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老板为什么一定要找到这个男人？“方晓刚问。
“所有都写在我的手帐本上。“我说。
“可是你的手帐本在你老板那里。“方晓刚说。
“因为我发现了老板的事情，被老板发现了，他让我把手帐本交出来，对此，我也有过反抗。我跟老板提出，手帐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生活的笔记，艺术也是如此，因此这不是一般的笔记，笔记是作品，作品有它自身的价值，老板不能强行让我把我自有的有价值的东西交给他，这样与抢劫无异。我在网上找了很多记录详尽，计划周密的手帐样式给老板看，老板认为那些做手帐的人接近于强迫症，他还认为有以下几点可以证明他不是在抢劫我，第一，我的价值由他说了算，他是老板他给我多少钱就多少钱，他决定不给我钱的话，我的笔记就没有价值。第二，他对我只是态度强硬了些，既没有使用暴力也没有威胁我，如果这样也算抢劫的话，老师让学生交作业也是抢劫。第三，他对比过手帐之后，认为我的笔记不能称之为手帐，这是一目了然的，无需要证明太多。我只好乖乖地交给他了，我有以下理由，首先这本手帐对我已经没有太多用处，其次，他是我的老板，我便服从他。“
方晓刚带我看那把贝斯，从柜子上拿下来，果然是黑豹的头，琴头反面刻有魏赫的名字，至少可以证明老蒋与魏赫有过接触。
“你可能很快就能找到你要找的人了。“方晓刚对我说。
“我是要找这个人，但是我并不想这么快找到他，我想把找人这件事的时间在我的控制之内，让它尽可能长一些。“实际上，我不想那么快回北京。
我在北京有租了个一居室，在其中住了五年。我想换个环境居住，这里风和水软，与北京大不一样，在北京常常要戴墨镜出门，防太阳，防沙尘暴，还要扮酷，墨镜戴久了会夹耳朵，夹耳朵久了，我会偏头痛。
我住的一居室里有一个柜子，与这个放贝斯的柜子一模一样，共有三层。我在第一层放了一些书，第二层是咖啡机，牙刷，水杯，第三层是鞋子，卫生纸。我在一居室中活动，而柜子像一个同居者，也像一个凝视者，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的存在通过柜子的凝视来印证。
有很长一段时间，但凡不下雨的日子，我每天出门跑步，从柜子的第三层拿下跑步下，穿上出去跑几圈，回来后再将鞋子放回第三层，如此反复地度过了半年，体重却没有任何变化。我有意想要减肥，想要变得纤细修长，想要体型尚有很大的余地，可以随性地吃，随性地穿，身轻如燕，举步如飞。
方晓刚顺手弹起了贝斯，那声音就像琴头上的黑豹在嘶吼，来自被关束的绝望，方晓刚说这间屋子是隔音的，声音在这里产生，也在这里消失，外面完全听不到。屋子里的灯是泛着黄的，将贝斯照得金光闪闪，豹子的嘶吼声也是金色的，可是黑豹并非是切切实实存在的，可能这个世界上除了我，没人关心黑豹的嘶吼声下的绝望，没人关心着声音的何去何从，包括黑豹本身。
“你和老蒋是怎么认识的？“我问方晓刚。
“哈哈，抓鸽子。“
“抓鸽子？“我想他好歹是一名律师，抓鸽子这样的行为有些冒险，万一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容易惹起麻烦。
“在韩国念书的第一年，过了一段日日茹素的时光，我和四个中国学生一起合租，第一年刚去还没开始打工。十几年前韩国的物价与国内比相差太多了，留学生不舍得在韩国吃肉，合租的学生之间更是默默地达成了一种共识，在外过点苦日子不算什么，回国就能心安理得地又吃又喝了，整整两个月都自己在家做饭吃，那时候我们二十岁出头，四个中国学生在韩国正秉承着中国人的传统，忍受贫穷。“
“你们自己做饭，填饱肚子没问题吧？“我问。
“填饱肚子是没问题，那时候怎么简单怎么烧，结果连续喝了两个月粥，没有买过肉吃，有一回我特别想吃炸鸡，但是没法办跟别人讲，因为我不能破坏我们正在受苦这件事的秩序。“方晓刚说。
“受苦这件事的秩序？“
“在同个屋檐下，当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那个人是在受苦，当所有人都在受苦的时候，受苦是一种信念。“
“我不明白。“
“因为在他们心里此刻喝粥，是为了将来，只要忍到回国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回去后肆意吃喝，那一刻是目标，所以这一刻是坚忍的，充满期待的。共同喝粥这件事让生活同一面平静的湖水，无风无浪，偶有微风吹起波澜，也将很快平复，但实际上我们那样的生活不是一滩湖水，也不是气势磅礴的大海，也不是青翠广阔的草原，不过是天天喝粥的日子而已。就算我够钱吃炸鸡我没办法当着他们的面吃炸鸡，是我不能破坏他们对湖水的想象，忍耐出来的平静甚至不是我想要的，可是我也没法背着他们吃，因为吃炸鸡太是敏感事件，每个人都想吃，却忍着不吃，吃炸鸡关乎着对那合租房的忠诚。“
“难道你不是也是在制造幻象吗？“
“我并没有制造和破坏幻象的勇气，我倒是希望我有不在乎他们的勇气，有一回合租的当中有个女同学生日，我想以生日的名义出去吃顿好的，但是大家还是坚持在家做饭，这次不再是喝粥，可是煮了一顿全素的。当时实在受不了，两个月以来天天煮粥吃，我在学校里捉了只鸽子，想回家煮了，他们觉得又觉得煮鸽子很麻烦，他们既不愿意花钱好好吃一顿，也不愿意不花钱好好吃一顿，他们只想要一起喝粥，如同一起创业的信念，像一起打一片江山，首先要意志力的无坚不摧。那时候有很多事情我都不明白，就像学校里有很多鸽子，我不知道它们是哪来的，我也不明白我的同学为什么那样。“
“你现在就明白吗？“
“我现在已经无所谓了，第二年我就搬出来自己住了，一个人租的地方虽然很小，但是更自由。我对我在韩国的回忆很好，我的室友他们并没有让我感到难堪，只是让我困惑，其实不管在哪里，我想我都会困惑。说起来，那时候我们四个人都是瘦子，谁想到现在有个人长到了两百斤。“方晓刚说着笑了起来，他的笑脸看起来很轻松。
“后来鸽子呢？“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