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山的爱情》读后（代序）
曾绍义
莫要说这题目所示“老掉牙”，“生活”的大书读不完、写不尽，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莫要嫌这样的评语“标准低”，要做一名真正的“歌者”并不易——已有二十多年创作生涯、并在《昆仑山的爱情》之前已出版九部作品集的部队作家王宗仁同志做到了，我们才这样称赞他……
一
要做生活的歌者，熟悉生活、认识生活、体验生活自然是第一位的，于是便有了“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号召”，有了“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的要求。毫无疑问，这些指示十分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规律。不幸的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有些作家却热衷于表现“自我”，认为“我”就是生活勿需再“深入生活”了，于是写“我”的“苦闷”、“我”的“压抑”一时成为时髦。这显然是与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也是“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根本原因。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读着王宗仁同志这部绝大多数写于近十年的散文报告文学选集，读着这些依然散发着浓烈的泥土芳香的作品，再看看作家始终坚持走过的创作道路，就不能不感到格外欣喜，因为这些都又次一地证明了“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生活、“自觉地在人民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是何等重要！
不过对于王宗仁同志，与其说他坚持“深入生活”，毋宁说他就在“生活”之中，是“生活”把他造就成了作家。
他1957年参军后，相继担任汽车教导连的学员、驾驶连副驾驶员、驾驶员、文化教员、营部文书及团政治处书记等职，长期跟随部队转辗甘肃、青海、西藏等地，对汽车兵的生活，对青藏高原的风霜雨雪有着深厚的体验。他在这里开始文学创作生活，也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5年被调到北京总后勤部任新闻干事后，他依然把青藏高原作为他创作的主要基地。收入本书中的散文、散文诗，不用说几乎全是从他七年多的高原军营生活中汲取的诗情画意，就是报告文学的“报告”对象也大部分来自长年累月战斗在风雪高原的人们。他已出版的九部作品中，反映高原生活的也占了大半，如《春满青藏线》、《青藏线上》、《雪山采春》、《春花朵朵》、《珍珠集》等。总之，他情满青藏、心在高原，才得以写出一篇篇生活气息浓烈、歌赞人民战士崇高美的好作品。可以断言，没有二十多年的军营生活，就没有“部队作家”的王宗仁；没有“青藏线上汽车兵”的“出身”，就没有王宗仁作品的“高原”风格！还是听听他自己的体会吧：
不沉入生活的深层，焉能获得清泉？不要轻信现在一些作者坐在宾馆舒适的沙发上阔谈什么当代意识、现代意识。这些意识难道仅仅是现代的艺术技巧吗？不，我固执地认为，所谓现代意识，必须孕育于沸腾的时代生活。（《何处有芳香？——也算经验》）
二
王宗仁同志在这篇《也算经验》的自白中还写道：“对生活进行多思，对过去的积累进行反思，这是关键”，“因为只有多思，我们才能加深对事物的理解，对生活的回味，对人生的认识；只有多想，才会有自己的发现。”这，的确又是艺术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
任何艺术作品都不是生活现象的罗列，而是对真善美的发现和追求。任何有出息的作家艺术家在创造作品的同时也在创造生活，或歌赞经过“深入”而“发现”的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或追求经过“多思”而“发现”的生活中应有的事物。艺术创作不仅在于证明过去、理解现在，而且在于启迪末来，难怪卓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们要说“创作的才能就是发现的才能”（王汶石）；“在艺术里，一切都应当是可贵的，都应当是新的发现”（〔苏〕马尔夏克）。如此说来，“发现”也就是创造。
