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用同样的题目于1996年11月10日写了一篇介绍著名老作家汪曾祺的文章，那时汪老还健在，撰写此文是因为我答应为山东作协主办的大型文学双月刊《时代文学》主持“名家侧影”专栏，而汪老痛快地答应作为开栏的第一位名家而写的，算来已有16个年头了！汪曾祺先生因消化道大出血于1997年5月16日上午10时猝然辞世于北京友谊医院，掐指算来，也快15周年了。15年来，我也写了一些回忆他老人家生前文事和生活逸闻的悼文，而据有关方面统计，汪老辞世15年来，国内外出版他的遗著达40余种，这表明他老人家并未走远，还活在千千万万读者的心中。在这40余种遗著中，就有我编选的列入中国现代文学馆主编、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汪曾祺代表作》。当年编选这个集子时，按编选体例，我曾精心撰写了一篇1500余字的《汪曾祺小传》，系附于书末，再版时置于卷前。在这篇“小传”中，我是这样向读者介绍汪曾祺的：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日）生于江苏省高邮一个书香门第，1997年5月16日卒于北京。现当代著名作家，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汪老于生前多次谦逊地对我说过，他充其量只能称为“名家”，而不够称为“大家”，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他辞世15年来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我看他可以称为现当代文坛的“大家”了！
从汪老生前到身后的20余年间，我写过十余篇描述他生活与创作的文章，这一篇，该是最后一篇了。从此之后，我应该作为一个研究者，写点关于汪曾祺文学创作的研究性文字了。
一 写美文，做美食
汪曾祺小女儿汪朝曾对我这么说：“我爸爸在家里只有这么两个任务：写美文、做美食。”诚哉斯言！统观汪曾祺的一生，尤其是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直到世纪末辞世的将近60年间，干的的确就是写美文、做美食这两件大事。当然，他的美文惠及天下千千万万读者，而他精心调制的美食，却只有亲近他的家人和朋友才能品尝到。汪曾祺作为著名作家，人们大都熟知，但作为美食家，且作为全方位的美食家（既能制作也能品尝），却未必为人所知。因此，1989年岁末我陪同他到闽南讲学，介绍他时报了一大堆名号，诸如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书画家之后，他却补充说：“你还漏报了重要的一家：美食家！”当场引起一片赞誉的笑声。这就是汪曾祺，作为老顽童的汪曾祺的杰出表现。
先来说说他写美文的情况。
汪曾祺于1941年（时年21岁）开始发表作品，其时他正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师从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诸先生，尤其受到沈从文先生的影响和提携。从西南联大中文系肄业后，曾到昆明郊区私立中国建设中学任教，在此一年多时间，写了《职业》《小学校的钟声》《老鲁》等一批小说。1946年，离开昆明经越南、香港转赴上海，由李健吾介绍到私立致远中学任教，教学之余，写作并发表了较多的作品，诸如《复仇》《绿猫》《戴车匠》等小说。他的第一部作品集《邂逅集》1949年初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岁月，他当了《北京文艺》的编辑和《民间文学》编辑部负责人，后来又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到河北省张家口农科所劳动改造，创作时断时续，发表过《国子监》《下水道和孩子们》等一批散文和《羊舍一夕》《看水》《黄油烙饼》等一批小说。