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卡罗琳死了。就像我计划好的那样，死的漫长、拖沓又格外恶心。我本想用一台联合收割机杀掉她，把她剁成碎片，让她血肉横飞。我能看到鸟儿飞起来抗议，小小的昆虫不断地被她的尸块袭击，人群的哭喊声也越来越强烈，他们死死地盯着她那一点残存物，她曾是那样貌美可人，正当韶华。但到了最后关头，我却改了主意。何必去打破这个英国乡村的宁静呢？
我曾在上一本书（《真理、谎言与宣传》）的最后承诺告诉你们我最终是怎样摆脱卡罗琳的，所以我在本书的结尾讲述了她的死亡。
你们不好奇吗？卡罗琳做了什么让她最后以这样一种邪恶又痛苦的方式死去？实话说我完全不知道。也许是因为她是我未写之书的女主人公。她可是个绝佳的例子，证明作者可以怎样为所欲为，只要别付诸实践就好。
作者能掌控笔下人物的一生，这是我们的特权，但我们却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当我坐在伦敦的一间窄小的前厅里，就算穿着厚实的羊毛袜和毛绒拖鞋，我的脚却依然冻得发僵，我敲打键盘的手指也还是发麻，对此，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我抬眼瞥见铅灰色的天空，不禁打了一个寒战。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过，我能听到车轮在湿滑的柏油路上打滑的声音，也能听到行人走过我房前时脚下威灵顿长筒靴踏出的“啪啪”声。几年前，我还压根没有听说过季节性情绪失调这种病，它的症状就是每当天气不好或者阳光不充足的时候，人就会心情抑郁。我已经好多天没有看到伦敦的太阳了。还记得我初次坐飞机出行的情景，当飞机升上云层，我惊讶地发现，太阳就在天上，将缕缕阳光洒在松软洁白的云枕之上。原来太阳还在啊，当然，太阳没有离开！我居然以为它抛弃了我们，真是太傻了。但是如果你一连数日见不到阳光，你也会有这样的想法的。
比季节性情绪失调更可怕的是，那时糟糕的天气正在摧毁我的创造力。早前我曾与南非广播公司（South Afric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签约，负责编写一系列电台节目，可那时的我绞尽脑汁也写不出一个字来。（我将在后文中把“南非广播公司”简写为“SABC”，我实在是太懒了，省得我每次都要打那么多字。）
我刚从德班搬回来不久，那是南非西部的一个沿海城市，正对着温暖的印度洋。在德班，我文思如泉涌，语句就像被施了魔法一般，从我的脑袋里飞到了屏幕上，好吧，如果你懂我的意思，我在这用了一点破格修辞。
我开始怀念自己曾经的工作，怀念与那些非同一般的人在一起的快乐日子。我回忆起在约翰内斯堡SABC电台工作时的那种兴奋，想到我在德班通信部的旧友，还有我和同事在非洲小镇里拍摄各种节目时的那些难以忘怀的故事。
但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我刚写完SABC的最后一档节目，住的地方又离他们相隔千里，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会让我写新的节目。我早期曾接受了数十年的教学训练，课堂召唤着我，唤我重拾旧业。
我一点都不想再当老师。我早就听说了那些住在神圣学术殿堂里的现代怪物。如果说三十年前的教育界乌烟瘴气，现在更是一塌糊涂，《健康与安全》和《我知道我的权利》这两档节目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点。在我看来，对现在的教师来说，获得柔道黑带或其他武术等级要比在20世纪七十年代在师范类大学里待上三年有用得多。
更糟糕的是，当时我住的地方也不是伦敦的好地段，所以就算有人想要给我一份工作，我还是要预想一下最坏的结果。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在课堂上发光发热了，实在是有点生疏。不，是完全跟不上了。孩子们能把我说得哑口无言。
起初，我曾试着去找一份能得到实际报酬的工作，为此花了不少钱买了《作家与艺术家年鉴》；也曾去拜访我能亲自拜访的每一家制作公司，向他们推销我的作品集视频。我也收到过几个含糊不清的许诺，可到头来都不过是些空头支票。如果当时我清醒一点，就应该能明白，我在这个地方开拓广播和视频事业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我离开这个国家太久了，久到我已经完全和现代的英国脱节了。
