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在从事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十分注重挖掘人类智慧，他说：人必须有智慧，犹如土地必须有水一样。土地没有水就会变成一片焦土，而人没有智慧就会变成行尸走肉。智慧在生活中的运用，犹如水在地上流动一样。地势低洼的地方往往注满了水，而人事的逆境中也往往充满了智慧。同时他又认为，人们天性中的智慧就像藏在地下的水那样，常常被禁锢在石土之下而不能流露出来，因此，要挖掘人类智慧，就必须依靠后天的学习，还必须有人把过去人类运用智慧的经验总结出来，以便人们学习。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冯梦龙便从先秦至明代的各种经史子集、稗官野史、演义传说之中，搜罗选取了近2000则关于古人运用聪明智慧排解困难的历史故事，分类编集成为《智囊》一书。
《智囊》共28卷，分为10部28类。即：上智部，包括见大、远猷、通简、迎刃4类；明智部，包括知微、亿中、剖疑、经务4类；察智部，包括得情、诘奸2类；胆智部，包括威克、识断2类；捷智部，包括灵变、应卒、敏悟3类；术智部，包括委蛇、缪数、权奇3类；语智部，包括辩才、善言2类；兵智部，包括不战、制胜、诡道、武案4类；闺智部，包括贤哲、雄略2类；杂智部，包括狡黠、小慧2类。每部开头，都各有一篇总序，集中阐述了作者关于各种不同智慧的认识和评价。在冯梦龙看来，能够弃小取大、卓有远见的智慧，才是最高的智慧；而狡黠和卖弄小聪明则是最低下的智慧。每类开头，都是各有一首简短的引言诗，主要述及分类的标准和编集该类的目的。引言诗之下，则罗列出大致类同的历史故事若干条，这是全书内容的主干部分。每条之末，一般又多附有作者的评语。从全书所收录的故事来看，上自经国大略，下至市井小智，旁及妇女儿童的高见卓识，无不在其搜罗选取之中。这些故事，集中展现了我国古代人民在治国安邦、治军用兵、断案决讼、平定动乱、经营产业、为人处事等方面的高度智慧。全书内容丰富多彩，妙趣横生，而且寓意深刻，发人深思。但由于作者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书中也有一些封建性糟粕，而且全书的主体思想仍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统治人民的经验，所以这部书编成以后，一直很受当时官场和读书人的重视。
【毛泽东评点】
此吏亦可不杀，教以改过，调改他职可也。使人改过自效。
——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3《上智部·通简·朱博》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53—5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
——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22《兵智部·制胜·孙膑》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5—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劳师坚城之下，又不意赵救，此秦所以败也。
——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22《兵智部·制胜·赵奢》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党政军民统一于党委。
——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8《明智部·经务·徐阶》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5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小知识分子有用。
——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14《捷智部·应卒·张恺》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什么圣贤门风，儒术伪耳。孟轲、韩非、叔孙通辈，都是纵横家。
——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19《语智部·辩才·子贡》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鉴赏】
