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我所有主张的核心——至少就管理而言——就是一切都源于人的性格特征，即其本质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此外，我还坚信赋权管理方式是使人过上一种积极主动的生活而不致成为麻木工具的关键所在。
——亚伯拉罕·马斯洛
德鲁克及其他人探讨的普遍规则在多数情况下都显得太笼统了。显而易见，管理女性与管理男性是不同的；管理满足于安全需要层次的人与管理滞留在爱的需要层次的人也是不同的。我们只需考察一下把德鲁克理论应用到哥伦比亚、伊朗、叙利亚和南非等国的可能性，就会对这一点有更清楚的认识。世界上有许多地方是只有靠实行专制管理，以棍棒来威慑惊惶的人们才行得通的。专制的人会认为那些奉行建立在博爱基础上的人际关系管理原则的经理是弱智的，至少是多愁善感或不现实的。
通常情况下，专制的人往往要遇到些挫折才会变得仁慈慷慨，另一些人则要受到威吓才会认真对待命令与建议。调查资料显示，在战争期间，对德国人来说，教师、教授、经理、工长等职业给人的印象就是态度强硬、固执甚至凶狠。其中一份研究资料显示，不够狠的教师会遭到小孩子们的嘲弄，而且被人认为是很糟糕因而不值得尊重的教师。除非这些教师变得像孩子们期望的那样专横，否则他就不可能管理课堂纪律（33）。
我在本文中指出了德鲁克理论存在着两方面的不足，并把它们结合起来分析。其一是他没有明确指出选择合适人选的必要性，因为他的理论必须应用到特定的人群中才能奏效；其二是他忽视了犯罪、心理变态等现象的存在，以及某些人身上的劣根性（2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