小说集《羊舍的夜晚》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1964年后，在北京京剧团编剧的位置上参与现代京剧《芦荡火种》的改编（此剧后易名为《沙家浜》）。1980年8月，短篇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刊出，反响强烈，一炮打响，开启了他文学创作的一个丰收期。但此时汪曾祺已届花甲之年，可以说，他的文学生涯是从60岁开始的。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小说、散文、理论评论均有大量作品出现，并有较高的质量。据统计，从《受戒》问世到汪曾祺辞世的17年间就出版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晚翠文谈》《蒲桥集》《塔上随笔》等作品集24部。《汪曾祺自选》1987年10月由漓江出版社初版，现又有了增订版。《汪曾祺文集》五卷本1993年9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包括小说集两卷，散文、文论、戏剧各一卷。在他辞世之后，北京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汪曾祺文集》七卷本，近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在筹划出版他的十卷本的文集，人文社的文集，大概是集大成的了。汪曾祺生前曾对我说，他不会写长的作品，篇幅最长的小说《大淖纪事》也只有18000字。因此，汪曾祺近6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就作品的量来说，并不是很大的。
汪曾祺在创作上有一些很有趣的故事。先说说《受戒》写作发表前后。《受戒》篇末说明此作写于“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1980年的43年前，即1937年，此年汪曾祺才17岁。此时他正在江阴上中学，这个43年前的“梦”，就是汪曾祺当年的一场初恋。他不直接写那场初恋，而是借小和尚明海同小英子纯洁的初恋来表述他43年前的那场初恋，是对那段感情经历的回忆与纪念，也是一种感情的宣泄。有一次我陪友人到汪家拜访，当着师母施松卿的面提出43年前的“梦”系何所指，他闪烁其词，不敢明确回答。但过了不久，在一次友人宴请之后，我扶他走过街天桥回家，他由于喝了点酒，情绪激动，借着酒劲，趁师母不在眼前，主动要求向我“坦白”，这43年前的“梦”即指他17岁在江阴上学时的初恋，初恋女友还健在，几年前（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江阴参加一个笔会，还主动给初恋女友打过电话，要求到她家里拜访呢！《受戒》本来是一部自娱之作，不想发表的。小说写成之后，先在汪曾祺的一些朋友之间传阅。传阅者之中有一位是当年北京京剧团创作室主任，北京京剧团创作室乃汪老供职之所，该室主任也是他信得过的朋友。此公读完《受戒》之后，打心眼里喜欢这篇作品，尤其赞赏汪曾祺在作品中诗意再现的小和尚明海同小英子萌动的纯洁爱情。但是，由于《受戒》写的是小和尚谈恋爱的故事，赞美的是被压抑而待解放的人性，因而这位主任读后仍心有余悸。虽然时间已进入80年代的第一春，思想解放运动犹如春雷在华夏大地上阵阵雷鸣，可是文艺创作上的若干禁区仍未破除。于是，在北京市文化局召开的一次文艺创作会上，这主任把汪曾祺写的《受戒》作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在会上通报。没想到，这个信息被在座的李清泉听到，如获至宝。李清泉何许人也？