毛泽东阅读古代文献典籍，不仅重视“二十四史”之类的正史，也重视笔记小说。他在1947年9月12日给毛岸英的信中就说：“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代人写的笔记小说。”范文澜在20世纪40年代送给毛泽东一部《笔记小说大观》，他一直珍藏着，后带至北京。1963年1月，他专门从章士钊那里借了一套线装本《智囊》来阅读，这部书是毛泽东最爱读的笔记小说之一。
在这部书里，毛泽东作了许多批注，涉及他对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看法。
《智囊》卷3《上智部·通简·朱博》首先记述了汉代冀州刺史朱博以才服人的故事。说朱博出身武官，对文法并不精通。
他在任冀州刺史之初，即带领部属外出巡察辖境。当行至一县时，有吏民数百人拦道上诉，吵吵嚷嚷的人群一时挤满了官寺。
一位从事便建议朱博暂且滞留此县处理这些诉讼，等事毕后再继续巡行。想就此试探一下朱博的行政办事能力。朱博心中明白，遂通知准备车驾，出门去见那些拦道告状之人。面对众吏民，朱博镇定自若，他令从事向众人宣布说：想告县级官吏的人，各自到其所属郡衙去告，刺史不直接监察县一级官吏；想告郡级官吏的人，等本刺史巡行完毕回到治所后各自再来告；其他小官吏，则各自到直接管辖的部门找从事办理。朱博如此果断简明的处理，证明他有很强的应变能力，众吏民对此惊佩不已，于是四五百告状之人顷刻散去。后来朱博经过仔细调查，得知这次拦道上诉事件果然是那个提建议的老从事故意煽动吏民所致，于是怒而杀之。毛泽东读了这个故事后，即在书中批注道：“此吏亦可不杀，教以改过，调改他职可也。”显然，毛泽东并不赞同朱博怒杀从事的举动，认为那个从事虽犯有错误，但罪不至死，应该通过教育令其改过自新，然后再委以他任。
接下来，《智囊》又记述了朱博调任左冯翊时的一段故事。
说当时长陵大姓中有个名叫尚方禁的人，年轻时曾因勾引有夫之妇而被人砍伤面颊。官府的功曹因为接受了贿赂，并没有惩治尚方禁，反而调他做了守尉。朱博听说此事后，找了一个借口单独召见尚方禁，故意问他脸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尚方禁自知朱博已经了解此事的底细，只得连忙叩头据实禀报。朱博笑道：“情欲之事，人所难免。我愿为你洗去耻辱，你能自己效力吗？”尚方禁惊喜道：“万死不辞。”朱博于是命令他不得向任何人泄露谈话的内容，今后还必须为自己充当亲信耳目，有情况直接禀报。
此后，尚方禁在工作中很卖力，经常破获贼盗等犯罪案件，颇有成效，朱博就提升他为连守县令。过了很久，朱博又单独召见那位功曹，痛斥了他受贿包庇尚方禁的事情，并令其将历次受贿之事一一写下来。功曹惶恐万分，只得如实交代。于是朱博责令他改过自新，然后拔刀将其所写罪状削成碎屑毁掉。此后，这位功曹一直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工作上尽心尽责，办事没出任何差错，朱博也就重用了他。毛泽东读了这个故事后，又在书中批注道：“使人改过自效。”肯定了朱博在处理尚方禁和功曹二人的问题上，其做法有可资借鉴的积极成分。
从上述毛泽东对朱博所作的一是一非的批注中，可以看出他对待犯错误者的一贯态度和所采取的方针政策。首先，毛泽东认为只要做工作，犯错误总是难免的，但关键在于改，而不是一棍子打死。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其次，关于处理犯错误者的政策原则，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就早已提出：
“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在1966年8月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他又说：“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再次，毛泽东还认为，犯错误虽然是坏事，但对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来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消极因素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
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批注中指出朱博怒杀从事的不当，又指出朱博令尚方禁、功曹二人改过自新的正确，这都和他对犯错误的认识和处理的政策原则是相吻合的。
