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北京南站是2008启用的新南站，老北京南站建于1897年。我读书的时候感觉北京南站就在一片棚户区里，车站本身也像个棚户区。某个暑假，我回家照例西安站、北京站、北京南站，然后一路向北。西安的夏天很热，北京也很热，火车没有空调。赶到北京南站的时候正是午后骄阳似火。候车室门外靠墙边摆了一个茶水摊，一张大桌子上十几个豁着牙的粗瓷大碗，碗口下面有一条蓝杠的那种。桌子边上围着灰头土脸的人们抢着买茶水。一碗一毛钱，你给摊主一毛钱就可以随便拿起一碗喝。喝光了的空碗放回桌上，拿着个大铁壶的摊主就手脚麻利地再把空碗倒满。而我，一样的灰头土脸、渴得喉咙生烟，也挤进人群递上一毛钱，然后端起茶碗一饮而尽。
喝了水也吃了点东西，转签的票也拿到了，就去车站里等。座椅一定是不够的，地上也满坑满谷的人。我找了个空一点的地方席地坐下去。旁边有个年轻军人，也是一个人。坐了一会儿就聊了起来，军人和我是同一趟车，目的地也很近，他买的票有座，而我中转签的票没有座。他说你一个人那么远，就跟着我一起吧。接着开始检票进站。在站台就听到列车员说车上人太多，没有座号的不许上车。军人告诉我别急，然后他先上了车，接着把车票从车窗递给了我，我才得以混上了车。车开了，年轻军人让我坐在他的座位上，他说想站一会儿。后来他就一直和我换着坐。
长途火车就是个小社会。我们背后的一个面对面的六个座位都是一伙人的，他们大概十个人一路的，有六个座号，座椅中间的空地上铺了塑料布，睡了两个人，还有人补了票去了卧铺，最后就腾挪出了一个空位，十块钱，卖。忘记是几个小时十块钱还是短途定价十块钱，总之看着那个领头的佳木斯女人一个座位卖了好几次。火车上大家都闲，北方人又善聊。我有时候站在军人边上，有人问，也说几句。过了几站，那个空座又空出来了。躺在地上同伙要坐，女人不让；旁边一个站着的男人要坐，女人说：掏钱！男人就无奈地算了。然后女人叫住我：“妹妹，你坐！”我摇摇头。从西安到佳木斯的火车票半价一共只要五十块，我才不想花十块钱坐一下那个座位。女人看出了我的迟疑，说：”你坐！我不要你钱！“我很疑惑却没再拒绝，坐了过去。这下，刚才那个想坐而不可得的男人不高兴了，义愤填膺地问：”你怎么问我收钱不问她收钱？”女人理直气壮回他：“这是我老乡，是我妹妹，我爱收钱就收钱，不爱收钱就不收钱！”
十几个小时候后，火车到站，军人、女人，还有我，各奔东西。
北京往西去的火车上一般人不多，车厢里也很安静。佳木斯和北京之间的车却总是人很多、很热闹。一次，照例人挨人、人挤人。一个小站，上来两个女人，姐妹相称，长得却大不一样：姐姐面相质朴，穿着深色的衣服，微胖、大脸，直发随便的束了在后面，刘海直直地趴在额头。妹妹身材匀称，穿着红色大衣，水蛇腰，高跟鞋。长发高高地盘在脑后，应该是美发店里盘的，还打了发胶，两边耳际各留了一缕长发弯弯曲曲地垂下来。脸上化了妆，未语先笑，颇有几分姿色。
姐妹两个在挤满人的过道里站定了一个位置，不动了。很快，他们身边多了一个年轻男人。又过了几站，妹妹要和那个年轻男人下车，和姐姐打了招呼，挎着小包跟在男人后面往车厢门那里挤。姐姐留在原地为车厢里的看客答疑解惑：“上车才认识的，我不让她跟着走她非要走。”
车停下来了。忽然听到门口有女人的尖叫声：“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在东北，打架是常有的事，出趟门如果没见一场战事才奇怪。除了“你瞅啥”还可以有各种理由。我们离车门远，中间隔了万水千山几重的人墙，没办法看到也就不去好奇。很快，车重新开起来，门口那边新上车的人开始往车厢里边挪。我们在挪进来的人群里看到了妹妹的身影，她老远就和姐姐喊：“哎呀妈呀，吓死我了！打得满头是血，我可不敢和他下车了。”
没一会儿，所有新上来的人见缝插针地安定了下来，火车上恢复了相对的平静。等再看过去，姐姐在，妹妹不见了。往远处扫了一眼，看见妹妹在车厢另一边端头第一排座位前面的地上坐着，旁边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男人。老男人很瘦，微微驼背，面色蜡黄，穿着起球的深色毛衣。老男人殷勤地一会儿给她弄吃，一会儿帮她拿东西。妹妹就甜蜜地坐在地上吃橘子，一笑两弯柳叶眉跟着一起笑。
后来，看不见妹妹了。姐姐在这边和身边的旅客聊天，过会儿去找妹妹，回来感叹：“她还真行，跟了那个老头子给她找了个座儿坐下了。”
四、其他片段
夏天回学校，在老北京站等车，想来是车站里太热，也许是很晚的车不能提前进站。广场上坐满了休息等车的人，也有人垫着报纸躺着的。我捡了份报纸，也躺了下来，头下枕着自己唯一的行李——一个手拎旅行包。晚风吹去了一些热气，我舒服地躺在白天晒过现在暖暖的地上，仰望着天空和身边行色匆匆的人们。偶尔看到时髦女人穿着短裤露着细长的美腿从旁边走过，我就会多看两眼。
冬天比夏天舒服。有时中转的下一程火车不用很赶，我会带着行李，走出车站随便逛逛。有一次，信马由缰就走进了南站旁边的陶然亭公园。还有一次，凌晨乘地铁去了天安门广场，并没有看到升旗。
某次在佳木斯慌慌张张上了车，找到自己的座位，发现旁边站着小我两届的学弟，同是朝鲜族老乡，叫我姐姐的。学弟没买到坐票，我们一路就一起挤我的座位。开始还是换着坐，后来人越来越多，我们就挤着坐在一起，并不觉得尴尬。四年的硬座，真正的尴尬是吃不上又不敢喝水、坐着睡觉头歪在旁边男生的胳膊上还流了口水……
路上有惊险，还有尴尬，但是每次要踏上归途总是很兴奋。宿舍下铺的小米儿一直说起：临放假还有三天，我就开始在上铺忙着收拾行李，她一晚上都听见头顶的床板咯吱咯吱的响。要说，那会儿我也没什么行李，有啥需要收拾一晚上的呢？
每次春节后在漆黑的凌晨从家里踩着雪出来，踏上汽车与火车的行程，也是穿越节气的行程。先是透过结满窗花的玻璃看白雪覆盖的田野与白色屋顶的村镇交替退去；接着窗花融化，田野里露出黑土地；渐渐地，黑土地变成了黄土地，直至黄土地里已经长出了青苗，我知道，快到了。
到站时，最幸福的是有热情的欢迎。某次从青岛回西安，西安的凌那个暑假不知为什么十分想我，跑到火车站来接。看到我激动地说：“哈哈哈，你现在真是个黑胖子！”其实，她也没白到哪儿去。
车来车往，相见时欢笑，分别时哭泣。感谢小米儿和米爸爸，四年结束要去既不是家也不是学校的上海的时候，送我到车站，让我泪流不止的同时，并不感到孤独，仿佛只是再一次的从家出发。
谢谢你们！
~完~