他乃50年代《人民文学》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同汪曾祺担任《民间文学》杂志社编辑部主任时系同僚，且为朋友，又于1957年同为右派。50年代后期被发配到北大荒，后来一直在黑龙江工作。1979年改正后，刚回到北京，先在《北京文学》工作，虽尚未明确其主编职务，实际上却已主持当时《北京文学》的编政。却说李清泉在会上听到北京京剧团创作室主任通报“新动向”之后，迅即直接到汪曾祺处要来了《受戒》的稿子，并违反编辑部的工作程序，不通过三审，由他直接签发，减少环节，免得中间生变。就这样，《受戒》很快在《北京文学》上发出来，成了传诵一时的佳作。汪曾祺也一发不可收，《徙》《大淖纪事》等佳作联袂而来，一一由李清泉在《北京文学》编发出来，称为《高邮系列》的其他一批作品，如《故里三陈》等也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发出来。此年汪曾祺已年届花甲，可谓老树新花矣！
再来说说《安乐居》发表后的故事。《安乐居》作于1986年7月5日，发表之后，我随即读到。小说只有六七千字，却把一个叫“安乐居”的小酒馆里形形色色的酒客写活了。他只通过酒客所要的酒的档次、喝酒的姿势与速度、下酒的菜肴，等等，即把酒客们的身份、性格写出来了。语言更是纯净的京白，手法是彻底的白描。有一次到汪老家做客，在饭桌上提起此作，表示赞赏之意，他立即打手势让我打住，因为师母在场。后来我到他的八平方米的卧室兼书房问个究竟，他关上房门，才说出这么一番话：“还提什么《安乐居》！小说发出来后，老太太差点开全家批判会批斗我。她当着儿孙的面质问我：‘好一个汪曾祺！你在家里喝，在宴会上喝，还没喝够，还跑到小酒馆里喝上了？’我分辩了几句，她又问我：‘你要是没到小酒馆里喝酒，怎写得出《安乐居》那样的小说来？’一下子把我问住了！”据说，老太太还派了当时住在他们家里的小孙女汪卉当了小“侦探”，老爷子一回家，小孙女即跑到爷爷处表示亲热，一闻到酒味即到奶奶处告状。尽管如此，也没管住老爷子喝酒的事。此是后事，下面再表。
汪曾祺在文学创作上还提出“人间送小温”的理念。1992年第二期的《中国作家》封二上，刊有汪曾祺为该刊特制的一幅国画，画的是我的故里福建漳州的水仙花，在那棵被称为“凌波仙子”的水仙花旁，还配有这么一首打油诗：“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或时有佳兴，伸纸画芳春。草花随目见，画鸟略似真。唯求俗可耐，宁计故与新。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君若亦欢喜，携归尽一樽。”认识汪曾祺的朋友都知道，汪老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堪称文坛中的书画高手。此前，他已送过我一些字和画，在《中国作家》杂志上读到这首诗之后，我又向他求字。他二话不说，给我写了一个横幅，书写这首诗。写的是行草，飘逸潇洒，装裱后镶在一镜框里至今挂在客厅。来客都说这幅字成了我的镇家之宝。可贵的是，汪老把“人间送小温”变成他遵循的写作宗旨，成为一种新的创作理念，让不少作家写温暖人心的文字。查阅汪老此前的作品，都是为“人间送小温”的，此后的作品，更是一种温暖的书写。
下面再记下几桩汪曾祺做美食的事。
我称汪曾祺为“全方位美食家”，指的是他既善于品尝美食，也善于烹制美食，既区别于像陆文夫那样只会品尝美食的“半吊子美食家”，又区别于一般只会烹制而不善于品尝的名厨。汪曾祺烹制美食的一大特点是“粗菜细做”。一盘拌菠菜，太家常了，他却能做出美味来，无非是用料讲究、做工精细而已。他拌菠菜，先把时鲜菠菜洗好切好，用温开水焯过，再拌以香干丁、小虾米、粉丝等辅料，最后滴上几滴香油，就成为一道美味佳肴了。他常做的家常菜，常端到饭桌上的还有风干鸡、大煮干丝等。风干鸡是把鸡宰杀清膛洗净之后，涂以汪家特制的料，挂在通风处风干，食用时再蒸一下，切成方块即可；他的大煮干丝是他家乡著名的淮扬菜中的一味名肴，刀功细，汤汁美，也是一件汪家饭桌上经常出现的美味。