《智囊》卷8《明智部·经务·徐阶》记述了明代内阁大臣徐阶的一段故事。明世宗时倭寇蹂躏东南沿海，当地巡抚屡屡告急，请求朝廷出兵。于是兵部尚书就勉强派3000名无战斗力的士兵前往。内阁大臣徐阶不同意，说对于发兵一事，只应考虑该不该发，要是不该发，无论精兵、弱兵都不能发，以节省开支；要是应该发兵，就一定要发精兵，以求取胜，怎么能用虚应文章来掩人耳目呢？兵部尚书害怕了，就改发精兵6000人，派偏将军许国、李逢时带领出征。结果，这支部队在初获胜利之后，旋又遭倭寇伏击而溃败。当政之人把这事归罪于徐阶，徐阶就上疏辩解说：“按法律应当责罚当地州县的守令。军队将校负责打仗，州县守令负责防务。如今打仗一旦失利就要归罪于将校，而守令却平安无事；要是城池陷落，将校又得判死刑，而守令只是降职。这怎么能起到奖惩的作用呢？能够支配百姓的是州县长官，当兵的只占全国百姓的百分之一，我们怎能把打仗和防守的责任都责求军队将校来承担呢？如果守令辛勤，军队粮饷就不会少；守令果断，探哨侦察敌情就不会有误；守令警惕，奸细就无处藏身；守令仁爱，乡兵就能配合军队作战。所以我认为重责当地守令就可以了。”
叙述完这段故事后，冯梦龙又对中国古代军事管理体制的发展变化进行总结和评论说：汉代的兵制和唐代的府兵制，都是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将校和守令合二为一，因而较好地解决了战与守的问题；但自从唐代中叶改府兵为扩骑之后，及至宋、明两朝，皆实行兵民分治的军事制度，将校和守令互不通气，各行其事，因而打仗时候很难集中起各方面的力量，造成“战与守两俱虚也”。最后还指出，除阶的上疏是从军事体制上深入探讨了明代末世衰落的弊端。毛泽东读了这段故事后，基本上赞同冯梦龙关于明代军事体制的看法，并以古今对照的方式进一步批注认为：“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党政军民统一于党委。”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非常重视和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这是他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制胜法宝。
《智囊》卷13《捷智部·灵变·王羲之》叙述“书圣”王羲之小时候的一段故事说：在东晋初年，年幼的王羲之很受大将军王敦的喜爱，王敦常带着他同床共眠。一日，王敦先起床，接着钱凤进屋来，两个人便秘密商量起谋反之事，但都忘了还有个小孩在床上睡觉。此时王羲之已醒，听到了他们的密谋，立刻意识到若被他们发现，自己必然性命难保。于是他急中生智，吐出一大滩唾沫，抹在自己脸上和被褥上，假装熟睡。王敦和钱凤议事至半，才想起王羲之还未起床，心想机密已泄，“不得不除之”。
于是二人撩开床帐，见王羲之吐唾纵横，就相信他确实一直在熟睡。这样，王羲之才终于保全了自己的性命。毛泽东读了这段故事后，在书中批注道：“此事似误，待查。”
毛泽东为什么作出这样的批注呢？原来冯梦龙在编集《智囊》时，有些材料是采自稗官野史，上述这个故事就源于《世说新语·假谲》。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时已指出：“按诸书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谬。”查《晋书·王允之传》，也确如刘孝标所说。毛泽东熟读史书，对这个故事中的谬误自然很容易发现，所以才信手作出了上述的批注。由此可见，毛泽东阅读笔记小说这类作品时，常常是以正史相对照，很注意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角度来看待作品的内容，这充分体现了他浓厚的史家兴趣和敏捷的史家见识。
《智囊》卷14《捷智部·应卒·张恺》记述说：张恺是鄞县人，明宣宗宣德三年以监生的身份选为江陵县令。一次，征讨交趾的大军从江陵经过。军队总督向江陵县府征集几百个火炉和炉架到军中急用。张恺就让木匠把方桌的腿锯掉一半，桌面中央凿开一个洞，再安放上铁锅，即成一简易炉灶，这样很快完成了所征派的任务。不久，军中又要征集1000多个马槽，张恺就召集各家妇女用棉布缝成马槽形，槽口缀上绳子，再用木桩把布马槽的四角撑开，即成一简易马槽。而且，等喂过马后，布马槽还可以收卷起来带走，很是方便。这样，以后不管军队行进到哪里，马槽都够用了，所以大家都争相效法。后来，周文襄推荐张恺做了工部主事，督运便大得其力。
冯梦龙在叙述完这个故事后，随即发表议论说：张恺只不过是个监生，竞有如此出众的聪明才智，看来在选官用人上是不能仅用资历来衡量的。毛泽东读了这个故事后，也十分赞赏张恺的聪明才智，就在书中批注道：“小知识分子有用。”在毛泽东读史的众多批注中，如此肯定“小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不多见的。
《智囊》卷19《语智部·辩才·子贡》详细记述了孔子的得意门徒子贡进行外交活动的一段故事。春秋诸侯争霸时期，田常想在齐国作乱，为了提高自己的声威，便调集军队去攻打鲁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