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伟昂在博览群书、独立思考的过程中，渐渐从精神的苦闷中解脱了。他的心胸开阔了起来，他用自学到的知识武装着自己，用新学到的知识填补着自己知识结构中的漏洞。
渐渐的，翁伟昂觉得他的内心再度强大了。他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思考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所掌握的丰富知识，已经能够使他站在这个新的高度上，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思考了。
翁伟昂知道他以前掌握的世界观知识是零散的、割裂的，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博览群书、独立思考，来将这些零散的、割裂的知识拼接为一个完整的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翁伟昂渐渐领悟出了一些资本之道。他发觉正是这条资本之道，在近两个世纪里将中国和世界连接了起来。使本是隔绝的东、西方世界成为了一个整体，同时也渐渐地使被海洋和荒漠隔绝的人猿的后裔们，都住进了一个地球村里。
这一切不但改变着世界版图，同时也改变着人类的意识形态。比如在19世纪70年代，当东方的左宗棠和胡雪岩正在通过谋借洋款的资本之道，为收复XJ而禅精竭虑时，西方的马克思也在为他《资本论》第二卷的写作而苦恼。
翁伟昂在阅读马克思传记时，发觉了一段有趣的描述。1866年初在恩格斯的压力之下，马克思终于答应在写出《资本论》其他部分之前，先完成《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
当1867年4月，马克思带着第一卷的手稿回普鲁士时，策略地告诉恩格斯他的衣服和手表还在当铺里。恩格斯给马克思寄去了7张5英镑的半截，另外的半截按照约定，等接到马克思说手稿已安全到达的电报后立即寄出。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就像大多数读者一样，恩格斯也认为第一卷写得比较抽象，所以他好心的建议马克思多加一些小标题。但更让恩格斯不解的是，此后《资本论》第二卷的写作就没有了消息。
要知道马克思生活在当时全世界最发达、最繁华、最时髦的城市——伦敦，并且在恩格斯的资助下，他的生活条件也已经大大改善了。
1864年马克思一家，移居到了伦敦梅特兰公园路一所相当大的房子里，当时的门牌号是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燕妮形容这套房子好像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宫殿，对我来说这是一座异常宽敞、昂贵的房子。”
三个女儿也都长大了，就像所有的父亲一样，马克思也希望他的女儿们能过一种体面的生活。
马克思曾经有过宣布破产以规避债权人的想法，但每当他要绝望的时刻，恩格斯都承担起了他的守护人的角色。
1868年底马克思的经济状况变得令人无法忍受，恩格斯严厉地质问马克思他需要多少钱才能一次性的清偿全部债务。其次他要马克思回答如果给他每年350英镑的开支是否够用。不知道是不是由于马克思的状况令恩格斯心烦意乱，总之恩格斯早早地从他的家族公司里套现走人，来到了让他操碎了心的马克思身旁。
仅就《资本论》第二卷的写作和出版而言，恩格斯的到来似乎没有起到多少促进作用。马克思将更多的热情，用于指导国际工人协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具体工作上。相对于第二卷的写作，马克思更热衷于修订第一卷，并将第一卷翻译为多国文字出版。
1871年底，在《资本论》第一版出版四年后，出版商告诉马克思第一版已经快卖完了，请他准备第二版。
或许是为了避免艰涩难懂的问题，他们改变了出版策略，计划以十二个独立的小册子单独发行。马克思为此忙了一年半的时间，并对第一章作了重大改动。
《资本论》原著用德文写作、德文出版，而《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是1872年出版的俄文译本。这个俄文译本先后由两位译者共同完成，他们本来并不看好这个译本，因为他们感到这本书如此艰涩，而且几乎不能理解。但是他们错了，俄文版比其他任何版本都卖的成功，被俄国革命者们热情地传来传去。
把《资本论》翻译成法文的计划早在1867年就有了，但翻译者们一个个的放弃了，直到1875年法文第一分册才终于得以出版发行。在法文版完成之前，马克思收到了出版商的督促信，要求出版《资本论》第二卷。
1876年，恩格斯曾保证说第二卷的写作工作将重新开始，而马克思只是模糊地希望第二卷能在1879年底完成。这时距离第一卷的出版，已经有十年时间了。显然马克思在有意拖延第二卷的出版，因为这会让他不得不面对《资本论》第三卷的写作。
马克思陷入到了理论的困惑之中了，正如他坦率承认的那样：“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量资料，这使我幸运地得到了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