北京的一些风味小吃，诸如爆肚等，汪老也善于烹制，邀我与林斤澜到他家吃爆肚的事，容后再述。他在汪家有几次品尝汪氏美食的经历，至今20多年了，还是难以忘怀。一次是1992年国庆节刚过，秋阳高照，秋高气爽之时，我在鲁迅文学院办公室接到汪师母的电话，邀我同他们所关心的青年作家一起到家里吃饭。我们应邀前往位于北京南城蒲黄榆的汪府。开席之前，汪老破例发表了一段“祝酒词”，他说：“这些天忙着赶写一篇关于沈从文先生《边城》的鉴赏文字，文章脱稿了，想轻松一下，做几样家常菜，请你们一起来品尝品尝。”话音刚落，四样菜端上桌来了：东坡肘子、拌菠菜、豆丝汤、腌香菜炒肉末。都是家常菜，也都是极为精美的美味佳肴。于是我们享用了一顿标准的汪氏美餐。另一次呢，在1996年10月下旬，也是国庆节过后的秋日。上午10时左右，在亚运村的家中接到汪老打来的电话，他高兴地说，早上出去遛早，在菜市场上买到一个很棒的大牛肚，中午准备吃爆肚，已经约了林斤澜，要我也赶过去共进午餐，共吃爆肚。我在电话里同他逗闷，说道：“老头儿，你心里没数啊，从亚运村到虎坊桥（汪老一家已从蒲黄榆搬到虎坊桥福州会馆街《经济日报》宿舍）打个的来回也要70多元，70多元在亚运村什么吃不成啊（1996年的70元的确可以吃点好东西）。”他在电话中说：“好吧！你看着办吧！反正只请你和斤澜两位。”我放下电话一想，机会难得。都说北京名吃爆肚乃一美味，还有“爆肚冯”之类的老字号，我一直未曾品尝过，去尝尝汪老头的手艺，花个近百元的打的费也值得。心里盘算好了，就打了个的直奔虎坊桥福州会馆街的汪府。一进门，爆肚已出锅了，香喷喷，盛在一个大盘子里，还有芫荽等调料，牛肚条爆得焦黄脆嫩、入口即可嚼烂。真是美味啊！除了这盘爆肚外，还有四碟小菜，当然还有酒，汪、林二老一起吃饭，无酒哪儿成？此时汪师母已卧床，只有我和汪、林二老，还有汪家从安徽请来的保姆小陈四人入席，一起吃了个至今还唇齿留香的爆肚席。当然，汪老的拿手菜除以上种种外还有很多，有一次在他家赶上吃菜薹炒腊肉，也是令人回味无穷。腊肉倒是一般的腊肉，菜薹却是来自武汉武昌洪山下的名菜薹，加上刀工与火候掌控得好，那菜的味道就美得难以言传了！
二 汪曾祺的婚姻生活
除了汪曾祺主动坦白交代的43年前经历的初恋恋情外，尚未发现汪老还有什么绯闻。汪曾祺真正的恋爱迟至1944年，他由于体育连续三年不及格又拒绝到陈纳德航空队当翻译，因而不得不从西南联大中文系肄业到昆明郊外私立中国建设中学任国文教员，与校友施松卿交往才真正开始恋爱。
施松卿，祖籍福建长乐，出身于马来西亚一个爱国华侨家中，是位大家闺秀。为了读书报效祖国，她在家人的支持下，只身漂洋过海进入昆明西南联大西语系学习。在西南联大时，她与汪曾祺虽不同系，却因兴趣爱好相投，在一些社团活动中相识，但交往不多。汪曾祺到建设中学任教时，施松卿已先于他在这儿任英文教师。两位年轻人因为既是校友又是同事的双层关系而交往，关系变得密切起来；至于他们怎样成为恋人并私订终身，汪曾祺先生与施松卿师母从未向人透露过，这或许是只有他俩才知道的秘密吧。甜美安宁的书斋生活和最初的热恋很快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而结束。1946年，在昆明中国建设中学工作了两年的汪曾祺与施松卿随着一大批知识分子回到内地：汪曾祺经越南、香港到了上海，由李健吾先生介绍到私立致运中学当了国文教员；施松卿则回福建祖家小住了一个时期，之后到北平北京大学西语系冯至先生处当了助教。等施松卿在北平安顿下来后，远在上海的汪曾祺便辞掉在致远中学的教职匆匆赶到北平与施松卿相聚。由于没有找到工作，汪曾祺的生活与住处都成了问题。最初只好在北大红楼一个同学的宿舍里搭了一个铺位，晚上去挤着睡下，吃饭则靠施松卿接济。汪曾祺就这样度过了半年散漫而无着落的生活，最后还是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为他找了一个安身之处——在故宫午门楼上的历史博物馆任职员，他把铺盖搬到午门旁一个太监住过的博物馆值班室里，从此有了一个小小的窝。