制作公司的人会快速地浏览一遍我的作品集视频，视频中展示了一些我的工作成果。他们也并不是不为所动，基本上所有看过视频的人都表示很喜欢里面的内容，认为它们水准很高，但是，与英国完全不沾边。
说句实话，鉴于我自己从电视里看过的英国电视节目，我也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能够融入其中。我看过老师在有的智力问答节目中被自己的学生问倒，也看过说英语的木偶，它用的那些词，我会毫不犹豫地打上红叉，要是我自己的孩子说话用那样的词，我也会立即纠正她。还有一些节目我根本就看不懂，我必须打开给聋人看的字幕，因为节目里的对话要么是含糊不清，要么就是口音太重。
还有很多节目大量地引用我压根没听过的人物、事件和观点。当然，大多数电视节目都很浮夸，听起来就像是全国越野障碍赛马一样，这些都不对我的胃口。
英国电视中的单方面的纪录片也令我很感到很别扭。这一点我几年前就领教过了，当时我想要就动物针灸表达一些看法，但电视台直接拒绝了我，他们拒绝制作一档兼具两面性的节目。我的这个想法最终也没有实现。
我收到的可能性最大的工作是一个含糊不清的邀请，要我去谢伯顿制片厂（Shepperton Studios）写一篇医用手套的稿子，但也不过是因为制造商跟非洲有点联系。我曾为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写过文章，但没有一个能让我提得起兴趣。不仅如此，我很可能每四个月才能收到一份邀稿。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在买不起食物的情况下撑那么长时间。
我也试过不少其他的工作。所有招工的岗位我都会去试上一试。超市不让我当收银员，因为我还是需要使劲盯着硬币看才能搞清楚它们的面值。当地的酒吧也不要我，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连当初培训了我的教育机构也不愿意再为我登记一次。我听不懂花里胡哨的伦敦腔。别人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压根理解不了他们在说什么。
哪儿都不要我，职业介绍所也是，那里现在可能叫工作中心还是什么别的名字？当时我走进去登记，在一个小姑娘对面坐下，她的年纪差不多可以做我女儿了。
“嗯。我看表格里写着，你一直住在国外？”她摇着我填好的表格，就像摇着一面旗子一样。
“是的。”
“住在另一个国家？”
“对。”
“在哪？也就是说不在英国？”
“不在英国。”
“所以，你一直不在英国工作？”
我想这已经是再明显不过的事了，但我还是礼貌地回答她：“我不在英国工作，我一直在非洲工作，在南非。”为了加深她的印象，我补充道；“我总是在忙。甚至把我最小的女儿放在手提婴儿床里带到教室去。”
我想就算这番话不能打动她，也至少能证明我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但是我错了。她先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颇不情愿地低眼瞅了瞅她面前的表格。
“出国是为了……”桌子对面的这个年轻女孩开始计算在我身上花掉的时间。
她终于问到重点了。我是出国了，我漂洋过海。我没有待在英国，而是背井离乡。我没有定居在英国，而是在海峡的另一边，在异国他乡。巨蟒剧团[1]的鹦鹉形象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
“刚过二十年。”我试着给她一点帮助。
“我会数数。”她反驳道。然后继续看那张我认为已经填地非常齐全的表格。
“嗯……所以呢，你就认为自己可以回英国申请失业补助了？”她面带讥笑说道。我觉得她这样说有点不公平，我猜她的祖先应该是来自气候更温暖的地方。
“不！我不是来这里要钱的，我不过是想要重新进入养老系统，想要来盖个章。”其实这是个天大的谎言，我非常非常确定自己并不想回到系统中，我根本就不想回来，但我已经在这了，并且很可能要待在这里。我不得不考虑未来的养老金问题。
她抬起头用轻蔑地看了我一眼，讥讽地说道：“我们早就不用印章了。”
“啊，那么，不管你现在用什么东西，我都会去找工作的。”我重新找回了理智，打算向她示好。
“这话还算中听，因为你不在的这段时间并没有向养老系统缴纳过任何费用。”她那口气就好像我刚从精神病院放出来，或者我刚在监狱服了很久的刑。