《资本论》第二卷主要研究资本的循环问题，但麻烦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下了这样的定义：“一切商品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成为商品。物的有用性，使物具有了使用价值。这种有用性决定于商品本身的属性，因此商品本身就是使用价值。”
这样看来理解使用价值并没有什么困难，但麻烦出在了关于商品价值的定义上。他认为商品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并在本质上体现为生产者之间一定的社会关系。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则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并认为商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
可是这样一来，商品就只能是劳动的生产物，在每个商品上都有商品生产者一定数量的社会劳动凝结在其中，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者劳动量来决定。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土地、水源、矿产资源、人力资源、股票、期货、期权、碳排放权等人类正在交换、曾经交换和未来将要交换的非生产性商品的价值又从何而来呢？要知道这些非生产性商品，不但时时刻刻左右着人类的生活，而且还决定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显然面对人类的历史和现实，人们需要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去探寻商品的价值从何而来。其实如果人们将一切可以用来交换的事物都定义为商品，并将其称为广义商品定义的话，那么人们就可以发现那些非生产性商品的价值从何而来了。很显然，这些广义商品的价值来源于市场。
市场起源于古代人类对于在相对固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商品交换的客观需要。当城镇逐渐成长并且繁荣起来以后，住在城镇郊区的农民、工匠和手工业者们就会开始互相交易劳动产品、劳务和各自拥有的财物，显然只要这些东西能够进行交换，就都可以被称为广义商品了。
当交易的广义商品越来越复杂，数量也越来越大时，就产生了对一般等价物的客观需要。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提高，人类可以用来交换的广义商品越来越多了，从最初的食品和服装，发展到武器、工具、金属和作为装饰品的贝壳，以及最初的人力资源形式----奴隶。
这时广义商品交换在人类生活中已经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人们很快就发现多种商品采取多对多的方式进行物物交换是一项非常麻烦的工作，这时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中介来作为一般等价物，从而将繁琐的、多对多的物物交换方式，转化为“多对一、一对多”的非物物交换方式，而这个被称为一般等价物的中介就是货币。
市场推动了货币的产生，货币的产生又进一步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市场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必然产生社会分工，不同的生产者分别从事不同产品的生产和劳务，并为满足自身及社会的需要而交换各自所生产和拥有的产品、劳务和资源，从而使全社会所拥有的产品、劳务和资源都可以转化为广义商品，显然并不会仅仅局限于劳动生产的产品。正是在广义商品的客观存在下，以满足人类对广义商品交换需要的各类市场，才得以存在并发展至今。
人类在进化的旅途中一路走来，广义商品交换也从简单的、个别的、偶然的物物交换方式，一直发展到令人眩目的货币交换方式。当人类的广义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自然形成了集市，这些集市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并相对固定后就形成了城市，而城市的出现又为国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然而这一切只能存在于和平环境之下，当战争的血雨腥风席卷而来时，市场体系就将被丛林法则所替代。战争促使了国家的出现，所以从人类的这一上层建筑形式出现的第一天起，国家就具有了战争职能。
人类国家间战争最初是为了赤裸裸的抢劫而进行的，目的是为了争夺赖以生存的土地、河流、山林、食物等天然资源，或者是为了抢夺妇女和奴隶。当广义商品交换和货币出现后，国家间的战争也不再那么赤裸裸了，渐渐的多了一些技术含量，对资本、资源及市场的争夺，渐渐成为了国家间战争的主要目标。
当人类社会进化到工业时代以后，国家也就不可避免的资本化了，因为资本决定着国家资产的价值和归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