北平和平解放后，汪曾祺参加了革命队伍。1950年初夏时节，他即将随军南下之际，与施松卿结束了长达六年的恋爱关系，结成秦晋之好。他们的婚礼十分简单，那天，两人一起去办了结婚手续，然后来到一家小照相馆里照了张结婚照，并一起吃了顿饭，就算是结婚了。从那张发黄的结婚照上依稀可以看出汪曾祺当时的生活状况，他穿着一身刚刚领到的绿军装，眼中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每当聊起结婚这段往事，两位老人总为一个细节而争论不休，那就是结婚那天中午他们究竟是在中山公园附近的哪家饭馆吃的面条，有可能就是在当年文学研究会成立时聚过餐的来今雨轩，也可能在别处。时光的流逝早已冲淡了历史的痕迹，然而这对老夫妇的争论却使他们回到了激动人心的青年时代。师母施松卿常指着当年她与汪曾祺的结婚照对我说：“何镇邦，你看看，我也有年轻漂亮的时候！”今日执笔写此忆旧的文字，师母的声音仿佛回荡在我的耳际。
汪曾祺于婚后随军南下武汉，曾作为军代表接收了几所中学，最后留在汉口硚口区武汉第一女中任教务主任。但只过了半年左右，就调回北京。表面上的原因是过惯了以文为生闲散生活的汪曾祺不习惯武汉的教书生活，更过不惯武汉酷热的夏季，而实际上呢，却是离不开新婚的妻子。回到北京后，他先在文联任职，先后在《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当编辑，后来调民研会的《民间文学》杂志社当编辑部主任。汪老后来回忆说，到了《民间文学》后，大小当了官，出差可以坐软卧了。施松卿则于1952年从北京大学调到新华社从事英文编辑工作。50年代的最初几年，汪曾祺夫妇团聚在一起并有了安定的生活，有了不错的稳定收入，有了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温暖可爱的小家过得充实而幸福。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开始的政治风暴使这个与世无争的家庭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58年初，汪曾祺被补划为右派，随即被送到张家口一家农科所的果园里进行劳动改造。临走那天，施松卿仍在单位上班无法回家送他，汪曾祺一个人在家中枯坐良久，当意识到妻子真的无法回来送行时，他才无可奈何地起了身。出门前，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匆匆拿起笔留下一张字条。字条上只有这么几个字：“松卿，等我四年！”再没有比这样的叮嘱更执着、更值得信赖的了！施松卿下班回来站在空荡荡没有了丈夫身影的家里读着那张只有六个字却让她肝肠寸断的字条，泪水一下子流了下来，她在心里默默地说：“我等你，一定等你回来。”从此一直到十年运动结束，不论在多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不论面对多么大的政治压力，施松卿始终守着三个幼小的孩子坚决不离婚，为此她吃的苦经受的折磨是不堪回首的。每谈及此，汪曾祺都特别激动，看得出来，他从内心感激妻子在他极端困难的动乱年代给予的最真诚的信任与帮助，对妻子在那些年代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深感内疚。因此，他不止一次对我，对朋友们斩钉截铁地说道：“我这一辈子一不戒烟，二不离婚！”
汪曾祺在张家口那家农科所的果园里一干就是四年。他在那儿劳动得很愉快，受到应有的尊重，还成了果园喷射波尔多液的能手。在劳动之余，他又拿起笔写了小说《羊舍一夕》《黄油烙饼》等作品。由于长期在外，汪曾祺十分惦念家中的妻儿，长子汪朗刚上小学学会了拼音，就用拼音给他写了封信，接到此信后，汪曾祺兴奋得夜不能寐，为了能与儿子交流，他专门拜师学会了汉语拼音。1962年，由于劳动中表现好，农科所提前给他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回到北京后，他被分到了北京京剧团（后来改为北京京剧院）当编剧。