夸完全过去了，我不能同意。虚夸的主要方面是下降了，但不是没有了。”在当时“左”倾思潮弥漫的气候下，胡乔木差点为此掉进了所谓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
1961年春，毛泽东决定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胡乔木奉命去湖南韶山作调查，他亲眼看到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存在各种问题，而社员敢怒不敢言，便如实地写出主张解散食堂的调查报告，尽管这份报告同毛泽东要坚持办农村食堂的意见不合，他还是冒着政治风险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后来接受了他的建议，把他的报告转发全国，一下子取消了农村食堂。
胡乔木一生没有其他嗜好，从不爱玩，也不会玩，读书、思考、写作，是他每天反反复复的三件事。他的分年龄段的读书法，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很有价值的文化遗产。
曹晋杰江苏盐城市文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