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一个晚上，九点，制片厂对面的杂货店里还有一些临时借用的群众演员——我可以看到他们在店里面低着头掷铁圈玩——当时我正在停车。“老”约翰·斯旺森[56]穿着类似于牛仔的衣服站在拐角，忧郁地盯着在空中移动的月亮。他有一度在电影里非常出名，就像汤姆·米克斯[57]或比尔·哈特[58]——而现在，跟他说话也成了一件伤心的事儿，于是我匆匆走过大街，进了前门。
制片厂从来都没有什么时候是绝对安静的。实验室和配音室里总有技术人员在加夜班，还有维修部的人员到餐厅来用餐。但那些声音是各各不同的——车轮减速时发出的沉闷声音，马达空转时安静的滴答声，单调的女高音对着夜间的麦克风唱歌时的尖叫声。在拐角处，我遇上一个穿着橡皮靴子，正借着明晃晃的白光冲洗车子的男人——这个在死亡行业的阴影中的一注清泉。当我看见马库斯先生在行政大楼前面被搀着进车里的时候，我放慢了脚步，因为他憋了好长时间也没开腔，连一句“晚上好”都说不出来——当我等在那儿的时候，我听见那个女高音正在唱着：“来吧！来吧！我的心里只有你！”唱了一遍又一遍；我记得这个细节，是因为在地震的时候，那个女高音唱的也是这一句。过了五分钟，地震就来了。
父亲的办公室设在老大楼，那儿有几个长条形的阳台，而且带铁栏杆，看上去就像是一根没有尽头的钢丝绳。父亲在二楼，施塔尔在他的一边，马库斯先生在他的另一边——那个晚上，整个楼道上灯火通明。当我走近施塔尔的时候，我的心悬了起来，但很快就控制得比较好了——在我回家的一个月里，我只见过他一次。
在父亲的办公室，总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不过，我还是讲得简单一点吧。在他的办公室外面，有三个老是拉长着脸的秘书，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她们就像巫婆一样地坐在那儿了——一个叫波蒂·彼得斯，还有一个叫莫德什么的，另一个叫罗斯玛丽·施密尔；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她的真名，但她是三人小组当中的“教头”，估且这么说吧，而且在她的桌子下面有一只脚踢锁，只有打开那把锁，你才可以进入父亲的觐见室。三个秘书都是激进地信奉资本主义，波蒂甚至还发明一条规则：如果在一周以内，哪些打字员被发现在一起进餐超过一次，她们必须受到严厉的斥责。那个时候，制片厂对于暴民统治还是深感畏惧的。
我径直走了进去。这些年，所有主要的高级管理人员都有宽敞的会客室，而我父亲在那个时候是第一个拥有的。那也是第一间在巨大的法式落地窗上安装单向透视玻璃的会客室，而且我还听说一件事，说在地板下面有一个机关，可以让不受欢迎的访客落到一个地下土牢内，不过我相信那是别人编造的。父亲的办公室里还有一张威尔·罗杰斯[59]的巨幅画像，挂在显著的位置，其目的，我觉得是为了提醒来客，父亲跟好莱坞的圣弗兰西斯有某种极为亲密的关系；那里还有一张带有明娜·戴维斯（施塔尔的已故妻子）亲笔签名的照片，以及制片厂里其他名人的照片，还有我和母亲在一起的几张巨幅粉笔画。今天晚上，那扇装有单向透视玻璃的法式落地窗是开着的，硕大的月亮泛着玫瑰般的金黄色，周围还有一圈月晕，无奈地镶在其中一扇玻璃上。父亲和雅克·拉·博里兹还有罗斯玛丽·施密尔，坐在办公室的尽头一个大圆形桌子的旁边。
父亲长什么样儿？我无法描述，除了有一次在纽约，我正好跟他不期而遇；我注意到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看上去有点腼腆，我想要他往前走快点——但这时，我发现他是我父亲。事后，我对自己有这种印象感到震惊。父亲有时是很有魅力的——他的下巴很大，具有爱尔兰人特有的微笑。
但是至于雅克·拉·博里兹的样子，您还是别问的好。这么说吧，他只是一个助理制片人，一个类似于政委的角色，仅此而已。施塔尔是从什么地方捡来这种精神有病的死鬼，或是被人强行安置在他的身边的——尤其是他可以拿这些家伙派什么用场——一直令我非常疑惑，这些问题也同样使刚从东部过来的每一个人感到疑惑，他们就曾当面奚落过这帮家伙。雅克·拉·博里兹确实有他的法道，可那些显微镜下面的原生动物也有法道，一条到处流浪、寻觅着母狗和骨头的狗也有法道呀！雅克·拉——哦，我靠！
从他们的表情，我可以确信他们是在谈论施塔尔。也许是施塔尔做出了什么命令，禁止什么事情，或者挑衅父亲，或把拉·博里兹的一部电影当垃圾扔掉了，也可能是什么灾难性的事情，于是他们深更半夜地坐在那儿抗议，像无助而激愤的群众聚集在一起。罗斯玛丽·施密尔坐着，手里还拿着一个记事本，似乎要把他们发泄的情绪记录下来。