在此期间，他执笔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成京剧，这就是后来易名为《沙家浜》的革命样板戏。后来，他又根据蒲松龄的同名小说改编了一出京剧《小翠》。但未及排演，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因为这个《小翠》，差点祸及全家。“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汪曾祺很快就被作为“老右派、新表演”揪出，打进“牛棚”。一天，北京京剧院的造反派突然找到施松卿勒令她交出《小翠》的原稿。施松卿大吃一惊，别说原稿根本不在她手上，就是在她也不会交出去。后来汪曾祺才知道这竟是自己一言不慎造成的。造反派批斗汪曾祺时，准备给《小翠》上纲上线，甚至上纲到“恶攻”的程度，可由于当时的混乱，竟找不到《小翠》的剧本，为此造反派勒令汪曾祺交代原稿的下落，汪曾祺以为妻子收存了此稿，无意中流露了一句，差点给妻子招来杀身之祸。多年后，他们夫妇俩才弄清楚，《小翠》的原稿就保存在北京京剧院的资料室里存档，这一场误会使汪曾祺尤感愧对默默受苦受难的妻子。即使这样，施松卿对汪曾祺的信任与感情也从未动摇过。汪曾祺被揪出关进“牛棚”后，组织上要求她和三个孩子同汪曾祺划清界限，她也总在人前对三个孩子说要和父亲划清界限不受他影响等，而她自己却一点也不在乎，暗中从生活上关心体贴他。有一次，她正在对三个孩子讲要站稳立场与父亲划清界限的大道理时，大儿子汪朗突然反问她：“妈，划什么界限？你不是总在给爸打酒吗？”一句话道破了她的心事，从此之后，她与孩子们达成了某种默契，再也不说什么划清界限的事了。
1976年秋天，胜利的十月，全国人民欢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汪曾祺也重新获得了艺术生命。1980年，《受戒》的发表，使汪曾祺老树开新花，焕发了新的艺术青春。此时，施松卿从新华社的工作岗位离休后回到家庭，成为汪曾祺创作上的助手和生活上的保姆。两位老人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心灵上，都更加和谐和欢乐了。此后的十多年中，唯一争执不休的话题就是酒，一个要喝，一个要禁，有点像大和谐中的小矛盾。我是他们晚年和谐幸福生活的见证人之一，也曾陪同他们外出旅行过。这对“高邮湖上的老鸳鸯”沐浴世纪末的阳光，共同度过幸福的晚年。当然，由于疾病，他们的幸福生活也曾蒙上阴影。先是施松卿由于中风而病倒，后来又是汪曾祺突发消化道大出血而辞世。但这时，他们双双年近八旬，也可以说是白头偕老了！
三 汪曾祺生活的方方面面
汪曾祺与书画艺术。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或者说通晓传统文化的纯粹的文人，大都通晓琴、棋、书、画。汪曾祺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受家中书香和艺术的熏陶，一懂事就为他那位酷爱书画的父亲铺纸研墨，因此，他除了写作外，还长于书画，也精通音律。他的书与画，在当代文坛上都是出了名的。他晚年由于同我走得近，因此我也从他那里求得了几件书画作品。一件是20世纪80年代用一盒他所钟爱的漳州产的八宝印泥换来的，是件条幅，行书，上书他的《宿桃花源》之三：“山下鸡鸣相应答，林间鸟语自高低，芭蕉叶响知来雨，不觉清流涨小溪。”诗是一首相当优美精致的七绝，字秀丽飘逸潇洒，我至今珍藏着。一件是他在《中国作家》1992年第二期的封二上发的打油诗《人间送小温》，并配以水彩画《水仙》，我求他把打油诗写成一条横幅，他搬迁到虎坊桥福州馆街的新居后，便用一张不大的宣纸，写了一条横幅，字体是行草，于清秀飘逸之中又见苍劲有力。记得字写完了，只剩下左下方一小角还可署名，他写上“镇邦一笑曾祺”几个字，连年月都没地方标注了。但名章和闲章都是循例盖了的，因此是一件值得珍爱的书法作品。