她突然厉声说道：“我需要你的银行信息。”
我答道：“你要我的银行信息？要它做什么？”
她看着我，我无法确定我从她的眼中看到的到底是怜悯，还是轻蔑。
“这样我们好给你转账啊。”
“但是我以为我说了。呃。你也说……”我有点被搞糊涂了。
“听我说，”她慢慢说道，好像在跟一个脑袋不清楚的三岁小孩说话一样，“如果你符合条件，那我们就应该给你钱。这是你的权利。”从她嘴里冒出来的这最后一句话就像是子弹一样。然后她回过头去，在键盘上敲敲打打。“上面显示你在系统中，这样的话你将在……”她停下来，发挥自己有限的数学能力，“两周，两周之内收到支票。资金需要延迟到下一周。我们每隔一周出一次账。那么，你的银行账户是多少？”
我必须要使劲想想。如果不算上那个早就被我们抛弃多年的负债户头，我在英国就只有一个银行账户。几年前，为了收到我第一本书的版税，在南非的我开了一个新账户。我本想着每隔一段时间，总部在英国的出版商就会把钱源源不断地打进我的账户。但哪有这种好事。据我所知，到现在为止，我的账户里共有巨款4.1英镑。我把自己的账户信息告诉了她，然后看着她不屑地做完了剩下的文书工作
结束了漫长又痛苦的面谈，我从政府的办公室逃回家中，心里想着，欢迎回家。知道祖国的人们见到你这么兴奋，还真是不错。这种欢迎方式可真温暖。
门铃响了，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前门开了又关。有人短促地敲了一下内门。
“请进。”我喊道，“稍等，我马上就好。”
“我可以等您，别着急。”一个带着浓重伦敦腔的声音响起。
我把手稿和附信滑进一个大信封，然后转身递给这位邮递员。
“老天啊，你是黑人！”
邮递员看起来惊慌极了，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
“啊是这样的。实在是抱歉。”我吞吞吐吐地说，“我绝对没有对您不尊敬的意思。只是……”我该怎么解释啊，我在那里待了那么多年，非洲人说话都会带着独特的非洲口音不是吗？在我面前的可是个英国人，他的祖先是来自于遥远的地方，但他生长在英国，而且听起来他就是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
“抱歉。”我嘟囔着，“呃……我只是，我刚刚从非洲回来。见到您我有些惊喜，就是这么回事。”
邮递员笑道：“没关系。”
“对了，这个，”我指的是信封，“这个是寄往约翰内斯堡的。”
“这个城市是在非洲吗？”
“是的，南非。”
邮递员说道：“我没去过非洲”
“那是一片美妙的大陆。”我回答道，“而且，我很想念那里。”
“这样的话，我们也是一种位置互换了。”邮递员一边说，一边把我的信封塞进他公司的快递包，他扯下带孔眼的封条然后递给了我。他又说：“你要回那里去吗？”
“我希望能回去，可能会吧。我想回去，但是不确定能不能回。”
等一下！是什么阻止了我？撇开钱不说，是什么阻止了我回非洲？我在伦敦过得不快乐。我想念湛蓝的天空，想念鼓声响起时脚下的震动，想念尘土飞扬的大地，还有那种似乎触手可及的危险，正是我脚下那蠢蠢欲动的危险让我时刻警醒，让我感到自己是活着的。
就在前一晚，我的小女儿还告诉我，她在英国有多么不开心。她想念德班学校的校规，她在英国的学校里看到了很多药，这把她吓坏了。她在英国再也学不到数学和地理了。她也想念她的朋友们。她想要“合理地”上完中学，想参加本来要在十八个月之后参加的入学考试。
这次回国也不一定就要定居下来。如果我能够找到工作，找个我喜欢的，我就能挣到足够的钱来维持我们母女二人的生计，还能让女儿完成学业。
片刻之后，我的手指就开始在键盘上下飞舞，给德班电台写了一封信。如果我再回去，他们是否能给我找个活干？我读了一遍就把这封信塞进了传真机，然后按下了发送按钮。
没几分钟回信就来了。
“坐下一班飞机，我们能做到。欢迎回来！”看到这句话，我的泪水立刻就溢满了眼眶。我是那么想回去，不仅想回归我热爱的国家，还想回归我热爱的工作。我心意已决。虽然我没什么钱，在德班也没地方住，但我能想办法解决的。
我在英国就像是一条离开了水的鱼，人生苦短，何不开心地活着。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跟我的小女儿回夸祖鲁—纳塔尔省去了。
我的丈夫拒绝了与我们同行的邀请。他非常明确地表示，他永远，永远都不会再踏上非洲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