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泓冰
（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副社长、高级记者）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这70年，中国从战乱后的积贫积弱，直到通过持续改革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走出了一条史无前例的发展道路。新中国70年的波澜壮阔，事关一个亿兆人口的古老民族的前途命运，无论是在中国上下五千年，还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都是一场极其醒目的历史叙事。这70年的中国，从数千年的封建观念笼罩中，从盘根错节、积重难返的旧体制中，锐意革新、艰难突围，其间究竟发生过什么？改革开放究竟是由哪些人、哪些事一一促成的？碰到过哪些坎坷、采取过哪些应对措施？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解放思想在各个领域具体所指又是什么？
这本《中国寻路者》，或许可以借助采写的人物之口，一一解开这些与改革史息息相关的扣儿。开卷之益，就在于仿佛读了一部新中国强国之路的缩微版“史记”。
这本书选自作者的“高访”系列访谈，该系列甫一问世便颇引人注目。很有一些同行钦羡。一是羡慕高渊的文字，二是羡慕身为党报记者，有这样自定主题、采写人物的“随心所欲”。
作者确实得天独厚。借力上海报业的全方位改革，他成为解放日报的特聘首席记者，这个“特首”，让他没有了职务和条线的羁绊，可以做一些颇具学术意味的采访调研，也就有了重磅的“高访”人物系列。
其实，即便有了这样的“得天独厚”，也不是谁都能像作者一样成为如此水准的高访主笔。细数他笔下的人物，你会发现，都是在新中国历史上有一定分量的人物。没有充分的积累、学养和见识，是不可能在他们面前，拥有平等对话的机缘和底气的。
且看他曾采访的那些人物：
陈锡文，黑龙江知青出身的前中财办副主任，一直是中国制定农村政策的参与者之一，连续参与起草了17份农村改革“一号文件”。他回忆80年代初成立“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之际，邓力群和杜润生都来了，他还记得当时让他感觉振聋发聩的一席话，“中国是一个农业和农民大国，农民如果还贫困，那么国家就富裕不了……就不可能现代化”。
石广生，前外经贸部部长，主持中国入世谈判，代表中国政府在多哈签署《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十几年后他感叹：“实践已经回答了我的担心，中国入世是成功的！如果当时再拖下去，不仅中国会晚受益，而且为入世付出的代价会很大。”
王新奎，曾经和一些青年学者一起，同几任上海市主要领导定期务虚，感受了上海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历程。作为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深度参与了浦东改革开放进程。他认为，改革“就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解决问题”。
王赓武，出生在印尼的澳大利亚公民，国际影响力颇大的中国问题专家、香港大学前任校长。他提出“中国正面临第四次崛起，目前中国的改革动力，可以和两千多年前秦统一中国时的爆发力相提并论”。
郑永年，浙江农村家庭走出的书生，继王赓武之后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他说：“我总觉得80年代是很好的时代……那代大学生可以说是思考的一代，当然有点过于理想主义。”
……
这些人，构成了新中国70年崛起之路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话，在历史长廊中余音绕梁、经久不息。在高渊的书写下，新中国道路上的诸多细节纤毫毕现、熠熠生辉。这样的一些人物，显然是高渊有意识的选择，是有意在为新中国、为中国改革史留下珍贵实录，这些实录发人深省，也深具史料价值。毕竟，我们和我们的后人，都太需要了解改革的来处，都不能忘了当年为什么“非改革不可”，也由此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决策层不曾动摇过改革共识，包括当下对“改革再出发、思想再创新”的一再鞭策。也许，越到后来，如“高访”这样的人物选择、这样“保真”式的书写，会愈发凸显出其分量。
看得出，每访一个人物，作者都做足了功课。他的发问不温不火，尽量隐没自己的主观意志；同时又有和受访者平视、对等的姿态，仔细拿捏着访谈的节奏。中国从来没有停顿过攻关克难，“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而他像是一位熟门熟路的向导，带同读者一起，随着受访者一同重走新中国70年的深川和大山、泥淖与渡口。
作者有时会出人意表地从ABC问起，比如问王新奎：今天我们聊天的主题是上海的改革开放历程，在你的心目中，“改革”是什么？引出了王新奎很棒的回答：“‘改革’这个词，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广泛流传的。原来不说这个词，讲的都是革命。”“‘改革’有它的特定含义。简单地说，改革往往没有预设的抽象目标，更没有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改革都是被现实逼出来的……”之后，上海以及浦东改革开放的繁花，从王新奎的叙述中一一过眼。
有时是闲到不能再闲的闲笔。比如作者问郑永年：我关注你的微信朋友圈，发现你每隔一两周都要写一个“周日徒步日志”，每次都要走上三四十公里，只走不跑吗？结果引出郑永年的回答：“我一直觉得，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走路可以同时获得这三种感觉。”他还提及在浙江四明山区的童年，“经常吃不饱饭，而且干农活很累，劈山造田、修公路、种树，等等，我都干过。当农民其实是很孤独的”。农民的儿子这条线，一直在访谈中若隐若现，或能解释网友眼中郑永年“曲线救国”的心路历程。
当然，“高访”的采访对象，并非都是“改革人物”，比如也有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组首席顾问、法学界泰斗倪征的女儿倪乃先，还有媒体人白岩松……但是，尽管不在改革的核心位置，他们的工作仍然和新中国的过去和当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拓宽了新中国复兴之路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维度。
从新闻业务的角度，本书也值得一读，甚至具备某种教科书的意义。
新闻人物的“高访”，在20世纪有一位标杆式的记者——法拉奇。她开创了一种崭新的采访方式，以迂回、逼问甚至挑衅的提问方式采访世界政要，具有浓重的“法拉奇”标签。在采访中，她就仿佛站在聚光灯下，当仁不让，咄咄逼人，甚至会把对方问到气急失态，由此采访出了很多经典作品。
高渊的人物访谈却完全不同。他的公号署名“水米糕”，颇能说明他的采写风格——很糯、很温润、很纯净，没有华丽的描写、锐利的词锋，也没有炫技式的枝枝蔓蔓，却使记者和受访者、新闻和历史、人物和时代不落痕迹地深度交融，难分彼此。他访谈的每个人物，几乎都有惊心动魄或至少起伏跌宕的人生故事，都和国家命运和改革的命运休戚相关。但在他，每每只是闲闲地起个头儿，或在受访者沉浸或稍歇的时候，悠悠地随意递个话儿，话题就这么长江大河地流淌下去、漫过历史的沟沟坎坎……在看似温糯和软的访谈中，却充盈着某种“虽九死其犹未悔”“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息，透出属于新中国、新时代的痛与快乐、爱与哀愁。
高渊和法拉奇也不无相似之处。比如善于把握谈话节奏，访谈中的控制能力，以及在权威面前的平等姿态和独立人格——这一切，唯有站在“高”处，方能做到。
其实没有资格作序，就算一篇导读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