此作多年前裱后装在镜框里悬挂于我那不大的客厅墙上，供来客观赏。我还得到他的一幅画。那是1996年春节到他新居拜年，看到他书桌上有一幅画好的紫藤未署名落款，我就提出将它送我。他笑着说：“你着什么急！随时都可以为你画。”于是题了款，签送于我，题了“镇邦饰壁”几个字。好在及时抢了一件画作，否则就要不到了。汪老善于画葡萄和紫藤等藤状植物，可能同他在张家口农科所劳动改造时对葡萄及藤状植物观察仔细有关。给我的这幅画，据说是在离他新家不远、现为“晋阳饭庄”、原为纪晓岚故居的院里对一丛紫藤的写生之作，未知确乎。据我所知，汪曾祺的书画作品大都是为朋友所求或是外出参加笔会为“交饭票”而作的，因此大都是小品，大型作品不多。1996年夏天，我们一行三人即汪曾祺、唐达成和我应邀到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公司参观，汪曾祺为公司会议室作巨幅荷花图，题曰“风从何方来”，荷花在风中摇曳，颇具动感。后来，他又为新居客厅画了一幅巨幅的荷花图，且在右上题了这么一首南朝乐府：“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诗情画意，交相辉映，更是一件佳作。汪曾祺为人平和，向他求字求画极易。尤其到他家拜访的女孩子，均可得到字画馈赠，有时他甚至主动提出为她们写字作画，他曾自我调侃曰：“这是自投罗网！”汪曾祺一生中的书画作品有多少，谁也没有精确统计过，也无法统计。他辞世几年后，他的儿女用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七卷文集的稿费，自费编印了一本《汪曾祺书画集》，印了1000册，收入大部分作品，虽答应送我一册，但至今尚未拿到手。
汪曾祺与青年作家。汪曾祺是位面容慈善的老头儿，为人平和低调，热心提携青年作家。因为当年在西南联大是沈从文先生手把手教他写作的，于是他把沈先生提携青年的作风传承下来，热心辅导青年作家。在我主持鲁迅文学院教学行政工作的期间，他被聘为鲁迅文学院的兼职教授与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创作导师，每学期都要到鲁院授课，不少青年学生到他家里接受辅导。有的后来成了才。诸如现在安徽省农业银行工作的陈立新（笔名苏北）就是当年汪曾祺重点辅导的学生，现在成了铁杆“汪迷”和著名散文作家。汪曾祺不仅通过写序和指导作品修改、向刊物推荐作品等方式施惠于青年作家，更重要的是传授一些重要的文学理念。他强调文学要回归文学，但又再三强调对人生对社会要有点作用。他说过：“一个作家的作品是要引起读者对生活的关心、对人的关心，对生活、对人持欣赏的态度，这样读者的心胸就会比较宽厚，比较多情，从而使自己变得较有文化修养，远离鄙俗，变得高尚一点，雅一点，自觉地提高自己的作品。”汪曾祺这样来阐述文学的社会作用是很精辟独特的。他被称为“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毕生写作是为了“人间送小温”，这种温暖书写的姿态和理念在青年作家中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汪曾祺还多次在鲁迅文学院的开学、结业典礼上提出作家要“三通”的看法，这三通即打通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打通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打通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这个“三通”的观念，就是要作家打通古今中外与雅俗文学的阻隔，成为一个视野开阔的饱学之士。这些观念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惠泽青年作家——当然，首先是同汪曾祺有过交往、接触的青年作家。