王乐仁善于发现诗意美，如果说“艺术是美的集中体现”（朱光潜语），那末作为“艺术中的艺术”的诗便具有最高的审美意识了。所以发现、创造诗意美成了许多作家的不懈追求。王宗仁同志在这方面的可贵努力，便是竭力捕捉生活中那些闪闪发光的事物，通过“多思”而发现它们的诗意美，再用诗一般的形式、诗的一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幅诗的画面，从而将作家自己从生活中体验来的感情，思想融汇其间。他的散文诗不用说是用散文之瓶盛着的诗的美酒，是作家从青藏高原、从汽车兵的心田上开掘出来的一股股醉人的“清泉”：《戈壁泉》、《骆驼草》、《六月雪》等高原“特产”自然要让人意惹情牵，昆仑山巅的《星星》、青海湖畔的《夕阳》也因与“众”不同而令我们心辟神往，就连老阿妈的一“缝”、旺堆书记的一“抱”都别有一番滋味——原来，阿妈在为野营战士缝补军衣，“闪亮的银针在晨曦中飞舞，深情的长线缚住了寒风”，“阿妈缝呀缝呀，战士睡得更香甜……”（《缝》），微细的动作在特定的情景中闪耀着诗意的光辉；再看“此刻，旺堆抱着戈壁滩睡着了，瞧他抱得多紧，巴不得要抱出一片绿浪，抱出一座粮山，抱出一汪清凌凌的湖水……”（《抱》）紧贴现实理想的想象又扩展了感情的深广度，使“他”（旺堆）更传神，也使“我”的思想感情更能叩动人心。这一切都来自切切实实的生活；有了生活，才有了这种特定环境中的特殊“发现”，才有了作品中独特的情中，景，景中情，我们也才由此品尝到诗意的美味。
王宗仁的散文也贮满诗意。除了象散文诗那样善于从乎常、细微的事物中寻找其诗的姿质外，王宗仁的散文又更多注意哲理的开掘。如《碑与路》，尽管起笔于一位普通登山运动员的坟包，但无论描绘眼前所见，还是追叙坟包来历，都统摄在这一小小事物的深层内核中，不仅有这样新的“启示”：“人生在世，大路小路都要走，悬崖峭壁都要闯，就象不要害怕胜利一样，不要害怕失败！”更有这样新的“发现”：“珠峰下的坟包，分明是一块经得起攀援的石阶。”谁走进它，它就会给谁无限风光；谁远离它，它就给谁迷弥的云雾“由于前面已有了围绕坟包的层层铺写与抒怀，这结尾的议论就不单是触景生情”，而是经过深思熟虑而“独得的秘密”（朱自清语），是语义双关、耐人寻味的人生真谛。又如《“将军楼”与“元帅泉”》，通过一位老首长在“将军楼”与“元帅泉”之间练晨跑的一桩小事，既巧妙又辩证地道出了这样一种“规律”：“元帅泉和将军楼都是我的目标，也是我的起跑线。当年，老将军（慕生忠）和老元帅（陈毅）从北京出发到此地，然后又从此地出发，踏遍高原山山水水。我走的就是他们走过的路。”——的确，革命、建设都是接力赛，因而老首长的呼唤也格外情深意长：“年轻人，咱们一起跑吧！其他象《昆仑雾》、《花香，来自发烫的枪管旁》、《沙漠里的小树》、《竹笋的梦》等篇都是用诗一样的语言包容着诗一样的思想哲理，令人联想翩翩、倍受鼓舞。”
王宗仁的报告文学亦不乏诗意的开掘，并突出体现在动人的细节描写中。汽车兵韩廷富八次到拉萨，却未上过一次街，这已够感人了，而他第八次出车后便病倒住进医院，就在弥留之际——“他还是大声喊着回答：‘我要去拉萨！我要去拉萨……’连着喊了六声，一声比一声高。”——“之后，他就安静了，闭上了眼睛，永远地闭上了……”（《车向高原行》）这种描写是朴素的，唯其朴素，更见其真和美。作家紧接着又宕开一笔，写道：“当他离开恋着、爱着的这片土地时，难道没有什么遗憾吗？不会的，每个人一生都会有始终无法如愿的憾事！”什么叫“开掘”？这就是“开掘”：到拉萨未进拉萨城当然有遗憾，正是有了这种遗憾，就更显出普通一兵的崇高献身精神，既合人之常情又有质的特征，我们就愈加对烈士肃然起敬！而这，便是诗意美的根本所在。又如在“报告”完西宁兵战部长王满洲在高原战斗三十三年的主要事迹后，作家又写了他看到王满洲笔记本上记下的十件事（一般说来，作品中列出一、二、三、四是枯燥的，这里却进一步丰满了主人公的形象。），并特别敏锐地注意着最后一行字：“十件事干完了，使命完成了，光荣下台。”于是“我久久地看着这笔记本，思忖着……”发现了“他的心是一个世界，我的心也是一个世界；他的世界真大，我从自己的世界走向他的世界……”原来并非“诗情画意”的计划式语言，一经作家“思忖”——深入开掘，同时把“我”纳入其间进行对比和烘托，王满洲的“日记”就不仅不枯燥乏味，而且诗意浓烈、力透纸背了，因为诗意美的核心就是“力之美”（鲁迅语）！
