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越南山川相连，自古以来关系密切。18世纪以后，法国天主教势力逐渐侵入了越南。英法联军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趁机武力侵占越南南部，使越南南部六省沦为了法国的殖民地。
1866年6月，法国海军军官、探险家安邺，被任命为一支新组建的法国探险队副队长，随法国海军中校特拉格来率领的探测队，从西贡溯湄公河北上，进行通商可能性的调查。途中特拉格来患了热带病病死，安邺接替队长职务后率队深入中国的云南、四川，再沿长江至汉口，于1868年6月到达上海。
经过两年的勘察，安邺向法国殖民政府呈交报告，说明湄公河不适于通航，并指出滇越的贸易通道应为红河（富良江）。因此次探险勘察在地理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1870年安邺被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了金质奖章。
这样法国殖民政府就将注意力移至北越。当普法战争爆发时，安邺正在巴黎刊印关于湄公河探险的报告。普法战争结束后，他到中国江浙一带旅行，并著有《印度支那探险记》等著作。
1873年9月，法军侵入越南北部，强求红河通航，遭越南政府拒绝。法国殖民政府总督杜白蕾为尽快实现与中国通商的目标，将安邺从上海召回，令其迅速打开红河至云南的水上通道。
法国派安邺率法军百余人，侵袭并攻陷河内及其附近多地。越南国王阮福时，请求当时驻扎在中越边境保胜地区(今越南老街)的天地会首领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协助抵抗法军的侵略。
刘永福是广东钦州（今属广西）的客家人，而黑旗军原是反清的农民起义军，因以七星黑旗为军旗，故称黑旗军。同治六年(1867年)，清军进攻黑旗军，次年刘永福率余部三百余人进驻保胜屯垦安民，黑旗军很快发展到了两千余人。
1873年12月21日，刘永福率黑旗军进入越南，在河内城外设下埋伏，结果大败法军，并将安邺击毙，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
1874年3月15日，越南在法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讹诈下，在西贡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法国开放红河，并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种权益。
1875年5月25日，法国照会清政府，通告该条约内容，意在胁迫清政府承认，从而排除在历史上形成已久的中国对越南的宗主国权力。6月15日清政府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
尽管如此，清政府却无力采取进一步行动，维护自身和越南的权力。因为此时蠢蠢欲动，觊觎中国领土的，可不是只有从海上来的法国，还有从大西北的崇山峻岭沙漠戈壁和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中，自欧洲远道而来的侵略成性的沙皇俄国。
这一次俄国盯上的目标是中国的塞外宝地XJ。XJ在中国古代历史中被称为西域。西域一词从古代一直延续至清朝乾隆皇帝统治时期。
中国古代历史中，对于西域地理历史的记载始自西汉时代，汉朝在西域各地开始设置地方政府机构，所以自汉代以后，西域便已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西汉皇朝征服西域的大业是从讨伐匈奴开始的。匈奴是秦汉时期，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的一个实力强盛的游牧民族。汉武帝刘彻为了打败匈奴，决定“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
为此汉武帝刘彻先派张骞两度出使西域，以加强同西域诸地的联系，共同对付匈奴。又命李广利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三年内两伐大宛（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使西域的许多城国相继臣服于汉朝。
公元前102年，汉军攻破大宛城（今费尔干纳），汉朝在西域各国中的威望大增。翌年，汉朝在西域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统领之。但是西域远在塞外，深处亚欧大陆腹地，一旦中原内地燃起战火，皇权衰落无暇西顾时，西域又会分崩离析，所以中原皇朝对西域的统治能力，就成为了中国皇朝兴衰的标志之一。
1644年清军入关以后，迅速统一了中国大部。清朝前期的几代皇帝，都视统一中国为己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清朝政府的控制区域不断扩大和巩固，统一西域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17世纪末，准噶尔部（蒙古的一支）叛乱，并攻打外蒙古。1697年清军击败了准噶尔部，控制了XJ东部。雍正皇帝时，贵州东南部新辟疆土亦称XJ。当时西域XJ和云南、四川、贵州等地新纳入清王朝统治之下的地域，统称“XJ六厅”。
到了乾隆皇帝（公元1736—1796年在位）时，清政府的政令终于可以施行于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之后，乾隆皇帝将古称西域的天山南北地区统称为XJ，以合“故土新归”之意。
1759年，清朝又平定了天山以南因准噶尔部消失而趁机坐大的白山派首领大小和卓的叛乱，从此完全确立了中国政府对XJ的稳固统治。
1771年，在XJ发生了一件史诗般的事件。土尔扈特人在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冲破沙皇俄国的重重阻拦，从几千里外的哈萨克大草原回归祖国。土尔扈特人是蒙古族的一部分，他们自古就游牧在我国北部和西部的森林和草原中，是一个勤劳、勇敢，有着光荣历史的部落。他们游牧至伏尔加河下游后﹐不断反抗俄罗斯帝国的侵略与奴役。
17世纪60年代﹐俄国著名农民领袖拉辛领导俄国顿河农民起义后﹐伏尔加河两岸土尔扈特人民纷起响应。17世纪末﹐土尔扈特著名首领阿玉奇汗率领部众积极支持巴什基尔人的起义。
18世纪初﹐土尔扈特人民仍不断掀起武装起义﹐反抗沙皇俄国在伏尔加河流域的侵略与奴役。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阿玉奇汗之曾孙）为摆脱沙皇俄国的压迫﹐率领部众发动了武装起义，并冲破沙皇俄国的重重截击﹐历经千辛万苦返回了中国。
虽然沙皇俄国吃了一点小亏，但是他们的侵略野心要比一个小小的土尔扈特部落大多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大清王朝日益衰弱，中国领土主权遭到帝国主义的践踏，位处中国西北边陲的XJ更是深受沙皇俄国侵吞之害。
16世纪沙皇俄国侵入西伯利亚，沙皇俄国在完成了对西伯利亚的扩张之后，开始蚕食侵占中国领土。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皇俄国乘人之危，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订》、《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
1864年的《塔城条约》将XJ西北部巴尔喀什湖以南，大约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割让给俄国（后归塔吉克斯坦）。随后爆发了一系列叛乱，终于导致1865年1月，浩罕国(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浩罕市一带)军官阿古柏入侵XJ，匪首阿古柏在XJ自封为王，自立国号为哲德沙尔汗国，宣布脱离清廷。
1871年7月，沙皇俄国乘机武装强占了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XJ。可是祸不单行，1874年RB入侵台湾。在这种腹背受敌的局势下，清朝政府内部爆发了“海防”与“塞防”之争。
力主海防的是权倾朝野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他向朝廷奏曰：“XJ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XJ，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XJ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并认为“海防”与“塞防”两者之间“力难兼顾”，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而力主塞防的是陕甘总督左宗棠，他在奏折中驳斥说：“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XJ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XJ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收复XJ，势在必行。”
看起来这是一场关于“海防”与“塞防”的辩论，是两套国防战略思维的竞争，可折射出的其实是当时清朝内政的僵局。因为那时清朝的朝政，短暂告别了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辅政的体制，进入到了同治皇帝亲政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