汪曾祺与烟和酒。汪曾祺曾对我斩钉截铁地表示：“我这一辈子一不戒烟，二不离婚。”他吸了一辈子烟，嗜烟如命，因而把“不戒烟”放在誓言的第一项。他逝世之后，他的儿女把他的喜好之物——一包烟和一瓶酒作为供品供奉在他的灵位之前。记得20世纪90年代之初，他去云南参观玉溪卷烟厂，时任厂长的褚时健要他写一篇文章宣传宣传烟，并许下每年送他一箱“红塔山”（一箱内装五十条）的诺言。回京之后，他果然写了一篇万言之长的《烟赋》，刊发在《十月》杂志上。我读了夸他赋写得好，但提倡吸烟我不敢苟同，而且一辈子也不会抽烟。后来，褚时健出事了，每年一箱“红塔山”的许诺当然不了了之。为了酒，施松卿师母同汪曾祺“斗争”了一辈子，因为汪老嗜酒如命。在他生命旅程最后的十余年，我观察到不少他饮酒的情况，听到不少他喝酒的逸闻。有一次请他到鲁院讲课，食堂炒了几个小菜，为他拿出一瓶“四特酒”，他和酒友、时任鲁院院长的唐因对饮，一喝竟长达三个多小时之久，待我到办公室睡了一个午觉到食堂一看，他俩还在津津有味地喝。在汪老家里吃饭，通常是有酒的，但他当着师母的面不喝，等她一离身，即端起酒杯，仰脖一口喝下。听说他炒菜时有时酒兴一起，连作为佐料的料酒也要偷着喝几口。听师母说，有一次她到邻居家搓麻将，只剩老头一人在家。半夜回家一看，老头在卫生间里睡着了，满屋酒味。还有一次，师母从楼前的小卖部经过，人家喊住她说：“你们家大作家到我们这儿买酒时还有五角钱没找零给他，带回去吧！”凡此种种，让师母啼笑皆非，也时常怨从心起。当着儿孙和我们的面数落他，均无用。可到了1995年初，汪老因小肠疝气手术而住进友谊医院高干病房，例行的体检中发现他由于长期饮酒导致肝功能异常并局部硬化，医生于是下了禁酒令，汪老这才下决心戒酒。可戒了酒，又没有精神，举起笔没有灵感，手还时常发抖，于是经医生同意，喝点葡萄酒等“色酒”，聊以解馋，以振精神，启动灵感。但最后他还是死在贪杯之上。1997年4月底5月初，他兴致勃勃地到四川宜宾参加蜀南竹海笔会，事先准备了不少字画仍不够用，笔会的主办者把他隔离，饮之以美酒，让他作画写字，喝多了五粮液，累垮了身体，返京后因突发消化道大出血而辞世。
关于汪曾祺的幽默点滴。一是汪老晚年老不知道新居的电话号码，人家一要他的电话号码，就把我家的电话号码给人家，随口报出，很顺溜。于是我在家就经常接到找汪曾祺的电话，不胜其烦。有一次，我当面抗议，他还振振有词地答道：“我也不给我家打电话，只给你打电话，因此只记得你家的电话号码。”这一番话让我哭笑不得。二是1996年筹备召开中国作协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时（简称“作协五大”），听说南方一位“左爷”活动要当中国作协的主席，汪曾祺听说后肺都要气炸了。可后来“作协五大”召开，那个“左爷”没当上主席，还是巴老继续当，他还混上个“中国作协顾问”，便又高兴起来。他赶紧印一盒名片，上面赫然印着“中国作协顾问”，还派送给我一张新名片，我至今保存着。三是1996年底，上海有些好事之徒怂恿沪剧《芦荡火种》原编剧的遗孀状告汪曾祺侵权，要求赔偿巨额损失。原因是江苏的陆建华在代编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文集》时把戏曲卷中收入的《沙家浜》题下括号内的“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一行字自行抹去，于是招来这个大麻烦。汪曾祺是个“法盲”，没打过官司，只有挨过斗的经验，面对这么一场官司慌了手脚。于是那段日子，他几乎天天来电话通报进展，讨我的主意。后来此事转交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权利保障处处理，老头儿就不那么慌了。可是据汪老的子女说，到1997年5月16日汪老辞世之后，上海方面还来催问此事，要求开庭审理此案，据说直到林斤澜先生得知此事，打电话告诉他们：“人都走了，还提什么鸟事！”此事才不了了之。
2012年3月26日至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