“不管是死是活，我都要开车把你送回家去，”我跟父亲说。“所有那些生日礼物都在包装袋里烂掉了！”
“生日！”雅克飞一般地跑过来，不停地道歉。“几岁啦？我不知道呀！”
“四十三岁，”父亲明白地说道。
他不止四十三岁——比那个数还要老四岁——雅克心里也明白；我亲眼见他记在他的记事本上的，以备不时之需。就在这时，那些记事本正在他手头打开着。记事本上的那些项目，不需要唇读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罗斯玛丽·施密尔无奈地在她的记事本上学样儿记着什么。当她用橡皮擦掉字迹的时候，我们脚下的地面开始震动了。
我们这里的震感没有长滩那儿厉害，在那儿，商店二楼以上的房子都被倾倒在街上，小旅馆都漂流到海上去了——但是不多一会儿，我们的肠子就随着大地的翻腾而翻腾起来——就像噩梦试图再次接上我们的脐带，把我们重新拉回到生育的子宫中去。
母亲的像片从墙上砸下来，露出一个小小的保险箱——罗斯玛丽和我发疯似的抓着对方，在屋里面一边尖叫，一边跳着一场奇特的华尔兹。雅克晕倒了，或者说至少失踪了，父亲抓着他的桌子，大叫道：“你没事儿吧？”窗外，那个女高音已经达到了高潮，唱着“我的心里只有你！”，还持续了一会儿，然后，我发誓没有记错，她又把这句歌词唱了一遍。也许，人家是用录音机把她唱的这段曲子重复放给她听呢。
房屋依然站立着，只是有点儿摇摆。我们移步走向房门，突然撞见了雅克，他又出现了，踉踉跄跄地，穿过前厅，冲到带铁栏杆的阳台上。几乎所有的灯都熄掉了，我们听见人们在到处大喊大叫。我们站立着，等待着余震——然后，似乎是由于我们的脉搏数相同，我们一起走进施塔尔的房间，穿过他的办公室。
那间办公室很大，但还比不上父亲的那间大。施塔尔坐在他的沙发一角，揉着眼睛。地震来的时候，他正在熟睡，他不能确信自己是否在做梦。当我们告诉他真相时，他觉得这一切都太滑稽了——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我在一边观察他，尽可能不让他察觉。他在听电话和传话机的时候，看上去很累，脸色发灰，但当他听完汇报后，他的眼睛开始放光了。
“两根供水总管爆裂了，”他跟父亲说，“——他们正在赶往外景场地去呢。”
“格雷正在‘法国村’拍片呢，”父亲说。
“‘车站’附近，‘丛林’里面，还有‘城市角’，全都积水了，真是见鬼了——似乎还没有人受伤，”说着，他顺手用力握了握我的手。“你去哪儿啦，赛赛莉娅？”
“你打算过去看看吗，门罗？”父亲问道。
“等各方面消息都汇报完了之后吧。还有一条电力供应线也断了——我已经派人去找罗宾逊了。”
他让我跟他一起坐在沙发上，再跟他说说地震的事儿。
“你看上去很累，”我狡黠地说道，像母亲跟孩子说话一般。
“是啊，”他应道，“晚上我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我只能工作。”
“我会替你安排一些晚上的节目的。”
“我以前是跟一帮小伙子打牌，”他沉思地说道。“那是结婚之前的事了。但是他们都要喝得一醉方休。”
杜兰小姐是他的秘书，这时走进来告诉他一些最新的坏消息。
“等罗比[60]来了，他会处理一切的，”施塔尔向父亲担保说。他转身对着我。“有一个人——就是罗宾逊。他是个检修工——他在明尼苏达发生那场大风暴的时候，就曾经修理过电话线——什么事都难不住他。他马上就到——你会喜欢上罗比的。”
他说这话的口气，好像让我跟罗比见面是他终生的愿望，好像这次地震就是他安排的，其目的就是为了这个。
“真的，你会喜欢上罗比的，”他重复了一遍。“你什么时候返校？”
“我才刚刚回家。”
“你整个暑假都在这儿吗？”
“对不起，”我说。“我想尽快回去。”
我当时有点迷糊。当然，我也并不是没有闪过这样的念头，他可能对我有点意思，但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太早了，早得有点恼人——我只不过是“一件不错的道具”。况且，那个想法在当时也并不那么吸引我——这就像嫁给一个医生。他很少在晚上十一点之前离开制片厂。
“她要多久——”他问起我父亲，“——其实，我是想问，多久才能从大学毕业？”
我想，要是让我不再上大学，我会高兴地唱起歌来的，因为我已经接受了足够的教育——正在这时，那个令人羡慕透顶的罗宾逊出现了。他是一个弓形腿、红头发的年轻人，这时已经装备齐全，只等出发了。
“这就是罗比，赛赛莉娅，”施塔尔介绍说。“来吧，罗比。”
我就这样认识了罗比。我不能说这就是命运——但确实是很像。因为正是罗比后来告诉我，施塔尔在那个晚上是怎样发现了自己的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