总之，由于王宗仁同志生活积累富厚，情感体验深刻，对客观事物规察精细，在具体创作过程中又通过“多思”继续提炼和强化主观感情，因而使他的作品既感染人、启迪人，更鼓舞、激励人！换句话说，作为“生活的歌者，”王宗仁作品中的诗意美，主要是通过对崇高美的赞颂展现出来的。
三
我曾在《军旅散文的崇高美》一文中说过：“崇高，作为一大美学范畴，该是描写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及军人生活的社会主义军事文学的共同审美特征”（都著《散文论谭》第283页），这既为部队作家长期在军旅生活中形成的人格美所决定，也是当前提高读者审美能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需要的，因为崇高的艺术总是选取生活中那些具有崇高特质的事物为表现对象（如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讴歌，对坚持真理、勇于斗争、顽强进取等高尚品格的颂扬），总是以其形象博大、充满激情和高远的人生境界，净化和深化人们的心灵，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王宗仁的作品无论叙事写人、绘景状物，尽管从某些细节或片断看，写得细腻、优美，但从艺术整体看，其最后指向总是“崇高”，或创造崇高的形象，或表现崇高的感情，或包容崇高的思想。《昆仑山的爱情》便是典型事例（单看标题就够宏阔了）。全文虽以汽车兵孔志毅的“恋爱史”为中心线索，但由于把它纳入了“昆仑山”的大背景，也由于各部分通过种种对比、反衬等手法形成了大的“落差”（如孔志毅与“女大学生”的反衬，徐岚与“女大学生”的对比，以及孔志毅与徐岚的相互衬托等等，都是从矛盾冲突上展示人物各不相同的思想境界，这正是表现“崇高”常用的艺术手段），我们看到的就不只是孔志毅个人的悲与欢，而且为象孔志毅这样具有昆仑山性格的钢铁战士所深深感动，也为徐岚这样爱恋昆仑山、爱唱（奏）《我是一个兵》的好姑娘的崇高心灵赞叹不已！又如《他和妻子、孙子，还有小花猫》，也是通过“想妻”——“搬妻”——“怨妻”（其实是更深的“爱妻”）——“夸妻”这一过程的描写，从另一方面层层递进地歌赞了“怪人”梁忠、妻予董凤祥崇高的奉献精神和他们真正的夫妻之爱。王宗仁的报告大学还注意通过对生活中的落后以至丑恶事物的揭露来歌颂崇高之美。例如写优秀战士杨龙多次转志愿兵落空，为的是更鲜明地拓出他“生活中有追求，也有牺牲”，不计个人得失的崇高精神世界（《他不是虫，是一条龙》）；写女教授彭洪福以69岁高龄第十次登上帕米尔，好不容易得到的科研成果被人剽窃也无暇打官司，则使这位老人如“山”一样“永远不老”的崇高形象更加令人敬重（《昆仑石》）；写“兵厂长”自己掏钱为两位“领导”报销不该报销的发票之“憨”，也是为着进一步表现陈子贵思考未来、“寻找着明天”的博大胸怀（《他，一个兵厂长》）……“由此可见，无论直接描写崇高事物，还是借揭露卑微、丑恶反衬崇高，都必须紧紧抓住“崇高”的特质，即博大、辽阔、高远，抒发阳刚之气，写出壮美情怀，才能促人思索和奋进，也才符合生活的真实。”
王宗仁的散文、散文诗也有这样的特点。如《昆仑雾》采用欲抑先扬的手法，先写雾的“诗意”，接着由雾对行车的障碍引出了“完全相反的感情”——“我觉得它象一个喝醉了的老人，掩着脸面向不相识的我纠缠”，最后“想”到还是需要“响起太阳的脚步”，才能看到昆仑山的新气象：我们尽可以从诸如巍巍昆仑象征中华民族等多个方面去体味其中的意蕴，但其主调无疑是催人奋发向上的崇高感情。又如散文诗《盆花》，由野草变成“名花”而死，到“看见它的眼睛衔着一滴晶莹的泪花”，进而“想”到它还是该“返回深山僻野，把芳香送还给山野人家”，这依然是一种在“否定”中包含的哲理感情，同时也再次证明了作家的眼光和思索丝毫没有离开生活的泥土，始终注视着生活中的“崇高”，并在作品中不断追求和表现崇高之美。
通过以上简括论析，我们似乎可以再次“重复”这样的结论了：要做一名真正的“生活的歌者”并不容易，首先必须坚定长期而不是暂时、切实而不是浮浅地“深入生活”的信念，同时要成为“个中之人”而不是被动旁观，并始终怀着人民作家应有的艺术使命感和艺术激情，才能深刻认识过去、准确把握现在、科学预示未来，才能真正发现生活中的诗意美，赞颂更有助于推进社会前进的崇高美，从而使自己的作品获得长久的艺术魅力！还是王宗仁同志自己说得好——
天国是虚无，天堂幻影，大地上才有永恒的芳香，还是把双脚踏在肥沃的土壤上吧！（《何处有芳香》）
1989年3月5日深夜写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